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帝丨老邻居(我的铁路宿舍系列) - 世说文丛

杜帝丨老邻居(我的铁路宿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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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哥的岳父母和大孙子在铁路宿舍前街家门口

“哎哟,老文,你胖了!”

“大翅子,怎么个子又高了?”

“俺的个娘来!认不出来了!”

“恁妈挺好的?恁弟弟怎么样?”

……

七嘴八舌,老邻居们有些沸沸扬扬。

在侄女的婚礼上,我见到了许多老邻居,我二哥的女儿都结婚了,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成家立业了,俗话说,看孩子才知道我们老了,一点不假。

在侄女艳艳热闹的婚礼上,我见到哥哥邀请的许多邻居、我儿时的伙伴……恍惚间,我似乎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老房子,那些刻骨铭心的面孔和童年难以忘却的事件,在人声喧腾的酒桌上,又悄无声息地飞回我大脑里。

老福,还是一副阔嘴,咧着憨厚的笑,只是脸上、额上皱纹多了、深了。他大名叫“福新”,我们都习惯叫他“老福”。就像我们上小学一二年级,同学间全在姓氏前加老,无一例外地称“老王”、“老李”、“老苏”一样。

过年的时候,老福特别受欢迎,家家要讨吉利口彩,“福”字必不可少,一见老福,家家都喊“老福来了,老福来了!”争先恐后拽他进屋。

此时的老福,煞有介事,慢吞吞做出“接见”的样子,挥挥手,像慈祥的大佛,笑吟吟地挨家作拜。

老福名字里有福,可家里却不太有福。他父母是解放军入城的老干部,没文化,入城后分到工厂里,当一般的干部,子女多,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老福的爸爸不到60岁就患病去世了,死了以后还发生了很蹊跷的事儿:收到爸爸病故电报从潍坊赶回家奔丧的老福姐姐,刚到青岛家里就神志不清,嘴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仔细听听,原来是刚病故爸爸的口气:“我躺在太平间里,腰上衣服硌的慌,也不来给我整理整理!”

家里人一听,忙赶到医院太平间,一看老福爸爸的腰上,衣服确实缠了个大疙瘩。这时候,老福姐姐还未见父亲面呢,她是怎么替已死去的父亲说话的呢?这成了老福询问我们的疑窦,我们也是大眼瞪小眼,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是文革时期,破除迷信,破四旧、立四新甚嚣尘上,全社会谁敢散布死人托魂还灵之类迷信?但老福是我们从小光腚长大的伙伴,他亲眼目睹,又从不说慌,我们对他的疑惑也是更加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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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嫂子(右后)和弟弟妹妹在铁路宿舍大树下

在侄女的婚礼上,我还见到了明明。明明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他的女儿漂亮清逸,个头比明明还高。明明从小就跟我一块玩儿。明明两三岁的时候,见我们偷着抽烟,也笨拙地模仿,竟把烟顺利地抽到口里,吐出来。这让我们一帮七、八岁的孩子非常新奇,愈发撺掇明明抽烟。

明明从此就抽上了瘾。

这可能是中国年龄最小的烟民。几乎可以说明明年龄多大,他的烟龄就多大。

我记得很清楚,幼小的明明为了讨个烟蒂抽两口,趴在地上给我们磕头。

不知为什么,我对以往我们少年团伙的恶作剧式的许多行为,心里有些隐隐的难过和内疚。

在婚礼上见到明明领着他的上高中的女儿,我紧紧握着明明的手,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挺好,接着递给我一支烟,我一抽,呛嗓子。我习惯了抽烤烟型的,劲小。而明明抽的是希尔顿牌,混合型烟,劲大。

明明说:“抽别的烟像喝风,没感觉。抽烟袋最好,烟叶子劲大,不过太麻烦。”他说着咧嘴笑笑,脸色仍然像他婴幼儿时候有些白,但这时的白却夹了黄,掺了黑,掺了皱纹和憔悴,也掺了沧桑。

我搬离哥哥仍住的老宿舍许多年了,如果没有这次侄女的婚礼,我很难见到这么多的老邻居,这么多的沉淀下去的童年记忆。

我在酒桌上向老邻居们敬酒,大家无意中谈到了死去的朋友,啊,竟是那么多!谁谁……得癌症,死了;谁谁……车祸;谁谁的儿子,败血病,死了没几天……

大家很快煞住了口,意识到在婚礼上谈论死亡是不太好的事儿,大家面面相觑,有些人眼里就含了泪,低下头。

我看见建龙的媳妇用筷子蘸了杯子里的酒,悄悄洒到地下。我知道,她是在祭奠死去的丈夫,我们从小最好的哥们——建龙。

在侄女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么多老邻居,唤起沉埋已久的记忆一万。看到建龙哥的遗孀洒酒祭奠,我当然也想到了建龙。

