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班最后一天的集训结束时，天色已经将黑，学习班的人分头出发到各自的工作地点去。女生两人驻一个村，男的一人一村。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送我们先去白音补拉大队部，关于这一段经历，我在1971年12月10日的日记里记载如下：
“当铁牛55（1960年代天津拖拉机厂生产的轮式拖拉机）在独贵塔拉通向白音补拉的凹凸不平的野路上颠簸行驶的时候，黄昏已经接近尾声了。夕阳只有一抹暗红的光辉残留在西方的地平线上，远处的草滩，沟壑，阡陌都在人们的视线里变得模糊起来。人和行李把车斗占得满满的，我只得挤在后端的一个角落里。寒风刺骨，脸耳一会就变得麻木起来。已经出发了，任务、困难、挫折在等待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很难想象。天完全黑了，车灯亮了，照得大地发白的一片。只模糊见得两边道旁的树木的影子、远处村落隐约的暗影不断掠过，车子在飞速地前进。已经辨不清是什么时候了，车终于停在一座黄土建造的院落前，我们下了车，几个大队干部迎了上来。长时间的颠簸，昏黑的夜色，寒冷的霜风，使我的心情郁郁不乐，但我毕竟已不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了，我终于压抑着感情，在大队临时安排的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和两个老乡、小殷挤在一起，勉强入睡了。”
这里提到的迎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其中一个中年人，我们在集训时见过一面，他是大队的书记，姓一个我首次遇到的罕见的姓氏——淡水的淡！其他的两位，一个是大队的会计，叫裴化。另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则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姓梁。三十年后，当我重访这片土地时，我有幸与其中的二位重逢。那是新世纪的2001年，淡书记已经在独贵塔拉镇党委书记的职位上退了休。而会计裴化则接替淡书记，做了相当于当年大队书记的村书记。
见到我以后，他把他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领来见我，带着一副不容拒绝的神情，让我走时把他带回我的城市。至于那位当年唇红齿白、相貌俊朗的梁连长，我却没有机会见到，听当地的熟人说，他后来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仕途一路顺畅，一直做到杭锦旗旗长，并在这个职位上退休，安享体制保障的晚年。希望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见到他。
让我们回到1971年那个冬夜。因为时间已经晚，我们没有在大队部久留，大队干部们很快商量了一下我们的住宿问题。日记里提到的“临时安排”，还产生了一个有点波折的小插曲。
我们被引领前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土坯围墙的院落，领路人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进门之后，我看到这是一个开间很大的房子，亮着一盏煤油灯，屋子里南北各有一盘火炕。领路人向主人交代了几句，很快告辞了。我们在那个年轻主人的帮助下打开行李，在安排给我们的炕上开始铺床。一天的学习，加上拖拉机上的颠簸路途，我已经感到很疲劳了，想尽快躺下休息。我那年十七岁，还是一个对外界事物感受很敏感的年龄。每逢夜间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总是会给我的心情蒙上一层抑郁的阴影。但是年轻主人很热情，对我们的身份也很好奇，一边帮我们整理床铺，一面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马上发现这个年轻人说话不是当地口音，而是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和警觉。面对我的问询，年轻人告诉我，他们是来自福建的一对父子。父亲在这个村子里当医生，今天晚上因为有病人，出诊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我们不要等他，尽管睡觉。
那时我来到内蒙古已一年有余，对周边当地的社会环境有了一定了解。年轻人的讲述使我马上领悟到，这是一个劳改释放犯的家！我们来搞阶级斗争的工作队，竟被安置在一个劳改释放犯的家里过夜！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中，这立刻引起了我们的不安。尽管我内心对那些所谓阶级敌人也并非抱有仇恨，但是我们成长的环境为我们树立的原则，就是要和这些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况且我们刚刚转换的这个新身份，更使我们感到，大队这种安排是一种政治上欠妥的做法！比我大几岁的殷向荣比我更加警惕，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向上级说明这个情况，这在当时也是对自己必要的保护。
