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兵的待遇
1949年5月5日解放后，部队整体行动，来到江西上饶一个小镇上，我所在的汽车厂被整体整编，改建制为“二野五兵团直属汽车营”，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第五兵团司令是杨勇，政委苏振华。
整个汽车部队都是缴获来的美式其姆西、大道奇等车辆，我所在的技工班，联同那有吊架的汽车，原来从杭州来的原班人马，整体成为汽车营一连的技工班。在整个进军途中，小班组的基本生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每天都行进在新的城镇生大的变化。每天都行进在新的城镇和村庄，也无条件个别行动。上面所有安排和命令，一般都是由班长去连里听取后，回到班里来传达执行。所以生活显得简单有序，就是有时需要大部队开会，集中过程是不断的唱歌等等活动，总是年轻人生机勃勃，新生活并不陌生和别扭。
有趣的是，我们班里主要人员多是云贵四川一带的人，他们有很浓厚的家乡气息和生活习惯。他们是怎么来的杭州不得而知，如今进军西南，正好是“打回老家去”，真是巧了。那个时候，汽车部队，好些司机多带家属，而我们班却是清一色的单身汉。
在这里，我已从扛步枪的学兵，成为提着工具箱的技工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专管汽车内胎补火，这也使我成为三级技工，第一次领取了三块大洋。汽车工人的待遇比普通部队高，其他部队一般是发解放区自已印制的人民币纸币，而我们发的是银元。
要换装了。在江西行军路上，每人发了两套单军装，颜色很深，灰黄色棉线粗得跟麻袋差不多，款式像中山装，穿在身上沉甸甸的，反正是新式军服，丢掉了国民党的军服，大家都很高兴。司务长说，“这是干部服，是四个布袋，你们这些汽车工人好高的待遇啊！”可是不久就发现问题了，有些讲究的师傅，里面穿的白衬衣一出汗，衬衫就变了颜色，更有讲究的师傅，嫌军装不干净，就到小河里去洗，结果好大一片水都变了深绿色，原来这军装是解放区农村妇女编织的布做的，土法印染，不能与原来穿的美式工作服相比。
汽车部队，行军住宿本来就有好些优越条件，在前往湖南的路上，偶然遇到一个野战医院的零散物质，其中最有兴趣的是一批行军床。我们都拿到了一张收放自如的行军床。自那以后，我们的住宿条件更好了。我还捡到一只有美国US字样的餐用不锈钢叉子，这个叉子一直陪伴我多年，来青岛吃军官食堂就不用了，后来不给知丢到哪里去了。行军床是在复员队离开贵阳时卖掉的，我用它换了一盒白木耳，是准备送给姆妈的。
整个进军过程中，汽车队就是运输人员和物资，任务很重但不在战火前线。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解放军到哪里，那里就解放，少数时候有国民党的飞机，远的不理睬近了，有好些时候命令部队隐蔽，有的战士用机枪打它，有时候大队突然停止前进，说前面有“游勇散兵”或者土匪活动，过一会也就又开车前进了，整个进军，并没有多少仗可打，真正打仗是在后来几年里一一云贵川粤大山里的剿匪，那才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消耗战—进军大西南，解放赣湘、贵、川、滇和两广，基本上只是快步跟上。
这样，汽车部队不大顾忌敌人的空袭而只注意紧张的运输任务，我们自被“解放”以来，来到了江西省上饶驻下了。后来还在江西的南昌，湖南的长沙和芷江，还到过福建南平，广西的十万大山。最后经过崇山峻岭，进入贵州，到达贵阳。

部队里的新鲜事
整编后，汽车都编了新号牌。驻地房东一个青年，戴着宽边眼镜，穿着白衬衣，像是个少爷的样子，很愿意到营地转来转去，闲极无聊。
一天，他看着我们的汽车，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仔细看着我们的车头白底红字的车牌，后来竞念出了声：“两万五千一百三十八，哟，你么有这么多汽车啊！”在场的，听他这一说都笑了，班长还表扬他真聪明。其实这个车牌号码是2军5-1-38，是二野五兵团一营三连八班的车号。
解放后改编为直属汽车营，我们是一连。新的部队，一切都是新鲜的事情。
先说诉苦教育。在江西上饶住下来，休息几天后，说要整顿学习，班长刘大松到连里开会，回来说领导叫大家进行诉苦教育。连里召开全体大会，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上去做报告，说他们家是怎么穷怎么苦，好一顿痛哭流涕，回来叫大家学习讨论，在班里诉苦。我们全班十二个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好像也没出过“苦大仇深”的主，于是东拉西扯一阵不了了之。
