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31日，以赛亚·伯林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牛津考试楼里，发表他的齐挈利教授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两种自由”的演讲。他那时还无法想象这次演讲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意义与影响。他依旧感到郁闷和恐慌，他担心这篇“关于两个自由概念”的演讲是否会引起足够的反响。
然而，为了这次演讲，伯林已经准备了两个夏天，把四个多小时的演讲稿压缩到合适的篇幅，最后只剩下薄薄的一页纸的提纲。然而就像他之前所有的演讲一样，一旦开始，他便滔滔不绝，犹如神灵附体一般。
彼时，他的理论基础已经成型，就职演说只不过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把基本原理贯穿为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地进行了表达。他彻底改变了自由主义的其他的表达，将他们变成了一对界限更为清晰更加鲜明的概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基于“两种自由”的概念，自由之于伯林本质上乃是一种“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免于什么或不受干涉的自由”，用英文表达就是“Liberty from something”；而“积极自由”则是“做什么的自由”，英文表达是“Liberty to something”。
然而，这位自由主义大师一生却深受母亲的影响。与父亲相比，伯林母亲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她阅读最新的小说，比如D.H.劳伦斯的作品；她想要得到爱，想要得到提升。在智力和心灵方面，伯林更多地遗传了母亲的特征。
一位强势的母亲，父母婚姻关系的不和谐，以及日常生活的阴冷僵持，使得从小便敏感多疑的伯林缺乏安全感。在以后与女性相处的岁月中，伯林表现出来的犹豫、不自信，显然与此有着难以忽略的关系。
以赛亚·伯林的父母
有些人好像不知道，人是有欲望的
在四十几岁遇到两位同事的妻子之前，伯林似乎对欲望有着本能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实在太丑，肥得流油，肤色惨白，左臂残疾，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是这种看法却常常使他的恋爱经历无疾而终，这与他在学术上口若悬河、博闻强记的形象判若两人。
1931年夏天，正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度假的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被如花似玉的姑娘西格勒吸引，西格勒是爱尔兰记者罗伯特·林德和诗人西尔维娅·德莱赫斯特的女儿，西格勒具有拉斐尔以前时代凯尔特人式的美，同时又聪明异常，但是极端左倾。
在萨尔茨堡的音乐厅和咖啡馆里，一场备受压抑的罗曼蒂克史逐渐绽放，但是很快就凋谢了。“什么也没有”，后来的伯林回忆道，“我们没接过吻，没碰过对方，都很羞涩。”这是他生平第一冒险试水，但是很快就退却了。西格勒不久就把目标转向了那些更善于用身体表达情感的对象，后来西格勒投身共运，但他们俩仍是亲密的朋友。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中，伯林是无可争议的暖男。大家都觉得哪怕在最致命的诱惑面前，伯林也会无动于衷，以至于有人认为他讨厌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一个有着众多追求者的美貌朋友萨利·格雷夫斯愠怒地责备他：“有些人好像不知道，人是有欲望的。”于是，每当女儿去爱尔兰和奥地利度假的时候，家长们都愿意让他充当女伴的角色，毫不设防。
第一次这样的远足发生在1933年夏天，他与他的女伴们在爱尔兰南部遇到了伊丽莎白·鲍恩，这位比伯林大十岁的小说家成为了伯林三十年代最为亲近的女知己之一。尽管他们看起来多么的不同：鲍恩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鲁—爱尔兰人，性格倔强，政治保守，性经验丰富，对抽象概念不甚感兴趣；伯林那时却过着禁欲生活，信奉不可知论，是个为人胆怯的犹太人。