虽然已经感到非常疲劳，可是下车之后的这一番折腾，又使我的头脑清醒起来。安顿好床铺之后，我们又和年轻的主人聊了一会儿天儿。这个年轻人似乎很欢迎我们的到来，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他们父子的事情。我记得聊天之间，他很兴奋地拿出一张女孩的照片给我看，告诉我说这是他妹妹，现在福州军区文工团。我看了看那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明星级的漂亮女孩，和眼前这位小伙子长得倒不很相像。年轻人告诉我，他妹妹和军区的司令员关系很好，司令员已经答应帮他们父子办回福建老家。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这样一个漂亮的文工团女孩儿，能让军区司令给其父兄帮忙办理刑满回乡这样超乎常规的事情？其中的门道大概不像这个哥哥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几个月后的一天，在白音补拉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又在村头碰到了这位年轻人，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们父子回故乡的手续已经办好了，不日就要启程。
在昏暗的油灯旁和他聊了一会儿天，我又重新感到了倦意，于是停止了和主人的谈话，钻进被窝里闭上了眼睛。就在我朦朦胧胧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听到了开门的声响。有人开门进了屋，接着听到他们父子之间的谈话，儿子告诉爸爸，“工作组的同志今晚住在咱们家”。
应答的是一个老人很柔和的声音，操着和儿子一样的南方口音：“哦，有同志来了”。
困倦中我没有起来致意，仍旧闭着眼睛，不一会儿，父子两个也吹熄了油灯睡下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明亮的早晨。当我起床穿好衣服，拿着牙具出门洗漱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在我正南方几百米处，竟然矗立着几排红瓦顶的房子，显然是建设兵团的营房！我立刻转回屋子向父子俩询问，果然，是二十团八连的营房！
这个发现几乎使我有点欣喜若狂。
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环境里，看到建设兵团的营房，使我突然有了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昨晚以来一直笼罩着我的抑郁心情瞬间豁然开朗。更何况这个八连里有我许多校友和同学。我怀着一种柳暗花明的开朗心情，迫不及待地想马上去造访他们。
二十团的第一批营房，布局式样都是一模一样的。方位都是传统的坐北向南，最前面是连部，后面四栋两排是知青宿舍。连部和知青宿舍不同的是，房子占地要大一些，中间有一个南北贯通的大门，对称的两翼每一边都是四或五个房间。房间都是南窗北门，门和北墙之间留一条窄窄的走廊，而两端通常是个较大的房间，用作会议室或者其他的活动场所。知青宿舍的外观和连部基本相仿，但没有走廊，四间屋子全部是南窗南门，每个房间左右相对两个炕，每个炕可安置6个人的铺位，两个炕恰好是一个班的编制。
关于这一天的情况，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天亮了，太阳把他那金色的光辉洒向大地，光明又到了，一早起来心情好多了，工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了一些。走出屋子，清晨的天气还是非常的清冷，但非常明朗。整整一天都在开会，初次和农民们接触，我感觉到相互间太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今后总要慢慢地和他们熟悉起来，和他们建立友谊，建立共同的语言，和他们融为一体，当然不能受他们落后面的影响。
和同志们在一起还是愉快的，共同的经历，出身、环境、语言，使我们在一群陌生的农民中间变得更接近了，但是大队干部学习班很快结束了，9日的傍晚（原文如此，可能记述有误，也可能我们初到白音补拉是在12月8日晚，日记是10号补记的），我在大队会计的陪同下，用一辆自行车推着行李，向四小队进发，又是昏暗的天色，空旷的田野，弯曲不平的道路，可是现在不同的是只有我一个人了，一切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陌生，连同旁边走着的会计，终于，又是在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凑合着安顿下来了，但是没料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得这样快，生产队干部已经召集了全体社员会，打乱了我们的计划，造成了被动的局面，我只好将动员内容经过匆忙的考虑后讲了一下，又将《十七条》草草传达了一下。”
原载 漂来的城
2026.6.8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