再说部队行军，在上饶驻地，经常看到部队行军，他们全都背着沉重的负荷，有些人不顾自己的沉重负担，还经常抢着去背别人的背包、枪支、干粮袋，这些让我们很不明白：他们这是怎么了？后来才知道了，这是解放军特有的阶级友爱和党群关系。也见到有的部队走着走着就在路边席地而睡，还见过有的部队甚至边吃饭边快步行进的，这是在跟敌人抢时间，争取更大的胜利。还有，大雨天，整个队伍照常行军，路边土包上，有女兵在起劲地说快板书、拉歌，这是战时政治宣传工作。这个场面深深感染了我，由此萌生了我对人民军队一生的感情。
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些汽车兵，跟他们穿着一样的军装，却觉得自己好像只是一些看客——我们的生活，行军是乘车，住下来都有住处，虽然行军时间长、连日奔走是常事，但跟他们相比，我们还是太舒服了。

学唱革命歌曲
汽车部队少有正常的操练，常有的是晚点名，其实集合起来只是讲一些生活和相关事项，并不真的拿花名册点名的。倒是经常有文化教员教唱歌。这唱歌对我有相当的重要，它让我对队伍的亲近。我对革命队伍是陌生的，解放前说说过的什么共产共妻也不太懂，反正把“朱毛的部队”说得很玄乎，心理上总有隔阂。而解放后，我对部队认识的加深和了解，从接近到亲近，与唱歌是有密切相关的。
连队唱歌贯穿在全部生活中。会前、会后、饭前、操后，都会唱歌。
开大会前，各个连队领头的起劲拉歌，当然有的干脆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打拍子表演得好，也挺神气。每逢开会相互拉歌的形式增添了热烈的气氛，保证了部队的活跃，除了出车，这是每天最多的活动形式了。
我从小喜欢唱，当然主要是唱越剧，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孟姜女什么的，十来岁就学胡琴和笛子。到部队后，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跟着毛泽东走》等等，学歌，听歌，抄歌，这些歌曲，引起我的巨大兴趣，我有兴趣，也引起文化教员的注意，连队都有文化教员，其实在汽车部队师傅们多有较高的文化，读书识字不是问题，这样文化教员就有时间，我就有机会更多地与文化教员在一起交流。
教我唱歌的还有一位连长，他好像是有文化的，他还教我们唱进步歌曲，有一首歌词是：“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涨价，板凳烧掉了，桌子有点怕..”他们喜欢我唱歌，比较愿意接近我。
我读书不多，但对歌曲反而比较敏感。振奋精神的革命歌曲，能影响到我的内心。连长有一次唱了一首抗大校歌：黄河岸边集结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真的有些热血沸腾的感觉。歌好听词也好，感觉到心胸开阔舒畅振奋。连长说：“你这小鬼真容易激动！”算是表扬了我。
当时能振奋我精神的歌曲很多：“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是在贵阳城里第一次听到《黄河大合唱>：“我站在高山之巅，看黄河奔腾……”我本能地感到这是中国灵魂的声音，弄得身边的伙伴们笑话我“你真能冒傻气”。
我本不善于记笔记，听课一般不做笔记的。但抄录歌曲还是挺愿意的。就像抄录诗词一样，抄的时候虽然经常不耐心，但精美短小的歌词还是抄写了不少。
因为喜欢唱歌，也受到一位党员的关注。他是一位排长，有一次饭后跟我聊天，说我愿意唱歌是好习惯，是政治上要求上进的表现，他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政治上进步”将来对自己会有好处的……这算是我单独第一次接受党的个别教育吧。

在湖南芷江
在湖南芷江休整时间较长，有三件大事值得记住。
按日期计算，北京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我们正驻扎在湖南芷江。只是那时部队还在征途中，也没有人传达宣传开国大典的伟大意义，只是那天下午有人传说过，说下午北京要开大会，建立新中国。在人们传颂中，知道这是一件大事。
