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早年遗留下来的政治学习的传统依然保留，因此一周的六天工作时间里竟有三个半天的政治学习时间。
机关紧临栈桥海边。夏天，混杂着腥潮气息的海风虽时不时地吹进来，却仍刮不走一屋子的闷热。好在是20世纪早期的老建筑，房间高大而宽敞，天花板上又有两个硕大的吊扇，呼呼啦啦地转着，多少给人带来一些舒适的感觉。
午后，是学习时间。屋外，两棵高大的雪松上，知了的呱噪没完没了；屋里，读学习材料者或磕磕绊绊，或抑扬顿挫。读完照例是讨论。讨论完毕，转入开心时刻：听薛荣芳讲故事。
薛荣芳在日本千岁川
薛荣芳，中等个子，略发福，头上盘一个发髻，圆脸上，一副深褐色框的眼镜，走起路来好像总也抬不起脚，论年龄还不到30岁，看上去倒像中年人，完全没有当下少妇的丰腴和妩媚。她读青岛业大前做过教师，又在与学校打交道的部门，因此很会讲故事，她讲故事似有一种魔力。那时人们热读的文学期刊，像《十月》《春风》《报告文学》等，经常刊载一些中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每次她都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篇，边讲边添油加醋地演绎一番，看似平常的段子，经她一讲便精彩纷呈，令人欲罢不能。
因为薛荣芳的年龄、阅历和水平，以及她担任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年轻同事对她都很尊重，便称她大姐，机关还有几位稍年长的女同事，也都被称作大姐。
大约七八年以后，与我对桌而坐的薛大姐突然提出要跟我学英语，这使我非常诧异。这时机关里来了一些大学生，午休的时间成为他们的英语会话时间，大姐该不会是赶时髦、凑热闹吧，因为论年纪，她已近不惑，主要是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读不准。所以我嘴上答应了，也没放在心上。其实那时我的英语水平也不咋地，虽学了多年英语，却也还是听不懂、说不了。但大姐是认真的，她学进去了，还相当认真。不久，她奉调赴京城工作一年。在京工作之余，她到一所高校旁听英文，在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和句子后，后来竟大着胆子跟学校里的外国留学生对话，哪怕只会一两句话，也敢直接跟老外说。很多人视为畏途的事，她勇敢地闯了过去。终于，她过了听说关。从北京回来以后，在接待一个外国团队的来访中，她的外语终于派上了用场。我们这些学了多年外语的人自愧弗如。
薛大姐三十七八岁上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虽说同时怀孕的有好几位比她小整整一轮的同事，但她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每天出出进进，脸上满满都是自信。她的名字里每个字都带草字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同样，她给爱女起的名字，也是一个带草头字的叠音，听起来蛮上口的，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薛大姐后来调到我所在的部门负责。这样有机会跟她有频繁的接触。当时她住在鱼山路，我住在东部，上下班都是骑单车，下班经常跟大姐同行一段路。那时即便是下班高峰，路上的汽车也不是很多，我俩边骑车边聊天，聊工作，聊学习，聊家庭，也聊趣闻，她总能给我一些指点和帮助，令我受益匪浅。那时的青年活动很多，限于条件，困难也多，大姐总能尽己所能给予一些帮助和支持。
一晃又是十多年光景，因为工作的缘故，大家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某日，在一个大型酒会上，邻桌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惊喜之余却又是一愣。听声音，这分明是她，但看上去却又分明不是她了：没有了深褐色框的眼镜，没有了热情和爽朗，一张职业化的没有个性的、与此时此境身份似乎相吻合的脸。说话间，手机响了，声音里透着一股例行公事。然后，与相邻逐一握手道别，款款向门口走去。少顷，响起了车的发动声，透过窗幔，隐约见一中年妇人驾车消失在夜幕中。这就是我记忆里的大姐吗？
薛荣芳在青岛贸促会院内
某日，报上一篇清新明丽的文字跳入眼帘。虽是笔名，但那文风，分明就是她。于是我开始注意到，原来她一如既往地在报章上有文字面世。从遥远的墨尔本，到喧嚣的拉斯维加斯，到跨越亚欧两大洲的港城伊斯坦布尔，时而介绍酒吧里清纯的服务生，时而慨叹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时而又称赞大学寝室上铺的外国同窗——哦，原来她还是保持了对生活、对理想一以贯之的热情。
后来，她调到贸促会，兼欧美同学会的管理工作，频繁地跟外面的世界打交道。这期间，有机会多次与大姐邂逅。一次，天极冷，巧遇一身华服、香气四溢的大姐，她说刚到机场送走外宾要回家。得知我要去书城，她便热情地推荐几本她在读的书，介绍书的特点，说认识书的作者，问我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作者。还问起我的近况，得知我对某人有意见，她开导我，风物长宜放眼量，要以包容的心态待之。
又过了很多年，某日，突然获悉，大姐不在了！悲惜之余，也感慨不已：特殊的年代，他们那代人未能正常地读书学习，却在职场上抓紧自己，逆水行舟，学有所得，内心充盈，放飞理想。只是，英年早逝，遗憾多多，若假以时年，相信她会有更出彩的人生。
原载《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
2021.6.29 A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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