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人到老了,回忆曾经历过的人和事,便是延续自己的人生。
在职业生涯的尾声,不由自主会想起种种过往。1987年的一次采访并成就的一部纪录片让我终生难忘。那一年,海峡两岸局势松动,经过公开喊话和不为人知的交涉,台湾当局允许老兵回乡探亲。那是我工作的第三年,热情还在,心气尚高,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题材,作为记者不应错过,上报选题计划获得批准后,我即刻进行采访。
市台办给了很多帮助,很多线索都是由他们提供的。原来,早在媒体公开“探亲”新闻之前,职能部门就开始做着迎接探亲老兵的准备了。我很庆幸自己介入得早,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帮助,因为很快这个原本的“冷衙门”就成了热点,对找上门的记者应接不暇,从态度和重视程度上就差了不少,而那时我已经和他们混得熟了。这次采访,有机会让我认识了不少台办工作人员,有些直到现在还能互相记得。去年在四方剧院看戏,就遇到一位当年陪我采访的大姐,她原是京剧演员,转行到台办,刚好赶上开放探亲。在剧场偶遇,唏嘘不已。她已经退休多年,我也在等待退休,这次偶遇,算是我写关于这次采访和编片过程的由头之一。
决定采访“探亲”是一种新闻的直觉和本能,当真正走进新闻事件中,才知道自己的浅陋。通过采访我了解到,青岛是除了上海之外第二大台胞城市。青岛因美国驻军的关系,是华北地区国军最后撤离的城市,有数万人从青岛登船到台湾,其中多数就是青岛及其周边县的人。因为事出匆忙,我一个人不可能兼顾方方面面,加上当时热情大于经验,我的采访只限于追踪“老兵”回来的行踪,这样就牺牲了很多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关于新闻背景,我一向非常重视,可是与我合作的一位央视大腕并不以为然,为此我们还有过争论,这是题外话。
就在我和同事在外面采访的时候,部门的头儿让我回一趟单位。原来中央台来了记者,也是奔着采访探亲老兵来的,这位记者名叫时间,和我同年毕业,广播学院科班出身,他毕业后最早的作品与青岛有关,采访的是园林专家张元初,在青岛市委宣传部颇受尊重。都是同龄人,刚走出校门,还没太沾上世俗气,见面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直接说到选题,他听我介绍了已经掌握的线索和我的采访思路,当即表示他先回北京,前期由我完成,后期编辑到北京完成,并表示去北京由他安排食宿。就这样,时间回了北京,我在青岛采访。
根据信息,台胞陆续启程返乡,当时没有直航,返乡的台胞需要从香港或者日本转机。我们在机场守株待兔,很快,第一批台胞回来了,一架飞机下来好几位台胞。当时不需要太费劲就能辨别得清哪位是台胞,那个时候我们这边还是很“土”,而回乡的台胞哪怕生活境遇一般,也会打扮得很体面,况且当时也确实存在着生活的差距。在机场等候采访台胞的新闻单位有中新社记者、省台广播和电视记者,再就是青岛台的两拨,一拨是拍新闻的,一拨就是我们拍专题的,有没有报社的记者已记不清了。结束在机场的拍摄,大队人马跟着另一位原籍崂山县的台胞去了,当晚他们就播出了新闻,后来中央台新闻联播也报道了,这条新闻获了大奖。
我们没随大队人马一起行动,而是选了自己的拍摄对象跟踪拍摄,我当时问了好多台胞,最终找到三位,他们是从同一个村离开大陆的,就是离机场不远的沧口区楼山后乡湾头村。三个人同时进村,一台摄像机只能跟踪一路,没想到我们跟错了对象,期待中的相逢流泪的场面没有出现,那位台胞风烛残年的老父亲,迎接揆违相隔近三十年的儿子,就像迎接一位收工回家的儿子一样,平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令我大失所望,但是,今天想起来,我却理解了那位父亲。
