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米书15：3
“我们中间每个人，不论是年龄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过；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恰恰站在最激烈地震的地方。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与过去的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震荡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这是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前言里面的一段话。这是一个清醒者对自己身处的世界的绝望告白。写完回忆录之后，这位清醒者冷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在黎明的曙光已经乍现的时分，他用自己的方式宣告对尘世的一切彻底厌倦了，他清醒却又决绝地厌弃了“绝望的世界”。
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已经远离了战火的侵扰，自己的心却陷在迷乱之中，“这是哪一种生活”，茨威格面对一个显而易见却又说不清楚的问题，“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何有此问？这是拜战争所赐，在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拆除，历史与现实被残暴割裂，悬在空中，越是清醒越感到困惑，人类不是一直在进步吗？为什么“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突然打乱人类的进程？茨威格看到《约翰启示录》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全都闯入人类的生活，这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他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感受到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的繁荣局面。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恰恰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人类在技术和治理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数百年所取得的业绩，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露出了魔鬼般的嘴脸，也创造出惊人的奇迹。这就是茨威格的时代，今天仿佛又呈现出他的时代的样子。
茨威格出生在一个富商之家，从小在奥匈帝国的心脏——维也纳生活成长，孩提时代的生活环境就像在伊甸园中。他富有文学天赋，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欧洲人，他的思想、视野、思考、见解无不以欧洲为支点，他的犹太富商朋友瓦尔特·拉特瑙——柏林电器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一位成功的“放眼看世界”的商人对他说道：“如果您从未走出欧洲，那您也不会真正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这使得茨威格走出欧洲，新世纪头十年里，他到过印度，到过美洲和非洲，当他回过头来看欧洲，不由自主赞叹“我从来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这片古老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盼望欧洲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我们认为，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当时的世界无比美妙，“就像服了滋补药似的浑身是劲。”其实，席卷欧洲的自豪和信心的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因为“也许繁荣来得太快了，也许欧洲各国和各城市强大得太急促了，所以这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和滥用自己的力量。”欲望不可遏制，每一个国家都渴望扩张领土，当时茨威格却天真地认为“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但现实却残酷证明“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人的罪性永远大于理智，这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幻想靠理智遏制罪性，最终就是跌入深渊。茨威格的朋友罗曼·罗兰当时看得更加透彻，他认为“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侵略性，实际上他们在背后追逐物质利益”。罗曼·罗兰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1914年夏，茨维格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贝多芬曾把这里作为自己避暑的地方——撰写计划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稿，他欣赏着优美的自然风光，享受着繁花、绿荫、草地和不冷不热的空气，一时间“忘却了人间的忧愁”，茨威格手捧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心阅读，全然忽略了车水马龙的喧闹，潺潺的流水、人的欢声笑语。突然，室外乐队的演奏声戛然停止，游人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谈论着什么，原来是一封急电传递了一个爆炸性新闻：费迪南皇储和夫人遇刺了。这件大事并没有影响茨威格去比利时乡间拜访维尔哈伦。
战争迫在眉睫，茨威格在从比利时回奥地利的路上，看到一列列拉着大炮的火车驶过，德国军队公开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准则，要进攻茨威格认为绝不可能进攻的对象——中立国比利时。回到奥地利的茨威格看到每个站台上都张贴着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各类列车上旗帜飞扬，装满了刚入伍的新兵。“音乐声似雷鸣，我发现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在发疯，从对战争的最初恐惧一下子变成对战争的狂热。”尽管在狂热之中，仍能看到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但这些很难抵挡一种人类身上更深厚更隐秘的力量，“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原始人身上暗藏的无意识原始欲望和原始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上来，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这些原始的欲望要求冲破维系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要求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在战争期间，茨威格因为自己收藏的特长被派到战场收集地方张贴的宣传画，地点是德奥联军新占领的加利西亚和波兰。在塔尔努夫，茨威格第一次看到押解中的俄国战俘，“一块不太小的四方形地面，四周围这栅栏，俄国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大多数都留着胡须的奥地利的蒂罗尔人看守着。这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入伍的，现在服役期已满，他们现在的处境同那些战俘没什么两样，都是无依无靠。”战俘和看守战俘的都是一样的人，而且他们相处一起相安无事，“他们互相敬烟，相视微笑结成朋友。”茨威格看到他们尽管语言不通会闹出笑话，但还是试图交流，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家长里短，这一幕让他心生感慨，“我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在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类兄弟。”