建龙在我们宿舍大院是公认的“才子”、“运动健将”。

他唱歌好,记忆力也好,听过几遍的歌,即能高声唱出来,大差不差。我家的小屋,是宿舍里玩伴的天堂,也是建龙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他唱“克拉玛依,我悲伤地离开你……”声情并茂,手里作拉马缰绳、回头依依不舍状,让我们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心情随着他柔妙高亢的歌声上下起伏。

建龙还是个短跑选手,100米跑11秒7,总保持着铁中的学校纪录。

他最擅长的是踢足球,足球在他脚下,像是粘了胶,见谁过谁,射门刁钻、有劲。1970年安徽省足球队来青岛选拔队员,看中了他,带他到了合肥,训练了几个月,又退回来了。建龙自己说是他水平不够,被“涮”下来了,而青岛市体委的一个老师说,建龙水平没问题,是建龙家庭出身有问题,人家安徽省队不敢要……那时候,建龙的爸爸因为收听台湾广播,犯了“收听敌台”的“反革命罪”,被判了好几年刑,正在监狱里关押着。

建龙怪了,一样行,样样都行,可能身体条件和脑子溜到。他还擅长打乒乓球。当时青岛铁中有室内乒乓球馆,木地板上摆着十几台乒乓球桌,建龙矫健俏耍的身影从这个台到那个台,专找高手对打,他几乎没有败阵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看建龙打球是个享受,他左挡右削,还凌空大力扣杀,动作优美潇洒。

建龙还养蟋蟀。他爱到深山老林里去捉蟋蟀,在宿舍里比着“斗”,最后总是建龙的蟋蟀取胜。宿舍里捉蟋蟀的人多了去了,那么多铁路“禁区”,单位大院,仓库货场,特别是荒无人烟的铁路沿线,我们宿舍里的职工都能长驱直入,“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连刺猬、蝎子都能逮到,个头大的蟋蟀当然不在话下。

可是建龙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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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知道了,建龙斗蟋蟀有个窍门,他藏了几个一模一样的蟋蟀罐,如果斗输了,他说让蟋蟀“歇息”一会再斗,其实他回屋里换成另一个蟋蟀,罐子依旧,斗士已易,以逸待劳,焉能不胜?

有一年秋天,建龙要试验把蟋蟀养过冬天。他说人能过冬,鸟也能过冬,长虫、狐狸甚至连草、树都能过冬,为什么蟋蟀不能过冬?

到天气渐冷的时候,建龙用棉花、布做了套子,把蟋蟀罐包了起来,家里还生了炉子,蟋蟀罐里是青菜叶、黄豆等蟋蟀爱吃的东西。

我们都关注着这只“蟋蟀王”的命运,盼望它能安全过冬,看看过冬后的蟋蟀是什么样。有人说蟋蟀也要冬眠,不能打扰它,要密封放好;还有人说蟋蟀不会像蛇、熊一样冬眠,要成活全靠通风,吃新鲜菜叶,得每天伺候好它。总之各种说法。

结果建龙的蟋蟀进入冬至后不几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当时是入冬以后第一场雪,满世界找不到一个昆虫,建龙的蟋蟀还活着,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安安还从家里偷了一毛钱,买了盒“葵花牌”香烟,我们每人抽了一枝庆祝。可是第二天不知怎么蟋蟀的身子僵了,用柔软的草须去触它,它一动不动,嘴边的青菜叶也未吃。

我看见建龙用手捂着蟋蟀罐,哭了。他大滴大滴的眼泪流到手背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全在边上站着,屁也不敢放一个。

过了几年,建龙终于哪儿也没去成,只好“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下乡是最无可奈何的选择。凭建龙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到专业的文工团当独唱演员,或到体工队当运动员。那些年我们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相信:建龙迟早会被专业队要走的!这样的人才,全青岛数不出几个,上哪找?

可就怪了,许多专业队来看过建龙,有的甚至还带他走过,到头来建龙总是灰溜溜回到我们铁路宿舍大院。

一次我私下悄悄问建龙,我说:“龙哥,怎么了,老走不成?”

