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春丨大窑沟记忆（4）

老屋

我家的老屋在大窑沟。在铁路桥西，青岛当地人俗称水门桥洞子西。老屋是一座日式二层小楼，楼上一共三间房，住着三户人家。我家住东间，大约十二三个平方米，东窗外是楼下门洞的顶层，大约六七个平方来，正好成了家的阳台。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八口人，父母亲、我们兄妹五人、我的奶奶就蜗居在其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结婚成家离开那儿，算了算也住了三十多年。
这间日式小屋，日本建筑的风格特色浓厚。屋的南边、西边都是一米或二长的木柱间隔出拉门滑道，也就是日本式拉门衣橱，大约2来长，1米多宽，我记事起那橱间就是父母的床铺，那几扇秋木拉门门板当成了床上的辅板。2001年父母搬走时，把几页日式门板抽了出来，一点也没变形，上面还隐隐约约显出拍臭虫的血迹。前年冬天我曾回去看了一次，屋内的地板还是严丝合缝，十分结实，只是窗框都腐烂了，关紧了窗户照样透进呼呼的北风。
实际上我父亲在这间老屋住了五十多年，日本人投降前，因我祖父在日照城里开着一家商铺的家被日本人飞机炸弹炸毁，家破人亡。祖父去世后，我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就寄居在乡下娘家的村子里，后来拜托本家的亲戚把我父亲送到青岛学徒。父亲白天在这老屋里打工记账，晚上就睡地铺。这间老屋楼下是一杂货商行，主人是我们家的本家亲成。“文革”前我见过是一个极和蔼特善良的老头，按辈分我叫他“六哥”。四九年后，商行不干了，房屋交公了，我父亲就一直租住在这间房里，哗啦啦生了七八个孩子，我上头一个哥哥，下边一个弟弟，都因病夭折了。搬到新居后与父亲一次闲谈，才知道祖父当时在日照南关经营的杂货商铺是最大的，有房屋十七八间，家境很好，父亲和伯父都是从小读的私塾、初小，伯父后来到青岛在港务局干职员并没受什么苦，四九年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八十年代初期回来探亲，回去后不久就客死在那儿。父亲是会计出身，干了一辈子记账的活。他曾拿出一个过去的黄底红格线的老式账簿来给我看，上面全是毛笔字记的账。我记得六十年代起，我父亲与我伯父家大哥通信，信封信里全用毛笔书写，我伯父家哥哥每封信都会署上叔父大人亲启几个字。令人印象深刻。父亲的毛笔字功底很深，再就是算盘打得好，可我们这二代十人没有一个承继学下来。
这间十二三个平方的小屋住八口家，主要是依靠吊铺，我记事起就是睡吊铺，半间屋的上方是一个大吊铺，日式建筑四周全是横梁，搭吊铺特别方便。父母睡的橱间床上边又是一个小吊铺，大吊铺我的姐妹睡，小吊铺是我和弟弟睡，我的奶奶的床靠着南窗通道，正好一个单人床的空隙。上边又是一个小吊铺，那是放杂物的。五六十年代家具不多，屋里并不显得多么挤，况且我家还得天独厚地有一个大大的凉台。夏日晚上，一张凉席铺上看看天上眨巴眨巴眼睛的星星，不一会儿就会进入梦乡，只是我们越长越大，家里又添了一个半橱，一个碗橱等物品后才感到家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挤，以致后来在凉台上又搭起了篷屋，支上床，能睡三四个人。我的母亲姊妹七人，下边有四个姨、两个舅，大部分在外地，他们同乡探亲总是特意路经青岛看望他们的大姐，不管是一人还是一家三口、四口，都住在我家这间老屋，挤在一个吊铺上。只是从九十年代起，经济条件好了，再回来他们就住旅馆了，而且要三星级以上的。这间老屋三面有窗，地板地，冬暖夏凉，两个北窗冬天用报纸糊上缝，屋里就很暖和。在屋子里生炉子取暖那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了，以至于父母搬到青岛山下有供热暖气的房子里后问母亲的感觉她说和老屋差不多。在新居住了一年多他俩还是对老屋恋恋不舍。
老屋陋室，我们兄妹五人结婚成家后，父母仍旧住在老屋，虽然我们把自来水管给接上屋内，南窗外又挂上一个漏斗，一根皮管接到后院的下水道，但由于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多病缠身，行走不便，大小便还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吧，母亲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就在父亲床边用两把椅子两个凳子打铺睡。后来我们给她买了一架钢丝折叠床她又睡了好几年。所以在我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时候，先把父母的住房给调换了，将父母搬到青岛山下，特地要了一楼并圈出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院子，让父母使用上了卫生间，抽水便桶，煤制气和二十四小时热水等等。
老屋陋室，记载了父母一生的辛苦，经济的拮据，也融入了我们兄妹的青春时光。年前，老屋被拆了，一条从海底隧道拐过来的高架路的承力柱正好立在老屋的地基上，每每走到那儿，总是忍不住转身多看几眼，心里不免会涌上一股酸楚楚的味道……（完）

原文曾分别发表于《青岛日报》《青岛早报》副刊和《青岛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