进军途中，师傅们习惯于各种玩笑，但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前线”的议论是出了故事的。有人说，汽车部队跑得快，一不小心，跑过了头，又跑到“那边”去了。于是有人说：“那无非再来个二次解放就是了。”好像还有人小声说了句：“弄他一把再回来也不错。”另外有人在说：“这次住下，说不定就是怕我们跑过了头，才住下休整的。”
不幸的是，这些闲话后来竟成真的了。有人厌倦解放军枯燥的生活，与当地人联系偷卖汽车轮胎。直到有一天，连里指导员和另外一位首长来到班里，找几位师傅和班长们谈话。好长时间才出来。出来时，指导员对站在外面的大家笑了笑，走到我跟前指着我说：“小鬼，你，也喝了点汤吧！”班长挠着头，尴尬地说：“有，有。”我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知道出什么事了。前些天，有人突然塞给我两块钱，并笑眯眯地说：“这是给你花的。”那神秘样子令我不明所以，收下了也没再问。
原来，是师傅们在打球的时候，与当地人联系上，偷卖了一条车胎，这事很快被领导发现了，今天就是为这事来的。不过事后，仅仅把所得到的钱收起来缴上去，就完事了，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处理。
这件事过去不久，我们班来了一个生人，是个老兵，是党员，姓罗，一口河南口音，他的职务很特别，叫“政治战士”，到如今我也再也没听说过这样的官职的，他完全不懂汽车，只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贵阳后才离开的。
第三件事是我们连一位副连长，与当地一位女子之间的故事。
副连长姓肖，是个老广，在这里他总管技术。他特别喜欢吃蛇肉，有一次趁座在我们车上，主动为我们开车。正跑着，忽然停车，下车后，他飞快地往山上跑，原来他看见山上有条蛇，他快步爬上山去，硬是赶上了那条蛇，一会儿，笑嘻嘻地提着蛇回来了，晚上连部有了一顿美餐。
这位肖副连长还是唯一有一辆轻便摩托车的人。他骑着摩托车到处跑，
检查各班排的技术工作，显得十分突出，不长时间里，他就与当地人混熟了。他还特别喜欢说笑话，他嗓门又大，总是嘻嘻哈哈的，他到哪里，总能听到笑声。可是最近好像没怎么见到他了。不久，就近一个小楼上，几次有女人的哭喊声，这事好像跟我们连队有关，后来全连开大会，副连长上去做了检讨，说自己立场不坚定，上了坏女人的当了。连队指导员还在会上念了那女人的一封信，破碎的心什么的……这样扎眼的字句，就是从那里传开来的。事后就再也没见这位副连长，听说被抓走了。

进入崇山峻岭
经过湖南邵阳后，部队就进入了湘黔大山了。每天无休止地开车，无边无际的崇山峻岭，也有了不断的车祸在等待着我们。
一般汽车出车祸，大多数还是在进入城市之初，那里人多嘈杂情况复杂，司机也容易分散精力，但在高山峻岭中，反倒少些一般事故，但若一旦发生了，就往往是车翻人亡的恶性事故。
车队进入湘黔边界，那里是没有尽头的大山，道路狭窄弯曲险峻，有的地方坡度太大，弯度太陡，车上的人就得下来走，驾驶助手，就得拎着“三角木”跟着汽车边上走，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当汽车歪斜着冲不上去时，有的车要先倒车，然后才能拐弯抹角冲上去。道路四周或高大树木，看不到前面的路，或满山没有一根草，光滑得人都没抓没捞的。
上山容易下山难，有时在出发前，按天气情况和时间先计算好路程，若天黑前不能翻过山去，就在山上住下，因为下山时有的地方天黑了完全没法走。那里有的地方叫七十二拐，十八盘，有的叫鬼脸山、雪峰山，那真是惊心动魄，尤其不敢往下看。要是到那时天黑了下来，实在是没法行车的。那些日子，前面有翻车伤人是经常的事。车出事故后，我们技工班是必须要去抢救的，即使是深山老林，车不能要了，我们也要下去检查一番，做些处理的。
那是战争时期，领队的解放军军代表不懂技术，他并不顾及车祸的真正原因，只要一翻车，司机只要还活着，或者伤得不太严重，就先把司机绑起来，关押了再说。有的后来送伙房当伙夫一一解放军叫炊事员。有一次是送到我们技工班来了，他是一位很好的技工，修理技术样样精通。“一上这山岭，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知道完了。”他这样讲述当时翻车前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出大事了。那是傍晚，一台“大门厅”老吊车翻车了，车身撞在岩石旁一棵大的树干上，车并未完全翻个，但车头和驾驶室完全塌陷变形了，还挤压着方向盘，使那大老吊刺耳的喇叭声，哽咽着长鸣不绝，让人觉得有特别的恐怖感。那司机被方向盘和驾驶室挤压着，整个人被推向后座底部，显得很扁平矮小的样子。等后来将车门用汽枪切割开抻出来时，司机的整个头颅青肿，人身扁平得完全变了人形。他的妻子在旁边早已哭昏了过去（这司机也是随身带着妻子的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那天夜里，谁也没吃饭，很少有人说话。因为这台大吊车与我们技工班是搭档，平常里有大的动作，我们就是密切的协作关系。今天的死伤，完全如同我们班里出事一样的。
