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莫理循被委派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1912年卸任后又一度担任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政治顾问”。他在1895年至1920年关于中国问题的通信恰好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那些历史事件。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出生于1862年。他是维多利亚州最著名的学校季隆学院院长的长子，这么好的家庭背景不好好利用，反而热衷于冒险。十七岁那年，他从家乡步行650英里到达阿德雷德；随后又只身划着独木舟漂流了尚未开发的墨累顿河。最著名的一次冒险行动大概是1882年横穿澳大利亚南北的徒步旅行，他孤身一人123天用步丈量了2043英里，而那时对澳大利亚广袤国土的测绘甚至都没有完成过。他这一冒险行动第一次被《泰晤士报》所注意。
1894年他穿着中国长袍，戴着中国小帽，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3000英里的徒步旅行，为此还写了一本书叫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其时，《泰晤士报》正在物色驻远东的记者，于是莫理循进入了经理莫利伯·贝尔的法眼。
恐怕莫理循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中国一住就是25年。他那大量的通信、日记、内参，以及他在中国所购置的大批书籍、版本资料等成为后世研究二十世纪初转型中国的宝贵遗产。
读莫理循通信集，常常惊叹于他对国际国内事务敏锐的判断力和决断力。
日俄战争前夕，莫理循就是那个鼓吹日俄之间终有一战的人。他甚至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谈话，极力鼓动日本发动对俄战争，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记者，而是一个参与者。他认为，依当时的时局和清廷羸弱的事实，只有日本方面可遏制俄帝国野蛮扩张的野心。
在与袁世凯交往后，他认定袁世凯是未来的政治领袖，他极力宣传朝廷的“新政”，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甚至不惜与自己的上司绝交。1912年，莫理循以3500英镑的年薪受聘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政治顾问”。他支持袁世凯的各项改革政策，他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的铁路强国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力主中国加入协约国以提高国际地位。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是第一个向外界揭露日本灭亡中国“二十一条”计划的人。
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对袁世凯也并非一味奉迎，相反，他倒是常常讲些逆耳之言。他说，他提出的意见也许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书信集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翻阅到1915-1916年的通信记录，让笔者特别好奇的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有何具体的言论和行动。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经过几个月的紧锣密鼓之后，终于在1915年8月中旬，以筹安会的成立而公开登场。筹安会宣言里要讨论“君主民主何者适于中国”，据说在理论方面还引用了中国总统的法学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的文章，因为他说过“世界君主政体实较民主为优”。
古德诺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后升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一位纯正的学者。对此他辩解说，他仅仅是从纯理论角度谈论这个问题的。他抱怨说，人们在引用他的文章时，不符合他的原文。不过他确实说过，中国人民大众不懂总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却懂得皇帝是怎么一回事。
古德诺博士这点没有看错。筹安会一成立，大家立即明白这位是要做皇帝了，于是各省大员为保禄位，纷纷复电赞成，一致拥护，绝对忠诚。
我们今天读到莫理循的通信，可以发现，在整个袁世凯称帝闹剧中，莫理循始终保有一份清醒与警戒，发展到最后变成直言不讳的谴责。
早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他就说过：“袁世凯显然因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在苦恼，指望能用某种戏剧性的事情来挽回他的威信。”莫理循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的话竟成了预言，“某种戏剧性事情”恰是筹安会正在着手做的。
在莫理循看来，这个时候称帝简直是不可理喻，且不说日、美、俄都已经知会中国政府，反对称帝运动，后来又加上法、意、英；单说日本的二十一条就已经把袁世凯的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莫理循在面谒总统之后的备忘录中说，袁世凯本人“对于日本，就像青蛙见了毒蛇一样，吓得昏迷瘫痪了。”而那条毒蛇却仍在恶狠狠地盯住青蛙，看它是不是会蹦到皇帝宝座上去。因此，袁氏选择这个时候称帝，无异于选择自杀。
然而袁世凯在一次次“国民投票”和“一致公意”的劝进声中，早已被灌了迷魂汤。不过他是否真的相信所谓“民意”？甚至还有一个近代史上广为流传的典故，说长子袁克定伪造了《顺天时报》，使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其称帝。
我认为这些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莫理循作为中华民国总统顾问，是既顾又问的，事实证明，他尽到了他的职责。在1916年2月9日给袁世凯的信中，莫理循说：“遵照阁下的愿望，我刚访问了汉口、长江、南京和上海。从京汉铁路南下，京浦线返回。”他说，“请允许我即刻就说，我遇到的每个人，一谈起这个问题，都十分痛惜中国目前的局势，并强烈非难那个酿成目前动乱的帝制政策。我遇到的每个忠于中国利益的人，谈到阁下的政府，不顾一切逆耳忠言，强制推行那项使国家陷入混乱境地的行动时，无不义愤填膺。”
莫理循劝谏说，那些来自各省吁请阁下登基的函电，大都是北京的一小撮亲信准备好，发交各省，再发回北京的。莫理循还特别说道，当他质问冯国璋为什么骗总统，打电报拥戴他登基时，冯国璋故意提高声音，让所有人都听见，回答说：“因为我是奉命发出那张电报，是遵照政府方针办的。这是特派一位官员带到南京，然后以我的名义发电报回北京的。”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人人都认为帝制运动是一场闹剧，大家都在等着看一场笑话，同时纷纷撇清自己与帝制运动的关系，并以参与阴谋为耻。
莫理循在信的末尾，直截了当地谴责了称帝运动，并建议说：“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帝制。待目前战争一结束，确实查知民意之后，立即建立宪政议会，召开国会并组成由一位认真负责的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
莫理循主张“立即”宣示放弃帝制，他在另一封通信中表达了对于中国人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态度的不解，他预言任何推迟帝制的言行必将带来灾难。果然，袁世凯并没有“立即”取消帝制，面对汹汹民意，只是宣布无限期推迟登基大典，直到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身亡。
如莫理循描述，袁世凯自己，为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即在1916年6月6日离开人世。
原载 葛陂小记
202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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