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岛历练
下海上岛进哨所
到基层，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有的是幽静清苦的守岛部队，淳朴坚毅的守岛战士。
我们上岛，往往给他们带去上级机关的关心和照顾。上级机关派去的干部，常常给这些艰难险阻的岛屿带去新鲜气息和欢乐。我喜欢亲近战士，除了任务，我会进厨帮着打苍蝇、洗菜，和战士们闲聊，参加晚会充当指挥，陪着信号兵看他们发灯光信号·…
有位知名作家描写海岛生活的佳句得到人们的赞扬，其实他也承认，他是从工具书中，在查找的基础上编写的，而我经历过的下基层、进海岛哨所的经历不下百余次，这些经历若写成文学作品恐远比那位作家生动，可惜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千百个故事挤压着我的思维空间，写不够的赶海捕鲜，述不尽的万千海景，记不完的守岛战士的艰苦枯燥的戍边生活，以及他们思乡的苦恼。当然也无法记清我和海岛战友的种种友情。这里讲述的，就是无数次下海岛进哨所经历中的几个小故事。
晕船和恐惧
从陆军调入海军，按说是要天天与大海打交道的，但我的工作却是在机关大楼里或者陆地营房中。我第一次出海，是在青岛二号码头。那次我是跟着供应船到近海岛屿查看储水设备。那次出海，岛近在咫尺，海面上风平浪静，船头桅杆上的旗子甚至纹丝不动。我跟着船去，又随船回来。一直回到码头上，突然感觉海腥味难闻，还混合着柴油机的气味，登上码头，忽然一阵恶心，竟然呕吐不止，一路上没有晕船，回来却吐得一塌糊涂。船长明白，说我这是“晕码头”了。我感到很难受也很难堪。
从那以后所有的出海，我都是个晕船的人。一上船，我立即找个位置坐下，任你说什么我也不敢动，老老实实地坐着，有时手里还拿着块咸菜，嘴里嚼着咸菜，这样会转移注意力，是防止恶心和呕吐的方法之一。
我第一次出远海，是在蓬莱港湾里。那时，我刚从陆军调来不久。
那天，海上有风，大约有5级风。可是港湾里完全没有风浪，停泊着大小多艘船只。我们上了船，坐在甲板上，然后船就启航了。一起乘船的有十几人，多是老乡，这是一艘民用机帆船，只有我们几个海军。
船在行进过程中，轮机那边不断飘来强烈的柴油味，船平稳地驶出停泊处，大海扑面而来，第一次在海上行驶，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突然，船头高高翘起，又倏的落下，一起一落，浪花飞溅到身上，心也随着起伏，来不及叫喊，又是一个起落，有人跌倒了，但我以军人的心态尽力保持着镇定。船终于冲出了港湾，进入一片开阔的海域，虽然不像刚才那样上下起伏，但船开始颠簸，在辽阔的海面上，船显得那样小，一点稍微大一些的浪卷来，船都会剧烈颠簸。我这个旱鸭子，第一次出海，兴奋、激动劲很快就被担忧取代，我四下打量着船上，想着万一船翻了，我好抓住点什么。好在船进入更开阔的海面后，船身很快平稳下来，就这样，机帆船驶向南长山岛。这第一次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次不仅害怕海浪，还担心自己作为海
军战士，面对那么多群众，要装得神态自然，几乎纹丝不动地坐在甲板上。
后来出海的次数多了，一般风浪条件下我也少有呕吐了，但仍感到晕眩恶心，坐着不敢动。
但是，1959年夏天起，我被下放劳动，这在当时是一种干部锻炼的制度，可能因为长时间在渔船上，整天出海，操作和劳累使我渐渐地“忘记”了晕船这码事。在渔船上的后期，我完全不晕船了，并遇到两次严重的考验。
一次是在青山湾，遇到台风连夜遇险，另一次是参加编队训练，我都完全没有晕船。在全船大多数船员晕船的情况下，我还额外增加劳动量，比如为大家做饭送饭，并因此得到赞扬。
从风平浪静的“晕码头”开始，到在大风大浪中能保持良好感觉，甚至在11级大风中不晕船，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在船老大和老水兵面前，像个称职的水兵，因此受到了好评。
在打渔船上
