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澳洲的习俗中，家人和亲戚朋友们之间互送祝福礼物都是很小的一份礼物，略表心意而已。如果礼物太贵重反而会让收礼人感到非常尴尬和不安。
所以，我无论是在孩子们的生日还是圣诞节，都只是买一份令他们满意又开心的礼物，即使给钱也有清晰的界限的——象征性的、适度的，不鼓励过多。
孩子们更注重的是作为外祖母的我对他们的爱和鼓励。
不过，到了过中国年的时候,我还是想用中国的传统习俗给他们一个压岁钱的红包，以表达对他们的祝福，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就算是送给孩子们的一个吉祥物。
其实，孩子们完全不理解红包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们钱。
所以，红包递到她们手里，过不了几天，又被轻轻放回我的桌上。
她们认真地说：“小孩子不能拿这么多钱。”
语气坦然，没有推辞的羞涩，也没有得到钱的兴奋。
仿佛那只是一件需要纠正的事情。
今年的春节，更有趣的一件事是：因为除夕我去了学校的幼稚园（Kindergarten）包饺子，因而没有在家再忙碌除夕夜的年夜饭，初一的早上，在孩子们吃早餐的时候我说，我忘记给你们压岁钱了，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后再给你们吧。弟弟David一听，立刻站起来去抽屉里找出他的钱包并从里面拿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张100澳元，双手递给我说：“lolo，这是给你的。”我一愣，问他，你给我什么钱呢？他说“这是你给我的钱，这是你的钱，Today is Chinese new year（今天是中国新年），就给你了。“我和他妈妈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是我上一次给他的生日礼物，因为我要回国不能参加他的生日party了，我就留下了这一百元钱作为生日礼物。David居然留了一年，说“等lolo回来我再还给lolo，就这样，这一张100元钞票就静静的躺在他的钱包里一年多了……
今年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儿，我女儿提前告诉孩子们说，今年要给姥姥拜年磕头了，磕头才有压岁钱红包的啊！孩子们更不懂什么叫磕头？然后，女儿就教给他们怎么样磕头，她小时候是怎样被我教着给她的姥爷我父亲磕头。最小的Olivia从楼上跑下来，一下子扑通就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嘴里大声喊着：“lolo，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一边说一边不停的使劲磕头，笑的我前仰后合。
回想起我女儿小时候的情景，那个时光也是最后最热闹的时光了。我教我们姐弟仨的孩子们给姥爷磕头，祝姥爷健康长寿……后来他们长大了，又都各自天各一方，远走异国他乡的。“磕头”就成为记忆中最真实最暖心的画面之一。
她们对钱的观念淡漠，从不主动要求，也不会自己去花钱买东西。金钱在她们的世界里，是生活的一部分，却不是生活的焦点。
我想起我小时候过年情景，吃了吃年夜饭，穿新衣，就是去奶奶家给奶奶拜年。
大年初一一大早，在家里吃完饺子，就在爸妈的带领下去奶奶家了。奶奶住在二楼，走上楼梯，一开门就看见了奶奶提前准备好的牌位，有我的老奶奶，也就是奶奶的母亲，还有我爷爷。一进门就必须跪下磕三下头，再给奶奶磕头才能拿到奶奶给的压岁钱。只有五毛钱啊！虽然钱很少，但是仪式很隆重。
而在我的记忆里，压岁钱是童年里最隆重的时刻。
那几张钞票，是长辈的祝福，是被看见、被重视的象征，是一年之中少有的“拥有”。在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红包里装着的不只是钱，还有对未来的某种安全感。
我们那一代人，很多爱是含蓄的。
爱不说出口，而是藏在红包里；
关心不直接表达，而是通过物质悄悄传递。
钱替我们说话，红包替我们表达心意。
直到我有了外孙，并且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我忽然明白——我的外孙们。
她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红包里的金额。
她们需要的，是姥姥清楚地表达爱，是被理解、被尊重、被呵护的感觉。
在这里，教育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给予多少”，而是“陪伴多少”；不是物质的丰厚，而是情感的清晰。孩子从小被教导：金钱有界限，欲望要节制，但爱必须表达。
拥抱、赞美、肯定，是日常的语言，不必等到节日。
这与我成长的文化背景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中国传统里，压岁钱是祝福，是仪式，是情感的寄托。
而在这里，爱被放在生活的每一天，而不是集中在节日的一瞬间。
当她们把红包退还给我时，我忽然释然了。
她们退回的不是祝福，而是金钱作为表达方式的必要性。
或许，这不是文化的对立，而是表达路径的差异。
中国人把祝福包进红包里；
澳洲的教育把爱放在日常里。
我依然会准备红包。
那是我的记忆，是我对春节的情感归属。
但我更多的是用语言、用拥抱、用陪伴，把爱直接说出来。
每天要对孩子们说好多遍的
I love you !（我爱你）
在两个世界之间，我渐渐明白——
压岁钱可以退回，
传统可以转化，
而爱，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陪着他们长大，他们陪着我慢慢老去。爱，是连接祖孙三代之间唯一的最重要的纽带。
写于2026年的正月初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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