战场之行，使得茨威格有了真正动力“必须反对战争”！而且茨威格找到了真正的敌人——那种置别人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但战争期间，“谁要有点疑虑，他们就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就提出警告，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这些人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而正是这种嘲笑让茨威格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性加深理解，茨威格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这两位先贤极其相似。茨威格不相信战争会有胜利，纵然战争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补偿不了牺牲。众人皆醉我独醒，让茨威格戴上一顶“失败主义者”的帽子，而他却认为有人发明这个词，就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个罪名强加在追求互相谅解的人身上。这更加激发了茨威格创作的欲望，他要为失败主义者写一部戏剧，“我选择耶利米作为一个形象的象征”，他的目标不是写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战争还在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洋洋得意地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时，茨威格“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选择《圣经》上的题材进行创作，使茨威格无意中“触及到身上迄今尚未注意的事：即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与犹太人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犹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被外族征服，可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即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经受失败的考验，继续生存下去，茨威格不禁问道：“难道我们的先知，他们没有预料到那种永远被追逐、永远被驱赶的命运吗？时至今日，我们的命运仍像糟粕一样被扔到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感受到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美化为通向上帝的路？”如果没有对战争的切身体验，茨威格还会在象牙宝塔里当一名“易激动的作家”，就不能写出这部“真正算作我写的第一部作品”，写作《耶利米》使得茨威格第一次感觉到“我要说出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而且，“从我创作这出悲剧开始的那一刻起，我就对时代的悲剧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他把与周围人交谈中所不敢说的话，全部写进了剧中诗句的对白中。至于剧本能不能演出或者出版已经不是问题，这部剧本起码帮助茨威格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战争仍在继续，呼吁和平的戏剧只能在中立国演出，《耶利米》获得苏黎世剧院的演出邀请。茨威格有机会来到未受战火袭扰的瑞士，越过边境的一刻，他感到无比轻松，“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之处，从这两个距离比较近的边境小站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可以全部揭露出来”。面对边境上的一条小河，“我情不自禁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右边的鱼群是正在作战的，而左边鱼群是保持中立的”。从战争的阴云笼罩中来到和平的阳光下所产生的眩晕，成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刺激，在瑞士“我觉得每棵树都变得更美了，每个山头显得更广阔了，每处风景变的更可爱了”。可是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尽管原本都是同样宁静，“但用浑浊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大自然是无情冷漠的，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遍地的鲜血”。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诗人的感觉都是敏感的，也都是一样的，千年前杜甫的诗句完全可以作为茨威格此刻心境的写照。
美国加入战争，战局很快明朗化，德国败相已露，人们巴不得战争快点结束，“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下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曾经为自己要到达到‘和平胜利’而葬送了几百万生命的鲁登道夫戴上蓝色墨镜偷溜到瑞典”。人们满怀希望地认为，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就永远结束了！“在和平最初的日子里，欧洲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深信不疑的信心。因为地球上终于有了一个去建立正义和博爱王国的空间。我们现在就梦想，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然而，正像茨威格自己说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有点傻。”和平的曙光就像一道闪电，转瞬即逝，而更重的战争阴云依旧笼罩在苍穹，人类的劫数远未到头。
战后奥匈帝国被肢解，茨威格认为“在国家处于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属于自己的家庭”。还有一层个人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有责任，用自己的言论帮助克服因战败带来的困难”。巧合的是，在边境车站菲尔德基尔希，茨威格意外邂逅奥地利皇帝流亡的专列，并目睹了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站台上，人们略感羞耻地看着皇家列车，军警不知道是不是敬礼，在压抑和尴尬的气氛里，火车司机发出了开车的信号，站台上“每个人都像从睡梦中惊醒，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已经开始。火车头猛一抖动，好像它必须这样用力似的，列车缓缓开出了”。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奥地利的象征从此就随着这列黑色的列车消失在历史的暗道里。茨威格不禁想到，“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地方，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每次读茨威格这些文字，我就会想到王国维，而那个消失的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模糊的影子，又让我想到离开奉化时的蒋介石，历史啊，总有几幕相似的画面让人唏嘘。
战争结束，可怕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饥荒威胁着城里和乡下，钞票成了废纸。“如果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先把奥地利的，以后把德国的通货膨胀的各个阶段清楚完整地描写出来，我会感觉到，其紧张惊险的程度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住在战争期间购买的萨尔茨堡山岗别墅里的茨威格，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小说家的笔触描述眼前的一幕幕荒诞：他看到德国人利用通货膨胀率比奥地利低得多，抓住机会越过边境前来“掠夺”，甚至一些慕尼黑的公司向国外寄送信件或者打电报都到奥地利办理，后来德国政府在边境设置管卡予以控制，从奥地利带出的商品一律没收，但有一样东西是无法没收的，那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当时同样的价钱在奥地利可以比德国多喝四五升甚至是十升，对酒徒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有诱惑力的了，“于是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老小从费赖拉辛和赖申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享受一下奢侈生活，灌满一肚子啤酒，肚子能容纳多少就喝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就成了酩酊大醉、狂喊乱叫、打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鬼们真正的魔窟；那些喝得不省人事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入车厢，然后火车满载着这群又喊又叫的发酒疯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
但是充满戏剧意味的事情很快反转，当克朗稳定下来后，马克却大幅贬值，于是奥地利人也同样从同一火车站乘车去到德国，在那里猛喝啤酒，啤酒闹剧重复上演，只是方向变了。“这两个国家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也许因为啤酒战从一个角度形象又荒诞地把几年来全部神经病似的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后来德国马克的贬值更是匪夷所思，“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利来计算为止。”修一块窗户玻璃的价钱比过去买一幢大楼的价钱还多，一百美元可以买到柏林主要街道库尔菲尔德腾达姆林荫道上一幢七层大楼的所有房间。这期间一个奇迹不断，有一位施廷内斯的大赢家，利用贬值扩大信贷，不停地买进资产而且全是不动产，实际没花一分钱，便将四分之一的德国财富揽入囊中。茨威格充满忧虑，他说“我对历史了解得很清楚，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此类相似的疯狂的时代”，钱不值钱了，一切价值观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国家的法律受到嘲讽，所有道德规范遭到歧视，“柏林成了罪恶的渊薮”。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实际上都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德意志共和国没有给民众提供这些，“整个民族在暗地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而是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