而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出现，使伯林第一次有了欲火焚身的情感体验。伯林给伊丽莎白·鲍恩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与弗吉尼亚·伍尔夫见面时的情况。他喜欢她那十分迷人的骨骼纤细之美，她讲话的方式使他神魂颠倒。伯林看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个恃才傲物到了极点的人，但是他就喜欢她那种傲慢的贵族派头。伯林以后说，只要一遇到她，他就会先起一阵颤栗，紧接着是一连几天浑身刺痛。
不过，这位比伯林大十七岁的小说家有时候也显出其轻佻的一面。她给他寄明信片，邀请他参加宴会，在明信片的结尾，她用一种消遣式的口气写道：“如果你敲敲我的小灰门，我就会为你打开。”
名望、个性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总是让伯林着迷。伍尔夫身上有一种狂乱的气质。而对于这位敏捷善谈的全灵学院的年轻教授，伍尔夫也渐渐喜欢起来。1941年，伍尔夫写信邀请伯林在伦敦和她一起进餐，不过，未及应答，伯林却收到了伍尔夫投水自尽的消息。
伍尔夫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她在1936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写这信之前我彻夜未眠，瞪着一瓶三氯乙醛，喃喃说着不能、不要，你不能饮。”1941年3月28日，她还是将口袋装满石头，投了住处附近的欧塞河。
伯林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遇的那一晚，还有另外一位沉默的学生在场，她就是二十岁的哲学系女生蕾切尔·沃克。
蕾切尔·沃克绰号“小费”，她美貌而热情，敏捷而活泼，典型的英国女孩的模样，优雅得无以复加。他们不断地出入各种宴会，也互相通信，蕾切尔的信件渐渐亲密起来，她在信中称他为“无比亲爱的沙耶”，“沙耶”是伯林的昵称，显然伯林也做了适当的回应，但是也劝她“保持判断力和谨慎”。
他们出入音乐会和逻辑学讲座。蕾切尔去巴黎念书的时候，伯林也去看她。从年龄上来说，伯林二十六，蕾切尔二十一岁，两人可谓正当其时。但是蕾切尔对于伯林那种“极端不切实际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想法”还是让伯林的朋友们稍稍有点吃惊。
一天，伯林与蕾切尔去巴黎动物园散步，在动物园的大蟒面前，蕾切尔向伯林求婚。在给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伯林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们俩开始相互攻击，但是在无望的引力左右下却基本上都没有击中目标。我的天啊！我不可能跟她结婚。她却认为我可以。那样一来我们马上就会变得很可怜。最后我强迫自己做个明智的普通人，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然后对她说我必须到此为止，那一幕之可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伯林还对鲍恩说，他从此以后要对敏感的女孩保持距离。伯林与众多的女性保持关系，对于欲望他却有着本能的恐惧。
然而，对于“小费”而言，还有比失恋更加糟糕的事情，与伯林分手以后，他日渐消沉，不时发生严重的神经错乱。在一次动手打了母亲以后，被关进了北安普敦的一家医院，其间一直忍受着点击疗法，最后终于做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术后一直处于半植物人状态，一直到1992年去世。尽管伯林的朋友们不认为伯林应当对这一切负责，但是伯林仍然无法摆脱沉重的负罪感。“小费”是他平生第一次严肃的情感经历，不幸却以悲剧告终。
整个二战期间，伯林一直为英国情报处工作，这是以赛亚的战争，伯林在美国华盛顿的情报搜集工作极为成功，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感情生活依然不得要领。
1942年冬，在一次华盛顿的午宴上，伯林认识了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这是一位年轻的伯爵大人，事先有人警告说，她是一位可笑的中欧冒险家，一个无聊得可怕的女人。然而宴会开始的时候，伯林却发现坐在了二十四岁伯爵夫人的身边。伯林觉得她“极富魅力”，深蓝色的双眼，柔软的棕发蜷曲着垂在双肩，衬着她那妖冶的面容，身材苗条而纤细，散发着诱人的女性气息。
伯林被征服了。周末她邀请他到她的公寓去。伯林后来回忆道：“没有发生任何与肉体有关的事情。她觉得我跟别人一样毫无魅力可言。可是不知为什么她却依恋着我，她想留住我。”
伯林坠入爱河，伯爵夫人却若即若离。她订下约会，却又不断地取消；她声称自己是属于他的，却又常常几个月不见踪影。她欺骗他，然而同时却又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让他原谅她。
