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七言律诗《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有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诗写于1942年。诗中首两句赞扬“某氏”诗才清雅，颔联则委婉批评诗集有孟郊的酸寒之气和愁苦之情。颈联用了两个典故，化用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意指诗人将隐忧不绝；活用唐武元衡“日出事还生”诗典，暗伤诗人之不幸命运。尾联则含规劝之意，奉劝身居高位的诗人，不要以为诗写得愁苦悲戚就好，在高位上，往往诗句容易成为现实的预言。
首联——“扫叶”，盖取“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之义。“吞花”语出唐·冯贽《云仙杂记》卷五：“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胜情”，高雅的情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钜公”一谓王公大臣，宋苏舜钦《应制科上省使叶道卿书》：“某观前古之士，歘然奋起于贱庸之地，建名树勋，风采表于当世者，未始不由上官钜公推引而能至也。”二谓，巨匠、大师。唐李贺《高轩过》诗：“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宋梅尧臣《唐书局后丛莽中得芸香一本》诗：“借问此何地，删修多钜公。”“难得”即不易得到，《礼记·儒行》：“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史记·龟策列传》：“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才清”意思是指既聪明又有才能，语出《红楼梦》第五回：“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颔联——“东野”乃指唐代诗人孟郊。孟郊字东野。少隐居嵩山。性狷介，与韩愈友善。年四十五、六方登进士第。工诗，与贾岛齐名，并称“郊岛”，诗风瘦硬，东坡《祭柳子玉》文曰：“郊寒岛瘦。”《沧浪诗话•诗评》：“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寒相”就是穷困潦倒、寒酸的样子。“南风”，一指古代乐曲名。相传为虞舜所作。《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辨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二指南方的乐曲。《左传·襄公十八年》：“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杨伯峻注：“北风、南风犹今云北曲、南曲也。”三指《诗经》中的国风。借指古代淳朴的诗风。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四指南朝诗的风格。明胡应麟《诗薮·杂编·遗逸下》：“盖至是南风渐渍于北，而六代淫靡之音极矣。于是唐文挺出，一扫而汎空之。”五指南方的风气。唐杜甫《最能行》：“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结合后文“死声”，似应取“南方的乐曲”之意。《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师旷唯歌南北风者，听晋、楚之强弱。”后用以比喻力量衰弱，士气不振。《南齐书·明帝纪赞》：“沔阳失土，南风不竞。”清李渔《奈何天·筹饷》：“南风不竞，北势偏雄，俺这里折尽兵和将。”周咏《秋怀》诗之七：“万里归家又别家，南风不竞哭中华。”“死声”衰微之音，北周庾信《拟咏怀》之十一：“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
颈联——“孟德”即魏武帝曹操，东汉末沛国谯人，字孟德。“月明”语出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元衡”即武元衡（758年～815年），字伯苍，河南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人。唐朝宰相、诗人，女皇武则天从曾孙，殿中侍御史武就之子。建中四年（783年），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文佳，金榜题名，位列进士榜首。元和二年（807年），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后外放为剑南节度使。元和十年（815年），二度拜相，时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宪宗委任武元衡统领军队对淮西蔡州进行清剿。引起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的恐惧，决定刺杀武元衡等主战派大臣，以救蔡州。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鼓敲过，天色未明，武元衡即启门户，赴大明宫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元衡遇刺身亡，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受伤。可能是对自己被刺的命运有所预感，事发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很具有诗谶意味的诗，叫作《夏夜作》：“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诗中写道，寂静的深夜，没有了白天的喧嚣，惟有那明月高高地悬在夜空，照着池台，可是没有机缘让清丽的景色永驻，等到日出时刻，还将有事情发生。冥冥之中，武元衡似有预感，灾难正在不知不觉之中静悄悄地向自己靠近，而又无能为力去改变未卜之事的发生，因此该诗被后人成为“谶诗”。武元衡遇刺案被列为唐朝十大奇案之一，虽然后来宪宗缉拿并杀了五名刺客，但宪宗削藩之战的得力助手武元衡却再难复生了。
尾联——“愁苦”，忧愁苦恼。《楚辞·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唐杜甫《发阆中》诗：“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 “求诗”，寻觅诗句。宋陆游《别王伯高》诗：“倾家酿酒犹嫌少，入海求诗未厌深。”“高位”显贵的职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谤？”宋王安石《谢皇亲叔敖启》：“顾薄材之难强，岂高位之敢安。” “从来”，历来；向来。明张居正《文华殿论奏》：“此地从来多荒少熟。”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至于两妻并立，则从来无一相得者，亦从来无一相安者。”“谶”指将来会应验的预言、预兆，原意不分吉凶，后则多指凶事、不利之事。这里意指“谶诗”，即所谓预言未来不幸命运的诗，谶诗在《诗经》中便有，南朝时大和尚宝志干脆做了一首预言祸端的诗就叫《谶诗》。诗云：“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佞臣作欺妄，贼臣灭君子。若不信吾言，龙时候贼起。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诗作于南朝梁天监三年（504年）的六月初八，宝志陪梁武帝讲经于宫中重云殿，忽起舞悲歌，咏了这首五言诗。此诗预言梁王朝50多年后的侯景之祸，灵验无讹。
