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权力使人任性，王安石做宰相时，曾利用权力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他把自己写的《三经新义》当作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那些参加考试的人，只能死记硬背地记住他的注释。先儒的学说被扔进了废纸篓，一切以王安石的经学为正宗。
王安石还将自己早年写的《字说》昭告天下，王安石也自然成为文字学的翘楚，没有人敢于置喙。不过苏东坡可不管那一套，他以他幽默的本性常常取笑王安石。
比如王安石说，“波”字，是水之皮。苏轼就笑他：“那‘滑’字，就是水之骨了?”其实，用文字学来说，“波”与“滑”，都是形声字，水表其意，“皮”与“骨”都表其声，“皮”字与“波”字，“骨”字与“滑”字，在古音里读音相近。
王安石说，“鸠”字是“九只鸟”的意思。苏东坡嘲笑他说：“你这个解释说得真好，还真的有证据。《诗经》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再加上爹和娘，恰好是九只，妙哉妙哉。”
王安石又说，鹿体格壮，三只加起来就是个“麤”(异体的“粗”)字，三只牛跑得快，所以就有了“犇”(奔)字，苏轼笑说：“若说三鹿为‘麤’(粗)，鹿再怎么粗都不及牛那么‘粗’。三牛为‘犇’(奔)，牛怎么可能跑得比鹿快。您还不如把三牛改成‘粗’字，三鹿改成‘奔’字，那还比较符合自然界的道理。”
话说王安石这些书，当时虽然洛阳纸贵，却没有留存到如今，可是苏轼对王安石胡乱说文解字的嘲笑，倒是传诵千古。
北宋时期一直贯穿着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到了宋徽宗一朝，蔡京这家伙，小人一个，偏偏搭上徽宗这根线，成了权倾朝野的大佬。他跟徽宗一拍即合，搞了个《元祐党籍碑》，把前朝那些“保守派坏蛋”全刻上去，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苏颂……一个个大名鼎鼎的家伙，全被钉在耻辱柱上。苏东坡呢，官位不高，只能排在二档首位，可偏偏被整得最狠。为啥？还不是因为他名气大，整他最能立威！
这朝廷，变法派和保守派从来没好好相处过。先是变法派的曾布掌了大权，韩忠彦被挤走；接着蔡京上位，又把曾布踢下台。蔡京这人，心眼儿小，手段狠，愣是把《元祐党籍碑》上的“坏人”从98个扩到309个，还下令全国州县都得刻这碑，摆在办公厅里，扬言“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啧啧，这架势，活脱脱要把忠臣良将踩进泥里。
可老天爷不吃这一套。崇宁五年，彗星拖着长尾巴划过天，民间都说不吉利。果不其然，一场暴风雨，雷电“咔嚓”一声，偏偏就把这碑劈了个稀碎。徽宗吓得魂儿都没了，赶紧下诏自责，把朝堂外的党籍碑全拆了，新法也废了。蔡京呢？在跟右相赵挺之的斗法中栽了跟头，灰溜溜罢相。
更离奇的还在后头。徽宗迷道教，身边有个道士林灵素，陪他逛街时，瞧见那碑还毕恭毕敬行礼。徽宗问他咋回事儿，林灵素一本正经地说：“碑上这些名字，都是天上的星君，我哪敢不拜？”
还有一回，徽宗让道士在宝箓宫祈福，道士拜了半天，抬头说：“刚在玉皇大帝殿里撞见魁星奏事，耽搁了时辰。”徽宗好奇：“魁星是谁？”道士答：“就是已故的端明殿学士苏轼。”徽宗一听，心头一震，赶紧解了苏东坡文章的禁令。
历史开了大玩笑，蔡京这帮构陷忠良的家伙，短时间内风光无限，可历史这本书，翻到最后，总是给小人记上一笔。《元祐党籍碑》竟然成了“好人碑”，那些构陷好人的小人最后都纷纷入了《奸臣传》，遗臭万年。而苏东坡，一生坎坷，愣是凭着诗词文章和那份豁达，成了后世心头的白月光。历史这玩意儿，公平得很，你使啥阴招，迟早得还。
原载 葛陂小记
20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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