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小月一边帮我包书皮一边念。
小月跟我同年同月，是我们小学教常识和手工劳动的董老师的女儿。她有病，不能去上学，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你念的什么？”我问。
“不告诉你。”
不知为什么，每听她念这几句，就有点酸酸的感觉，虽然我们都不怎么清楚这几句是什么意思。
小月像她妈妈，她妈妈在一间中学教语文，白白净净的，眼睛弯弯的漾着笑，脸不大却架一幅大眼镜，说话柔柔的暖人。
董老师一只眼，另一只只有上下两片皮，深深地陷在眼窝里，中间是又尖又长的大鼻子，演坏人根本不用化妆，他也差一点就演了个坏蛋。我们学校音乐老师写了个四幕歌剧《十字架的后面》，揭露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残害中国人，他们假装办孤儿院，实则用孤儿做实验。我也扮演了个角色，不过没捞着说话就死了，被做实验做死了……里面有个大坏蛋叫“刁老三”，音乐老师让董老师来演，可惜董老师不会演也不会唱，只好换成了孙老师。
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托儿所，看书就成了我几乎唯一的娱乐。妈妈教会了我查字典，家里有一本四角拼音字典，还有本民国26年版的《词源》，靠它们帮忙啃遍了老爸的线装本。无非是《西厢》《三国》《红楼》之类，间或有哪个哥哥姐姐带回本现代的书，那就是一顿大餐。
小学二年级时，上课偷看《东周列国志》被老师发现没收了，让我课间操去办公室。惴惴的到了办公室，几个老师正在说这事，其中就有董老师。他随手翻开一章让我讲给他听，是“文姜戏诸儿”，我十分认真地逐字逐句翻译，时不时地看看他们的反应。董老师看我一头汗，掏出手绢一边跟我擦汗一边说：“行了行了，看把孩子吓坏了……”
当天中午，我就被董老师领回了家。他住在学校唯一的小楼下面的半地下室，十多平米的小房间干净整洁，一个灶台，一张床，一个课桌，小月睡在两只木箱上，除了门窗，墙上挂满了竹子做的书架。我坚决不在那吃饭，那时候在别人家吃饭是很隆重的事，临走时书包里多了一本书《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
孩子跟大人之间永远隔着一道墙，哪个时代都一样，我和小月很快成了死党。她只要能起来，干得最多的就是包书皮。我从印刷厂的邻居那弄了一批牛皮纸，小月把书全都包成同款，还拒绝董老师写书名，因为这样她可以偷梁换柱，把董老师不想借我的书偷偷拿给我。我想董老师应该是知道的，只是不说破而已。小月推荐给我的书很多，她最喜欢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双城记》和巴尔扎克的书。
然而……不管我有多么憎恨这个“然而”！但这个“然而”还是来了……
一年后的那个夏天，那只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被打开的盒子，那只被称作潘多拉的盒子……被轻巧地打开了。
我们的班主任，一个二十多岁刚刚就业的女教师，突然就叱咤风云了，她的每句话后面都是叹号，每句话都能在地上砸出个窝来。我画的黑板报内容也基本一样，最让班主任满意的，是一只大手紧紧地攥着四个小人，他们是“刘邓陶谭”……
那时候虽然还上课，但已经没人听了，那时的常态是“大辩论”，其实就是吵，十岁的孩子辩论个鸟。
突然有一天，班主任风一般冲进教室：“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特大好消息！革命群众在咱们学校挖出一个隐藏很深很深的大坏蛋！一个国民党狗军官！”她激动的脸通红，掷地有声地蹦出三个字“董建常”！“一个国民党少校！”
一连几天，我完全懵懵懂懂不知所措，书包里还装着小月给我的《马背上的骑手》，却不敢朝那个地下室看一眼，我实在无法把一个说话曼声细语温和谦卑的人，跟杀人放火的国民党少校联系起来。
学校开批斗大会，我个子矮坐前排，距离做“喷气式”的董老师只有几米远。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狗军官！”“打倒刽子手！”有人开始打他，他的眼角流血了，鲜血在他瘪进去的眼窝画出一个半圆，顺着脸颊流到嘴角流到下巴……他微弱但清晰的喊了句：“我是医生”……没人听他说什么，一个不知从哪来的红卫兵正慷慨激昂地揭发：“就是这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国民党，他还是个基督徒！”这下更炸了，这不就是刁老三嘛……“打倒刁老三！”“替死难的孤儿报仇”……
批斗会第二天，他们全家被遣返到农村了。他两口子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站在车头，小月躺在地上，我爬上学校旁边的高墙，却只看到一团黑色的头发，小月脸朝下……
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董老师回来了，只有他一个人……
他原来的家已经住进去别人，学校教工厕所旁边有个三角形的小空间，他挂了条床单当门，被褥铺在地上，就算他的家了。他的待遇是监督劳动，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生活费，但显然无法满足他的基本生活。好心的老师帮他揽了个加工活——擦烟斗，就是为成品烟斗抛光。
他回来的时候，学校正“停课闹革命”，停课的革命闹完了，再“复课闹革命”，而革命闹到复课时，已经没有课可以复了，因为所有的课都是大毒草，带个语录本就是全部教材，但考勤是要划的。
中午放学的学生走光了，他从那个“家”里佝偻着身子，到传达室锅炉上拿他热的饭，再低着头，佝偻着回去，从不与人打招呼，我看见过好几次。
终于有一天，我趁着没人，鼓足勇气走到他的“家”，我轻轻地喊他：“董老师”，他听见了，因为他擦烟斗的手停了一下，但他仍然低着头继续擦。我提高声音再叫一声：“董老师，小月……”他突然回过身，凶巴巴地对我吼：“走！快走！谁是你董老师！”
我愣了一会，他再喊一声：“走！”
我转身离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变得这么凶。
几天后的中午，传达室那边传来一阵歌声……
“我的名字叫刁老三，
冒充大夫在孤儿院，
天天我奉神父命……
给穷孤儿，把病看……
穷孤儿，死多死少没人管……”
这是《十字架的后面》的一段，学生们常用这首歌来取笑董老师。我拐过弯来时，看见他一反常态地站在传达室门口，正抬头在人群中寻找。远远的看见我，朝我点了下头，示意跟他走。来到他的“家”门口，他一猫腰钻了进去，一会出来，手里拿着两个苹果，塞进我的书包。然后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轻声说：“好孩子……”
我呆呆地站在那，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过了好长时间，他面无表情地说了句：“她们都死了……”
他也死了，送我苹果的第二天，他把自己挂在了学校后面的松树上……
听大学生们传说，小月因为断了药，到乡下没几天就死了，他的爱人得了精神病跳河了。
许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我百无聊赖地翻看旧书摊上的连环画，其中有一张，画中几个孩子坐在木栏杆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下面的几行字，一下子打中了我，眼泪夺眶而出……
卡玛河边有座城，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脚也走不到，
眼也看不到……
2020年12月8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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