在大山里行车的，除了我们，还能看到各种各样地方上的汽车，大多是美国的，也有改装的，当时有人称中国为汽车万国展览馆。在贵州大山里，我们还能经常遇见一种奇特的汽车一—驾驶室旁装着一个好大的铁桶，上面冒着烟，汽车在上坡时，有人跟着汽车在步行，一手摇着鼓风机，另一只手拿着三角木准备随时垫住汽车轮子刹车。
那就是当时一种用煤汽做动力的私家商用汽车。
那些汽车不光设备陈旧，行驶极慢，而且操作十分艰苦。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昼夜奔波，真是玩命啊。我们军车车队与他们相遇，他们总是避让不及，十分委琐的样子，其实作为同行，也不为难他们有时师傅们说起来，只有同情的份儿。
对这些事，我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学徒，严格说还是一个孩子，只有看的份，很多事帮不上忙，也就是打打杂，搭把手而已。虽然这样，这一年多的军旅生活，解放军和汽车部队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进军大西南，这是我军旅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学会了一些修车、补车胎等技术，也从老战士那里，从师傅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的接人待物，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他们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还能保持有序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些对我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造着我。

技工班的生活
一天行军下来，大家往往十分疲惫，检修汽车弄得浑身泥浆，手脸油腻，但不管有多累，师傅们一休息下来就认真洗涮，到夜里，照样先梳洗烫脚后，再铺开床被，尽其所能地舒适就寝，即使明知道第二天照样污泥不堪，今天晚上仍要收拾得干干净净地休息。没有懒散没有凑合敷衍，而我是乡下人，却恶习难改，惯于凑合自己，就是今天想起来，自己也感到汗颜。
技工班为全连几十辆车做保全服务，帮助司机们解决技术问题。
车子后面设有一架吊车和滑轮，是和汽车故障打交道的。技工班的班长还是刘大松，他带领着一帮有文化的青年技工。班上技术好，作风也不错，平时里生活和工作都显得有生气，很团结，受到全连所有司机的信赖。记得当时班里有12个人，以班长为首，自发形成了若干个两人一对的对子，这样一个个对子之间，表现了良好的同志式的关系。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我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我年纪小（主要还是心理年龄小），文化程度低，又来自农村，总能受到了多方面的关照。
常是手把手地教我学技术，又以他们自身的高素质和品位，在无形中对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班长他们过去从哪里来，又怎么到的杭州的，对这些我从来没问过，但看得出，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生活情趣。部队行进时，他们不言不语，跟着车辆转战南北。
车子要维护维修了，他们就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凝神屏气，精益求精。不忙的时候，他们要么在一起打打扑克，要么一起唱唱歌，我会唱的很多歌，像王洛宾的“跑马溜溜的山上……”“傻大姐”等很多情歌，也不用他们教，天天听，就学会了。而解放军这个大集体唱个歌曲正是一项基本课。他们也聚在一起吹吹牛，讲家乡怎么怎么好。
