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贵族世袭，没有财产祖传，也没师承什么专项。如果有什么恩传和受益的话，就是我还活着了。可是活了大半截，喜好了一大堆，末了又啥也不是。这最初的窝囊让喜幸的活着给驱逐的无踪无影，于是人像赖汉子一样把自身的不是全归结于命。许多爱好，就在这过程中若隐若现，最近结识了几个音乐发烧友，我们聊起音乐，不由得唤起我一嘟噜一嘟噜的回忆。
我第一套音响是日本产的山水，这是我下海捣鼓的第一笔钱，悉数扔进了发烧级的音响。那套机器，可以播放唱片和磁带，就在放磁带盒的上方，有一个放胶木或塑胶唱片的大唱盘，一机多用，可价钱对当时的我属死贵。据说原因在咱们国家的税上。但购买的诱惑像个蛀虫，在心脏啃噬出几个窟窿，于是我为了防止心脏被蛀虫啃成筛子眼，便咬咬牙，跺着脚把这第一套正儿八经的音响搬进了家。
这音响买了如同套上了。我那时趁着血热，一鼓作气又添置了许许多多磁带和唱片，并化装听懂交响乐的，买了贝多芬三、五、六、九，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钱悉数造进去了，没了心事，这才罢手。
无聊的阶段听听音乐，仿佛也能听出点感怀和享受。生活偶尔把我磕磕碰碰或绊几个趔趄的时候，音乐是抚慰，也时常把我拉回到过去。
20世纪70年代，在这套音响之前，我家曾经有过一个戏匣子。记忆里这戏匣子是电子管的，它在我耳朵想听点什么的时候坏了。然后这一坏就是十来年的东西，父母没舍得扔，它象征着我们家的富足，上面还搭一块用白线手套拆出的线勾织的线制品，用来装饰，好像还漂白了。
自此，这一点电也不耗且谁上我们家串门都要装无意瞄上一眼的东西，俨然已成了我家让人说不清又道不白却又让人匪夷所思的疑惑物。
“看他们家锅里那个穷样，他家——怎么会有戏匣子？”
“啧，啧！等咱有钱了，也去买个，比他们好的！哼！”
这是邻居小媳妇大老婆曾经议论过的，我听得很真切。
20世纪如果歌也算是音乐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算是我最早耳濡目染且至今还能哼上两句的音乐启蒙了。
然后熏染的是戏，带腔带韵带板的一种，不用提你们就知道，现代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翻来覆去的，耳朵都起了茧子。领袖夫人捣鼓的，至高无上。
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主流媒体尚未盖棺定论之前，这后来定论的靡靡之音邓丽君出现了。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柔软甜美的歌声，怦然心动，惊喜，痴迷，那是大街上一个戴蛤蟆镜、穿拖地喇叭裤的青年，手里提着一块黑砖似的录音机，一路流淌着邓丽君，我情不自禁迷迷糊糊，本来是回家，却转身跟陌生青年走了，那促使我十里相送的就是黑砖头发出的靡靡之音。
很快就到处是邓丽君了，铺天盖地的盗版，那时听《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见，我的爱人》……感觉像蘸满了浓情韵意的诗。在那个物质匮乏情感封闭虚脱僵死的年代，这种婉转的浅斟低唱悄然慰藉了渴望滋润的我。
当时，国内充斥的宣言式的歌词和高亢激昂的歌喉，被甜美圆润、轻声细语，“七分甜、三分泪”的音质，反统战般的给冲垮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场“听觉的革命”。
《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怎么说》《我只在乎你》，声音让人心生怜爱，透着清丽，自然。在邓丽君的专集《淡淡幽情》中，她低声吟唱的唐诗宋词，如泣如诉。
我那时认为她似乎成为一个穿越时空隧道的信使，把月下独酌，亡国思怨，风花雪月，演绎得惟妙惟肖，让人心醉神迷，也令这些古诗词焕发出特有的韵致。
那时，那块砖头形状的录音机是三洋产的，卖插头插座电风扇的各区交电站，均贩卖这些南方走私来的水货。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种砖头状的录音机价钱是268块。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我工作的时候工资乱七八糟加起来是两张十块的多一点，23块钱，捻捻指头，买这玩意不吃不喝需要一年。
于是透风给父亲，看有无可能恩准，救济儿子一下。不曾想父亲断然拒绝不说，还带来了劈头盖脸的批判，什么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什么应严加批判的靡靡之音等。那时父亲的批判仿佛能劈开木板，无奈，我晃着蔫了吧唧的头，只好逃遁，只好消耗便宜的腿脚，把耳朵卖给了靡靡之音。
自此我时常跟随手提着录音机、穿喇叭裤戴墨镜的人，跟着他们满大街瞎晃，他们是那个年代愤世嫉俗的叛逆者，对我而言，更像是无意间挥洒着雨水，给枯干开裂的音乐心田滋润造福的人。
他娘的，说起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怪不得年轻人喊我们“老登”，现在他们恐怕听不进这些类似荒诞的过往吧？还以为咱絮絮叨叨痴人说梦呢。
本文作者蚂蚱眼（居中者）
作者简介：蚂蚱眼，本名王海波，1963年出生，青岛市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青岛日报》等发表过若干作品，中篇小说《大茶壶》获“齐鲁文学”奖。出版过摄影集《城市屋檐下》。
原载 杜帝语丝
2026.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