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赵声[1]胡汉民[3]致域埠致公堂[4]书[5]
致公堂同志列位仁兄大鉴：前日收到尊处汇来军事费三万元，当即电复由温哥华转达，想已收悉。此间诸事俱已着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湘鄂亦均为布置。经济问题自得尊处巨款后，亦已解决过半，若美洲如旧金山大埠等皆能实力相助，则成功必矣。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内足以振作战士之气。而他埠同志闻风而起者，当亦踊跃倍于寻常矣。不审中山君[6]此时尚在英属否？各埠致公堂情义相通，尊处以大力为倡，想必已有电函转告，便皆倾力赞助。事机甚迫，于现时多得一分之经济，不止有百十分之效力也。专此奉报，即颂
义安！
弟 赵声 黄兴 胡汉民 顿首 初六日
(1911年二月初六)
载《冯自由[7]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注】
[1]黄兴（1874－1916），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第一知交。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7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2]赵声（1881—1911），原名毓声，字伯先，号百先，江苏丹徒人。革命党人。他少怀大志，能文善武。17岁中秀才。1901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与黄兴结识，同年夏回国，任南京两江师范教员和长沙实业学堂监督，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曾撰写七字唱本《保国歌》，秘密散发。1905年秋后，任江阴新军教官。不久辞职，随郭人璋到广西，任广西巡防营管带。后回南京任33标2营管带，后升为标统。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外联同志，积极策动反清武装斗争。1911年5月病逝。
[3]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禹人。曾在日本留学。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1909年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在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起义中负责筹饷运械工作。9月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1927年与蒋介石同谋进行“清党”，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立法院院长。1931年与蒋介石争权被囚禁。九一八事变后释放，在广东策动陈济棠反蒋。1935年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1936年病逝于广州。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4]致公堂，又称义兴公司、洪门，是清末海外华侨会党组织。清咸丰、同治年间成立，总部设于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地设有分堂，以反清复明为帜志。
[5]庚戌年（1910年）10月，冯自由致电孙中山，称加拿大华侨热心革命，谓孙中山如亲赴加，可得巨款。辛亥年（1911年）正月，孙中山应邀赴加，到各华埠演讲革命，订立革命军筹饷约章。
[6]即指孙中山。孙中山（1866-1925）。本名孙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早年受基督教会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9年6月1日，其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钟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他是一位在国际上受到敬重的革命家，中华民国尊其为国父、中国国民党尊其为总理，中国共产党尊称为“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7]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建华，后改名自由，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1895年在日本横滨随父冯镜如加入兴中会，自称“马前一小童”。早年创办多做革命期刊，鼓吹天赋人权说、自由平等思想，深得孙中山赏识。1906年被任命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积极筹款，居功甚伟。1912年后，任孙中山总统府机要秘书。1919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因公开反对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被开除国民党籍。1932年任立法委员。1935年恢复党籍。1943年任国府委员。1951年赴台。任国策顾问。
孙中山致陈炯明[1]
广东陈竞存[2]都督及中国同盟会公鉴，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合，日生轧(车乐)，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光复会初设实在上海，无过四五十人，其后同盟会兴于东京，光复会亦渐涣散。二党宗旨除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途，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当其初醒，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睨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同盟光复二会会员尤宜共知此义，虽或有少数人之冲突，亦不可不慎其微渐，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切切。总统孙文。
正月三十日(1912)
