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我住的小区响应号召封闭了多个路口，只在中心街口留下了一个出入点，居民们须手持身份证测试体温之后才能通行。一时小区内干净了许多，平时那些三五扎堆的聊天协会、麻将扑克牌桌、遛狗遛鸟之纵队都不见了，人们出于对传染病毒的恐惧，似乎都有了空前的公共卫生意识。
出门戴口罩被列入法规条文，人脸一罩成为国粹风景线。口罩最正规的当是医药厂家为医生们特制的防疫口罩——这种口罩材质讲究做工精细，呈鱼嘴凸状，将口鼻严密包住，且留有空隙透气不透水，堪称隔离病毒的第一防线。这种口罩主要供应于防疫最艰巨的一线医护人员，当前商店难买到，但是社区干部、城管人员在巡视街区把守路口之时都戴着鱼嘴口罩——无可非议，作为忙活在防疫战线的人员应该有此防护用品，但小区内那些环卫工人却仍然戴着那种一次性的防水纸口罩。平时不把他们当回事也就罢了，但在这特殊时期他们的工作不仅令人看到其辛苦重要性，而且也显现出一些市民毫无公共道德行为。
前几天下了一场雨雪，环卫工人从早到晚不停地打扫着自己分工的地段，将雨雪清理干净，还守候在垃圾桶附近随时“伺候”那些把桶掀开扔进垃圾扬长而去的人。每逢遇到这种人，环卫工人就默默走了过来把桶盖好——因为此时最怕垃圾桶里灌进水，清理起来极麻烦。
夏天我常见环卫工人清理被大雨灌满的垃圾桶，他们先把桶歪倒流出污水，把浸泡在污水中的垃圾堆放整齐，把臭烘烘的污水扫进下水道里，一遍遍打扫冲洗……此时我暗暗诅咒那些不讲公德的人，一个个不过是举手之劳却懒得为公共卫生想一想，真令人憎恶！然而，对这些不文明行为却没有人站出来指责，更没有法律约束，环卫工人也只能忍受——因为他们处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多数人是来自周边乡镇的农民临时工，随时会被炒鱿鱼，所以他们谁也不敢得罪。遇到那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遛狗不清理狗屎的人也敢怒不敢言地默默打扫——尽管在某些电视节目中把他们秀为“城市美容师”。
讲一个真实的笑话：我小区有一退休男职工闲在家，见物业月工资1500元招聘清洁工，自感身体尚好欲应聘。儿子得知后冲着老爹大吼：“你不嫌丢人，俺还嫌丢人呐！”老爹一时无语，愤而向邻居们诉苦，被邻居劝解：“这是恁儿孝顺啊……”
这位年轻人是否孝顺姑且不论，就说对待环卫工人的劳动价值观实令人寒心！他们这个工作群体应是城市中最不可缺少的，然而他们的工资待遇社会地位又是最低的。笔者曾去过欧洲、日本等国家，他们垃圾分类做得非常好。环保意识已是国民素质养成的习惯。清洁工非常受人尊重，他们的工资比公务员还要高——是他们国家颠倒了领导和劳动者的价值观，还是我们国家颠倒了领导和劳动者的价值观？
武汉女作家方方在这次举国之殇的疫灾中以一个武汉人亲情亲历的春秋手笔每天记叙着日记……她在这部将成为“武汉疫情史记”的日记之中曾提到：战斗在疫情之中最可敬的是一线医务人员，其次是那些武警交警战士、快递小哥、建筑工人、社区管理人员、环卫工人，他们都是恪尽职守的好后勤……是方方首次把环卫工人提到了与社区管理人员同等地位。
疫情日子里看到我小区巡视的城管人员、路口测体温的值勤人员都戴上了新发的鱼嘴口罩，那些环卫工戴的是那种很薄的防水纸口罩，她们在口罩里面垫上棉布反复使用。看到他们干着脏累活儿却不能和小区管理人员领到同样的鱼嘴口罩，很想给她们买点口罩送上。但当前这种鱼嘴口罩很难买到，即使买到又怎样送给他们呢？一是怕人知道了说三道四，二是怕街道干部“吃味”。那天见路口值勤处的桌子上放置一本外来人员登记本，感觉很受启发。
我用一张白纸包好200元钱，写上“希望领导能帮助环卫师傅们买到口罩。小区一居民”。出门时我戴好口罩，特意把帽子压低，走到了值勤路口的桌子旁，迅速把纸包放到登记本上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值勤人员的一声大吼：“干什么的？站住！”估计拆开了纸包，又传来一声柔和的喊声：“阿姨站住啊，你是哪个楼的？叫什么名字？”我越发加快了脚步不敢回头，一气走回了家确定没人看到我，这才放心地摘下口罩、帽子。一时独自发呆，独自心酸叹气——在这举国伤痛的疫情中我只能宅在家当个吃了睡、睡了吃的老废物……悲哉！能做的也只有今天献上这点心意聊以自慰——让那些社会地位最低、干着脏累工作的环卫工人知道，社会上还有人在关注他们、尊重他们。我还想告诉他们：武汉有一个名叫方方的女作家在这次疫情中写了一部很了不起的日记，她在日记中把环卫工人提到了和社区管理人员同等地位，得到了全社会的赞同！
真心希望经过这次瘟疫能使国民普及提高公共道德意识，读懂“城市美容师”这个褒义词背后的辛酸，多一点公民意识，多一点文明礼貌，多一点举手之劳……
2020-3-21春分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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