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十八世纪的社区选举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完善，不仅有贵族私人控制的“口袋选区”，还有人口锐减、被过分代表的“名义选区”，常常只有三座房屋、七个选民，却拥有两个议员的席位。
不仅如此，十八世纪广泛存在的“选民优待”在今天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由于选举通常要持续数周，“选民优待”的招待成本耗费巨大。一份资料里说，1784年，为了竞争切斯特选区的议员，格罗夫家族花费了1187桶麦芽酒，3756加仑朗姆酒和白兰地，以及超过27000瓶葡萄酒，而这个选区不过区区1500名选民。
英国法中还有一个奇葩的规定：素食主义者和禁酒主义者不得被优待。不吃肉者和不喝酒者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进行“优待”。
所以十八世纪的选举很像一个盛大的Party，选民随时随地可以灌进去一瓶朗姆酒或者白兰地，醉醺醺地去往投票站投票。这种大众宴饮活动随处可见，以至于柏克本人在一封信中就说：“昨天我在文多弗当选议员，喝得酩酊大醉，这一天还得了重感冒。”
醉眼朦胧的选民是柔顺的，但也有可能乐极生悲。格洛斯特选区的议员乔治·塞尔温在1761年写道：
“我的两个选民在昨天进行的一场名为血拼的试验中被害，也就是将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死命喝酒直到选举日。斯内尔先生强迫两名单身的塞尔温支持者进入一辆邮政马车，在那里装满了供给他们的白兰地以及一个对他们有监护权的肥胖人士，结果他们两人最终被抬出时已经僵死。”
有记载的最昂贵的选举是约克郡，那里两名竞争者各自花费了10万英镑，如果换算成今天的价值或许已经超过600万英镑。相比之下，英国2010年大选最后一个月议员选举的平均预算，包括所有职员工资、办公室与设备开支、竞选文献、竞选物品以及广告宣传在内，约为12000英镑。这可能不及美国选举的一次广告费用。至少在地区层面，现代英国政治中的“金钱权力”影响确实要小得多。
十八世纪的选举是有财产要求的。当时的英格兰选区有40个郡，每个郡有两个议席，由“40先令持有者”或那些拥有年平均价值两英镑或40先令财产的人选出。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动议了，选举财产资格的规定是在1430年作出的，三个半世纪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降低了有效门槛，大大地扩充了投票人口。
数十年间，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开明放任政策，殖民地作为原料进口之地和消费品的倾销地，与制造业的故乡帝国本土大多情况下相安无事。
不过，在十八世纪中叶，相关事件被越来越多地策动起来，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在十八世纪的进程中，北美殖民的人口由原来的20万达到了1765年的200万，而且看起来这一进程在不断地加速之中。许多移民已经不是原来单一的英格兰人了，而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也加入了移民大军，于1774年移民北美。
英帝国始终存在一种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冲动，其直接的动因大概是国库亏空，时值英法七年战争结束，英帝国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也付出了庞大的财务负担，债务几乎翻番，由7000万英镑迅速飙升到1.3万英镑。这就是北美独立战争的时代背景。
查塔姆本人反对《印花税法案》。他曾谴责《印花税法案》违宪，因为这一法案主张对在英国平民院并无代表的殖民者征税，这一点将深刻动摇英国宪法的根基。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所有正义之士的共识。
前首相格伦维尔曾经一度建议，可以给予北美殖民者选举权，并将其代表跨越3000英里送往伦敦。这个建议在柏克看来简直是疯了！且不说那个年代跨越浩瀚的大西洋需要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单说对宪法的任何变化将是多么浩大的操作啊！需要引入多少永无止境的讨论、政党介入和政治激情，而且当你开始某一部分的调查时，这种调查何时能够穷尽？
在保持现状和修改宪法之间，也许隔着不止一个大西洋呢！
在柏克看来，英国宪法就像一座古老的建筑，“稳固耸立，尽管部分是哥特式的，部分是希腊式的，部分是中国式的。直到有人要竭力将它改造为标准形式。”随后这座古建筑就由于某些人的想法而倒塌了，成了一片废墟，柏克质问：废墟有什么伟大之处呢？
柏克怀疑人的理性，尊重传统和既成事物，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保守性。这也是依据《圣经》的思想。
1773年，议会通过了《茶税法案》，首次允许东印度公司向美洲出口茶叶。并且在诺思的坚持下，这种茶叶需承担每磅三便士的税负。
这是帝国向殖民地征税冲动的又一次爆发，这是不受欢迎的汤森税法的最后残余。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即使加上这一税负，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依然要比其他进口茶叶便宜，也比走私的荷兰茶叶便宜。
但是帝国议会完全低估了北美殖民地反抗的意志。《茶税法案》等于提供了一个反抗怒火的出口，使北美各派人士团结了起来，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效忠主义者、商人和不法之徒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新的进口货物。
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港口，经历了与殖民当局的长时间对峙和7000名集会者的喧嚣呼号之后，60名“自由之子”夜间装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登上了三艘货船，将342件茶叶倒入波士顿湾。