【注】
[1]辛亥革命军之两大组成部分同盟会和光复会最初曾发生不合，势成水火。孙中山曾致电广东都督陈炯明为之排解。
[2]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不切实际的北伐革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孙中山致越飞[1]
亲爱的越飞先生：
您本月二十二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我要马上同您讨论来函中所谈的各个问题，在对您提问的几个专门问题作答复前先谈几点意见。
首先，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特别就它同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和交往来看，情况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它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让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鉴于目前形势可能出现的各种发展情况，这一点在不久就可能实现。
至于蒙古，我完全相信贵国政府的诚意。我接受莫斯科无意割裂中华民国政治制度领土的保证。我同意，在重建的能同贵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政府在北京出现之前，苏联军队仍应驻扎在那里。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
我现在来答复您在您的信中提出的各种特殊问题：
一、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说支持他的人物。但是，北京，正像我指出的那样，现在真是完全是无足轻重的。
二、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更确切地说，是来桂林，我当时正在那里集中我的军队准备北伐——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我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遵守我在前年同段琪瑞所建立的合作。接受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当张作霖建议同我合作时，他可能有诚意，也可能没有诚意，我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无权假定他没有诚意。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作霖谢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再加上你们对他采取的敌视态度，这可能迫使他从日本寻求外交上的支持，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请牢记这一点。
三、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寄一份我上周签发的声明。这份声明是广州政府向列强发的。陈炯明是一个坏人。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在基本政策问题上脱离其政治领袖的政治追随者，但是，当这样一种脱离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时，它就打击了全部政治生活的根基。
四、由于我已经通知国民党的所有国会议员去北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用事实回答了。我曾指出，国会本来就有权召开会议，但这种会议迄今未能在北京召开，是由于遭到了北方军阀的反对。这种反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不是承认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是抓住消除了反对派的机会，在北京重新召开国会而已。
五、您推论我现在正在同中国外交部保持接触，这是您的误解，对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答复，我请您参看第一页我的第一点意见。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政府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谨致
最高的敬意！
您的诚挚的 孙逸仙
1922年8月27日于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邸
载《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
【注】
[1]1922年8月25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中国上海，交给孙中山一封苏维埃俄国外交机构负责人越飞的密函。该函主要谈了苏维埃政权对张作霖的憎恨，并将其称作与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凶恶的敌人。孙中山读罢此函，深感事态严重，便于第三天复函，规劝苏方不要将张作霖赶向日本，以免张铤而走险。
最近的新俄罗斯——从莫斯科寄回来的四封信（节选）
九月三十日在彼得格拉(离莫斯科十四个钟头火车)国际旅馆餐室里，见有红纸印黑字的布告挂在壁间，译意是说：“人们！以人格希望堂倌，——不要拿小帐买他。”回头望中国，议员平时所受的津贴，临时所得的票价；兵士的赏犒；官吏的陋规；工人的外快钱；无一不是小帐，无一不看轻劳力代价的工资而重视小帐；从“被小帐卖了人格的国家民族”中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以为很寻常的布告，个个字刺心透背。这里到处有可珍的宣传品，惜乎我不会识得；所以各到各处，有一种“如入宝山空手回”的隐憾！十月二号，回到莫斯科。
最可笑的，要算我的学习俄语了：俄国语法之精细复杂，生平得未曾有的知道，那都不去管他；只是读过几百回，用过几十次的话，忽然间说不出来或者说错了；这种状态中，我就用极顽皮的方法对付。怎样一个顽皮的方法呢？读过，忘了，好，再读；又忘了，再读；并不是以努力和健忘奋斗，实在是和健忘的记忆力调皮。在这里一个多月，观察所得，写在下面：