直到1943年夏天，帕特里西娅声称爱上了别人。她献殷勤的对象是个叫阿布勒的有钱的年轻人，他们三人去纽约看轻歌剧《俄克拉荷马》，然后回到旅馆。帕特里西娅与阿布勒的房间就在伯林隔壁，终其一晚，伯林发现都处于身体和心理的折磨之中。虽然他努力使自己入睡，但是隔壁做爱的声音还是会不断地透过墙壁飘进他的耳朵中。
以赛亚·伯林与妻子
我爱上了你的妻子
尽管与众多的女性保持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但是伯林扮演的始终是一个牧师的角色，他倾听她们的呼声，帮她们分析一个个的求婚者，并且提醒她们应该警惕什么人。他是她们的“女伴”、知冷知热的“暖男”，在他朋友们的眼中，他是死不悔改的单身汉。即使在牛津学院青年人的观念里，伯林也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大学教授。独身，似乎是他当时的标签，并且看起来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
1949年6月，他在哈佛度过了他郁闷的四十岁生日。他似乎很难接受这一点。他说，这次生日等于是“越过了一座可怕的山峰”。四十岁了他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也许在忙碌的社交生活之余，在一次次地坐火车奔赴伦敦参加宴会之后，他感到了些许孤独。
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想要结婚，没有人把这当真。他似乎对孩子们毫无兴趣，对家庭生活也毫无经验，四十岁了，他还依赖着父母，一有空就回到他在伦敦荷里克罗夫特大街上的父母的家。
千年的铁树要开花，万年的枯木发新芽。伯林选择结束单身的方式居然是爱上一个结过婚、拖着几个孩子的女人。她是一位性格活泼、才智超群的女子，虽然已经结婚几年，但是过得并不幸福。她的丈夫是一位心不在焉专注于精神世界的大学教授。她在性方面相当大胆，也许这一点鼓励了伯林，在他们的关系中，伯林成了那个主动的一方。
1950年七八月间，伯林得了一次感冒，正在卧床休息，她来照顾他，他趁机把她拉到了床上。她先是大吃一惊，似乎一下子不适应“女伴”突然变成感情炽热的“男友”，不过随后她就为他的感情所感动。对他来说，这次经历仿佛是积蓄已久的洪水决堤而出，他被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初尝爱情之美好，他发现他对于感情方面那种潮水般的力量变得宽容和尊重了，这次经历消融了他身上的一部分道学气，不再像以前那样迅速地对别人之事做出评判和责难。
他们开始火热的私通：在学院他的住处，在她家里，在牛津周围的田野上和教堂墓地里，还有一次在他父母荷里克罗夫特大街的家里。有几次他俩的危险行为险些被发现：同事们、孩子们还有朋友们走到离他们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不过这种危险加剧了伯林的兴奋心情，他愈加变得津津有味起来。
他无意于要她离婚，不过作为英国绅士坦荡性格的一部分，伯林还是决定告诉一下她的丈夫。这个决定当然是相当尴尬的，伯林与他是好朋友，而且那个男人也是体面的英国绅士的化身。据说当时伯林脱口而出：“我爱上了你的妻子”，那个丈夫答道：“那不可能。”于是两人只得继续私通下去。可是伯林觉得他非得向那个人坦白一次不可。这一回，那个妻子记得她丈夫回家的时候摇着头说：“以赛亚一直在发神经，他又跟我说他爱上你了。”
如果与大学教授的妻子私通算作是成年礼的话，伯林可谓成长迅速。几年以后，他便移情到另一位同事的妻子身上。她叫艾琳·哈尔本，是一位将近四十岁、身材苗条的法国贵妇人。
在二战开始之前，艾琳的一个姐妹、一个兄弟和年轻的丈夫在短时间内相继去世，她风平浪静的生活突然间被碾得粉碎。二十四岁的他拖着幼子，成了寡妇。战争开始，法国战败，他先是逃到南方躲避德国人。1941年初，她设法带着儿子搭乘一艘从里斯本出发的船来到纽约，而那个时候前往纽约任职的伯林恰好也在那艘船上。他注意到了这个优雅、羞涩的高个子女人。
在纽约，他们在朋友的宴会上又见过几面，他觉得她的身材很棒，举止高雅，不免心里一动。她则对他全无感觉，只记得他穿着皱皱巴巴的三件套，看起来矮矮胖胖的，一点也不招人喜欢。
1943年，她遇到了奥地利核物理学家汉斯·哈尔本，他原来主持法国的核项目，二战后逃到美国。婚后，他们俩去了加拿大。1946年伯林又遇到了艾琳，这时候的她愁眉苦脸，看起来婚姻生活已经把她压垮，几年前那个活泼调皮、富有才华的美丽女郎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1946年汉斯·哈尔本一家应邀来牛津就职，汉斯成了伯林的同事。很快伯林就成为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份子，他邀请艾琳去听音乐会，在他们家吃饭，她和他在一起很自在：他用他广博的知识和天才的谈吐逗她发笑，他带她安全地躲避一年难似一年的婚姻。
