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温教授说“中国历来被誉为诗的国度，这里的诗主要指旧体诗”。这个说法属于概念不清。
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被称为诗歌大国，是因为以格律诗为主要内容的古典诗词浩如烟海。没有人将这些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称为旧体诗。这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那么，旧体诗是指什么呢？
二十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后，格律诗式微，走向衰落。但写格律诗者仍然不乏其人。于是学界便把现代人写的格律诗称为旧体诗。
所以，旧体诗是个有着特定时代含义的概念。人们通常所说的旧体诗就是特指新文化运动后，现代人写的格律诗。旧体诗并不包括古典诗词。温教授用旧体诗涵盖“诗歌大国”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这个不当说法，反映出温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概念不清。
那么，学界为什么会出现旧体诗这个概念呢？这主要与新诗的兴起有关。
新文化运动后，新诗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垄断了整个现代诗坛。但写格律诗的人仍然如缕不绝，代不乏人。写格律诗的虽然少，却都是文化层次很高的人，属不可等闲视之的社会阶层。这部分人的格律诗有一定的影响。于是人们便把这些现代人写的格律诗称为旧体诗，以区别新诗。
温教授不知道这个历史知识，所以乱用了旧体诗概念。温教授是有影响的评论家，他的错用概念，很容易以讹传讹，造成混乱，所以很有必要澄清。
（2）温教授把格律诗的衰落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这是事实。但温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把格律诗看成是“臭草”“毒性”很大的旧文体。这个说法就与事实不符了。
新文化运动那代先贤都懂古典诗词，知道古典诗词的文学价值。所以他们并没有否定古典诗词。他们批判的仅是表现古典诗词的格律体，认为以平仄音律、五言七言、对仗、黏连、押韵等写诗规则构成的格律体，束缚了人写诗中思想情感的表达。仅此而已。新文化运动先贤对格律体的批判，在温教授的文章里，怎么能变成否定格律诗了呢？温教授所用的“臭草”“毒性”等字眼说古典诗词的格律体，意味着有害的意思。但格律体无害可言，仅是一种写诗中的束缚与限制，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实际上不“戴着镣铐跳舞”能写出真正的诗来？这是全世界诗人都知道的常识。
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不可能不知道这点常识。温教授把他们对格律体的批判置换成对格律诗的否定，既有违事实，也有悖常识。
当然新文化运动那代先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严重失误。只是他们的失误温教授未能看到罢了：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历经千百年的探索，在南朝、隋唐时期终于发现，以平仄音律、五言七言、押韵、对仗、黏连等手段构成的格律体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所以有人说，隋唐定型的格律体，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划时代的贡献！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什么中国古典诗词是世界文学园地里一朵永不衰败的奇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拙文《什么是诗？》，这里不赘。
（3）温教授谈到了旧体诗在新世纪的复兴现象。但他解释旧体诗为什么会出现复兴的说法，毫无说服力。
旧体诗之所以会出现复兴，温教授认为，与毛泽东的——“旧体诗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这个讲话的重新发表密切相关。实际上，那些写旧体诗的人都是自感行为，鲜有人是受别人影响才写旧体诗的。笔者有数以百计的写旧体诗的文友散居在全国各地。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看了这个“讲话”才写旧体诗。
这样说绝无看轻毛泽东这句“讲话”的意思。实际上毛之所以说旧体诗“一万年也打不倒”，在于他深知格律体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只是温教授没有看出来。
只要中国人存在，汉语就存在。只要汉语存在，旧体诗就存在。旧体诗的复兴只是个时间问题。
南朝隋唐人从古汉语中总结出的格律体规则，由于古今汉语发音的不同，格律体中音律、韵律的规则，不能完全适合现代汉语写诗。所以毛泽东提出了旧体诗要改革、要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温教授并未发现。
从文章里可以看出，研究文学的温教授，连汉语世界为什么会出现格律体也不知道。但业余写旧体诗的毛泽东知道！
温教授还认为，旧体诗复兴与国学热有关。
稍有点中国文化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就讨论过国学的含义是什么？最终学界以马一孚先生的说法形成了认识：
国学是个不能成立的学术概念，这个概念很不利于中外文化交流。非要用国学这个概念，它主要指四书五经。
马一孚的国学定义很有现实意义：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凡是中国的都是国学。那么太监、女人缠足也是中国的。能说他们是国学？
所以国学热并不必然地导致旧体诗的复兴。
其实旧体诗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复兴的端倪。那时的旧体诗主要流行在退休干部群体中——这便是学界常说的旧体诗“老干体”的由来。人们对“老干体”虽然颇多诟病，但是，“老干体”作者是旧体诗复兴的真正推动者，这是毋庸置疑的。
旧体诗复兴，为什么会在退休干部群体中首先出现、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旧体诗复兴现象？这个复兴现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旧体诗“一万年也打不倒”的观点。
古典诗词在中国文化里是阳春白雪。不仅属于上流社会的“雅好”及精神诉求；也体现了这个民族之精神生活、审美取向的高级水平。不仅在古代社会，就是在今天，古典诗词给人的崇高精神享受，也是其它文学艺术不可替代的。