一、党 红俄的脑和红俄的心，就是一个党，凡百设施之前，党的决议，比任何国家的监督机关还要严重。党员受政府的任命(其实由党决议任用)，无论到哪种机关里，依组织(党在各种机关的内部组织)上的任务去做事，总要比一般非党员的多做些；薪水不比别的多，而住宿服御饮食等等，反比非党员的俭朴(例如，有一位最高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他一家子只住一间房子)。他们整天高兴着忙着做事，似乎把一切肉体上的享受忘记了似的。因此：党在国内，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威权建筑在热情毅力的行为上(前年共产党有七十万，去年淘汰了二十多万，只剩五十多万，党外的人想入党很不容易；就是允许入党了，也有很长的候补期间；知识阶级的候补期间，比劳动者要长一半)。在革命有功绩的党员，一面做事，一面读书，惟日不足地向前进，已经令人十分钦佩；而关于青年党员底培养提携，尤其不遗余力，五十万的少年共产党员，哪一个不是他们将来更有力量的主力军？俄国将来的成就，断非现在所能想象的。
二、军 陆军四十多万，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二十二三岁精壮的青年，出身都是农人，工人(农人约占全数十分之八)。军事上的训练，除通常和别国相同外，更有各个单独训练的特点，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全部兵士都练成将材。军事教育的中坚意义，就是把兵、农、工鎔成一个利害关系上的个体。军事底党部，由政府名义委员担任，任何本部(军，师，旅，团)底命令都得经过它(就是政府委员，也可称作党底代表者)签名，才生效力。所以他们能够运用从前帝俄时代的旧将校，运用旧党底人才，不怕有意外变故的，就因为(1)有这样的组织，(2)有这样的训练和努力。军中无一不识字的兵，而且差不多都能做点短文，更无一不认真做事的将；兵将之间，无有尊卑大小的区分，不过任务不同罢了。海军：这样东西是花钱最多而发展最不容易的。现在只就经济能力所及的地方经营，他们宁可把军港在战时击毁了的防浪堤不修，而先修货栈；宁可把被英国袭击沉的兵舰不打捞，半成功的无畏舰工作停起，而买很多的铁道机关车；在这点上，已经可以看见他们是从民众底实际得益上用钱。但是关于潜艇，飞机，毒汽炮的制造和整理，是很努力的。海军学校学生，共产党占全部约十分之八，陆军平均不过半数。正为非共产主义的海军国，但是俄国死敌，所以在经济和工作上不易发展的海军，俄国不能不先取守势。
三、经济 竭力发展农业和电气事业；政府新出的金纸币，完全得到信用，每一个金纸币，五月间只值现金卢布五个，现在已升到七个八，还在升价中。商业已经大半回复，由政府监视中从前大商家现在做小资产家营业的商人经营的居多。国家和地方的托拉斯，正在组织中，实现期间，不过半年的将来。这种托拉斯，和通常所谓托拉斯企业，完全不同，由政府设立地方托拉斯，吸收各地生产品，并吸收外货；在货品的消费上既可调节；又可得社会所需求的种种品物质量标准，经营国家所经营的工艺；地方托拉斯的中心，是国家托拉斯，就是中央托拉斯；中央托拉斯，负担着指挥全国农工产品的调度。依我观察，这个组织，不但可以扑灭任何雄资的私人企业，并且可以促成各个国家卷入于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化的组织。工业：手工艺和机器工业，同时并进。大工业在国家手里，小工业由国家租与私人经营；国家既操工业的重心，这种小工厂，不但平时受政府的监视，和佣工法的束缚，政府随时可以收回或命令停闭。要研究俄国关于农工商业底趋势，在莫斯科河畔，政府以千四百多万所设立的展览会，完全表现。这个展览会，若使在外行人底眼睛看来，里面竟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可是依我观察，无论很高明的经济学家，断非一两个月所能够研究透。德国经济学博士傅兰克。他同我去研究过两次，他是农业经济的专门家，依他说，他参观了一个月，还不能十分透澈。
以我浅学的人，单看他一种表，旁边有人指导着，尚且非一两天所能竣事，如果没有人指导，简直各到各处在数千幅的表式中看，莫名其妙罢了。起初，我很想把他详细说明出来，后来越看越深，越走越远，我底知识能力实在来不得，不但是我的躯体累了我的志愿；可是无论如何，我总要把我的能力所及的一部分或笼统写他出来。展览会上面的建筑：(一)俄国各地的农民住所(都有当地农民在内居住，演述他们实际生活的现状)；(二)将来的农村组织(凡住所，公会，苏维埃，农业，政治，教养，都在内，并且有人实演将来的状况)；(三)国家的生产单位。展览会最后的结束，只要看两样东西，就可以明白他全部的命意：(一)用各种兵器改造的农具；(二)电气化的农村，由政府招待来参观的各地农民十五万人，自费的不计其数；来看这个纯马克思主义所建设的未来社会的模型。依我观察，这个模型，俄国不过要照这样做的一个过渡社会，因此内部有许多组织的含义，已超于实际上要到达的意义，现时不过在其可能性上走必定应当这样走的路罢了。
四、社会种种现状 伟大慈祥而迂缓的俄国民族，在这样的积极进行的新兴社会政治中，办事人员——合政府人员和党人说——努力地使一般社会在他们材力和经济能力够得到的地方，“得明其妙”地向前进，凡是指摘红俄的，都在他人才和物力一时及不到的地方搬嘴弄舌，西比利亚乞食的儿童，没工作做的老年人，都足以充反对红俄的材料；可是站在人类社会地位，做人所能做的事的，不但不因此诽议红俄，并且因此可以显出社会主义者建设国家的诚实处。俄国的好处，就是切切实实把短处陈列出来，切切实实朝可能性上努力去做，眼光远，脚地实，决不像帝国主义国做欺饰的工夫。我们平心静气仔细想一想，这样大的俄国，包含许多不同的民族，社会的母胎里又带了许多暗疾来，能够只凭一声霹雳树起社会革命的红旗，立刻马上什么吃的，喝的，穿的，住的，教育的，战争的样样都有完，这不是梦中的梦想吗？凡是反对红俄，指摘红俄的，不是自欺的宗教家，便是帝国主义者的奴隶。我初来时，也带了几个疑点：(1)怕俄国复返帝国主义，列宁会做皇帝；(2)帝国资本主义者由新经济政策侵入。如今实地一考察，觉得从前疑点错了：(1)俄国现在正急急忙忙把农人工人生存和自卫的工具，往一般农人工人手上脑里搬运进去，任何弱小民族被压迫的苦痛，都足以引起他们底同情，决不会返到帝国主义这一条路上；(2)新经济政策，正是俄国战后灾余的活命丹，他们扑灭资本主义的战略，就是运用新经济政策的妙处；只有资本主义被新经济政策灭亡，俄国决不会因行使新经济政策而招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例如，莫斯科的商店差不多八九开齐了，物价固然腾贵，但是工人所住的、吃的、用的、政府都替他们完完全全设备好；工人所住的房子，就是从前资本家贵族底高楼大厦，精美的器具、电流、热气管、工人用不着花钱，就是办事人员，薪水虽薄(列宁，一百五十块钱一月；齐却林，八十元一月；陆海军师旅长以上的官只有六七十块一月；以上均照中国钱约计)但是住所种种的供给，却比商人省得多；例如，一样的房屋，商人住一间，每月要花八十块租金，办事人员，只收三元零，而且电流、热气炉，种种公共的费用，只摊得着商人。中国华侨在此多做商贩，担负税则极重，一间轿子大的摊棚，每年光是摊棚租钱要七十元。工人，进工场的，和俄工同等待遇，学生无费，同等待遇，中国学生宿舍，比兵士营房好得多。