这便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也是引发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波士顿茶党”严重羞辱了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诺思政府和议会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强制法令”，规定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搜查，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
柏克从来不是那种形而上的思想家，尽管在形象上，已届中年的柏克看起来像是地道的学究，戴着眼镜，飘散的红头发每一根都泛着激动的光芒，声音高亢而明亮。不喜欢他的人称他为“埃德蒙酸凝乳”，在讽刺漫画中，他被描述为消瘦而严厉的人，身着耶稣会士的长袍和四角帽。有时还饰以一颗土豆或一串念珠。他被指责为“美洲之友”，一个酸腐的爱尔兰人。
在《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中，柏克对“茶税”风波的“既有经验”做了爬梳和回顾，无论是格伦维尔课加的《印花税法案》、查塔姆内阁时通过的“汤森税法”，还是诺思内阁的“茶税”，都开启了一次深刻而灾难性的转变，英国第一次试图从北美取得税收。
统治应当适应人的脾性，北美人民的脾性正是自由，而且这一自由精神在英国的殖民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如果不承认北美人是生而自由的海外英国人，那北美将永远不可能有效地加以统治。
对北美人来说，茶税就是一个莫大的羞辱：“没有人曾怀疑过，茶品可以承受三便士的税负，但是当人们的一般情绪被激怒时，当两百万人决意不纳税时，就没有什么货物会承受三便士抑或一便士了。”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到一种早期的、非强制性的、商业的，基于共享利益和认同的商业关系，而不是尝试进行控制和报复。英国必须在帝国主权与殖民地领地之间达成和解，彻底废除茶税，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柏克预言，若非如此，北美殖民地将有灾难发生。
“他们会满意于这样一种奴役状态吗？如果不是，看看结果吧。反思一下我们如何统治一个自认为应当自由但又不享有自由的人民……这就是美洲的状况，而当在你们眼中满布血腥时，你们就只能在最初开始的地方结束一切。”
“波士顿倾茶事件”激怒了帝国议会和公众舆论，议员们决意要给美洲人一个教训，将审慎和实用的外交路线抛诸脑后。事实上自由贸易才是天然的和平派。柏克首先强调了英国和北美贸易量的巨大增长，当时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两代人之前英国全球贸易的总和。200万欧洲精华人口和50万奴隶，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英国通过贸易取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茶税”的三便士。
柏克给出了闪亮的一击：英国使用武力不仅是无效或自我挫败的，更是自相矛盾的。
动武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一个永远都有待征服的民族是无法进行统治的。”而且动武与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相违背，北美人并非外国的敌人，他们本身就是英国的一部分。
美洲精神就是英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英国制度本身。大英帝国是在开明放任的基础上上得以建立和繁荣的，使用武力直接破坏了这一基础。
最初的美洲的殖民者是英国社会中最勤劳最具自由精神的那部分人，正是他们离开了自由的母国带来了英国的理念和原则。他们的自由理念并非抽象的文字游戏，而是特定的和具体的。美洲人所继承的经验理性就表现在对人民议会的维护和对税收政策的抵制上，因为对北美的税收恰恰违背了这一宪政原则：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习俗，也是理念。
根据柏克的说法，美洲的立法者正是通过英国普通法而灌输了其理念，其浸润之深以至于使得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在美洲的销量堪比英国本土。
“这一研习”，柏克声称，“使人变得敏锐、好奇、灵巧、攻击迅捷、自辩圆熟，资源充沛……他们能远距离预言恶政，在每一种腐败微风处嗅查到暴政路径。”
这些人是海外英国人，带着英国的理念、习俗、语言和法律，“我们不可能篡改这一勇猛民众的血统并说服他们相信不是源自一个静脉中流淌着自由血液的民族。”“一个英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适合将另外一个英国人论证为奴隶的人。”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和解。英国宪法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善于吸收新的利益并将社会秩序和法治扩展到新的地区。柏克一度设想将北美人的诉求吸纳进这部庞大的宪法之内。
1775年3月《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最后的表决仍然是78:270票未能通过动议，平民院决计要给美洲人一个教训。就在柏克的演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斗就打响了。
它通过美洲事件所表达出来的英国制度的精髓，帮助建立起了一种非强制性的帝国概念，那是商业利益和法治共享性认同基础上的宪政共同体。1775年3月，在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美国《独立宣言》发布前的15个月，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考察，循着柏克所建议的和解之路，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致敬美洲的情书》节选）
原载 葛陂小记