1959年，按干部下放劳动的制度，我下放到辅助船大队，脱下军官装，穿上水兵服，在通建艇上当帆缆兵，时间半年。通建艇是一条300多吨位的小艇，有20多人，时速12节，两副绞车，一副拖网，是打鱼的渔网。小艇原先的任务是架设电缆，参加海洋监测的辅助性船只，当时正值灾荒年景，部队也开始副业生产，小艇就参加打鱼。有时也进行海洋监测任务。我下放期间，还参加了一次海洋考察，来了两位女技术人员，弄了些测试网具，还有些取水样的瓶子等，前后忙活了好多天。
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打鱼，打鱼时与运10号船相配合，两只机动船拖着一个大渔网，在海域里拖行若干时间，鱼虾进入网里后，用绞车机滚动着吊起网来，鱼虾被倒在舱面上，用人工分别种类，装箱后存放入冰库，送到码头上，卸货后被车辆拉走，就算完成了任务。
打渔船上的伙食还是不错的。除了装箱的大鱼，小鱼小虾就成为船员的美餐。但我知道自己肠胃不好，不敢过多享用，所以船上吃得过多而坏肚子的名单里总是没有我。
在船上的生活很艰苦，但也有丰收的喜悦。有一天，天气晴朗，也没有大风，收网时感觉特别重。渔老大（指导操作聘请了两位老渔民）知道这一网鱼太多，直接起网会撑破渔网，就采取特别措施，人下到网包上，用竹竿罩网一次次捞取，逐步减少大网的容量，达到正常网容量时，才起吊大网。那次整个过程历时九个多小时，正常产量一般在一吨左右，而这次达到14吨的空前记录，是一次特殊的丰收。
有一天，我们船正在和运10号船配对在崂山外海打鱼。刚过中午，瞭望哨报告，说左前方有两艘不明身份的船只正高速向我们这边驶来。这信息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我们是在内海作业，这两只船没有任何标志，来路不明，船速又超过我们，据测他们的船速在16节以上，而我们的船仅有八九节。按当时的观念，大家首先想到的对方是不是间谍船。不久，对方好像也发现了我们，但并不走掉，只是减速航行，航线大体与我们顺行，看上去也不像打渔船。艇长夏木腾下达战备命令，有的战士拿着枪，猫在船沿旁。大家尽可能猫腰隐蔽行动，观察对方的行动。后来船长下令，减速前进，大家装作整理渔具的样子，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我们减速，对方也减速，就这样双方都不作业，对峙了大约一个小时，对方突然加速向外海方向开去，同时他们的船头升起了日本国旗。日本船快速驶去，越来越远，我们也就解除了戒备。听老兵们讲，海上各种情况都能遇到，不只是日本的，也不只是来偷偷打鱼的，但不管是什么船，只要不发生对抗性冲突，我们的作业都不会改变，只要继续打鱼就是。可对我这个机关兵来说，亲身体验了一场真正的对敌行动，神经明显地有些紧张。
但是，因为跟日本船对峙，船只远离了海岸线，天色暗了下来，起风了，在返港时，风力已达七八级。这样的风速对我们这样的小艇而言是严重威胁，是超出正常承受能力的。船长决定就近转到附近的崂山湾避风。一个小时后，船到青山湾，准备抛锚，但铁锚一次次抛下去，却又一次次脱钩，全船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自动进入待岗状态。船在继续颠簸，海浪阵阵涌向甲板，整个舱面已被海水淹没。
帆缆班长与老兵们在各处检查各项设备。全体船员无声地站在风浪中，指导员几次发出口令，要求不值班的人下舱去休息，但根本没人听他的。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猛，冲上甲板的海水来不及排出去，新的浪峰又冲上来，有时大浪盖过桅杆，船体摇晃得厉害，甲板上的人已无法活动，即便是这样，还是有水兵艰难地爬到船首检查加固各种设施。我不熟悉舰艇上的设施，也不敢乱动，就跟大家一起站在水中待命。
天黑下来，在指导员的一再要求下我跟其他几位战士回到船舱。
不知什么时候，指导员也下来了，他是下来检查铺位和救生设备的，说要万一有情况的时候好有所准备。他走到我跟前站住了，对我说：“朱助理员，你·.”我听到这称呼有些异样，以前都是老朱老朱地叫，今天这样叫，令我感到惊讶。他边跟其他人说着：“好好休息，有必要时我会来叫你们的。”说着坐到了我的铺位上，说：“怎么样，来这里好几个月了，还习惯吧？我们艇小人多，劳动强度大，你以后要自己多加注意。”今天邢指导员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