克鲁泡特金的诞生宅，就在我们住所附近，这一条马路就叫做克鲁泡特金街，革命后改的，他老先生住到八岁有庭院的铁栏白色屋，现已经成为世人公览处；无政府党的机关部，就设在里边。托尔斯泰的夫人，未死前，革命政府给以年金；他底房子，政府还是给他后裔住，不没收(托氏房子很多，有两处已经政府收作博览会，也是留作托氏的纪念)，不过托氏的后裔，贵族气极重，政府对于他的住宅，收他十块钱税一个月，不许他转租。
沈玄庐[1] 12年10月10日[2] 莫斯科
载《新南社》第一期，1923年
【注】
[1] 沈定一(1883-1928)，本名宗传，字叔言，又字剑侯，号玄庐。浙江萧山人。1901年参加乡试中秀才，1904年任云南广通县知事。1907年任云南武定知州。1912年组织公民激进党。1914年因反袁遭通缉流亡日本。1916年任浙江省议会议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与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1920年与陈独秀在沪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早期党员。其间从事工人运动，在《共产党》《星期评论》等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介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1923年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代表孙中山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出席中共四大。同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次会议上，因反对国共合作，不久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同年11月，参加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成为“西山会议派”核心人物之一。1928年因派系倾轧被刺身亡。
[2]1923年10月10日。
戴季陶[1]致胡汉民
展堂先生：昨得尊书，当即草复，并略陈归沪后情况，惟以百务猬集，不能细述，且繁琐事亦不必一一作书相告。尊书云“兄独有救党之志与共济之心乎”云云，读此殊觉怆然。盖兄不知弟之苦心与此半年来之努力耳。在京时且勿论，旅粤二十日，通夜不寐者七日，回沪不过一月，每日见客则四五十，讲演十余次，每次皆继续三时间以上，至神昏眼花，喉不成声而后已。作文已达十万余言，几于无夜不至三时后始寝，而早八时仍须见客。如此困苦，所为何来？若无救党之志、共济之心，此苦固无须吃者。粤中虽难，到底有不少同志。弟在此间，真所谓孤家寡人，党务则除C.P.、C.Y.外，无人负责努力，执行部除楚伧[2]外，无负责之委员。而楚伧之胆小如鼠，其不能不令人失望。元冲[3]到此后，既不与青年相接，亦绝不过问党事。弟欲稍稍负起责任，料理党务，而中央一钱不来，旧事既无从整理，新事更何从谈起，一般职员罢工已十日。固然，“革命党员有脱党之权利，无停止革命之自由”，此弟训党员语，然积欠薪金至七八月，亦无怪有此横逆发生耳。在学生及劳动界，全部为C.P.势力，因党员非C.P.而在领袖地位者只有两种人，一种懒惰胆小，一种则的确为反革命(指此间所谓干部而言，非谓他处)，以致学生中之有思想有能力者无所归依，惟有群趋于C.Y.之一道(彼有特殊秘密之组织，而我不能，此其所以糟也)，思之痛心，言之可愧。假使去年以来，兄与弟多人，一不管政治，一不作消极，努力负起上海党务，今日尚不至于如此，真可哭耳。即如中山学院计划事，到此后与元冲、芦隐[4]等商，元冲则廿日不一晤，芦隐则对于三民主义太无信仰，昨夕细谈，彼所办“三民周刊”，其中文字半为“反革命之主张”，如此则青年之离叛亦宜矣。现在C.Y.之青年们对我已经尽力肆其簧鼓，务必使我失却青年之信仰。盖彼辈所畏者惟我，无我，则彼辈在沪上更无敌人，昔日亲手造就之人才，今日皆为C.P.之健将。时代变了，谁之功，谁之罪，我皆非负之不可。然而，孤立至于如此，穷苦又至于如此，奈何奈何！惟努力奋斗至死，以死卸责耳(上海学生中，稍有能力者已大半为C.Y.，楚伧辈之为渊驱鱼，其责任真不能辞哉)。弟所作数种(连并著作共得十种)书藉[籍]，自信是国民党员之纯正的言论，拟尽力传播，每种至少印十万册(单是邮费已经不了)，惟民智印刷太迟，不能应急(彼单供我一人，已觉吃力，倘我没有别事，专门著作，一民智断不够我用。它不笑话，机器可用，别的材料和组织完全不行)。现在第一要紧事，则扩充民智书局，至少非加资五万不可。此吾党之生命，望请璧君、香凝两同志，特别专为此奔走一两日，促成之如何(他人无此暇，亦无此能力耳)。弟近日因过劳及忧思，已成极度神经衰弱，再支持过去必生大病，而又无术可休息。奈之何哉？
弟 贤拜启 十四日(1925.7.14)
仲恺、汝为、精卫、介石诸兄同此。
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
【注】
[1]叶楚伧(1887-1946)，原名单叶、宗源，以字行，别字（笔名）小凤。江苏吴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先后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生活日报》。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抨击袁世凯称帝。1924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二届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公余兼职文教，创办大型《文艺月刊》，编印《文艺丛书》、《读书杂志》等。抗战胜利后，奉派为江苏宣抚使。叶楚伧著有《世徽堂诗稿》、《楚伧文存》以及小说《古戌寒笳记》、《金阊之三月记》等作品。1946年在上海病逝。
[3]邵元冲（1890-1936），字翼如，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1911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国民》杂志编辑、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部长等职。1936年西安事变时被士兵枪击抢救无效死于西安。著有《各国革命史略》、《孙文主义总论》、《西北揽胜》、《邵元冲日记》等。