通货膨胀让广大群众蒙受损失，重建秩序的重担由他们来肩负，但他们得不到感激，这使得德国人民充满仇恨和杀机，战争是杀戮的工具，但人们却以胜利的号角和欢呼对待，德国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曾为每一次胜利感到自豪，如今却陷于玷污和屈辱之中，“整个一代人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那些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愿受屈辱，宁愿回到大肆杀戮的时代”。但是，表面上看，混乱不堪的局面犹如鬼火闪现，瞬间灭掉，光明的日子重新开始，秩序恢复了，欧洲迎来十年短暂的和平期。而后来的事实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战争永远消逝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又当了一次无可救药的大傻瓜”。这种自欺欺人的幻象给了人们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时间。然而，舞台正在搭建，魔鬼即将登场。
晚年，茨威格心情复杂地写到一生中这最后平静的十年，“我很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从1924年到1933年这一段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正是搅乱世界的那个人——希特勒——崛起以前的十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年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因为连接着两次劫难，使得这十年的和平显得弥足珍贵。那个平静的十年，茨威格更多走向世界，作为知名作家，他到处有朋友和拥趸者，他利用这些机会，“有效地、更广泛宣传我多年以来已经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精神的统一”。茨威格行将进入自己人生最后的美好时光，就像一个人行将就死时的回光返照，这段时光显得弥足珍贵。在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外出旅游是惬意的，回到家乡看到的景象更是让人心旷神怡，小小的萨尔茨堡极具浪漫色彩，很对茨威格的胃口，这里已经成为欧洲艺术家聚会的中心，命运似乎格外垂青于好客的茨威格，他在卡普齐纳山上的房子成了他欧洲朋友的落脚处，晚年茨威格不无自豪地说道：“有谁没有到我那里去做客呢？”他开列的客人名单几乎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一流作家、记者、艺术家、音乐家、学者、演员、画家，以至于茨威格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我交了好运。”这个时候，谁能想到，这座房子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住着一个将破坏一切美好的人——希特勒。
当1931年11月的一个早晨醒来，茨威格迎来了自己五十岁生日。“在我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的最深心处只有一种邪念：但愿能发生一些再一次把我从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强拉出去的事，但愿出现迫使我不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必须从头开始的事。”难道这是害怕年老、衰退和迟钝的表现吗？或者是一种预感呢？对此，茨威格坦诚：“我无法知道。”茨威格这种莫名的神秘感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在他的住房对面山上别墅里住的是希特勒。以茨威格这样极其敏感的神经，怎会感受不到风雨欲来的征兆呢？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太近了，而慕尼黑恰恰是希特勒的政治大本营，经常穿越边境来往于奥德两国，茨威格越来越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臂带卍字符号的准军事队伍所震撼，他觉得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由国防军的军官或退役军官训练而成的，他们还得到了由国家或政党的资金支持。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的开局就像一幕闹剧，那次想征服德国的著名啤酒馆暴动从上午开始，到中午就结束了，希特勒跑了后来又被抓住，这是1923年匆匆发生的一幕序曲，那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有点滑稽的小丑，后来成了一条翻江倒海的恶龙。
对现实不满的德意志民族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新秩序，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经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许诺建立秩序，就会有民众跟着他走。但是作家们和外国的政治观察家却并未意识到希特勒身上蕴藏的巨大力量，反而从他那本枯燥无味的书中分析其纲领，嘲讽其风格，而且天真地以为，在德国这样一个等级森然的国家里，像希特勒这样一个中学尚未读完还在成年男子收容所待过夜的、常年过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居然也会觊觎俾斯麦曾占有过的位置，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很多人眼里，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在啤酒馆里煽风点火的小丑，哪怕他登上高位，也被认为是一首曲子的插曲而已。希特勒欺骗了整个世界，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利用，让所有人都以为可以利用自己的神秘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却巧妙借此上位。而一旦到了自己渴望的位置，他的庐山真面目才显露出来。
国会纵火案发生不久，茨威格就对自己的出版商说，自己的书将成为过去，他的出版商大惑不解，觉得这些书没有任何反对德国干预政治的字眼，但很快茨威格的预感得到证实。他清楚地看到“国家社会主义惯用的欺骗伎俩”，茨威格形象地写道：“他们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间歇一会。就是先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否强，再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因为欧洲的良知总是竭力强调‘与己无关’一让再让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茨威格怀着悲愤的心情谴责欧洲的软弱，认为这有损于文明，是文明的耻辱。禁书也以小心翼翼的试探开始，纳粹党先是鼓动大学生表达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愤怒，“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拿走，带着他们的缴获品，举着旗帜，向一处公共广场走去。在那里按着德国古老的习俗，把书订在耻辱柱上示众，这种中世纪兴起的恶习现在又变成了一种时髦。”在德国遭受剥夺文学创作命运的同时代人有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我们共同的厄运，与其感到是一种耻辱，不如说是一种光荣。”
局势急转直下，1934年2月底，茨威格来到伦敦，他不知道将在伦敦住多久，对他来说只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又可以维护人身自由和内心自由。但在那几年里，茨威格只是在英国占着一个空间，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着神经的忧虑，促使他在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
旅行，不等于摆脱了欧洲、摆脱了对欧洲的担忧。看来，大自然对人的报复几乎都是凶狠的，当人类通过技术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所有的技术成就又会同时搅乱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的最坏的咒语，莫过于它会阻止人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过去的祖先们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便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们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坏事。尽管我离欧洲多么远，但我随时可以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得克萨斯州，茨威格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顿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他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车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国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茨威格却不得不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总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