第一家没能拍到理想的场景,只好到另一家中,那是一个父母双全、兄弟姊妹挺多的大家庭,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家人已经没有了乍见时的激动。我当时坚守着纪录片不可以作假的原则,但考虑“剧情”需要,我忍不住“诱导”了一次初见。这位归乡台胞姓张,我问他的老母亲刚见到儿子的情景,老太太不由自主站起来,迈着小脚要学给我们看,我立马提出让儿子“重演”一下进门的过程,一家人欣然同意。这一家人都是情感丰富的人,当那位台胞张先生和他的台湾媳妇带着大包小包推开家门,老父老母出来相迎,张先生一声“娘,我回来了……”这是憋了三十七年的一声呼唤,小小的院落一下子哭声一片,小院被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充盈着。搭档刘志鸣用一个长镜头一鼓作气拍摄了进门、愕然、惊呼、流泪、相拥全过程,我相信这个镜头肯定是志鸣兄拍摄生涯中的一个经典。后来这组镜头被完整使用,片子完成后,我才对时间说这场面是导出来,他半信半疑,但对拍摄水平给予高度评价。这一家人在镜头面前相对放松,但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那位老太太对镜头特别敏感,每当她觉得镜头对着自己,就会很夸张地作出一些动作,口里不停地说:感谢党。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说了一句:大娘,你不用管我们,也别说感谢党的话了,你们啦啦家常就可以。可能是我的话打消了她的顾虑,后面的拍摄,尽管她还是不断看镜头,但却没再说感谢党之类的话了。这位张先生成了我们片子的主角,他走的时候我们又拍了他登机离去的画面。
我和这位张先生的缘分还没完,拍摄这部片子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有一次我在湛山水上餐厅吃饭,中间出来去洗手间,迎面碰到一位老先生,觉得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因为职业关系,我见人挺广泛,有些人记得深刻有些很快模糊,再碰上,尚熟的就打个招呼,淡忘的走过便罢,这张面孔介入深刻与模糊之间,我试图回忆在哪里见过,但好无头绪,后来又有事走出单间,巧了,又遇见那位老先生,他身上那一种不是大陆人的气质骤然触发了我记忆的开关,我迎着他走上前去,开口边说:张先生,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青岛电视台的记者,1987年您第一次回乡探亲,我去您家采访过您。老先生显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盯住我看了一会,竟然想起我来:于先生你好,我记得你。我问他家里的情况,他说老父老母早就过世,自己也都七十多岁了,这次回来后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故乡了。他说感谢我们当年对他们的采访,直到现在他们一家还时常想起第一次回乡的那一幕,这次在这里是一家人的聚会,包间竟然就在我们包间边上。毕竟是偶遇,说了几句就匆匆分手各自回了自己的包间。过了几分钟,一位姑娘敲开我们包间的门,把我叫到外面,姑娘说自己是张先生外甥,她说她舅舅让她给我一个礼物,然后把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递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一枚金戒指,分量不是很重,成色极好。我赶紧送回她手里,说啥也不敢要。就在这时,张先生从包间出来,可能他听到了我和他外甥的争执,见到他,我赶紧表示了谢意,并说,礼物太过贵重,实在不能承受。张先生只说了一句:长者赐,不能辞。我一听赶紧鞠一躬说道:愧领了!当时留了张先生外甥的电话,可是一直没联系过。不知道现在这位长者如今怎样,算起来他的年龄该有八十岁了,祝愿这位长者健康长寿。
片子早就定好在中央电视台编辑,我带着素材赶到北京,那时电话极其不方便,即便打到央视办公室也根本找不到正主,只好发电报告知行期。到了北京,一片茫然,没人接站,更谈不上安排食宿了,我只好自己坐车去到南礼士路广播电视部招待所,凭介绍信住进一间六个人的半地下室,第二天去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找时间,仍见不到人,只好留了纸条告诉他我的住处,然后就在房间傻等。等了一天,没见他人,又等一天,还是不见人影。实在等得心焦,无聊极了,我给廊坊的女友发电报,约她到北京一见。电报刚发出,时间到了招待所,见面后,我怒火中烧,恨恨地说道:哥们真行,你去青岛我把你当爷,我来了北京你还把我当孙子。他连连道歉,给我结了招待所的账,安排我住进新华社招待所,记得当时同住的是大众日报社的摄影记者钱捍。晚上时间请我吃涮羊肉,饭局上有他父亲——一位令人尊重的新闻前辈,还有一位是青岛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纪援朝。那是我第一次吃涮羊肉,一顿美餐把我的火气完全打消,席间我知道他这几天的失踪是因为恋爱,和女朋友闹了别扭,我释然了。说到他的女朋友,我突然想到发出的电报,第二天抽空又去了广电招待所,在留言黑板上写下自己的新住处和联系方式。