[4]刘芦隐（1894～1969），江西永丰人，同盟会会员。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毕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教授。四川省政协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戴季陶[1]致胡汉民、汪精卫[2]
展堂、精卫先生鉴：惠书敬悉。回沪后终日奔走，入夜则努力著作，常至通宵不寐，一切情形，绝非简单之书翰所能尽述，惟大致可归纳于下列数点：
一、在各学校经数次长时间之演讲，三民主义之势力颇有进步(每处每次总在三小时以上)，因目前所最要者，在使青年中之革命分子除去“国民党非革命”之观念。一年来，C.P.[3]以此种宣传，动摇青年心理甚大，故非努力除去之不可。
二、对各方面接洽活动之结果，在有志于国民革命者，其对国民党之怀疑程度渐消，恐怖性渐减退。
三、C.P及C.Y.[4]之人，其目中无人之态度渐渐改变(弟到后，彼等便对我之主张一致反对，一望而知为广东中委会议后之新现象)，知国民党之理论为不可抗，但同时其对我之态度亦渐显明。豫料在C.P.中必因此而生出更巧妙之方法。
豫此“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国民之历史的使命”、“国民党员之义务”三书出版后，必有更大之影响。从前许多青年未入C.P.及C.Y.者，都变了没头苍蝇，自在弟回后，彼等稍稍回复其信仰力。此三书出版后，实际与理论有一归宿，在组织上必然更生出一种好现象，此三书均拟印十万份分送，惟民智[5]能力太小，印刷太迟，颇误时间耳。
浙江召集全省委员会，其情形请查本月十日之《民国日报》便知。此会得一重要决议，已由上海加以决议，训令所属各省党员，其文正在印刷中(此亦拟印十万)。切望中央再加一决议，将此训令通令全国各省党部。至要至要。
全国代表大会浙代表，在省大会推出介石[6]兄及子 为希望当选人。C.P. 、C.Y.全体反对介石，经弟及剑侯拼命力争，始得通过。但究能当选否，尚不敢必。浙省各县党部，今日已陷入不易为力之困境，中央去年如稍接济经费，断不至此也。
现在本党之生命，第一在理论之确立，第二在组织之改正，第三在党员之训练。三件事都要人作，环顾左右，堆[？]中为艰，奈何。
另电请假及请汇款，望兄努力与诸兄筹之，无钱事不能作。弟于此一月中所以稍能活动者，仍赖乎此。汝[7]兄已允之五千终不至，此亦奈何也。事忙，不及多白。即请
道安
弟 贤拜启 7月13日(1925)
汝、介、仲、海[8]
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
【注】
[1]戴季陶(1891—1949)，浙江吴兴人。初名良弼，后改名传贤，字季陶，别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执委常务、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5年撰写《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提出戴季陶主义。1926年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起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长达20年。民国国旗歌词作者。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青年之路》、《日本论》、《学礼录》等。1949年于广州自杀。
[2]即汪兆铭，汪兆铭（1883-1944），广东三水人。字季新，笔名精卫，故世人以“汪精卫”称之。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曾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
[3]即共产党英语缩写。
[4]即共青团英语缩写。
[5]即民智书局。
[6]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dai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
[7]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东广州人。1912年任福建北伐军总司令，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建国粤军总司令，1925年任民国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8]许崇智、蒋介石、廖仲恺、邹鲁
邵元冲、戴季陶致汪精卫等电
精卫、汝为、介石、子超、湘芹、泽如诸兄鉴：
国民不幸，变生不测，精诚仁爱之仲恺兄惨遭奸人狙击，为民众殉，远道闻耗，悲痛欲绝。窃闻革命同志指天立誓，组党建国卅年以来，徒以我辈学识不足辅弼总理，毅力不足以振兴民众，实行不足以维持团结，空令建国以来分裂时起，祸变频发，奸敌乘之，国脉濒危者。再，及欧战终结，帝国主义之颓废显著，世界民众及时奋起，俄以横跨东西之民族，得百年来社会思想灌输与科学文化熏陶，遂能以经济落后之国家创政治文化之模楷，世界潮流为之突变。吾国民众卅年来所受三民主义之潜化，至是始勃然现黎明之光，我总理鉴于内外时机已熟，毅然宣告全党改组。然宗法社会与个人主义交互浸润而构成之社会习惯及极幼稚之民族意识、政治意识为材料，而组织之政党又向未受严密之训练与纯正之教育，突然施以素不相习之新组织，离拒纷纭，初不可免，欲求直以开来、曲以继任，建理论之根基，立政策之模范，内觉民众，外抗强敌，以完成我伟大之历史任务，其艰难危险，实超过推倒一自亡之满清百倍，今日之不幸，亦必然运命中偶然发露之一耳，而我敬爱之仲恺兄独险，后死之吾辈其悲痛将何如耶？至于因此而累及展堂兄之人格，则尤弟等悲痛之尤者。慨自“民报”与民国之初基建设、开改造之觉路，二十年来以一贯之忠贞为民众效力者，于今当有几人？即改组以来，委曲以求全，努力以任事，众同志中又有几人？展兄之人格学问与其对党对国之忠贞，卅年来之历史自可说明，兄等所较深知，更不俟赘。若云其缺点，则心有所思必形言貌，及囿于家族伦理之责任观念，宁忍二重生活痛苦，不肯遽树伦理革命之旗帜而及身实行二者而已。前者虽非喜怒不形于色之古英雄，而终为书生本色；后者虽不如新进少年革命者之奇勇，而甚不失为长者。今兹之事，竟为此两种性行所累，不得见谅于旧友、见信于同志，而其被累之阴影，又为吾人至痛心疾首之仲恺兄被刺案。回意[忆]当年，不禁涕泪交流矣。呜乎，世界本实用主义所支配，凡属为公众服务之人，不必问其从前之功绩，但问其现在之适者否。生存不合者败亡，斯或至理，然即此以论而环顾吾党多士，观察力之锐敏、研究力之精到、学识经验俱臻堂奥者，展兄外尚有几人哉？其政治生命可绝，而社会生命则为国为党宁不能保全而光大之耶？仲辉兄来见，诸兄所见，亦均确信展堂兄与廖案之无关。惟至今又不闻有所说明，亦不闻有恢复自由之确讯，使世人之疑虑日深，而弟等之悲痛益切。