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师教“法学概论”和“形式逻辑”，对前者，我不大热心，对后者是逐渐有了一点兴趣的。我的印象里，老师方脸白面，浓密略绻的黑发直立然后背梳，风度从容、冲和、澹定，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遇到不以为然却又不好或不屑辩驳的事，往往嘴角一翘，笑意更深。谭老师平淡文雅，却不乏幽默俏皮，能大段地引诵《論语》，口中也常常冒出时兴的词儿，比如“洋相”。作为名词，那俩字上个世纪在民间用了好多年了，口语“出洋相”，稍微文点儿，“洋相百出”，到八十年代后期，青年们忽然用来作动词或形容词了。这种现象，当然可以看作是语言的“绝对变化”规律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属于俚语范畴，中文系的老师如果不拿它来做研究对象，是绝不肯说出口的，谭老师不怕，有几次讲到某事后，慢悠悠地评价道：“用现在的话说，‘很洋相’啊”。第一次听到，有同学发出惊异和亲切交融的会心的笑声，后来就习惯了。这种词，谭老师还说过不少，可见平日是留心口语的。
在授课期间，我和谭老师接触不多，只是课后问过几个问题，老师都详尽地解答了，来往较密倒是毕业后的一两年。
1994年春天，我的母亲罹恶疾已一年多，生命危殆，再次住院，忽然听说一家小医院有治癌症的特效药，而医院的地址，是我们上过课的师范学院的老教学楼。病笃乱投医！我跑了去，为节省时间，先闯进南面教师宿舍袁伯诚老师的家，打听情况。正在洒满阳光的书房里伏案著述的袁老师，听了我的诉说，扔下笔，站起身拉着我下了楼，穿过操场，来到医院所在的教学楼，不知拐了几拐，进了一间屋，屋里两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妇女。袁老师问其中的一位，是否有特效药，回头又对我说：“这是谭师母，你们谭老师的夫人，在这里帮忙，快说说你母亲的状况。”师母听完我的话，顿了一下，说：“孩子，回去吧，好好陪着母亲，别再往外跑了——那个药，没有用。”最后一根稻草倏然不见，落水者的绝望，令我的眼泪立刻模糊了双眼，可还不死心，直到问清了药名，叫个什么细胞，我才无语，那个什么细胞，母亲做手术时就用过，的确无效。
四月初，母亲去世，我先到北京住了两个月，回来后谭老师找人带信，让我有空到他家去。我以为是有什么事，去了才知道，没有事，就是让我“来玩”。谭老师住老校北面的旧楼，素壁上挂着一根系着大红穗子的洞箫，特别惹眼，下面是一架风琴，一张通体漆黑的西式老书桌，上海鲁迅故居陈列的瞿秋白留在鲁迅家的那种，桌的三面带围子，放墨水瓶等文具的地方是平面，写字的地方是斜面，还有一个可以推拉的盖子，拉下来就能挡住文稿。师母说，谭家的老人都是基督徒，谭老师自幼受的教会的濡染多些，比如对音乐，有很深的爱好。这是课堂上从未听说过的。老师取下洞箫：“我给你吹个曲子”，曲罢，问我：“能听出是什么曲吗？”
“《苏武牧羊》。”
“能听出来，不简单！哪儿听过？”
“从小就听我母亲唱过。”
谭老师不再说话，转身默默地把洞箫挂回墙上。
那段时间，谭老师给予了我很多来自长辈的问慰和关怀，可能是从师母和别的老师那里听到我的遭际，颇为同情。他张罗着在亲友、学生中为我物色女朋友，“相貌端庄，感情细腻，爱好文艺……”我听他扳着手指，这样喃喃自语过，显然，这是谭老师给我未来的对象订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前后见过几个，但都未成。
后来，我谋生少暇，和谭老师的往来少了，到2007年夏，袁伯诚老师谢世，在葬礼上，我又见到了谭老师。老师竟没大变样，还是从从容容地微笑着，他拉着我的手，在灵堂上转了一圈，端详着袁老师的遗照，说了几句我认为在那种场合不该说的近似玩笑的话。
我和袁老师有着颇浓的近二十年的师生情，对老师的去世，怀着深深的哀痛，认为谭老师不应当如此“放诞”。听出了我委婉的责备，谭老师又笑了：“你这孩子……我这个岁数，不定哪天就来了，有什么可伤心的？再说，和老袁也是老朋友了，以后地下相见，还能不开个玩笑？”
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十岁，还不能充分理解谭老师的话语和态度，忽忽又是十年过去，我又多看了许多的人世沧桑，对生命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现在，倒觉得谭老师是真的参透了生死，而袁老师生前，熟读庄骚，雅爱魏晋，想来，在这一点上，他们才是莫逆于心的知交。
2017年年底，于青岛街里偏斋
原载《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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