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萌之丨从周有光的“要从世界看国家”谈起 - 世说文丛

祁萌之丨从周有光的“要从世界看国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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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著作等身,不仅在语言学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学术领域的其它方面也不乏思想上的建树。例如他对现代意义全球化的阐释,便是发人之未发,有着惊世骇俗的力量:“全球化促进了人类世界观的转变: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周有光这个看似平常的说法内含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意义,这里仅指出两点供参考:
其一,不能从世界看国家,则看不明白这个国家:看不明白这个国家的文化;看不明白这个国家的社会;看不明白这个国家的历史;看不明白这个国家的人;看不明白这个国家的优点与缺点。例如“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这个思想理念意味着老百姓纳税是神圣的义务。有史以来的中国人不但认可这个说法,还在这个说法面前诚惶诚恐呢!这个说法暗含着收税人有强大的政权后盾,收税人在纳税人面前颐指气使、横行霸道。
“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支配中国社会、支配中国人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沐西风东渐的春风时,八百年前英国大宪章运动才为中国人所知,大宪章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国王与老百姓达成了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1)王在法下,国王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国王要按照法律的许可办事。国王未经法律许可的做法属于违法。(2)无代表不纳税。政府里没有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可以不纳税。政府收税、收多少税、税款怎样使用,必须经过纳税人同意。税权属于纳税人,不属于政府。纳税人纳税是花钱买政府为纳税人服务。
英国大宪章协议是留给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大宪章运动的精神遗产传入中国,颠覆了主宰中国人思想的“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不少人如梦初醒:纳税人用血汗钱养活的政府,怎么成了纳税人的父母官了?
大宪章传入中国颠覆了“皇粮国税天经地义”。这是“从世界看国家”才能看明白国家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其二,从国家世界看世界,不但看不明白世界;很可能看错了世界。鸦片战争就是满清王朝看错了世界。
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指出,林则徐奉命广州禁烟,犯了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所有人必犯的错误:原本可以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的贸易问题,被林则徐上纲为两国之间你死我活的矛盾!战争不可避免的后事大家都知道,这里不赘。
鸦片战争是满清王朝自上而下“从国家看世界”导致失败的一个沉重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并未惊醒满清王朝的统治者,所以尔后的中国屡屡上演大同小异的“失败”,包括甲午海战这样的惨败。
但鸦片战争这个案例却被1853年日本发生黑船事件时的日本统治者引以为戒:接受中国的教训,日本开放门户,引进来,走出去,看明白了世界再说。于是便有了改变国家道路、改变民族命运的明治维新运动持续半个世纪,日本终于踏进世界现代化强国的行列。
扯远了,回到周有光的说法上:于是有学者从周有光的上述说法中置换出的“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的观点便是周有光留给国人重要的精神遗产。
在可见的将来,东方大国人能把周有光的这份精神遗产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与实际行动,便是这个大国之幸!这个民族之幸!
不过,目前随处可见的阿Q,走到前台的民族主义者甚嚣尘上,却让人并不乐观。
何况教育使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中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内容。学生装了一肚子“有待商榷”的东西。而教材评奖又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获奖的教材,不过是把假话说成真的一样。
例如某教授编写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获得全国教材一等奖。但是里边的很多内容并非来源于欧洲的近现代史,而是根据十九世纪西欧那帮空想主义思想家的理论编造的思想史。本文不对《西方社会思想史》作过多的评论。仅指出:这部教材讲的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演进史并不相符。
这部书说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因为资本主义市场需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家便将自由竞争中的自由,升格为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政治理念——自由主义。
其实这个说法连牵强附会都不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这种杜撰的结果把自由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了。由此给自由主义作了政治定性,这种定性符合十九世纪西欧那帮空想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原则。
这部书的作者有所不知:自由主义在欧洲、北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演进过程,才在二十世纪完善出今天我们见到的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
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历经奥古斯丁、笛卡尔、帕斯卡尔、培根、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密尔、伯林等几代思想家从各个不同的范畴贡献了构成自由主义的思想元素,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初步形态。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罗素、米塞斯、波普尔、哈耶克、罗尔斯、阿伦特等思想家之前,自由主义还处于并不完善的演进中。
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理念是自由。自由其实就是一种权利。按照科学原理的要求,凡事都有其本源的问题。
自由的权利来源于什么?
欧洲人远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权利意识。两千四百年前古罗马人制定十二铜表法时,就体现了那时欧洲人的权利思想:只有拥有私有财产的人才谈得上活得像人,人的各项权利才可能得到保障。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二铜表法,在立法中明确一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立法是最早体现欧洲人权利思想的著名案例。
公元五世纪时,古罗马神学思想家奥古斯丁发表的《论自由意志》指出:人有自由意志,这是上帝赋予人的能力。也就是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付诸实践必须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自由。否则上帝赋予人的能力无法付诸实践。这个条件转化为人的一种权利。
既然自由意志因为是上帝赋予人的能力而拥有了绝对的权利特性,那么这个能力付诸实践不可或缺的自由也随机拥有了绝对的权利特性。
在欧洲、在基督教文化世界,凡是信仰意义上的价值理念,便隐含着不可动摇、不可让步、不可让渡的神圣性。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时的北美大陆人、法国大革命时的法兰西人,都高举“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帜!说明在欧美人眼中,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自由这个价值理念随着时间的演进最终升华出自由主义,这是欧洲历代思想家的贡献。思想家发现:在他们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唯自由是最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中的灵魂。缺少自由的方式方法必定是机械的、僵化的、无所作为的。思想成果、科学成果、学术成果都是作者在自由的条件中创造的,最终落脚在维护自由权利上。所以哲学界流行一个说法:“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例如以下四点便有力地体现了自由含有手段与目的的双重意义:
1.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休谟的“无赖原则”,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是思想史上的卓越成果,都是作者在自由中创造的旨在保护自由权利的政治哲学。
2.自由是亚当·斯密创建的市场经济学说中的灵魂。没有自由便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终维护了人的自由权利。对于这一点,东方大国人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实践,已经并不陌生了。
3.欧美法学中的公共原则:“政府只能干法律许可的事。公民可以干法律未禁止的任何事”,这个原则思想是在相对法则的自由中保护人的自由权利。
4.至于自由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科学研究、科学实验中唯一的活力之源,科学最终实现了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自由。这都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了。所以自由主义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是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精神力量。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自由并非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需要,自由主义更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哲学。自由也不是东方大国学界误以为是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世俗社会价值理念。自由是基督教文化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价值观。不了解基督教文化的人,不可能理解欧洲人为什么把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不难看出《西方社会思想史》是“从中国看世界”的成果。说明作者并不清楚“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仅站在东方大国的非宗教文化立场上谈西方社会思想史,必定出现太多与西方历史事实不符的说法,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所以撰写有关西方文化史的书有一道坎必须迈过:为什么说“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如果这道坎没有迈过,站在“从中国看世界”的立场,用固有的意识形态眼光看西方文化,写出来的书不太可能符合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即便出版了,即便获奖了,也是经不住推敲,经不住学术检验,经不住历史淘洗的。
如上所述,自由主义从奥古斯丁发现自由意志开始,历经千百年的演进过程成熟为今天的一套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价值体系,始终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目的的哲学探索,这个探索的结果便是树立了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
《西方社会思想史》将自由主义逼仄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误在受十九世纪西欧那帮思想家的影响,凡事总要上纲上线中作宏大叙事。从而漠视了自由主义博大精深的意义:自由主义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西方文化的灵魂,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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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祁萌之丨从周有光的“要从世界看国家”谈起》 发布于20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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