以政治责任言，弟等以为展兄所当负者，不在于此次之廖案及由与廖案相关之政变，而在于其平日性行不适于复杂激越之政务。人各有能，有不能。此日之展堂兄，虽成群疑之府，众怒所归，然昨日与明日之展堂兄如何，恐一则已有定评，一则尚不能遽断。个体与群众之生命，皆须建筑于对过去之感激，对将来之希望之上，舍此二者，今日之努力且无依。人孰不有历史，人亦孰不有爱历史之感情，永久之时间乃一瞬之连续，若举过去之历史而尽施黑点，他日之新生命尚复何所自生，而吾人今日之生存更复有何意趣？言念及此，中心凄绝矣。若夫今日之事件，在法律上自宜有负责之人，诸兄法权在握，当已有所确认。至于就政治言，以社会连带责任之理律之，则凡立身于政务党务者，皆当有自省。过去历史因果，现在社会状况，无不与有重大影响，不能以有家族关系之故而苛责展兄负全责也。试思展兄今日既失廿年患难相共之至友，而更受此莫大之刺激，其悲愤为何如？易地以处，恐生趣已尽矣。仲辉兄又云，展兄在黄埔甚为优待，除向日之警卫外，并未加戒备。弟等闻此语，已泪潸然下。嗟乎，居常苦痛若不能五里十里之外，士固无须乎特别注意二十年为革命事业奋斗之一学者，其自奉向不离亦不必格外优待，美已足矣。窃以当民众思想、社会组织突变之期，政法军事纷扰之地，中心思想尚未确立，施政策略尚未彻底之政党，治民主的训练绝无基础、政治知识更未普及之民众，欲求一举而造成新世界，岂进化原则所许？为今日计，凡事兄宜持之以中正，施之以和平，此实消弥反动、培植新机之道。弟等远隔海山，既不能详知事变之内容，本不宜有所申说，今日之陈述，百感交集，血泪同湛之哀话。诸兄负革命之大责、建国之重任，积仁爱之德行，具悠远之历史，当亦有与弟等同感者乎？邵元冲、戴传贤。庚。
(1925年9月8日)
潘公展[1]等致国民党中央
抄呈
呈为转呈事。案据本会属第九区党部呈称：窃据近日报载，日本军阀南陆相于本月四日召集师团长会议以来，扩张军备、满蒙利权、武力拥护之论，刺激一般民心，各军、各地在乡军人会及青年联盟与全国各种国粹主义团体相与呼应，为其后盾。此种舆论之抬头，实由军部之有计划的宣传提倡，而醉心于侵略主义、军国政策之一般无知民众响应军阀提倡，此种军阀运动影响于政治、外交殆非浅鲜。南陆相在师团长会议席上极力抨击政府当局及币原外交，谓若辈门外汉，不足与言军事，力主以武力拥护满蒙利权，使有发展之可能。并谓现在满蒙方面之局面，实由于邻邦之敌人培养之排外的国权收回思想及新兴经济力之发展，决非一时的现象，必为继续的现状。最近驻华各地日领馆武官全部更迭，南陆相通令新任各地驻在武官时时注意中国之动势。等语。查日本本属蕞尔小岛，而人口之过剩、原料之缺乏、粮食之恐慌等，自不能不侵略邻邦，以作弥补。中日、日俄之战，朝鲜、台湾、琉球之云，以及夫五三朝鲜排华等惨案，亦均以上述事实为背境[景]。夫利于我中国民族者，乃日本之害；害于我中国民族者，则又为日本之利。值兹我政府民众积极进行收回既失权利之际，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唱其对华武力侵略，高唱其增兵满蒙，以拥既得之权利，亦为事实之所必然，且更证之以出兵山东、枪杀郭松龄等之过去事实，更知其非为徒托空言。苟我政府民众事前毫无准备，则不惟既失权利未能收回，而惨祸之来恐有更甚于五三者。所有日本军阀对华武力侵略、增兵满蒙、保持既得权利各缘由，理合备文呈请钧会转呈中央咨行国府严加注意，实为党便。等情。据此，查日人对华侵略，其目的在将满、蒙造鲜、台第二，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拟呈各节，不无见地。爰经本会第四次常会议决呈中央在案。理合将恳请咨行国府注意日本军阀对华武力侵略、增兵满蒙，以保国权各缘由，具文呈请钧会，仰祈鉴施行，实为党便。
谨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潘公展 吴开先 陶百川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日[2]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潘公展(1894—1975)，原名有猷，字干卿，号公展，吴兴（今湖州）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参加南社为社员。1919年五四运动中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主编该会会报，还先后担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特约撰稿人。1921年入上海《商报》任电讯编辑，后任编辑主任。1926年为《申报》要闻编辑。在此前后，兼任上海大学、国民大学、南方大学教授。1927年后，历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上海市农工商局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1932年4月在沪创办《晨报》，任社长。民国24年（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并在中央训练团、政治大学新闻系兼任教授。1942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抗战胜利后，担任《申报》董事长，《商报》副董事长，上海参议会议长等。1949年离沪去香港创办国际编译社，旋赴加拿大。1950年5月抵美定居，初入《纽约新报》主持笔政，1951年5月与友人合办《华美日报》。1975年6月23日在纽约逝世后，陶百川将其论文编为《潘公展先生言论选集》出版。著有《罗素的哲学问题》等。
[2]1931年9月10日。
贺耀组[1]致蒋介石电文（五通）[2]
限即刻到。南昌。委员长蒋钧鉴：密(极机密)。
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失踪事，谅宪警机关已有详细报告电呈。依职推测，必系日本再进一步侵略之术策，其外交上之压迫与军事行[形]势恐即将随之而至，其见端为：(1)根据萧武官迭次报告，谓日本参谋本部倡言不讳，必推倒国民党，中日方有妥协之可能。又谓日俄开战以前，日本必须占领中国沿江海各要地。北方虽有塘沽停战协定，但非协定之区域，尽可进兵。云云。(2)阳日，谢司令刚哲来部报称，渠在青岛晤旅顺要港司令枝原，向渠以严正警告态度，谓日本外务省四月十七日所发声明并无变动，对英美含糊解释不过一种外交辞令，其他说话与参谋部员告萧武官者略同。谢刚哲又称，枝原说话神情绝非私人议论。云云。(3)日亲王秩父宫渡与要人在藏本宅谈话至夜深始散，未必非商议此项术策。职判断其企图，不外(一)由平津进兵，占据平汉、津浦各要地；(二)由青岛进兵占据山东或由台湾占福建；(三)由海州进兵占领徐海；(四)在下关以陆战队登陆，直接保护领馆，渐次创设南京之东郊民巷，或占据其他沿江沿海要点等事。又由其以南京之副领事发乱判断，则以第(四)项推测为真。返[反]观我方国防上毫无准备，彼可任意行动，无丝毫阻力，且在彼方当然不放弃此良机而任我图强也。关于此事对策，职虽未敢轻于建议，然在此情状下，除使外交人员与之紧密接触探取其真意之所在而适宜伸缩外，别无他法。请电汪院长注意，但又须急行请示者，日本如不取外交方式而断然行动以达成其固有计划，即出于第(一)(二)(三)(四)各项动作，尤其该国陆战队战备由下关入城，直接保护领馆，我方如何行动，亟盼钧座指示朱主任、谷司令，俾有遵循，是所至祷。职贺耀组叩。灰申。
