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眼、蒙古人骑狗和马路天使是三个人，这三个人，我其实一个都不认识……
1967年的秋天，注定是个寂寥无趣的秋天。
10月的某个周日，街上的宣传车传来高音喇叭声，这回不是最高指示，是两报一刊社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懵懵懂懂地回到学校，学校已经没法上课了，门窗都被人拆走，连门框窗框都没剩，桌椅也残缺不全。开学第一天，班里有一半人得站着。我们的新班主任，是个刚就业不久的小姑娘，现在是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穿一身军装，从背后看还挺精神的。人都说“矮人声高”，班主任又矮又瘦，脸色黑里泛着青光，黑紫色薄嘴唇里包着细碎的牙，一开口，声音高亢又尖锐，如果她不出声，真不容易判断性别……哦，背后还是可以分辨，她没舍得剪去她的马尾。
头一天开学没啥事，老师在水泥黑板上写了通知，要早上7：50到校向毛主席“早请示”，下午放学前要向毛主席“晚汇报”，一定要带着问题“请示”，把问题解决情况如实汇报。同学们一起打扫卫生，然后回家等师傅们修好门窗再来。我走到门口被老师叫住了，老师又点了几个人名字，大概十几个人。她拿出一盒彩色粉笔，指着后面黑板：“粉笔你保管，黑板报以后就交给你了……现在就写。”接着又吧啦吧啦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我拿了粉笔然后开始按她的要求写个什么口号，她则开始给那帮人开会。那些人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根红苗正，她指定了班长、副班长等。然后告诉这些人，要经常去同学家串门，留心听他们家说什么话，学会观察他们家在里都干些什么，及时跟她汇报。突然，那个新任班长喊了一嗓子：“他不能写黑板报！”我回头看时，另一个住在我们对面院子的同学，站起来，指着我说：“他家是剥削阶级！”他转身坐到桌子上，翘起二郎腿，手比划着做出叼着烟的样子：“他爸爸解放前是这样的……”老师拿出个笔记本，一边看一边嘟囔：“店员？店员是什么出身？”
我从桌子上跳下来，把粉笔盒往桌上一放，掉头就走，爷不伺候了，我从小就这毛病，一辈子也没改。这下炸了，一群人一拥而上，直接开打。那时我又矮又瘦，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也不知怎么冲出了重围，撒腿就跑。没跑几步，后脑勺上重重地挨了一下，当时感觉是块土坯，因为那些“土”贴着我的脖子逐渐散到后背上。等跑到校门口，我下意识用手摸了一把，才发现是血。回头看看没人追上来，还好没有人，从其他班级同学们的脸上表情，估计我的伤情挺严重。
一口气跑回我们院子，但我没回家，直接到后院的水龙上冲洗头上脸上的血，手找到伤口，温热的血汩汩地往外冒。我用手指压住，慢慢地等血液凝住，头昏昏的，腿发软，我慢慢蹲下身体靠着墙……后院王先生出来倒垃圾，抬头看见我，三步两步冲过来，几乎是提着把我提到他家。他的儿子从吊铺上伸头看了一眼，赤着脚就跳下来了：“我去告诉李太太……”“别去，别吓着她。”
血止住了，王先生慢慢给我脱下衣服，里面的衬衣只有袖口还是原来的颜色，毛衣湿了大半，裤腰后面湿到臀部。王先生用被子裹住我，找出绷带给我包扎，一边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碰的……”“水龙头？”“嗯……”
王先生家的大哥哥把我背回家，老母亲吓坏了，她不相信我自己抬头碰到水龙头会这么严重。晚上我大哥回来了，盘问半天，但我一口咬定是我自己碰的。其实在王先生家里时，我就打定主意自己解决。我大哥曾是专业体育运动员，有着让一般小混混见面绕着走的体格。小哥跟我一个学校，原本该升入中学，却被统一“戴帽”留在小学上七年级，他们没什么课，整天在学校里晃晃悠悠找麻烦，所以，如果我解决不了……再说。
一周后，算是正式开学了。班主任率先对着毛主席像鞠了一躬，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通。然后是班长，他学着班主任鞠了一躬，虽然背不过但至少把班主任前面几句重复了一遍。第二个就是那天模仿我老爸的那位，他一紧张，啥也想不起来了，鞠了几个躬愣在那了，憋了半天来一句：“我操……”掉头就想回去。班主任声嘶力竭地喊：“你给我滚回来！”他一激灵，转身扑倒在毛主席像前，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一边哭一边喊：“毛主席我错了……毛主席我错了……”
闹剧过后，教室里一片嘈杂，因为没有新课本，也就不必讲究什么课堂纪律了。我开始捕捉那天在场的几个人的目光，他们都装作若无其事，到那位“磕头兄”，他可没那么淡定，既不想示弱，又没有足够勇气对视……可以肯定是他干的。当我跟班长眼光碰到一起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看着我，眼里满满的嚣张。
这事交给我小哥了……不过最后也是一场闹剧。我小哥刚刚卡住他的脖子，就如同按下了开关，他“哇……”的一声开始哭，小哥一同学推了一把，他提高音量放声大哭……弄得我小哥他们反而不知怎么办了，只好教训几句走了。他眯着眼确定没人，突然睁开眼，指着我说：“你等着……”转身跑了。而那位“磕头兄”，因为就住在我家对面山坡上，所以认识我小哥，一见我小哥的影子，早早就溜了。