1937年11月底的一天，《旗帜晚报》的一则消息让茨威格大惊失色。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在那份报纸第一版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其中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他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他匆匆返回维也纳，为的是和年迈的母亲诀别，最后看一眼奥地利，茨威格的朋友们对他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啊；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茨威格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他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他知道，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的人，明天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维也纳的朋友们那种无忧无虑第一次使茨威格感到痛心：“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茨威格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嘛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告别母亲和祖国，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他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当列车进了火车站，他却没有下来。“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像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像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很快，奥地利匍匐在了希特勒的铁靴之下，接着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今天，我不羞于说，当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当时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我没有悲哀——时代已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对一位犹太老年妇女，当时的情形是死去比活着要好，茨威格的母亲已经84岁，腿力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费劲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后，总习惯在环城大道旁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歇一会儿。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体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这在文明世界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偏偏就是现实。“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不用长期忍受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
奥地利的局势给茨威格个人生活带来变化，“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分证。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义的梦幻里为自己偷偷地描绘过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从而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啊！多么符合我自己的内心感情啊！”可是，茨威格不得不再次认识到：人世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还是一位有身分的绅士，现在却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难者”。茨威格不由得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像人一样被对待。”在茨威格失去护照的那一天，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但并非我一个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整个欧洲”。
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谈话，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励，茨威格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有幸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他难以忘怀。茨威格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绝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而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但是这位科学人物在这方面还没有想出什么方案，他的清楚的头脑还没找到答案。
20世纪犹太人的悲剧中最最悲惨的是，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剧有什么意义，无法找到自己错在哪里。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门的人，他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他们为何而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律法。他们把对自己真神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护身符——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的一个优秀民族，命中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中预示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诫律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推进火堆，他们就把那本圣经贴在胸前，他们就会由于那内心燃烧的火而感觉不到残酷火焰的的烫了，要是有人赶他们出境，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那就是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那里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仍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和赶走他们，那是他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受罚，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信仰、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离开来。可是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与其说他们为自己是犹太人感到自豪，毋宁说感到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生活中把从前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在一边，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的各民族里；消融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远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他们已融化在其他的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现在，又把他们赶到一起来了，把他们像街上的垃圾似的扫在一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华丽宅邸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哭灵的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家财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明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哲贤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和非法者。在这些人后面还有一群以为早已逃脱了咒语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还有改宗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就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他们身上，那就是从埃及开始一再
