《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第二部第九章中记载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罗马皇帝哈德良继位后，第一件事是修正其叔父图拉真的帝国主义政策。他曾谏阻无止境的征伐，因为那“劳民伤财，胜利不能持久”，当他大权在握，便毅然从美索不达米亚撤军，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为罗马沸腾的扩张野心划下了一道冷静的休止符。史家评述，他从此“视帝国为人民的财产来治理，而不视为私有”。
这一笔，轻描淡写却石破天惊。它标志着，那座名为“帝国”的、矗立于历史地平线上的巴别塔，第一次出现了自觉的裂缝。
帝国的本质，正是建造巴别塔的古老冲动。它源于一种统一的意志，渴望“传扬我们的名”，用军团、大道与律法，将语言相异、神灵不同的万族糅合进一个单一的秩序。从罗马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到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无不是试图对抗上帝为人类设定的“分散”与“多样”的本然状态。皇帝被神化，天子受命于天，这本身便是在人间扮演上帝的角色，企图以人为的、统一的秩序，取代那充满自发性的神圣安排。
然而，巴别塔的宿命，早已铭刻在古老的寓言里：“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哈德良的伟大，在于他提前窥见了这一宿命。他意识到，无止境的扩张只会让塔身因承载过重而崩塌。于是，他从一位塔的“增筑者”，转身为一位“加固者”与“管理者”。他的长城、他的法典、他将帝国视为“人民财产”的宣言，都是一次决定性的战略收缩——是狂热的征服梦想，向冷峻的治理现实的妥协。这座塔，不再追求刺破更高的天际，而是试图在已有的疆域内，立得更久。他扮演了奥古斯都的角色，用“希腊精神治理东方，通过罗马精神治理西方”，试图在塔内允许一定程度的多姿多彩。
然而，哈德良的修正，虽延缓了崩溃，却未能扭转命运。帝国内在的“变乱”基因——文化的差异、民族的隔阂、统治成本的飙升——如同不断侵蚀塔基的暗流。两千年后，这一进程在二十世纪中叶达到了高潮。二战的硝烟散尽，仿佛一场全球性的“语言变乱”，那些曾经庞大的帝国——不列颠、法兰西、奥斯曼……在民族自决的浪潮中纷纷解体。
这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一次壮丽的“沉降”。曾经高耸入云、企图囊括万有的巴别塔，轰然倒塌，其碎片落回大地，化作了一片片形态各异、边界分明的“花园”。这些民族国家，不再追求普世的统一，而是退守到更自然、更本真的状态：它们守护一方水土，培育一种语言，传承共同的历史记忆。它们从追求“广度”的帝国梦中醒来，回归到耕耘“深度”的民族国家现实。这仿佛是历史在经过漫长试错后，对某种神圣秩序的一次理性回归。
但历史的循环从未止息。今天，我们站在民族国家的万花园中，抬头却望见新的“巴别塔”正在地平线上投下它的巨影——我们称之为“全球化”。它同样试图让资本、信息与文化跨越一切民族与国家的藩篱，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其力量与影响范围，甚至让古代的帝国难以望其项背。
与此同时，我们亦看到强烈的反弹：本土主义的复苏、民族情感的升温、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坚决捍卫——这恰如花园的守护者在奋力修筑自己的篱笆，以抵御那股企图抹平一切差异的、新的“统一”洪流。
这便是人类永恒的张力：一边是建造巴别塔的、走向整合与统一的雄心；另一边是守护花园的、维系多样性与本真性的渴望。
从图拉真的剑到哈德良的墙，从帝国的黄昏到民族国家的黎明，再到全球化与本土主义的当代博弈，我们始终在这两种冲动间摇摆。哈德良的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巴别塔必须有边界。真正的未来，或许不在于彻底拥抱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而在于理解：那通天的塔永远是诱惑与陷阱，而那繁花似锦的花园，才是我们真实可触的家园。
人类的希望，不在于再造一座统一的巨塔，而在于让万千花园学会彼此相邻，欣赏异卉，呼吸共融的空气，共同构成一个既丰富多彩、又和平共存的壮丽世界。
202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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