从那以后，我也不怎么去上课了……
天渐渐冷了，捉到的土蚱也是老弱病残，没意思。沿着观象二路往上走，仔细听听我朋友是不是在练琴，没有，继续往上走，左手有条胡同，下到底，是观象一路和江苏路七街口，我常常坐在那个胡同的石阶上，胡思乱想……
江苏路与苏州路交汇处，自然形成一个三角，我们称为“三角地”，文革前，总有一帮老人聚在那下棋。文革开始后，下棋的老人不见了，换成一群戴着红袖章的街道干部，抄家风已经过去了，这帮人百无聊赖地天天坐那闲聊。话题中的第一个主人公是“刘大眼”，每天上午会自北向南走，下午又会原路返回。每当路过三角地，那帮戴袖章的，眼里都能冒出火来……
刘大眼与那些人正好相反，她常穿一身黑，盘扣的斜襟上永远挂着一条雪白的手帕。裤脚扎得很高，下面露出白袜，小脚，穿一双做工精巧的黑皮鞋，手里一条暗红色拐杖，拐杖最下面有约10公分左右一段金属，戳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她的脸，略带鹰钩的鼻子两侧是陷在眼窝里的一双大眼，几乎看不到眼白，显然修过的眉毛沿着眉弓向两边逐渐弯到眼角，但仍无法改善那双眼中的冷峻。她的头发一丝不苟的向后梳，在脖子上方挽成一个簪。除了手臂，她的上身几乎不动，尽管笔直的挺着，完全没有小脚女人的扭动……她应该有七十岁了。
某天下午，我从那条胡同下来往家走，身后传来那熟悉的拐杖声。我回头看时，她刚好路过三角地，一群孩子跟在后面喊：“刘大眼，烂腚眼……刘大眼，烂腚眼……”三角地的街道干部们哈哈大笑。孩子们受到鼓舞，上来抢她的拐杖，争抢中拐杖划到一个小姑娘，小姑娘立刻哭起来。三角地冲出一红袖章，又是那个老M头，他抡起马扎劈头砸下，刘大眼额头冒出一股鲜血，老M头第二下打在她后背上，她踉跄几步，站住了，眼睛一直向前看，完全无视打她的人。老M头有点恼羞成怒，还想打，被人拉住了。暴怒的老M头嘴里不停地骂：“你个老地主婆子，想变天啊！敢打劳动人民的孩子，反了你了……”刘大眼目视前方，缓缓地把拐杖挂在左臂上，右手解下手帕捂住伤口，在红袖章的一片叫骂声中，继续往前走，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们一眼……
她走过我身边时，我看到她的手帕已经浸满血，并顺着她的手腕流进她的袖口……她脸上除了血，还有两行泪……
蒙古人骑狗是个邋遢的老头子，什么时候见到都是满脸油汗，一副高度近视镜简直就是瓶子底，黑红的胖脸上总带着笑。之所以喊他“蒙古人骑狗”，除了他脸色像是来自草原，还有就是极为严重的O型腿，他个子很矮，腿又短，所以只能委屈他骑狗了。听说他是北大教授，或者曾经是，不过没人信，教授怎么会长这副模样……
就在刘大眼被打没几天，蒙古人骑狗也被打破头了。
那天我去朋友后院听他拉琴，然后一起出来，他陪我回家顺便买菜，快到菜店门口时，正好蒙古人骑狗打里边出来，身后一个孩子一下撞倒了他，撒腿就跑，紧接着又跑出个阿姨，喊了句：“抓小偷……”那孩子跑了没几步停下了，他表哥来了。从文革开始他这位表哥就成了人物，印挂××青年造反军副总司令，从此走路胳膊都放不下来了。菜店阿姨认识他，马上堆出笑脸，嘴里说着：“没事没事……”扭头回来了。这边蒙古人骑狗已经爬起来了，但他的一瓶醋从菜篮里甩出来，碎了。蒙古人骑狗是碎嘴子，那位司令走到眼前时，蒙古人骑狗笑嘻嘻地说：“小心了您呐，别扎了您脚，您那脚金贵……”司令哪里能容得下这个，当胸一脚，直接一头撞到墙上，当场休克了。司令骂一句：“臭、就臭右派，欠你妈揍！”转过身，吹着口哨走了。
马路天使这个名字，是我给起的，因为当时她在我眼里就是天使，虽然不怎么明白含义，大概好看的女孩就是天使吧，应该是在那本书上看到过“马路天使”。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小脸不大，小鼻子小眼，白嫩白嫩的，一副笑眯眯的模样。那个年代，满马路“菜帮子头”，她却留着长发，高高的扎起来，瀑布一样在脑后直到背部。更显眼的是她总是把白色领子翻出来，那脸就显得更娇嫩。傍晚时经常看到她从我家门口路过，还一个男青年，应该是她男朋友，两人虽然离开较远，但从她脉脉含情的眼神还是能看出来。
她挨打那天，我没看见起因，我看到时她已经被打倒在地。四五个中年妇女和几个住我们附近的小混混，有撕扯头发的，有撕扯衣服的，还有浑水摸鱼的。她双手死死地抱在胸前，脸上很多血……她那个男朋友，躲在远处的一个门洞里远远地看着。过一会，他们不再打了，那几个女人还在数落：“哼！小资产阶级鲜花扛不住无产阶级铁拳……”那女人还把揪下来的一缕头发，拿在手里炫耀着。她坐起来，仍然双手捂着脸，一个小混混揪着她的白色衣领，一使劲，居然撕下来了，原来是假领子。那些女人立刻又活跃起来：“臭美！还带假领子……”
天慢慢黑下来了，那些人陆陆续续散去，她缓缓站起来，她的男朋友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她在原地站了一会，踉踉跄跄地贴着墙根，往热河路走了……
这四次流血事件，发生在一个月内，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四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就在1967年的那个深秋，不经意间凑在了一起……
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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