说话间，班长离开铺位回到了舱面，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指导员并没有马上离开。事后他对大家说，那天晚上他是想到可能会出事，只是不能对大家说。我很感激他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对我的关怀。
就这样，一整夜船都试图抛锚，在狂风大浪中，船随时都有可能出事，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真实的危险。
直到天大亮，我们船突然改变了方向，朝大海驶去，这是顶浪逆行，朝青岛港口驶去。船走得很慢，前后颠簸得厉害，但摇晃得似乎轻了不少，原来，是船长决定顶风驶回去。后来船长对我们说，那一晚不停地接连抛锚，船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顶风航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船速很慢，不过既然能正常航行了，大家也都安心了。就这样，经过三五个小时，到中午时分，船已驶近团岛口，这里距港口已很近了。但这里是风嘴子，正好是潮汐和风浪叠加的风口浪尖，涌浪和顶风中，我们的船犹如一片树叶那样渺小无力。只听到海浪冲击船体发出隆隆的响声，船身上下疯狂颠簸，整整两个小时，就是过不去这个口子，直到天又黑下来了，才靠上了码头。
事后，在总结那次风浪和与日本船对峙的经历时，全船有五个人受到了表扬，我因为在颠簸中还帮助做了加餐，也得到表扬。
下放到打渔船劳动，经历了水兵生活和打渔生活，多是值得回味的，是我的海军生活中一段宝贵的经历。
驻岛部队的艰苦
如今中国海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现代化、电子化、信息化。可当年我们都是白手起家的。
守岛部队所在的岛屿条件往往十分艰苦，海上交通十分不便，物资供给经常出现断水断粮的情况。上不去下不来也是常事，这些小岛大多没有码头，遇到大风，风急浪高，船小滩险，食品、蔬菜运到岛边，有时却送不上去。折腾几个小时，最后返回港口也是常有的事。
1965年国庆节后，有一次去灵山岛，机关派出五名同志，其中有三名女同志，是医护人员，想搭乘供应站送军需物资的船上岛。到岸边时已是深夜了。风浪很大，小艇无法靠岸，几经努力无效后，船长宣布当夜无法上岸，先抛锚，等天明再说。我们五人就这样在颠簸的小船上靠了一宿。
那时已是深秋，湿透的身体实在太冷，有好心的水兵给我一件雨衣披着，半夜，几位医生扛不住了，挤到舱里面去了。我有些晕船，也知道小舱里根本挤不下太多的人，而甲板上还堆放着送往岛上的蔬菜物资，根本没有多余的地方可坐，我只好倚靠着桅杆迷糊着“睡”了一个晚上。这一夜，寒冷、颠簸加上眩晕，浑身湿透，颤抖不已，那种滋味永远也忘不了。
那次我们来到海岸设置的一个通信站，是个连级编制，几十位通信兵，个个年轻力壮，常年坚守在海岛的尖嘴上。工作之余闲聊时，就听到一个水兵在发牢骚：“什么都好说，当了几年海军，还是旱鸭子。
领导就是不准我们下海，这是纪律，连赶海、接近海滩都不许。”后来了解到，这里海岸线全是怪石岩礁，风浪很大，若不严格限制，随意下
海赶海游泳，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当海军三五年不会水，还是旱鸭子，实属无奈。
我们上岛，常遇到大风，机关下来的人困在岛上回不去，但这也正好是机会，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放松。那天，大风过后，机关的人到海滩上散步，看见一大片海蜇被大风刮到海滩上，大家捡拾了一大筐，海蜇晶莹剔透，回来稍微加工，就一人一碗吃开了。我从没吃过，看大家都在吃，勉强照着大家的样子吃了一小口，还是放下了。
但海岛上的战士却没有我们这样的热情，他们常吃，吃腻了，我曾在大黑山岛上看到战士对着满桌的海鲜掉眼泪——他们已经很久没吃蔬菜，有的已经患上了夜盲症！因此看见海鲜就反胃。好些地方，蔬菜对守岛部队而言，那不是蔬菜，是水果！
在黑山岛，我和司务长住隔壁，他把黄瓜都存放得坏了，还只是那样一点点地发给每个人。他递了一根给我，其实都有些烂了，我看了看，还是舍不得吃，还给了他。他笑笑，又放了回去。因为下一个供货船什么时候来很难说。