慢慢地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浑身皱巴巴的牛津学究。他行事单纯，头脑异常敏捷，浑身充满热情与活力。他身上的这些能力逐渐使艾琳从早年几位亲人的死以及现实婚姻的不幸中走了出来，寒冰融化，阳光照进心田，她逐渐变得喜悦和开朗起来。
不过，她还是看出来他们俩是如此的不同：尽管她有一些犹太血统，但她是法国巴黎人，出身贵族；他则是俄国犹太人，来自商人阶层。正如有一次她说的那样：“我是西欧，他是东欧。”
她为自己筑起的那层保护层当然是有道理的，她被令人窒息的婚姻吓怕了。
1953年，伯林的父亲去世。整整一年，他在消沉中度过。1954年复活节来临之际，郁闷和痛苦的伯林邀请艾琳去伦敦参加一个会议，这关系到如何处理他父亲的鬃毛生意。途中，他向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意”，并且碰了她的手。她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不过在心里想：“该死。”她既感到感动又有所愧疚，毕竟她是已婚女人，还有三个孩子，她仍然努力挣扎着维持一场陷入困境的婚姻。
复活节的时候，她给他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要跟他断绝来往。这次谈话被她的丈夫汉斯偷听到了，他威胁要跟她离婚，并且要求孩子们的抚养权。
当他回到伦敦的时候，她又给他打来了电话，邀请他家里做客。不过这一次是她的丈夫的主意，他觉得采取高压手段似乎不是一个高明的做法，伯林和汉斯都是牛津的重要人物，这件事情只能用巧妙的手段加以解决。
汉斯的偷听和偷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窃听他们的谈话；雇佣私人侦探监视他俩的行踪；还有一次在多维尔海滩上，艾琳发现他正在发疯般地把一封她读过然后又撕得粉碎的伯林的信拼在一起。
很快，艾琳又打来了电话，说自己必须见他。她说：“我是一个囚犯，你会收容我吗？”他们又开始频繁见面。有一天，伯林说好要她到全灵学院对面的正街见面，结果他过马路的时候看见汉斯站在那里，显然他窃听了他们的电话。伯林只好绕过马路，向他们夫妇鞠了一躬，走进了对面的药房，假装买了一些他并不需要的东西。
汉斯打来电话，很明显，双方都是君子，显然需要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不过这次说话的主角是伯林。他说：“瞧，你绝对是对的，正义完全站在你的一边。你娶了她，你爱她。我无话可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你不需要跟我解释。我只想说一件事，让我给你提个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并不是完全无私的。如果你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的话，囚犯急于出去的程度是会超过狱卒想要让她呆在里面的程度的。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果你不让她来看我的话，这种状况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都注定会被打破， 即使我什么也不做。”
自由理论家关于自由的心理分析的这次温文尔雅的学术演讲让汉斯吃了一惊，这里面的逻辑与归纳似乎无可辩驳。他点头答应他会考虑考虑，然后就把伯林带进花园里去看艾琳，她正在玫瑰花丛中焦急地走来走去，手里绞着一块手绢。正当她说她对她的丈夫感到难过的时候，汉斯冲进了花园，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接受你的建议，你可以每星期见她两次。”
1954年底，法国政府邀请汉斯·哈尔本去巴黎主持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当他向艾琳建议接受这一邀请的时候，她说她不能和他一起去，他们的婚姻到此为止。两周以后，伯林向艾琳正式求婚。他们宣布订婚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伯林的朋友们，不管男女，都表现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他是最不适合结婚的一个。
1956年2月7日，伯林和艾琳在汉普斯特德的犹太教堂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就像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原载 葛陂小记 2022-05-08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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