这与后来我再参与的好些集体，似乎是不一样的。即使只有半天休息时间，或悠闲地来一把扑克，若时间允许，有条件能打一场篮球，那算是重彩节目了。休息，必然有太多的说笑和议论，可能讲起贵阳市，每周的球赛票价，也可能说起刚才球场上某位女生的特殊风情——他们聊侃时我只有一旁听着的份儿。
“打牙祭”是当时师傅们对改善伙食的通称。这些云贵川籍的师傅们，是很讲究吃的，我们班上的师傅们，在艰苦单调和相对贫穷的长途行军道上，一有机会就设法改善伙食，打牙祭，大吃一顿。但他们不喝酒，也很少有人抽烟。
吃火锅，吃回锅肉，班长总是叫割“背东肉”，也就是五花肉，也有叫买全牛筋的，要涮火锅了，大把的青菜蒜苗，齐备的油盐酱醋，辣得浑身是汗，吃得热火朝天，让任何人都要为之忘怀的。我本不吃辣椒的，在大伙的影响下也真吃的不少。
无辣不成菜，辣椒在师傅们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们进入湖南，正是辣椒成熟收割的时候，满山都是火红斑斓，那是家家都在晒辣椒干。家家也在腌酸辣椒。我就亲眼看见，家里小孩子哭了，大人们就从腌菜缸里抓出几个腌辣椒，塞给孩子，那是腌好的辣椒，又酸又辣的，孩子见了就吃得有滋有味，就不哭了。
那天在雪峰山的一个小山村，天阴雨湿，一天劳累下来，修理的活计一天没干完，晚上要开夜车，班长安排加班，傍黑时，晚饭加餐吃肉，全班12个人，割了12斤五花肉，一顿干掉！每逢这样打牙祭自然也有我一份，我也不用拿钱，但我确实享受不了这些，半斤也吃不下，他们就笑话我。吃完饭，情绪极高，连夜的检修，赶完交差，第二天照常跟连队出发行军。
在这个集体中，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这一切技术活和闲聊，我只有静听的份儿，既无能力，也无资格平等地参与到师傅们的讨论中去。
那时我我虽然已经18岁了，可从里到外，我还是个十足的小孩，稚嫩的身心、凭兴趣来事，对很多东西，包括对汽车部件和维修工作，很大程度是抱着兴起和好玩的心态，刹车片是怎么回事，汽缸的工作原理，一切都感到好奇有趣。有时我还有些盲目的自负。师傅们也把我当成小孩，他们对我提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有些甚至是非常幼稚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还对我的好学精神给予鼓励。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集体里被感染着，我爱这个集体。受到这些技工师傅们的影响和教育，我是个幸运儿。
进军大西南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最后的伟大战役。我自被解放后，直接接受了改编、参加进军大西南，自1949年5月至1951初，两年在解放军基层部队里，经历天翻地复，不是这个短篇文稿所能阐述得了的。解放军是改造社会也改造人的全新型的大学，而我自己还有如下列特殊的收益。可称为社会和文化的“完美的全科大学”。它包括：
一、在万水千山征途中，我所经历学习到的汽车技术，机械设备故障和事故。超出常规多少年的技术课程和实践教程。这是永远不可再得的宝贵财富。
二、身为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每时每刻接受着言传身教，改造着人生观，同时，我还有幸处在一个优秀的技工班。师傅们本身所具有的气质风范、素养作风。时时影响着我这个农村孩子的心灵和习惯。在培养、教化着我。
讲到教化，特别要提到对我影响很大的唱歌。军队的革命歌曲是重要的课程，而师傅们本身也爱好唱歌，他们自己爱的是大西南的民歌情歌山歌，有政治性的“巅倒歌”，社会性的“傻大姐”，岳飞的“满江红”，更多的如“半个月亮”“在那遥远的地方”数量多达数十首。所有这些对我不但是优美的欣赏，更加重要的是开阔了情怀，是十分重要的教化和淘冶。我本来懒情惯了，很少动笔的，可抄录歌曲，从军歌到情歌，是抄录最多的文字了。唱歌学歌在部队是很重要的，也是我很积极主动学习的。
汽车部队日行千里，历经千万里，沿途景色多变，风俗人情各异，
进军千里大好河山每天变化不迭，景色风光风俗人情几乎时时在变在欣赏光，时时启迪着心灵和胸怀——这是特有的享受。一个人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经历，是难得有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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