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和英语。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朝鲜经济不景气以后，中央批准成立的。这里面出来的人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了。
在贸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货贸易。当时朝鲜能出口的大多是资源。比如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等。他们通常是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过去看货后，谈好相互的价格，然后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们国家的物价了如指掌。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后的管理比较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以后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们有大量的人在中国搞经济情报。对我们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汇总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后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划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也规定得很死，谁也没权更改。各商社必须执行。他们进口的计划价格往往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已经把我们中间商的利润挤得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在价格上很难赚到朝鲜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赚钱，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呀。易货贸易赚钱的诀窍是从数量上找。比如我们进他们的废钢材。汽车过去的时候就把香烟食品带足。先和商社的人员达成默契，再和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搞好关系。给他们饭吃，供他们烟抽。在每台车检斤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去以后，也要靠同样的方法，海关、商检层层打点。少算点重量，少收点费。这样下来等到货物出手，能有少许利润也就不错了。赚钱不容易呀。
尽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诚相待。给人家发商品既保证时间又保质保量，再加上人事关系搞得好，做生意不黑，有钱大家赚，出手大方。认可自己少赚点，多给对方让利，多给一点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亏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多，贸易量不断增加，开始做一些额度大一点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属于民间贸易，并不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贸易。我们国家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和朝鲜商社只能易货或现汇贸易来进行。朝鲜没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没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双方发生了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交涉。zgzf也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开展边境贸易的初期，中国的公司就有落马的了。19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的一家商社按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和丹东的一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圆。
我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19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么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得很愉快。后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的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的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他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手里并没有货，看到别的商社的货他就把货要过去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回货的时候他再给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赚一部分。曾经一度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来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蜂拥而至，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帐面上，弄的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还给我发了大量的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给我发货。钢材每次一个整列。货到后，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根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需要的货物运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钱，还有可观的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的生意做的也很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进出口贸易额跃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奖。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在一片兴旺发达的形势下，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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