出现的共性：驱逐犹太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呢？而且总是一再单单降临到他们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所有的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土地。
人们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来赎罪。所以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总是睁着焦灼的眼睛凝视着——为什么我要逃亡？为什么你要逃亡？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不懂你的语言，我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无关系，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这种荒谬中有什么目的与意义。但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意义：通过犹太教谜一般的长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复《约伯记》中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被完全忘记。”
英国1939年的八月和奥地利1914年美丽的七月完全一样——“我今天仍能记得那七月的情景：迷人的美丽。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一望无际，像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还是那样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开的鲜花还是那样绚丽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样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却在准备战争。面对那些茁壮、繁茂、静静的草木，面对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1914年巴登景色的娇媚，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茨威格决定留在英国。他要尽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当时他打算第二次结婚，决定于1939年9月1日(星期五)上午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记结婚，就在那个时刻——11点钟左右——里面套间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官员急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着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喊道：“德国人已侵入波兰，战争爆发了！”当时，那位已经开始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搁下笔。他考虑了一下说，在交战的情况下，敌对的外国人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结婚。他说，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紧张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里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茨维格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他知道“收音机传来了一条将会历经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倾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对我们大家来说，那条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多少年后，那条消息才会有另外的意思。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自从战争的消息传来一个小时以后，他在那个国家已不仅是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自己搏动着的心不愿呆的地方。因为对一个早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我的种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硬把我划在一个身为奥地利人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这种处境岂不更荒唐？”茨威格感到整个生命的意义变成了荒谬绝伦。“我还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脑子里想的每一个念头、我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的任何其他联系都被扯断了，所有过去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战争之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他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
我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茨威格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出。它安详地沐浴在中午的阳光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那里的人用自己习惯的步履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匆匆忙忙，他们也不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的表现是安详、从容不迫。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用大张旗鼓、不需要用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韧、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1914年7月的那些日子那么不同呀！茨威格经历过战争，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新看见了1918年的景象，那些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像睁着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长龙；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从前在梦魇中出现的一切又都像幽灵似的回到了那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我们当年的那些老兵，他们衣衫褴楼、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走来的呵。我跳动着的心感觉到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但今天开始的战争还掩盖着它的可怕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儿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呵。”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在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漫延过我们那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笼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个念头，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页。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这是茨威格回忆录最后的文字。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