“某氏”为谁，钱钟书先生何以隐去？近年随着一些资料、档案的公开，学者们经过详细考证，确认“某氏”即为汪精卫。诗题中的“集”，为汪精卫刊刻于1943年初的《双照楼诗词稿》。钱诗写于1942年，汪的诗集正式刊刻于1943年初。从时间上看，似乎不合常理。但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钱钟书先生先于普通读者，看到了汪的诗集。余英时先生在《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序》中的考证，可证此推测之合理：“陈群（人鹤）为汪精卫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钱与龙多有往来，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陈群是民国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当过汪伪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主持编辑刊印汪的《双照楼诗词稿》，颇有“投桃报李”的意味。而词学大师龙榆生作为汪诗集的编校，则因一个共同的纽带：朱祖谋。朱祖谋（1857年—1931年），原名朱孝臧，字藿生，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龙榆生约在1928年前后投朱门下。而汪精卫则早于1903年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时，投于朱门下。因此，龙榆生应该是汪精卫的同门师弟。1931年，朱祖谋去世，秉承遗命，龙榆生主持老师身后事，与汪精卫这个师兄开始有了密切联系，并有诗词唱和。而钱钟书和龙榆生的交往，则因另一个共同的纽带：陈衍。陈衍，号石遗老人，通经史训诂之学，尤长于诗，“同光体”诗派之领军人物。钱钟书先生于1933年清华在读时拜会于他。陈衍曾批评钱诗的绮丽之风，建议他不要学汤卿谋（晚明诗人汤传楹）和黄仲则。此后，钱写诗遂改弦易辙，奉陈衍若神明，遂成忘年交，被传为佳话。而早在1928年9月，龙榆生便和陈衍认识。经过陈的引荐，龙榆生到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并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从这一时期开始，龙榆生全心研究词，或也得益于陈衍给予的指导，龙榆生对陈衍，当以师事之。因此，某种程度上，龙榆生和钱钟书，也可以说成是同门（陈衍）师兄弟。但从上世纪50至60年代钱钟书致龙榆生的书札来看，钱在龙的面前，始终以“晚学”“教晚”自称。一是因于龙榆生与父亲钱基博有旧谊，自己不敢托大称弟，乱了辈分；二是陈衍虽与自己忘年相交，但究其年辈，实可为祖，因此，在龙榆生面前称“晚学”“教晚”。考及龙榆生和钱钟书的生平，1940年期间的南京和上海，当是两人共同的交汇点。1940年4月，龙榆生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不久，龙榆生以病辞；9月，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任汪的家庭教师，并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此后一直寓居于南京白下，专致词学研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钟书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辞职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钱家与蒲园“且住楼”。因此，汪的诗集刊印前，钱钟书和龙榆生或已假上海和南京两地，有过书信或者实地的交流。另查《槐聚诗存》，编入1942年的诗作，尚有《得龙忍寒金陵书》一首，大意是宽解他被汪精卫“绑架”任职的不得已。在他们的书信或者实质交往中，龙榆生将汪诗集未定稿赠予钱钟书以求赏鉴，再是自然不过。由是，经由朱祖谋和陈衍这两条纽带，钱钟书和汪精卫这两个本有径庭之别的人物，在194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有了实质上的精神交往。钱钟书先生感于汪精卫的诗才，写下了《题某氏集》这首诗，对汪的诗才大加赞赏，却又对汪的政治作为心有隐忧，为了避免将来给自己带来麻烦，特意在诗题中，略去了汪精卫的名讳。还有一说为，钱钟书先生当年题写此诗，直接题于原诗集扉页，因此，世传此诗之诗题原为《戏题双照楼诗词稿》。1993年钱钟书先生修订《槐聚诗存》并付梓时，汪氏之“汉奸”声名，已钉入历史，故将诗题修订为《题某氏集》。钱钟书先生这首诗，重要一句是“高位从来谶易成”。这是一种提醒，也无疑是一种警告。那么，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谶”究竟是实指上引武元衡遇刺的实典，还是虚指汪精卫遇刺？查《双照楼诗词稿》，收有汪精卫写于1910年的《被逮口占》一诗。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和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后被捕。汪在狱中写下此诗，表明他革命的决心。此诗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句，以其舍生取义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时人赞颂，汪因此诗而名动一时。但是，人们在阅读此诗时，只注意到了汪“引刀成一快”的万丈豪情，而没有注意到这首诗中另一句所蕴含的不能自主的悲剧宿命：“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这是汪的自谶，如同一千多年前武元衡在被刺前夜写下的“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一样，他们都隐隐感觉到冥冥之中已有一种自身无法驾驭和左右的大事件，影响和改变着自己前途命运。钱钟书先生在诗中，引“武元衡遇刺”这一故典，其目的在于提醒汪“高位从来谶易成”，这个谶，实指他“残躯付劫灰”的悲剧命运。
汪精卫之死与刺杀有关，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市湖南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突然响起三声枪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应声倒地。行刺者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徐州铜山籍志士孙凤鸣，其行刺后亦中枪被擒，次日身亡。汪精卫虽未直接死于这次遇刺，但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算是其间接死于遇刺。
2022-07-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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