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窑沟
大窑沟位于青岛市中山路最北端，冠县路铁路桥以东区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济南路口的6路公交车终点站冠以“大窑沟”站名外，再没有一处道路、店铺叫这个名。但它一直鲜活地跳跃在青岛老市民的口语中。大窑沟的范围大致是铁路桥西冠县路一小段，堂邑路、市场三路、济南路北头一带。大窑沟的标志性建筑主要是德国人建的电气所锥子楼、堂邑路邮政楼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劝业场，后来叫人民市场百货大楼。
我的家就住在大窑沟铁路桥门洞子的西边，是一座日式的两层小楼，我家的凉台距铁轨最多有二三米远，以至火车经过时要仰起头来才能看见开车的司机满是灰烬汗水的脸庞。父母亲在那住了五十多年，以致后来我在青岛山买了处套房叫老人搬家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轰隆隆的火车经过的声音，他们反而睡不好觉了。
父亲是四十年代跟着亲戚来青岛在一家土产店学徒就住在这儿，一住五十多年。那时，这周围商铺林立，从桥门洞子南拐一直延续到莘县路东海楼路口，大多是土杂用品的商行店铺，主要做小港码头渔船用品的生意。莘南炉包铺从四九年前就有，“文革”后又红火了三十多年。就是韭菜过了季的时候，到中午食客也要排队等候。童年的记忆中，“同义园”的甜沫是很正宗的，“钟表铺子”人来人往,“黄山茶庄”的买卖也很兴隆。那时周围邻居的小伙伴都有小名，没有名的也都冠以其居家特点和邻近商铺的名称，如茶炉小爱、门洞儿嫚、大镇、小锁（其家门洞有一修锁铺）。还有一个叫“大粪干”的，起因就是他家邻近公共茅房。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出差回青的火车上，老是感觉对座的一个中年大汉十分眼熟，互相瞅了很久，才恍然大悟，我们互相叫出了各自的小名后，双方就拉着手，抱着脖子大亲了一阵。分手后几天，怎么想也记不起他的大名叫什么，以至于到现在都无法联系。
由于父母的辈分很高，周围多是同乡亲戚，每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来我家给父母拜年的总是络绎不绝。多少年了，我不记得父母出去串过门，多是老邻老居来我家坐坐、说说闲话。七十年代时，因父亲每天下班回来都带回《参考消息》几张报纸，有一个叫“田瞎子”的大爷十多年间几乎与上班一样准时，晚上7点多就推门进来，看上一两小时报纸，扑啦扑啦屁股回家睡觉去了；还有一个“朝巴”大姨，每天要到市场三路菜店买菜，路过我家门口就会上来与我母亲拉上一顿家长里短。至今，我们姊妹说起来，也不知这个大姨姓什么、叫什么。最有趣的是我母亲本家的一个亲戚，当时在酒精厂工作，每天都喝得晕乎乎的。有一年春节期间到我家拜年，我七八岁的儿子当时在家替爷爷奶奶看门，这个四五十岁的人进门就双膝跪地一下又一下地给我儿子磕头。我们家后院有一同姓亲戚，七十多岁的老夫妻，每每见到我和我弟弟，都一本正经地“大叔”“二叔”地问候。父母搬到青岛山居住后，曾经多次我们回去看望看望老邻居们。有一次我回去告诉母亲路上遇见90多岁而身体很壮实的“茶炉十哥”时，母亲不由得“啧啧”不已。春节前还要求我买礼物去看望看望这位老“十哥”。我们的邻居中大多平民百姓，但也不乏名人名家。8号的蔡家大爷是岛城有名的刑侦专家，我记得六十年代的“小西湖杀人案”就是他侦破的。市少年宫的儿童音乐家李嘉平老师在全国也很有名气。他和他的叔婶、兄弟都是我的邻居。与我家门槛一步之遥的对门邻居住过市文联主席、著名诗人纪宇（注：本姓苏）和他的父母。苏氏兄妹俩我至今仍记着他们的小名。纪宇的父亲是渔业公司的船长，长年在海上漂泊，他的母亲是个特爱清洁的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他们家里不论什么时候，家具都是一尘不染，擦抹得亮净净的。
大窑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窑沟的记忆仍是那样鲜活。由于住在铁路边上，那时，我爬墙攀壁的功夫极爽，铁路桥门洞两边三四米的石壁，几个石头角，手掰上去，三下两下就跃上了铁路。从老站开出的列车走到我们这儿，轰哧轰哧的蒸汽机车正在加速，我和三四个小伙伴都会把手一伸，身子一屈，就悄然攀上了列车扶手，几里路后再以一个半蹲式动作悄然跳下来。以至于后来看《铁道游击队》电影里飞虎队队员攀扒火车的情节，并未感到有多少惊奇。后海沿的小港湾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码头大门有门岗，我们就从两边的墙檐电线杆攀椽而越，洗海澡、钓鱼、偷渔民船上的干晒海货、潜水、划船、捞海货等等什么都干过。十几岁时我就学会了摇橹技术，至今仍能驾轻就熟。大前年，市人大组织人大代表在仰口学习，有七八个代表跳上一个无人看管的小渔船照相，不想船缆松开，顺流飘出去百米远，急得他们在船上哇啦哇啦大叫，我急忙赶去游上去、操起橹杆、作秀式的三摇两摇就将小船摇了回来，博得了众人的极力赞佩。时光如云，往事如烟，离开大窑沟20多年了。每次因事路过大窑沟，总是禁不住多看它几眼。在一个周日的下午，下意识地想起什么，拿起相机回到大窑沟，在那几个邻居小店门前流连，朝着桥门洞子凝望，又爬上铁路桥，对着我家老屋凉台拍了数十张照片。由于青黄隧道的相通，我家的楼基正是规划中快速路引桥的一个桥墩。远远望去，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感慨。
世事如桑，堂邑路邮局没了，西边的海关塔楼拆了，劝业场成了一片新住宅区，一百年前建的完全是德国原装的铁路桥也变成了粗壮的水泥桥，一切一切都在变化中。我问了问路北几个店铺门前晒太阳的老年人也不是原住民了。物非人也非。恍惚中，隐隐约约又听到了火车开来的轰隆轰隆声。儿时的记忆都定格成了一幅黑白画面，镶嵌在很难褪色的老式相册中。再过几年谁会还记得大窑沟呢？正如我来时搭上的一个胶东口音青年开的出租车，告诉他到“大窑沟”，他茫然，反问我“什么大窑沟？”
从堂邑路看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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