建龙说:“命不好。俺爹进了监狱,我这一辈子也毁了,人家谁敢要咱这样出身的人?”

现在说来青年人不会相信,那个年代,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建龙的爸爸因为收听过台湾广播,关进监狱前还挂着大牌子游街。建龙和他姐姐、弟弟惨了,就业、参军、上专业队等等一律绝缘。建龙的弟弟建虎后来在青岛即墨路上卖皮鞋,成了岛城大款,后来又被公安局枪毙,这都是后话了,得空再说。

也有替建龙圆了出人头地梦的,那是我另一个邻居,“烟袋李”的闰女李小梅。李小梅喜欢唱歌,建龙就辅导她。我们看建龙教小梅,练发音,让小梅用手触摸耳后,试共鸣,然后示范,声音如何从腹腔有控制地发出,“啊……啊……啊……”

小梅唱“啊……啊……”的时候,声音尖、高,我们在边上忍不住笑了,小梅脸红了,对建龙说:“到我家去吧,守着人多我唱不好。”

好多天,他们在小梅家院子里唱,我们一帮就趴在外边墙上听。建龙说:“注意颤音,要有感情,你只有理解了歌词,才能唱出味道。”

有一首朝鲜电影插曲《美丽的南江》,小梅唱得真好,我们在外边听得悄无声息,我的邻居爱国哥哥还流下了眼泪。

这一年的年底,小梅被武汉军区一个部队文艺宣传队要走了。

我们一直希望“烟袋李”的女儿能和建龙“有一腿”,俩人结个“师生缘”什么的,可是没有。李小梅嗓子好,人也长得漂亮,到部队不久就提了干部,听说被一个部队高干儿子看中了,要调到北京去。

我听建龙的弟弟建虎说,他哥哥晚上拿着李小梅寄来的穿军装的照片,呆呆看了半宿,抽了半盒红金烟。

后来建龙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动员下乡,几年后知青返城,建龙被分配到青岛汽车运输公司开车,跑长途。开着个带拖兜的大货车,天南地北的跑。建龙整天开车跑长途,吃饭没准点,得了胃病,他对自己的身体不在意,连医院也不愿意去,就那么拖拉着。工作累,他足球不踢了,乒乓球也不打了,歌也不唱了,人也老了许多。

我当兵的时候,建龙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文弟弟,到部队,好好干,别回来了。唉……”他叹了口气。

有一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到建龙家玩,这时候建龙已经结了婚,他妻子知道我和建龙是一起长大的“哥们”,就向我发牢骚:“哪有你建龙哥这样的人?人家托他从外地捎鸡蛋,在路上破了几个,他花钱买鸡蛋给人补上。里外自己赔钱!”

建龙在边上说:“人家托咱捎,不就是为了便宜嘛。别瞎叨叨!”

我想,如果建龙的媳妇知道建龙活不多长时间了,她一定不会埋怨建龙。我回到部队不久,就听说建龙被查出患了胃癌,住院不到一个月,建龙就去世了。

建龙本来是一个优秀的文体人才,他没有走进专业大门,除了时代因素,恐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

最近我读到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丹尼尔·麦克法登回答“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时说:“你是数学奇才或者是足球奇才,但你生活在非洲,你的才能可能永远被埋没……和你生活在德国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是的,环境,包括运气,能造就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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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侄女艳艳的婚礼上,我还知道,当年的大部分铁路工人或干部,都已经退休了,他们的孩子,就业时基本上在铁路系统,子承父业。说到当年四方铁路宿舍大院曾“出息”过那么多文艺、体育人才,众人感叹,像建龙这样的杰出人才,恐怕像恐龙一样绝迹了,九斤老太说得好,一代不如一代啊!

现在的孩子不大出息,你看老刘家孩子学提琴,练了那么多年,最好的成绩是只参加过区文化馆的演出;胡家的孙子踢足球,连青岛海牛三线预备队都没踢上,等等。

大院当年的“孩子”分析原因,有的说:“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不能吃苦。”

还有的说:“学习太累,都忙着考大学。”也有人分析:“越是调皮放松玩乐,越能出类拔萃,巴西足球就是街头踢出来的,科班不一定行。”

我想,城市不断变迁,许多老房子不在了,但许许多多的人还在,许许多多的记忆还在,这,也是一个城市的财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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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杜帝丨老邻居(我的铁路宿舍系列)》 发布于20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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