我想起了在南隍城岛上，有的战士病倒了，才打开个蔬菜罐头补充一下，烂嘴破舌头向卫生员要维生素吃也不是经常有的。
岛屿部队真正缺少粮食的不多，缺水、限制用水直到分发饮用水，缺青菜，吃黄豆，吃干菜的才是大问题。天天吃海货吃得人生厌，以致有的战士得了神经性灵敏的心病。
有一次到一个岛上，得知战士们平时喝的是一种懒水，尝了一口，又苦又涩，无法下咽，后来得知，岛上的群众和战士一直都是饮用这种水的。那几天，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苦水的故事。战士们为找水，曾到过很远的地方，也有为找好水而病倒的。
为了找水，部队专门开过专题会议，成立一个岛屿工作团，专门解决岛上群众和部队的饮水问题。王处长介绍了朝连岛上的雨水收集设施，说那是当年德国人建造的。岛上沿山势建设的拦截雨水的沟渠纵横交错，达5000多米长，拦住的雨水经过集沙井，把经过澄清的雨水流灌输入地下集水池。由小而大，最后在半山腰建设较大的拦水坝，再经过滤沙池，使聚集的水达到可饮用的要求。该工程虽历经百年，目前仍有集水作用，为部队提供了生活和灌溉用水。目前该岛饮用水的五分之一还是运送过去的，而原集水设备准备做适当维修，以便继续使用。
最困难的是三架山岛，那里打了井，发生了与民争水的事，甚至还发生过摩擦事件。据岛上的老人回忆，四九年前，这里曾为争水死过人。
对这些问题，潘部长做出指示，有的地方苦水要吃，有的岛屿改善条件要抓好，但若与民众发生矛盾，激化了矛盾，部队要承担责任。
难忘的战友
多少年来，我下基层上岛屿和下放舰艇打渔，结识了好多战友。
他们代表着在我生活中青春和阳光，与他们的友谊在我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以下只能略讲一二。
徐雁，就是之前提到的站长在会上表扬的那位模范报务员。
我和小徐的第一次见面并不很愉快。
那时在上岛不久的营房门前，小徐正在专心铺设台阶，我从后面过去，见到一个战士正在修路，顺口说了一句，你们真艰苦啊！不想那位战士并没有抬头看我，却说了一句：不艰苦还叫岛屿吗！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又说了一句：“我们在一起，你不用什么苦不苦的，这是些废话，应付人的。我们在岛上，横竖就两个养殖场那个大的地方，全部就七位战士的编制，五间营房，整个场地就是一块硕大的岩石，几个人全部活动地盘也就是这么大一点，战士们形容说，不要说见不到红男绿女，就是外面来一个生人，也像是过节一样让人兴奋。你说苦不苦，他们说不要说花花世界，成年女人一个看不见，一只小鸟叫都听不到的，甚至一棵像样的草也长不出来，除了一台台式收音机，正常的人简直就能被逼疯。”
呵呵，这位怨气还不小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交谈了，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小徐是个读书人，他告诉我，他家里都是知识分子。父母希望他有所作为，他也认为，每次下岛回家休假探亲回来是加倍的孤独，干脆坚持几年不下岛，这样无形中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工作，他就这样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
对他自己的工作，他形容为国家的末梢神经元。他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他认为，在几亿人中间，只有他这样一些人能工作在大海中的岛屿上，在更少的人中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与中央领导建立联系，因为他们的敌情报告是直通中央的。
他各方面都像个文化人，岛上没有条件种竹子，就栽在花盆里。他的房间，既是工作室、报务房，也是宿舍，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有不少书；墙上除了毛主席像，还有一张明显是他自己制作的招贴画，上面是两个大字：“机会”；下面有两行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刚巧赶上了的”。显然，他读过张爱玲的书，知道那句“在千万年里，在千万人里”。
