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朋友怕我孤单，几乎每个周末都组织聚会。
第一周邀请了T女士和她的美国丈夫以及T的父母。
T女士在西雅图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那天见到我时兴高采烈，她说刚刚接待了一个21人的大陆购房团，在几天之内订购了几套房产，每人价值均在千万以上。T女士直感叹大陆人真有钱。
T女士的丈夫是地道的美国人，比T女士小两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像一个大男孩，乐观、勤快，脖子上总是挂着一个单反相机。谈起中西方文化的差异，T女士说，丈夫从来不往家里交钱，他们都是各花各的。记得上次来美国也碰到一对美中搭配的夫妇，女的是中国人，在一个公司里做会计，每年的四月是美国的报税月，女的说我们能不能少报一点？反正也是合理避税？男人坚决不同意，说如果都像你这样，国家怎么办？说起孝道，T女士说认为美国人不孝顺那都是误解，她的先生每天都跟父母通电话，一聊数小时。真是个大男孩！
T女士的父母已经拿到了绿卡，来美国住在女儿家已经一年半了。老人很愿意跟我聊天，他是山西人，年轻的时候做过教师、校长，后来做乡党委书记，计生委主任等。
老人讲了很多文革的经历，还有他做计生委主任时的做过的事情，至今仍在深深地忏悔。他曾经带人抢过超生家庭的粮食，没办法，他说，如果他不干，自己的位子就可能不保。
老人在西雅图适应得很快，他说在这里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里空气新鲜，绿树成荫，老人每天散步，原来膝盖疼得不敢走路，现在好了；原来有严重的前列腺炎，现在也好了。说有一种蔓越莓对前列腺特别有用。蔓越莓是一种北美特有的灌木植物，现在已经提取其有效成分，制成药片，COSTCO有售。
又到了周末，朋友早早开车把我接了过来。
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美国，做过税务官、会计，在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做过伐木工人，总之什么赚钱干什么。现在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他原来居住在奥林匹亚（大西雅图地区的一个城市，奥林匹亚是华盛顿州政府所在地），在那里认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后来搬到了现在的海边别墅，但是朋友们的情意没有淡化，经常聚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出国的那一代，真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去年春节我在西雅图已经随朋友拜访过不少，今年再相见已然是老朋友了。
X先生在华盛顿州政府工作，算是公务员了。大家一致认为X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且博学多才，去做政府公务员真是太可惜了。我说在中国做公务员那可是人人羡慕的工作，你看每年的国考乌泱乌泱的。
找了一个机会跟X先生聊天。X先生出生在四川，文革中去云南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后到美国，太太是北京人。这次聚会X先生和太太做了一锅豆花，北方人叫豆腐脑，非常好吃，就是配的卤子太辣了。
X先生确实广闻博记。托克维尔、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等云山雾罩地跟我神聊了一通。我感兴趣是美国公务员的待遇，X先生说，待遇不高，做公务员就是图个清静，每天的工作比较简单，因为州政府实在也没有多大的事，就是服务。他们的工作就叫“Public Service”，中文叫“公共服务”。
我问，那么美国的公务员也有级别吗？工资是否跟级别挂钩？X先生说，美国公务员的级别类似技术职称，比如计算机管理的，就有几个级别。他们的公共服务的级别叫做“Manager”，其实就是经理。
我再问，级别越高是否意味着权力越大，工资越高？他说，非也！公务员考核的核心是责任，责任越大工资越高，就是看你负责的这块责任的范围有多大。原来美国的级别不以权力划分，而以责任划分。谈话中X先生多次说到责任的英文词，Responsibility。
X先生说他也曾有过责任大的时候，那时候他任州政府保监会的副手，工作很忙。我好奇地问，在中国，保监会可是肥差啊，美国保监会有没有受贿的情况？他说，绝对不会有的，政府规定接受25美元以上的礼品就要上交。我说，那么不交谁知道啊？他说，那不行，老百姓盯着呢，如果发现受贿，除了职位不保，退休金拿不到，可能一辈子的诚信都没了。
正说着，一位身形瘦削的男子迈着舞蹈步走了过来，是傅先生，傅先生的同学正是马上要说到的《Mao's last dancer》的主人公李存信。
（四）
傅先生是青岛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青岛定陶路小学上学，1972年被江青派来的人选中赴北京舞蹈学院进修，后入中央芭蕾舞团。他的同学就是大名鼎鼎的《Mao's last dancer》的作者李存信。
李存信1961年出生在青岛崂山县李村公社的一个小山村，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对童年的印象，大概总是以地瓜干为食，兄弟七人挤在一盘炕上。
谁也不知道江青派来的人为何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据说最初挑中的是一个女孩，被深深包裹在棉衣里的李存信并没有引起来者的注意。就在来人即将离开的那一刻，李存信的老师突然拍了拍那人的肩膀说：“你看这个怎么样？”来人有些不耐烦地把李存信带去测试。
他们让李存信脱去衣服，把身体的每一寸都进行了测量，测试了他身体的弹性，最后把他腿的肌肉都拉伤了。这个穷苦的孩子本能地知道他们会改变他的生活，就如他后来的坚韧一样，他没有喊一声疼。
这个没有叫疼的孩子成了傅先生的同学，他们一同被送入北京舞蹈学院。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七年的前苏联式的艰苦的芭蕾舞蹈训练。
在舞蹈学院的最初两年，傅先生说，李存信并不引人注意，甚至可能是班上最差的几个学生之一。李存信在自传里也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芭蕾也不喜欢芭蕾。后来，有个新的芭蕾舞老师发现了他，给予他更多的关照，李存信从此喜欢上了芭蕾。
为了提高自己的弹跳能力，李存信在腿上绑着沙袋，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始跳楼梯。晚上在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他在黑乎乎的教室里点燃一支蜡烛，在黑暗中旋转。最后，在毕业那年，他终于成为全校最好的学生之一。
1979年，李存信得到一个赴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公派学习的机会，并在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夫人芭芭拉的担保下，很快得到了护照和签证。不会说一句英语的李存信，经过两天的突击培训后，踏上了美国国土。
1981年在回国的前三天，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李存信选择了“叛逃”。因为害怕影响休斯顿芭蕾舞团和北京舞蹈学院的学术交流，休斯顿芭蕾舞团敦促李存信去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解释整个“叛逃”事件。李存信被扣在领事馆里整整二十一个小时。他说，他以为他的生命到此就断绝了。
“叛逃”事件演化成了一次外交危机，当时的副总统布什亲自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大度，表示要尊重李存信本人的选择，李存信才得以被使馆释放。
在谈到“叛逃”事件的时候，李存信说，在美国，他知道了芭蕾的不同，知道了艺术的个体和自由的表达。他说，他在舞台上扮演了不止一次的王子，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我甚至不会表达王子的傲慢。”
2003年李存信移居澳大利亚，他用平实朴素的英文出版了自传《Mao's last dancer》，立即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连续五十六周登上澳洲的畅销书榜，并在2004年10月获尼尔森图书奖。2009年同名电影上市，并获圣保罗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现在傅先生仍以教授芭蕾舞和销售舞蹈产品为业。海滨漫步，我好奇地问，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北京舞蹈学院是以什么标准选材的？大家知道芭蕾舞可不是谁都可以跳的。
傅先生说，先看父母，如果父母大腹便便就直接刷下去，再看孩子的反应协调能力。傅先生的身材现在依然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间还有芭蕾舞演员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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