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画像
若要评选十八世纪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恐怕非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莫属，这两件大事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两件大事相隔时间不长，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政府为了表示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不但提供了大部分的武器装备，还到处借债，资助战争，终于耗尽了财力，不得不通过加税以期度过危机，最终引发了革命。
这两件大事也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当时世界上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目光。如今我们仰望智慧的星空，那些伟大的先贤们都不同程度地在天幕上留下了他们的思想光谱。
英国保守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热情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甚至以《美洲三书》作为致敬美国独立战争的情书。然而柏克却极度厌恶法国大革命，最终以《反思法国大革命》成就绝世名篇；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潘恩，曾以《常识》极大地鼓舞美国独立战争的士气，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亲赴法国，参加国民公会，一度被恐怖的雅各宾主义者罗伯斯比尔投进监狱，差点死掉。
据说开始时潘恩非常仰慕柏克，曾专程赴伦敦拜访，还在他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但在柏克得知潘恩深度介入法国大革命之后，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有个年轻人给柏克写信，就潘恩的《人权论》讨教于柏克，柏克写到：“潘恩不值得你如此尊重。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讨论的主题。他没有任何像样的学问。他学过一点文学写作方式方法，但只是皮毛，还不懂得如何用。”当然潘恩对柏克也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讽刺和谩骂。
无独有偶，美国《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五个成员之一，后来做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也非常厌恶潘恩，他说，潘恩是一个“对神圣事物的傲慢亵渎者和对美好事物的杰出诽谤者”，并宣称：“若相信这个品质败坏的人，简直就是侮辱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智慧。但粗鲁和恶毒总是不乏追随者。”
美国与法国，地处新旧大陆两端的两个国家，代表着新旧世界的两极，仿如两个量子纠缠的粒子，一个左旋另一个必定右旋。
1777年，大陆制宪会议选派亚当斯作为协同专员赴法国考察。1778年2月，亚当斯和10岁的儿子一起乘船驶向法国，于3月份抵达。
法国人的温文尔雅和对生活的享受显然给亚当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新英格兰公理会会员，他对法国人道德的败坏深感惊讶和失望。他们懒散、不守安息日，许多人都是无神论者。这些都使亚当斯深感不安。
亚当斯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从小便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着本能抵触和反感。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的父母“对所有的享乐者都感到鄙视和惧怕”，而他也相信他们是对的，因为他见到了享乐主义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恶果，这个“其他国家”当然是指法国。
不仅如此，可能再没有什么比法国女人厚颜无耻的放荡更令亚当斯震惊的了：他们暴露的裙装，下流的幽默，婚外情和在公共场合赤裸裸地谈论性事。
这些事实53年之后在另一个年轻的法国人身上得到了回应。1831年，托克维尔乘船赴美国考察监狱制度，却发现了美国社会的“伟大”之处，他甚至新造了一个词语“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但吃惯了美食的法国年轻贵族对于美国的食物和习俗多有置喙，他说，美国人在食物安排和上菜方面“尚处于萌芽期：他们先吃蔬菜鱼类后吃肉，甜点是牡蛎。一言以蔽之，完全就是野蛮人的吃法。”他不能忍受家庭聚会中的钢琴演奏，甚至觉得钢琴伴奏下女主人的歌声无异于“狼嚎”和“猫叫”。这证明了在享乐方面美国人相比于法国人的确有点的“粗陋不堪”。
当然这是后话，亚当斯即使活得足够长久，也不可能知道后来这个热情讴歌美国民主的年轻人。然而亚当斯认为，共和制只有在品质优秀的人中得以兴盛。政治应当适应人的脾性。1789年，亚当斯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宪法是为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对其他任何政府而言，是不充分的。”这个“其他政府”当然又是指法国。亚当斯确信，共和政府永远不可能在法国实现，早在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法国大革命的过火行为之前，他就批评法国大革命，他担心一个“三千万无神论者的共和国”的命运，因为狂热的煽动者占据优势，他预言，法国人最终会变得“没有平等的法律，没有个人自由，没有财产权，没有生命权”。
同样，法国的信仰和无信仰一样让亚当斯不安。礼拜天，他也经常光顾天主教堂，他观察到，天主教仪式很美，但惊讶于他们的奢靡、迷信、异教主义和对穷苦人的欺压。
1785年，亚当斯又被国会选为驻英国大使。使他有机会对英法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6月1日，亚当斯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英王宣称，虽然他曾经反对美国独立，但现在他愿意第一个承认美国独立。乔治三世还悄悄地问：“有人认为，比起你的国人，你并不那么喜欢法国人的举止的。”亚当斯有点像外交辞令式地回答：“这种说法没错，我必须向陛下您声明，除了我自己国家，我都不喜欢。”
事实上他喜欢英国。尽管英国达不到美国的标准，更达不到新英格兰的标准。亚当斯发现英国比法国更适合他的胃口。他说，在信仰、政府形式和意志自由方面，“这两个国家最相像。”
1796年，亚当斯被选为继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后，亚当斯住在乡间农场里撰写他的回忆录，同时在他那庞大的私人图书馆里继续着他与法国思想家的恩恩怨怨。
法国启蒙主义者孔多塞抨击宗教，他不无嘲讽地说，牧师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寓言背后的事实，而成了被自己谎言欺骗的傻瓜；亚当斯则评论说“就像你和你的同伙受骗于你们自己的无神论，毫无意义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主张。”
孔多塞大力赞扬希腊的成就，亚当斯回应到：“尽管我喜爱、敬重和仰慕希腊，但我相信希伯来人对人类的启蒙和文明所作的贡献更大，摩西比希腊所有的立法家和哲学家做得都多。”
亚当斯激烈抨击孔多塞对于人类可臻完善性的乐观主义思想，正是这样的思想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在人性堕落方面，亚当斯秉承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在伊甸园之后”，人类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所以，“像对民主的热爱这类超越人自私自利的情感，从未，也不可能在大多数公民的心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至少在亚当堕落以后，在人类的本性中不存在平等的爱。”而亚当斯基于人性堕落的本质，对绝对权力的惧怕，使他成为共和精神的热情拥护者和对英国欺压的坚决抵抗者。
1826年7月4日，那是美国独立五十周年。作为真诚的爱国者，他家乡的居民请求他做一个结束演讲，但他拒绝了，他已经90岁了。
但那个7月4日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天。这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巧合之一，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和发表最主要的讲话支持《独立宣言》的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了。
原载葛陂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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