产生“老干体”的退休干部群体，大部分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人文水平并不低。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喜欢古典诗词，爱好写旧体诗，是这个阶层人的文化素养所决定了的。想想看，还有什么能比旧体诗更容易、更简单、更随心所欲地实现这个群体的精神“雅好”与思想情感的表达呢？
实际上中国古典诗词的香火在中国民间从未断绝过！不要说今日的国人几乎家家都有唐诗宋词读本；就是在文革那个文化沙漠年代里，中国古典诗词也没有消亡。
笔者记得文革中，有位军代表在数千人大会上讲话，顺口说出“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句子。那时大字报满街是，经常可以看到大字报里引用的古典诗词，为文章增添了不少文化色彩。
实际上，泱泱大国的国民，有谁不能吟诵几首古典诗词？可以看出，古典诗词有着永不衰败的艺术魅力，这是古典诗词的香火不会断绝的根本原因。
既然如此，古典诗词不可能永远只是人们欣赏的对象，由古典诗词特有的艺术魅力，引发读者效法古典诗词——用旧体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便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了。
所以旧体诗复兴不是什么客观原因，而是格律诗自身不可替代的审美力量、极具特色的审美魅力，无法拒绝地召唤了旧体诗的复兴。这种复兴，是旧体诗迷人的审美逻辑之必然结果！
不难想象：在中国所有的文学艺术中，有什么体裁能像吟诵格律诗那样：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伴着抑扬顿挫的旋律，沉入音乐性情调中，心旌摇荡，情不能已？
所以格律诗的艺术魅力，不仅是理论家讲的那些道理；更重要的是，读者在吟诵品味古典诗词中，唯格律诗才有的那种抑扬顿挫旋律弥漫出的动人情调，给读者以“妙如神”的精神享受。
（4）温教授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谈了毕征深的《雁湖声韵》“见证了这个时代”。但是反复看了几遍温教授的文章，也不知道这部诗集是怎样“见证了这个时代”以及“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哪些特征。
文章只是反复强调了诗人积极地关心生活，关心社会，关心时代——由此突出诗人的思想高度与《雁湖声韵》的情感厚度。但是文章的“见证时代”说法是空洞的、笼统的。既没有例举《雁湖声韵》中的诗句；也没有提供诗人具体创作的事例。
笔者没有读过毕征深的这部诗集，这里不能对这部《雁湖声韵》谈什么。只能就温教授文章中突出的“见证”问题，谈点看法。
温教授是很看重写诗要“见证时代”这个创作思想的。所以他不吝笔墨地称赞诗集作者有着“见证时代”的精神及《雁湖声韵》“见证时代”的价值。关于《雁湖声韵》及其作者是否“见证了这个时代”，这里不谈。
问题是，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那些主动地、积极地“见证时代”的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是失败的！
例如苏俄时期的马雅可夫斯基，是著名的“见证时代”的诗人，曾经被誉为“最优秀的时代歌手”。但是，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乡俄罗斯，还有谁愿意看他的作品？
早马雅可夫斯基一百多年的普希金，是个不“见证时代”的诗人。但普希金仍然是今日俄罗斯、乃至世界读者最喜欢的诗人之一。这两个诗人的高下立见：
马雅可夫斯基那些“见证时代”的作品是速朽的；普希金那些并不“见证时代”的作品是永恒的！
至于中国的那些“见证时代”的诗人，他们还在世时，就感到自己的作品已经是“明日黄花”了。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说明，诗歌若从“见证时代”出发进行创作必定是失败的。这是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也是读者切身的阅读经验。
与“见证时代”相反的是，那些不朽的名诗名篇，都不是作者为了“见证时代”的创作。而是作者的有感而发。“见证时代”与“有感而发”是大不一样的。
李煜词被历代诗话家誉为“古典诗词中的明珠”。谁相信李煜写词时会有“见证时代”的想法？
李煜词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不都是作者在“睹物思昔”中的情感抒发？
像“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意味深长的词句，并无时代特征可言。但这样的词句有着经久不衰的思想艺术魅力。
至于有些古典诗词反映了时代特征、社会风貌，那都是诗人创作中不由自主地体现出来的时代信息，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并非诗人刻意“见证时代”的结果。如果刻意在写诗中“见证时代”，必定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虽然中国学界有“以诗证史”的说法。那些含有历史信息的诗，都是诗人在抒情咏怀中自然而然触及到的时代信息，并非诗人刻意写到诗句里的。
那么，为什么那些主动“见证时代”的诗都是经不住时间检验的速朽作品呢？这个问题与文学艺术作品的本质、与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有关。
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再复先生有个著名论点：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审美意义上的。刘再复这个说法，是切中文学艺术肯綮的精辟之见！
不是吗？文学艺术作品若没有了审美价值，也就没有了欣赏价值，没有了读者，没有了生命力。
凡是“见证时代”的诗人，其创作目的往往是为了“见证时代”，其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及创作内容，都在“弘扬主旋律”中远离了审美的原则。这样出来的作品不涵有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思想，不可能给读者提供审美意义上的精神享受。这样的作品当然没有读者了。
所以审美既是文学艺术创作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内涵。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温教授谈旧体诗，为什么要背离文学艺术的审美原则，高谈阔论“见证时代”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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