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论一种“绝对”并不难，打造一个形而上的精致概念也不难，难的是接近“又真又活的上帝”，在生活中和内心里面有光。甚至，知道“神是个灵”也不难，难的是实现与神的人格关系。为此，我嘱自己的探索要谨慎，不能把一些“本体—神学”当做目标或定论，而是作为参考；也不能把教条当做目标，即便是最权威的改革宗信条也同样。
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威斯敏斯德信条》（以下简称信条）被誉为神学的典范，其特点是完整、精确、简洁、平衡。我们想想“平衡”是多么温和的一种理念，在解决人的心智之结上它是有爱意的。平衡带来了沟通。比如，信条以“定因与次因”的关系来帮助我们理解有关“预定论”的教义：
在永恒中，上帝就按其至圣至智的旨意，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祂虽然预定了一切，并不因此就是罪恶的创造者，也不强迫受造者的自由意志，而且诸次因的自由运行或因果关系也并未废去，反而得以确立。
我们平时理解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罗马时期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说的“恶是善的缺乏”（后来的奥古斯丁也持这样观点），以及中世纪托马斯“自然之光”和“启示之光”（或称超自然之光）的理论等，都支持以上信条的说法。在信条中，多次使用了“自然之光”的概念，自然之光支持信仰，但它处于次要的位置。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圣经运动”，它确立了圣经的绝对权威，以抵制从罗马教皇到形形色色的人世权威。除去种种辖制，信者获得了自由。信条强调“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以把握自己的蒙恩状态。
信条开宗明义地宣称，要高举神，反对高举人，也反对高举人的理性，以摈弃各种偶像崇拜。这里说的是“高举”，人不可高举自己，而是要顺服神。但这并不是要求信者借此去斥骂人和理性，像中国的一些神学家那样，倚在神的脚趾上，斥骂一切。“对这个世界背过身去”，不仅指背离世俗的罪恶，也指苦难中“转身”而向着神的大爱。有的人转得挺彻底，像王怡写的诗歌，要提前代表神审判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看似是对整个世界背过身去了，那么，对于自己沾沾自喜的那点东西，你真的背过身去了？我看没有。像我同学引用的一个比喻：不能拔着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虽然有人认为“圣俗之分是宗教的本质”（法国神学家涂尔干语，见《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但还有人把救赎理解为人与人关系的重构。如美国社会福音派神学家饶申布什，相信“基督教本来的、本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重新构筑人与人的关系，把人类社会改造为上帝之国。”认为上帝之国的教义，正是社会福音。福音派的格拉顿、马休斯等，也把上帝之国说成是人世间理想的道德社会，这种“入世性解释”并不符合正统教义，因而与极端的“出世性解释”形成了对比。持出世观念者不把救赎理解为“重构”，而是理解为“重组”了。比如，“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这种说法，对灵魂实施行政化管理的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化了。
“圣经论”是《威斯敏斯德信条》最重要的内容，强调“圣经是上帝的默示”。这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已经提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再后来，公元2世纪安提阿的提阿非罗认为，福音书和保罗书信是“上帝的神圣言语”；5世纪伟大的传道人克里索斯托也持此说；再到16—17世纪改革宗的神学家，“默示论”的观点在漫长的历史中传承下来。认知探索的历史不能切断，读经诸友赞同“以经解经”的方法，这正是信条“释经论”中所强调的；而早在公元2 世纪，以驳斥异端著称的爱任纽已提出了“圣经合一性”和“正意解经”的问题。读经诸友还赞赏“历史—文化”的学习视域，这是很有眼光的。
《圣经》权威经卷的第一个单子（即《圣经》正典作品目录）是由异端分子马西昂提出来的，他生活在2世纪；德尔图良（生活在2—3世纪）阐述的“三一论”和“基督论”思想，为教会进一步理解这些基督教核心教义打下了基础，而他后来成了异端孟他努派的领袖人物；殉道者查士丁，“在哲学家的外衣下，毕己余生捍卫基督教”，他的学说运用了“罗格斯”等希腊哲学概念；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丁神学、中世纪的托马斯神学，被公认且非常明显的运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的理论。举这些例子，又想起了认知上的“平衡”问题，不能随意割断两希文明的历史关联，一提起希腊文化，就流露出一种不了解的不屑神情，好像那是在神沉默时期所产生的人间罪恶，所谓沉默时期也并不对应于希腊文化的鼎盛时代。
当代奥地利神学家休格尔，分析西方文明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希腊精神、基督教、科学。“所有这三种因素，对于人生的完满，都是必不可少的”（见于《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个说法是公允的。
不能太偏狭了。有人不是认可《世界观的革命》一书吗？是因为听闻它属于正统神学观，还是认真去读了？这本书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时代的基督信仰等都有一些很独到的看法。认为改革宗领袖人物如伊拉斯谟、路德、加尔文等人，都受过很深的人文主义熏陶，而当代中国神学家一提“人文”就如临大敌。除非天生反人文，不然哪来的这种情感倾向？《简明教会历史》一书称伊拉斯谟是“路德思想的催生者”，认为“伊拉斯谟导致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
是在坚定信仰，还是在坚定排斥？如果除了自己，上帝的受造物都要排斥，这合乎情理吗？狭窄的视域和强大的个人意志结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很别扭。又如十分明显的“壁垒”意识，表现出一种真理在握的架势。灵魂在壁垒内外全然是两种面貌吗？如果真是两种面貌，则先看看壁垒之内是什么。壁垒低矮，一抬头就会碰到天花板。本以为这是一个视域的问题，经观察也有心理的原因——心理低暗。信仰有时会被拿来满足某种人性的需求，说不定就是某种低暗的需求。不是“我也反思自己”，而是“必须反思自己”，直面自己的生命底色；不必求主帮自己去改变别人，求主改变自己吧。“分别成圣”并不那么简单，不是分别一下自我感觉就行了。
读经中遇到了搞不懂的问题，我们借鉴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的看法，他提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新思想，叫“有知识的无知”，有的书中称“有教养的无知”，即面对上帝知识的无限奥秘，承认人的知性的有限和无力（见《西方哲学简史》）。赖若瀚在《十步释经法》中谈论这个问题时，也持这种意见。读经时理解某个问题，或查网络，或照搬《威斯敏斯德信条》，对于信条，有时是把它视为一种规定，而并不等于最终答案；即便视为一个答案，也不等于绝对真理。信仰在活的灵命里，体悟在动态瞬间，感性和理性都可以支持这种灵命或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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