1934年6月10日
急。限即刻到。南昌。委员长蒋钧鉴：密(极机密)。顷电谅达钧览。日本驻京陆军武官高桥于本日午前来舍访，职未予接见。午后四时派徐副厅长燕谋赴该武官宅回访，询其欲谈何事，渠以藏本失踪事相告，并嘱转达宪警努力搜查。综刮于与其谈话中窥见数要点如下：(1)党部对在留日人不善，难免不为跟踪侦查之人所暗害；(2)城内多半难以寻获，宜向城外搜查；(3)如中国宪警搜查不得，日人将自行寻觅。云云。比徐副厅长答以首都军民对藏本尽有好感，断无意外举动，且军警林立，保护甚周，如无别情，绝不能发生意外，未谓中日国交正有进步，希望不扩大宣传，惹起波澜，尤其日人自行搜查绝不如中国人搜查之详密。等语。高桥谓军部在京甚为有力，希望速督促宪警从事搜查。而别似此情形，日本肺肝显然可见，职与燕谋判断，恐日人已将藏本牺牲，藏尸城外，便其扩大事态，是职前电推测之第(四)项恐将立即实现。如何应付，乞示方针。职贺耀组叩(印)。蒸戌。
1934年6月10日
限两小时到。牯岭。蒋委员长钧鉴：〇密(极机密)。日间两电系拍南昌，不审已达钧览否？关于藏本失踪事，现无何等新情况，惟留京之日本各通讯社发出许多威吓消息耳。顷至汪院长处商量，议及抵抗达一小时，未有决定，因此间步兵仅桂永清之教导队也。至于外交方面，因徐、唐两次长皆赴牯岭，尚无特殊措置。阅黄膺白致汪院长电，亦甚以此为虑。观于有吉返抵上海之谈话极表好感，职意可作两种看法：一为威胁与甘言诱我入彀；一为故装亲善，加重我对藏本失踪之责任。请电膺白探其真意并善为措置。又闻今村迳赴南昌面会钧座，职意似可使天翼陪至牯岭一谈，即便斟酌其言动。固知日人狼子野心无可与语，然在此情势之下，苟不涉具体谈判而可缓和其压迫，似当不惜温语以加也，不识钧意以为何如。职耀组叩。卦亥。
1934年6与10日
十万火急。牯岭。委员长蒋钧鉴：〇密。(1)昨日综合各种情报研讨日本企图，日人殆欲占领幕府山附近，构成军事据点。因日本控制我国主要交通线为其固有计划，现在平汉、津浦、京沪各路之两端所缺者，惟南京一隅，而欲达此目的，最好地形莫过于幕府山附近故也；(2)高桥坦[？]迭使我方向城外搜寻藏本踪迹，日人之警察亦使多人赴燕子矶一带搜寻，盖便于侦察地形也。深恐日陆战队一经登陆，即迳赴幕府山搜寻，或宣称在该地发见藏本尸首而遂其要求亦未可知，甚堪注意；(3)幕府山一带守备，约须有力部队两图[团]迅速构成工事，方能作若干时之持久。本日至军会讨论，尚未决定部队，颇为焦虑，敬以奉闻。职贺耀〇叩(印)。侵午。
1934年6月12日
限即刻到。牯岭。委员长蒋钧鉴：〇密。关于藏本失踪事，昨文日有野偕须磨[麿]到外部表明日本政府态度，似已入正常外交程序，大见缓和矣。查此次事变，日人显露二重外交之裂痕，少壮军人方面未必即甘抛其主张。首都警备部队敬乞钧座早行指定也。职贺耀组叩(印)。元辰。
1934年6月13日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贺耀组（1889—1961），字贵严。湖南宁乡人。早年入湖南陆军预备学校，再进湖北武备学堂，后被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投入湖南赵恒惕部任师长。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独立师，仍任师长。1929—1934年，任蒋介石副官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41—1945年，历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职。全国解放前去香港，后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去世。
[2]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馆副领事藏本英明莫名失踪，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为防止日军借口发动军事进攻，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内外展开密集搜寻的同时，采取外交手段与日方积极沟通与联系，此次外交危机随着藏本的被寻获而化解。此组电函即为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贺耀组向蒋介石报告有关事态发展的密电。
钱端升[1]致王世杰
雪艇兄：
鲠生兄与弟于十月卅日飞抵纽约，与颜先生及适之见面。颜、胡次晚即来美京，弟等则于昨日(四日)来美京。未来半月当在此间，本月廿一日拟去Virginia[2]开会。下月二日会毕后返此间，或去纽约。
美国舆论当然望英法胜德，望中国能支持。但美国愿守中立，同时更注意内政。弟意明年既为大选之年，今后仍将以选举问题为主要问题，大选以前，如无突特变故，美国外交政策当不致发生大变。所谓突特之变故，弟今时之所能猜得者不外有二：一为德国敌视美国之行为；二为苏联一面与德同盟，一面刺激美国之行为。弟以为德国敌视美国之行为很不Likely[3]，因德无此力。二较可能，因美人憎苏倍甚于昔。弟意如万一德苏日大联合，我国须作十二分的苦撑，因最后之胜利必操于美英法，我国万不可对日苏稍作妥协，以自丧地位也。
亮畴及孔之Peace talk[4]害人不浅，问者、疑者俱不少。日前见Buell[5]，彼问如贵国不求和，何来外长之求和谈话。虽告以大权在元帅手中，亦不甚能自圆其说。我辈且受窘，正式代表更可知矣。
我国求美之事甚多。就各种可能之援助而论，弟意美今后必可以压力加诸英法，使勿与日作妥协。美如不取消军火之禁运，美或不能劝告英法，但今新中立法已通过，英法需美助孔殷，则英法不能不尊重美国关于远东问题之意旨。至于Credic[6]及Embargo[7]二者，则弟以为前者可能较大而亦较重要。我本十分需要Credic，而日则决非半年一年可以饿死者。此为Credic比Embargo为重要之理。美方取消对欧之Embargo，而欲国会通过对日之Embargo，亦不尽情理，孤立派亦大可反对。此为Embargo不易成功之力。惟适之对Embargo似较弟为乐观。
胡、颜前日见罗，大前日加赫，均无重要性质。颜已电告，谅已见电文，不赘。罗嘱行其再见颜，但能否有所商讨，亦是问题。适之成见颇深，对人对事均然。适之对大局看法甚是，做法亦不恶，彼之反对各方乱活动亦有道理。以弟意观之，即颜久留亦不能多所赞助，况适之并不feel at ease[8]。适之之缺点在未能分配工作，使大小之事均有人担任奔求。但此亦极难补救。在一切given condition[9]之下，似乎全权信托适之，让适之do things in his own way[10]似较为得计也。鲠生兄拟于一月底返国，弟则拟二月中以前返滇上课。未离美前，当设法与各方面多接触，以冀见闻较翔实，但亦无把握也。草此。敬请