他喜欢修整营房的台阶，喜欢收集剪报，准备将来出专辑。
他还让我以后尽量多的给他弄些书报杂志，提供更多的剪报资料，我答应他了。第二年有人下岛，我托那人给小徐带去了他所喜欢的书刊。
“小太湖”单吉岗，是我下放舰艇打鱼时私交最好的一位。也许与江浙老乡有关吧。
他是太湖边上长大的，他家是渔民，父亲就是打鱼的。
“小太湖”长得又黑又瘦，讲一口不太好懂的常州土话，只有笑起来时露出一嘴雪白的牙，他让人有亲切感。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只好自言自语。他很勤快，总是帮着渔老大忙前忙后，开玩笑说他几句，他也不在乎，平常就是有人说看不起他的话，他也不计较的，因此他很有人缘。
他把我这个下放劳动的干部当成了朋友，总是不改口叫我“当官的，”以老乡的亲近和我有很多的话说。有一次，他邀我外出，在艇上外出请假是有比例的，还要限时间归队。他邀我外出是有目的的——他谈朋友了，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别看他长得模样一般，却在谈恋爱，让我好羡慕。
一年以后，他来机关告诉我，他要复员了，经领导批准，同意他与那女孩结婚。
“当官的，我们要结婚了，我带她回南方，今天来向你报喜，也是来告别的。”“小太湖”这样大声嚷嚷着，进了我的宿舍。
我十分意外，那姑娘长得略有些瘦，但很清秀，十足的本分，没有做作，也没有特别的欢笑、迎合人的意思，这样子让人看了很舒服。
“你跟他去了南方，不怕他骗了你？”我开玩笑。
“我妈说他人好，勤快，又有船上打鱼的手艺。能骗我什么呢？除非是人贩子——他不像！”姑娘开心地笑了。
我能送些什么东西呢？尽我所能吧！三张布票，拾斤全国粮票，三条肥皂——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大的礼物了！
最后，那女孩竟然要给我介绍对象，让她姑在上海给我找个姑娘。
弄得我一阵脸红。我应付着把他们送出了营房，我祝福这位大老乡，祝他们幸福。
罗指导员
有一次我去大公岛办事，那次去的人特别多。我到这里也是老熟人了，知道这里的条件不行，估计当天晚上岛上安排这么多人会有困难，而且营房在山顶上，还要走好一段路呢。因此，下船后我告诉站上的同志，请转告站长，我有个失眠的毛病，人多了睡不着，我就不进营房了，就宿在码头边上的一个小仓库里。负责接待的司务长认识我，点点头表示同意，随手打开一间储藏室，简单安排一下就走了。
省了他们的招待，我却让蚊子好一个“招待”。蚊子多得无法入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用裤腿子吊在双人床架子上，裤子套在头上当蚊帐。好歹熬到下半夜，迷糊了一阵，第二天早上一看，被蚊子咬得一身包，又红又肿，有些地方竟然被挠出了血，就去找卫生员要药膏。
结果被岛上的罗指导员知道了，把我好一顿批，后来我俩交上了朋友。
这位指导员长相特别，高个子，小眼睛，一说话总是黏糊糊、慢吞吞的，说话的声调和动作，怎么看都像个老妈妈。自从我被蚊子叮咬了之后，他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一个劲地问这问那，问机关里的情况，也说些上岛来的人的情况。每当开晚会，他总把我当成文化干事：“叫朱干事指挥我们唱歌”，在这里，我是一个受欢迎的青年人。
后来几次上岛，他都设法安排我住得好一些。他知道我有个读书的计划。
几年后，这位指导员从岛上调到五号码头当基地政委。某次他见我出海外地，问我是否调到政治部工作了——他总是认为我该去政治部工作。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怎么也该弄个科长处长什么的，不行我去给你们领导说。”这话令我哭笑不得。
作者在营区
作者在海军后期阿林更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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