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来，研究《哈姆雷特》的学者汗牛充栋，世界上每年都有几十篇研究《哈姆雷特》的专论问世。就是在普通读者中，也广为流行着这样的读后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说法，足以说明《哈姆雷特》有着永远的思想艺术魅力。
所以，不要说研究文学的人，就是普通文学爱好者，若没有读过《哈姆雷特》，犹如爱好书法的人没有临帖《兰亭序》一样。毋宁说，是个很尴尬的文化修养上的缺陷。
《哈姆雷特》中的思想艺术魅力是个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本文不讨论这个四百年来东西方文学界说不完的话题。仅就“哈姆雷特命题”，谈点看法。
《哈姆雷特》剧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经历了父亲被害，母亲背叛，叔父犯奸，爱情失败，复仇艰难等一系列打击，精神遭受巨大创伤，身心备受煎熬。
哈姆雷特在孤立无望的痛苦中想到了自杀。但自杀是亵渎上帝的行为。哈姆雷特终于回到了错综复杂的现实，在百般无奈、举棋不定中质问自己：“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既然自杀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怎样活着便是一个人生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
哈姆雷特的这句台词，当年在千百万欧洲人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是啊！人应该怎样活着？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喝拉撒，就是为了享受，就是为了从丰富的物质上、从迷人的色情中得到快感。这样的活着，不是行尸走肉吗？
今人无法理解：哈姆雷特这句台词，在当年的欧洲大陆犹如一声惊雷，惊醒了三百年来，醉生梦死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欧洲人！
中国人受教科书的误导，不太相信：被誉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复兴，会有另一个很不光彩的纬度：在“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很多欧洲人堕落在物质与色情的双重享受中，通奸竟成了人们追逐的社会时髦。鲜耻寡廉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欧洲人的一大特色。——这是文艺复兴运动很可能葬送欧洲人、毁灭欧洲文明的一个并非危言耸听的现实！
不是吗？灿烂辉煌的巴比伦文明，不就是灭亡在国王发展卖淫事业导致的性病泛滥中？古巴比伦时的性病胜过洪水猛兽！
但是中国人忽视了：文艺复兴运动中，上帝一直在场。教科书上说的文艺复兴是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欧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怎能把欧洲人批判教会的禁欲主义，说成是反对宗教呢？
就是吹响了文艺复兴运动号角的但丁与彼特拉克，他们终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岿然屹立在文学史上的《神曲》，就是一部解读圣经的文学杰作。
文艺复兴运动最终没有误入歧途，是因为上帝一直俯视着既波澜壮阔、又光怪陆离的欧洲。
欧洲人是幸运的。当物质与色情的双重诱惑使欧洲人在堕落的泥淖中愈陷愈深的时候，莎士比亚出世了！莎士比亚在熟读圣经中深谙人生的道理：人来到尘世，不是为了享受的；而是在受苦受难中努力奋斗艰苦创业的。创造生活与生活创造才是人生的主旋律。
但是，莎士比亚在社会底层什么都干过，最终成了戏剧人，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用当年欧洲流行的戏剧这种文学体裁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他用《哈姆雷特》向欧洲人敲响了警钟：“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当然信仰上帝的欧洲人不可能对“活着还是死去”中的“死去”理解为肉体生命的死去；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不允许轻视生命的做法，更不允许自杀。活着是第一重要的大事！所以欧美国家的法律规定：战场上如果抵抗无望、只有死路一条时，可以投降，以保障生命的存在。
这句台词中的“死去”，更多的涵义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形同死去。其暗含的潜台词是：人应该怎样活着？人为什么活着？以及人是什么？生命意义除了肉体的存在，还应该包括什么？——这句话暗含着一系列有关生命意义的诸多重要问题，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后欧洲人的世纪思考。这个思考的结果，便是十七世纪开始逐渐出现的理性觉醒、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等带来的思想领域的活跃与精神世界丰富。观念形态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英国议会改革、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家诞生等构成的近现代文明史的蓬勃发展。
实际上，当“哈姆雷特命题”直逼欧洲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麻木了的心灵时，人们对“人是什么”并不陌生。远在古罗马时的圣奥古斯丁就已经在其代表作《论自由意志》中，给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人有自由意志——
（1）自我判断的能力。知道是什么、不是什么。
（2）自我决断的能力。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的天性。
这个自由意志原理，是圣奥古斯丁从圣经里揭示出来的。自由意志的发现，有两个重大意义：
1.既然人有理性，能自我判断与决断；那么，利用意识形态灌输“是什么”与“应该做什么”，都是不能接受的对人性的戕害！
2.自由意志的天性决定了人的生活环境必须是自由的状态；否则都是对人性的戕害。不自由的生活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从中世纪前期教会的思想禁锢统治造成欧洲人的心智障碍及文艺复兴运动中欧洲人的堕落现象可以看出，自由意志虽然是天性，但在外界的戕害与诱惑中很可能出现异化变态。
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洞若观火的眼光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天才地把这个问题融化在《哈姆雷特》中，由主人公哈姆雷特用“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应该考虑的问题”这句震古烁今的名言提醒欧洲人：怎样活着，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普遍的、永远的人性问题。
上述的“来龙去脉”便是“哈姆雷特命题”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使欧洲人恢复了理性，为科学永不休歇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哈姆雷特》在十七世纪第一天的问世，则挽救了欧洲人从文艺复兴运动的沉沦中回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正常生活中；为洛克、笛卡尔不遗余力地呼吁理性觉醒创造了社会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哈姆雷特》是启蒙运动的先声；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落幕人。
《哈姆雷特》不仅仅是一座文学丰碑；还为欧洲的近现代化，在精神导向与思想保障上呼唤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哈姆雷特》含有的“哈姆雷特命题”，更是一个伴随人类永远存在的不朽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