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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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十八世纪广泛存在的“选民优待”在今天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由于选举通常要持续数周，“选民优待”的招待成本耗费巨大。一份资料里说，1784年，为了竞争切斯特选区的议员，格罗夫家族花费了1187桶麦芽酒，3756加仑朗姆酒和白兰地，以及超过27000瓶葡萄酒，而这个选区不过区区1500名选民。
英国法中还有一个奇葩的规定：素食主义者和禁酒主义者不得被优待。不吃肉者和不喝酒者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进行“优待”。
所以十八世纪的选举很像一个盛大的Party，选民随时随地可以灌进去一瓶朗姆酒或者白兰地，醉醺醺地去往投票站投票。这种大众宴饮活动随处可见，以至于柏克本人在一封信中就说：“昨天我在文多弗当选议员，喝得酩酊大醉，这一天还得了重感冒。”
醉眼朦胧的选民是柔顺的，但也有可能乐极生悲。格洛斯特选区的议员乔治·塞尔温在1761年写道：
“我的两个选民在昨天进行的一场名为血拼的试验中被害，也就是将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死命喝酒直到选举日。斯内尔先生强迫两名单身的塞尔温支持者进入一辆邮政马车，在那里装满了供给他们的白兰地以及一个对他们有监护权的肥胖人士，结果他们两人最终被抬出时已经僵死。”
有记载的最昂贵的选举是约克郡，那里两名竞争者各自花费了10万英镑，如果换算成今天的价值或许已经超过600万英镑。相比之下，英国2010年大选最后一个月议员选举的平均预算，包括所有职员工资、办公室与设备开支、竞选文献、竞选物品以及广告宣传在内，约为12000英镑。这可能不及美国选举的一次广告费用。至少在地区层面，现代英国政治中的“金钱权力”影响确实要小得多。
十八世纪的选举是有财产要求的。当时的英格兰选区有40个郡，每个郡有两个议席，由“40先令持有者”或那些拥有年平均价值两英镑或40先令财产的人选出。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动议了，选举财产资格的规定是在1430年作出的，三个半世纪的通货膨胀事实上降低了有效门槛，大大地扩充了投票人口。
数十年间，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开明放任政策，殖民地作为原料进口之地和消费品的倾销地，与制造业的故乡帝国本土大多情况下相安无事。
不过，在十八世纪中叶，相关事件被越来越多地策动起来，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在十八世纪的进程中，北美殖民的人口由原来的20万达到了1765年的200万，而且看起来这一进程在不断地加速之中。许多移民已经不是原来单一的英格兰人了，而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也加入了移民大军，于1774年移民北美。
英帝国始终存在一种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冲动，其直接的动因大概是国库亏空，时值英法七年战争结束，英帝国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也付出了庞大的财务负担，债务几乎翻番，由7000万英镑迅速飙升到1.3万英镑。这就是北美独立战争的时代背景。
查塔姆本人反对《印花税法案》。他曾谴责《印花税法案》违宪，因为这一法案主张对在英国平民院并无代表的殖民者征税，这一点将深刻动摇英国宪法的根基。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所有正义之士的共识。
前首相格伦维尔曾经一度建议，可以给予北美殖民者选举权，并将其代表跨越3000英里送往伦敦。这个建议在柏克看来简直是疯了！且不说那个年代跨越浩瀚的大西洋需要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和风险成本，单说对宪法的任何变化将是多么浩大的操作啊！需要引入多少永无止境的讨论、政党介入和政治激情，而且当你开始某一部分的调查时，这种调查何时能够穷尽？
在保持现状和修改宪法之间，也许隔着不止一个大西洋呢！
在柏克看来，英国宪法就像一座古老的建筑，“稳固耸立，尽管部分是哥特式的，部分是希腊式的，部分是中国式的。直到有人要竭力将它改造为标准形式。”随后这座古建筑就由于某些人的想法而倒塌了，成了一片废墟，柏克质问：废墟有什么伟大之处呢？
柏克怀疑人的理性，尊重传统和既成事物，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保守性。这也是依据《圣经》的思想。
1773年，议会通过了《茶税法案》，首次允许东印度公司向美洲出口茶叶。并且在诺思的坚持下，这种茶叶需承担每磅三便士的税负。
这是帝国向殖民地征税冲动的又一次爆发，这是不受欢迎的汤森税法的最后残余。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即使加上这一税负，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依然要比其他进口茶叶便宜，也比走私的荷兰茶叶便宜。
但是帝国议会完全低估了北美殖民地反抗的意志。《茶税法案》等于提供了一个反抗怒火的出口，使北美各派人士团结了起来，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效忠主义者、商人和不法之徒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新的进口货物。
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港口，经历了与殖民当局的长时间对峙和7000名集会者的喧嚣呼号之后，60名“自由之子”夜间装扮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登上了三艘货船，将342件茶叶倒入波士顿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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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茶党”严重羞辱了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诺思政府和议会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强制法令”，规定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搜查，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