和时间接上头,开始进入紧张的后期剪辑,片子已经定好播出时间,到点必须完成。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也剪辑过几部片子,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对镜头的节奏把握全凭感觉,不像人家是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加上在央视和诸多行里的大腕朝夕相处,得到的指导和自己的实践都远远超过我,我很虚心坐在一旁,看他把一堆菜炒成色香味俱佳的大餐。我从内心服气,对他此前对我的冷落早就忘在脑后。这次合作结成的友谊持续到现在,后来每次去北京,只要他在我都会去会他,每次都得到极高的礼遇。
片子编成了,剩下就要写解说词了,这是我的活,时间给我买了一条“恒大”让我熬夜用。巧了,就在我写解说词的那晚上,电报约的朋友来了,费了半天劲才找到我,因为新华社招待所不让人轻易进门,她好不容易才进得来。见面后去佟麟阁路上的小店吃过晚饭,我回房间开始写稿,因为第二天必须交稿配音,同屋的钱捍已经回济南,房间只我一人,我让女友先睡,我挑灯夜战。因为剪成的片子在脑子里面,那天我写稿的思路很清晰,有点文思泉涌的意思,差不多九点开始写,到十二点左右一部将近半小时片子的解说词就写成了。女友因为坐了一天的车,早已入睡。没有红袖添香,点上一只烟,也心满意足了。我又改了一遍错别字,调整了一些不顺畅的语句,上床睡觉。第二天时间带着车来接我,我和女友一起下去,一看我身边多了一位,他愣了,问我咋回事,稿子呢?我把稿子交给他,他看了一遍,说了几个字:不愧中文系的。看完稿子,他不停地打量多出来的那一位,我说,是昨天在地铁站捡的。朋友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还真让时间云里雾里,以为真是我在北京刚认识的。这段插曲于我很难忘,谁没年轻过啊!
中午,我,女朋友,与时间和他女友一起吃了饭,然后我女友坐火车回去上班,我和时间到台里配音。我问时间,稿子不用领导签字吗?他说到时候再说。问他让哪位播音员配音,他想了想,没跟我说,领我到台里,走到广播电影电视部门口,碰到一位留着胡须的男子,三十多岁,很儒雅,正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时间迎上去把我介绍给他,原来这是他们专题部《九州方圆》的“头儿”(栏目组组长),名叫高峰,时间要高峰给我们审稿,顺便配音,他自己从高峰手里接下自行车到高家请假。我跟高峰回台,高峰直接带我去了配音室,在那里他看了稿子,没改一个字便开始播稿,其中有一句是疑问排比句,高峰念成肯定语气,我当即喊停,把我的意思告诉了他,他按我的要求重新调整语气,一点没有表示异议。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闻单位的气氛,我有幸经历过。后来高峰当了中央台副台长兼新影厂厂长,是著名的朗诵表演艺术家,有一次在三亚召开纪录片会议,早餐在一张桌上吃饭,我说到当年配音的事,高台也还记得,我向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这部名叫《寻根》的纪录片于1988年元旦在央视播出了,1988年1月4日在山东电视台播出,当时省台又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地方台的节目先在央视播出的省台是不给播出机会的,这部纪录片算是例外。后来这部片子获过很多奖,我心里清楚这其中大半是时间的功劳。电视节目是合作的产物,有了好选题只是一个基础,能让选题精彩呈现才是一个优秀电视人的真本事,时间就是一位优秀的电视人,我很荣幸曾经和这样一位优秀的电视人合作过,并完成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关于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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