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纷纷碰杯，酒桌上气氛热烈。
我估计我的那篇莫名其妙获二等奖的稿子，会得到一、二百元的奖金。不料，我拿到装钱的信封一捏，绝不止那个数。我又不好意思直接打开看，就问坐在我旁边的民政局宣传处李科长，我这个二等奖奖金是多少？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多给你点，可是发现你只写了这一篇，只好给你800元。
800元也不少哇，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听李科长的口气，评奖还要看稿件的数量，这对我倒是新鲜事儿。我悄悄问李科长，你们评的一等奖、特等奖、成就奖各是多少钱？
按说我不该问这个事儿，奖金数额是人家的商业机密。可我又知道，李科长虽然负责市民政系统的宣传，是个有级别的干部，但他也爱好文学，曾在报纸杂志发表过散文，按他的说法，他“拜读”过我不少文学作品，对我“神交已久”。有共同爱好的人凑在一起仿佛没有隔阂，我们之间说话很快就“哥们”起来，我问他奖金的事儿，他也并未觉得唐突。
“情况不一样，主要看对彩票销售的贡献。”李科长也压低声音对我说。
各个桌已经喝起了酒，声音嘈杂，我把脑袋凑得离李科长近些。他告诉我，有些领导不一定得写稿，一样可以拿钱，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名义。
我又有些吃惊：“你们还经常评奖？”
“那当然，你第一次参加，少见多怪！”
李科长笑笑，接着说，“彩票发行中心的王主任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很聪明，会办事儿，奖金的数儿，主要是他定，我们配合做些服务工作。”
我追着问：“那么，那些优秀奖，还有一等、特等是多少钱？”
老李又笑了，开玩笑地说：“你这是不正当的好奇心！我不告诉你具体数，反正上边那几档，都是几千，还有上万的。”
我惊愕地看着他，有些结结巴巴地问：“上万？谁，谁拿了那么多？”
老李笑得差点把手里的酒洒了，他把酒杯放下，俯在我耳边说：“人家半岛报社的小王，专门给福彩开了专栏，她就过万。”
我四处撒摸寻找那个获大奖的姑娘，看到她在第二桌，民政局局长挨桌敬酒，正在和她站着说话。
李科长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小王会过来敬酒的。她获大奖大家都知道，这不丢人，是很光荣的事儿。你是作家，你应该为福彩多写点。”
我知道半岛那个专栏，我经常浏览报纸，对那个专栏有印象，好像整天在那里报道谁谁中了大奖，谁谁富有爱心长期热衷购买彩票；版面上还经常刊登各种彩票小知识，煞有介事地研究彩经，分析走势图、中奖号码的规律等等。客观地说，那个专栏对诱惑岛城人们购买福利彩票，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
按说，我是新闻界中人，对同行的议论应该尽量不用“煞有介事”、“诱惑”这样的词儿，否则别人会以为你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忌妒人家挣钱。其实，我心里没有褒贬别人之意，只是对青岛的彩票宣传，有些隐隐的反感。有一次和作家尤凤伟、许志强等人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说起买彩票的事儿，许志强说青岛有一家人买彩票，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却没有中大奖，家里人痛不欲生，扛着一箱子废彩票，到青岛市政府门前，哭得昏天黑地，被武警强行拖走了。
老尤听后义愤填膺，说：“这样的事儿，你们新闻界就不报道了？光整天报道中大奖的？给老百姓造成误解，以为买了彩票就能中奖，中大奖的几率很高。其实中大奖的是极少数极少数！这里面有个比例，报纸不提。”
他把身子往后仰了仰，叹息了一声：“唉，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谁了解其中的内幕？我们了解，一般的老百姓却不了解，你们媒体又片面报道，这不是请君入瓮，糊弄人吗？”
可能在座的只有我一个是新闻界的，老尤就生气地盯着我。
我说我大头兵一个，不代表新闻界，我什么事儿说了也不算，只是干活挣钱罢了。
许志强以嘲弄的口气问我：“你是搞新闻的吧？”我说我是，他接着说，“那你的嘴按在别人头上，你的笔在别人手上？”
我说你们不知道，我们新闻界有句顺口溜，“我是党的一条狗，趴在报社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党让撒口就撒口。”
我刚说完，他们全都哈哈笑了，我也笑。
我不是自毁形象，这句顺口溜我们整天挂在嘴上，到处说。我们认为不掉架，就是这么回事嘛！
我不能不承认，朋友们私下的一些谈话，对我还是有些影响。虽然我写了篇彩票的文章，还“获了奖”，装兜里800块钱，但仅此而已，我再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任何吹捧文章。
那次评奖会后，福彩中心果然给电视报投了钱，电视报每周拿出专版，介绍福彩。后来我发现青岛的报纸几乎都和福彩中心联了姻，福彩版铺天盖地。我们那个负责编辑福彩版的同事孙大卫，还应福彩中心之邀，与青岛新闻界的一些编辑记者，去广西和越南考察了一趟。同事从越南回来后说：“人家福彩真大方，带我们在桂林玩了好几天，吃住全是高档宾馆。在越南还给我们发了不少越南盾，让我们零花。”
后来我到了电视台，大概是福彩特别重视电视宣传的原因，我每年都要和王增先打几次交道。即墨一个女孩得了白血病，家里没钱给她治疗，青岛新闻界报道了此事，岛城掀起了捐款热潮，福彩中心捐助了其中最大的一笔。
电视台要直播女孩手术实况，王增先在做手术的141医院直播现场，准备代表彩民发表讲话。前边是介绍手术流程，离王增先出场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同他在医生办公室聊了起来。我说：“王主任，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照片，给哪儿哪儿捐款……”
王主任笑了笑，摇了摇头：“找我的人太多了，都是要赞助的，我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我问：“那，你们每年得往外拿出个百八十万吧？”
“多少？”他语气里不屑一置：“百八十万？每年光经我的手签字，就拿出去好几个亿！好几个亿啊！”
他把“亿”字发音很重。我立马感觉自己成了井底之蛙，农村没见过钱包的老巴子，小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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