台安
弟 钱端升
(1939)11月5日于美京
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注】
[1]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上海人。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2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任教中央大学。1957年错划右派。1981年应聘外交学院教授。端升著作除短篇外，有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民国政制史》。独著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英语版）、《战后世界之改造》、《政治与政治学》。译著《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2]弗吉尼亚。
[3]英语，可能的。
[4]英语，和谈。
[5]布尔。人名，生卒年代不详。
[6]英语，信用。
[7]英语，禁运。
[8]英语，踏实，释然。
[9]英语，给定的条件下，特定状况。
[10]英语，按自己的方式做事。
周鲠生[1]致王世杰
雪艇兄：
由纽约发函计已收到。到纽约之次日，即同端升、适之与颜骏人先生会谈，当是将介公意思向颜转述，颜似对中央趋向平和之印象较深，而对弟所述中央不在谋平和而在求美国援助之说稍惊诧，其与致卢函之意思有出入。弟同端升当时即为解释，原函系七月中所发，而现时之情势已有变动，着重之点或有不同，而精神则一也。当日，弟并将自己在重庆各方所得到抗战坚定之印象及介公历次所发表之主张向胡、颜叙述，渠等亦甚欲知道国内近情，端升及弟所言自可供渠参考。颜预定本月二十日晋见卢，故三十一日胡、颜均反华盛顿。弟同端升在纽约住至四日亦乘车赴华盛顿，成适之大使派人接待，即在大使馆内暂住，一切安适，首诤往会。颜同适之已于三日见到总统，会谈情形闻已电告，据言当日接谈时间颇短，未能充分提出我方意思，而卢亦未对原函作具体的答复，或者尚将作再一次之会谈也。
适之身体已复原，精神与兴趣均甚佳，工作亦积极，工作亦积极，在美国社会信望均好，此时实为适人适所，不但不宜轻于更动，且宜设法消弥一切更动云云之风谈，以安其心。外交活动应当集中使馆，自宜吸收有为之人才，以求充实，但额外人员之派遣以后务求其少，此不但多耗外汇可惜，而且来人愈多，则大使之地位愈感觉不安或困难也。人事上之问题很复杂，弟出国以前已想到，但尚未想到如此之甚，为求事之有济自亦不可不顾及也。颜老成持重，在外人社会自可得到相当的尊重，惟对国内情形似不大接头，能稍在重庆住住最好。弟等已劝其于下届参政会出席，藉以实地观察国内情形。渠不能坐飞机，尚不知其能到会否，闻渠已决定于太平洋学会开会后（十二月二日完毕）即返国，已去订船位矣。弟同端升于会毕后当在华盛顿小住，并去波斯顿、芝加哥各地一游，预定一月底返国。一则端升及弟顷赶第二学期授课，一则过细考虑实在在华盛顿多住亦无用处也。
关于对美外交应注意四点：（一）能及早得到美国负责行动，促成一个正义而荣誉的平和，自属我方所愿，但此在现时实现之可能惟极少，我们可不作大希望，因之下三点目前最宜注重：（二）防止日美新订商约，并促成美国对日禁货；（三）取得新借款；（四）依美国之力量，防止英法对日妥协。此四点已为胡、颜力述，大家自能同意，照此进行。此外尚有一点，即如何防止汪政权出现，亦可借用美国对日本之外交压力，此亦我们的外交应当注意者。据胡云新借款已有把握，现正在继续进行，禁货之暗示已见美使克鲁之谈话及毕德门之发表谈话，据闻国务院亦有准备中，能否见诸事实，则要等明年一月国会开时情形如何方能定也。现时最宜注意者即中俄关系与对美外交之影响，美国全国上下反俄之空气近极浓厚，我们一方不妨继续取得俄方之军火援助，同时则亦要避免中俄军事同盟或中俄新关系一类之接洽或宣传，以免引起美人之疑虑而失其对华之同情。
此次湘北之战胜大可转移外人观感，可惜那时候正在欧洲问题吃紧之时，美国全般注意在欧事，因之大新闻均不将湘北战事放在第一张而排在甚不令人注意地位。现在国会闭会，而欧事似已成僵局，新闻重要地位较定，如在此期间再有像湘北胜利一类之惊人消息传到美国，当能引起人注意而发生有利于我之反响，此则不少人作此观察，书之以备考虑，介公及布雷先生处未分函，请斟酌择要转达为荷。即颂
道祺
弟 览
（1939）11月9日
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注】
[1]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湖南长沙人，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在汉口参与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2年与皮宗石、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1913年与好友杨端六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1928年参与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9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6年7月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从事讲学、研究活动并任旧金山国际联盟组织中国团顾问。1945年夏回国，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任武汉大学校长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后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国际法之研究,主要著作有《国际法大纲》《现代国际法问题》《国际法新趋势》《国际法概论》《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国际政治小史》《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国际法》以及英语版“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等。
选自周晓方编著《民国名人书信选》
周晓方更多作品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