柏克从来不是那种形而上的思想家，尽管在形象上，已届中年的柏克看起来像是地道的学究，戴着眼镜，飘散的红头发每一根都泛着激动的光芒，声音高亢而明亮。不喜欢他的人称他为“埃德蒙酸凝乳”，在讽刺漫画中，他被描述为消瘦而严厉的人，身着耶稣会士的长袍和四角帽。有时还饰以一颗土豆或一串念珠。他被指责为“美洲之友”，一个酸腐的爱尔兰人。
在《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中，柏克对“茶税”风波的“既有经验”做了爬梳和回顾，无论是格伦维尔课加的《印花税法案》、查塔姆内阁时通过的“汤森税法”，还是诺思内阁的“茶税”，都开启了一次深刻而灾难性的转变，英国第一次试图从北美取得税收。
统治应当适应人的脾性，北美人民的脾性正是自由，而且这一自由精神在英国的殖民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如果不承认北美人是生而自由的海外英国人，那北美将永远不可能有效地加以统治。
对北美人来说，茶税就是一个莫大的羞辱：“没有人曾怀疑过，茶品可以承受三便士的税负，但是当人们的一般情绪被激怒时，当两百万人决意不纳税时，就没有什么货物会承受三便士抑或一便士了。”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到一种早期的、非强制性的、商业的，基于共享利益和认同的商业关系，而不是尝试进行控制和报复。英国必须在帝国主权与殖民地领地之间达成和解，彻底废除茶税，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柏克预言，若非如此，北美殖民地将有灾难发生。
“他们会满意于这样一种奴役状态吗？如果不是，看看结果吧。反思一下我们如何统治一个自认为应当自由但又不享有自由的人民……这就是美洲的状况，而当在你们眼中满布血腥时，你们就只能在最初开始的地方结束一切。”
“波士顿倾茶事件”激怒了帝国议会和公众舆论，议员们决意要给美洲人一个教训，将审慎和实用的外交路线抛诸脑后。事实上自由贸易才是天然的和平派。柏克首先强调了英国和北美贸易量的巨大增长，当时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了两代人之前英国全球贸易的总和。200万欧洲精华人口和50万奴隶，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英国通过贸易取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茶税”的三便士。
柏克给出了闪亮的一击：英国使用武力不仅是无效或自我挫败的，更是自相矛盾的。
动武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一个永远都有待征服的民族是无法进行统治的。”而且动武与英国几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相违背，北美人并非外国的敌人，他们本身就是英国的一部分。
美洲精神就是英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英国制度本身。大英帝国是在开明放任的基础上上得以建立和繁荣的，使用武力直接破坏了这一基础。
最初的美洲的殖民者是英国社会中最勤劳最具自由精神的那部分人，正是他们离开了自由的母国带来了英国的理念和原则。他们的自由理念并非抽象的文字游戏，而是特定的和具体的。美洲人所继承的经验理性就表现在对人民议会的维护和对税收政策的抵制上，因为对北美的税收恰恰违背了这一宪政原则：无代表不纳税！这是习俗，也是理念。
根据柏克的说法，美洲的立法者正是通过英国普通法而灌输了其理念，其浸润之深以至于使得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在美洲的销量堪比英国本土。
“这一研习”，柏克声称，“使人变得敏锐、好奇、灵巧、攻击迅捷、自辩圆熟，资源充沛……他们能远距离预言恶政，在每一种腐败微风处嗅查到暴政路径。”
这些人是海外英国人，带着英国的理念、习俗、语言和法律，“我们不可能篡改这一勇猛民众的血统并说服他们相信不是源自一个静脉中流淌着自由血液的民族。”“一个英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适合将另外一个英国人论证为奴隶的人。”
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和解。英国宪法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善于吸收新的利益并将社会秩序和法治扩展到新的地区。柏克一度设想将北美人的诉求吸纳进这部庞大的宪法之内。
1775年3月《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最后的表决仍然是78:270票未能通过动议，平民院决计要给美洲人一个教训。就在柏克的演讲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斗就打响了。
它通过美洲事件所表达出来的英国制度的精髓，帮助建立起了一种非强制性的帝国概念，那是商业利益和法治共享性认同基础上的宪政共同体。1775年3月，在那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美国《独立宣言》发布前的15个月，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考察，循着柏克所建议的和解之路，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致敬美洲的情书》节选）
原载 葛陂小记
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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