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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杰丨我与图书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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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图书馆始于1970年代初期,也就是初中时期。那时的图书馆大多不对外开放,即便是有开放的图书馆(如青岛图书馆),能看到的读物也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多数还是政治理论读物,在阅览室里能看到外省的报纸,就算很不错了。青岛图书馆那时在鱼山路,这幢建筑最早是国立青岛大学(后国立山东大学)的图书馆,1930年代在这所学府任教的文化名人,闻一多、梁实秋、老舍们每天上班必从其门前路过。后来,这幢建筑成为慈善机构红卐字会的青岛分会,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大慈善家、实业家丛财主(他有个后代是电影演员丛珊)。建筑综合了好几种文明的风格,最南面的一幢是西式建筑,有罗马风格的玻璃穹顶。从内部看上去采光极好。
那时的图书馆去的读者很少,其实即便是去,可供外借的书刊也寥寥,不过人们相信,其实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还是有很多藏书的,只是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大量的读物被禁锢而不得外借。
但图书馆那里的气氛还是很吸引人的。冬暖夏凉的环境,成为最佳的自习场所。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好学者视那里为世外桃源,那里相对而言受政治风波的影响要小。当然,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雷打不动的周二、四下午的政治学习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无奈。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偷偷地学外语。那些现在身在外国的同胞里,想必有很多人那个时期曾在青岛图书馆学外语。有一段时间,学校不怎么上课,早早地就赶到那里去,当时住在武定路宿舍,距离位于鱼山路的图书馆不太远,虽然当时公交车很便宜,只有几分钱,但从家里到图书馆也没有直达的车,所以都是步行去,也就是走半个小时左右。到那里,无非去翻阅那里少得可怜的报纸。因为是未成年人,没有资格办理外借图书的证件,所以也就只能阅览报纸和开放式书架上的几本旧杂志。记得那些杂志里,有一些油印本的,上面有很多外文印得不甚清晰,于是有时就用笔将残缺的笔画补齐,当然,这通常被图书管理员认为是在书上乱涂乱写,以致引来其低声的警告。那位图书馆管理员是个很和善的中年女子,留着那个时代职业女子特有的齐耳短发,戴一柄白色的眼镜,一看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
虽然身处那样一个文化环境,但却没有应有的氛围,整体感觉仍很压抑、有时透过院子里高大繁茂的松柏枝叶仰望湛蓝的天空(那时的天空格外蓝),会有一种急于摆脱那种气息的欲望。几份不多的外地报纸,通篇是两报一刊的长篇大论,或者是一些学习贯彻之类的文字。当然还是能从那些外省的报纸上看到一些与本地不同的气息。这或许就是吸引经常人到那里去的原因之一吧。
那个年代,对国家,对百姓来说,都算不上一个好时期,经常能听到一些有关时局,有关体制变革,有关内部派系的小道消息。这些消息的来源,主要是父亲的一些好友,他们经常到家里来做客。其中一位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当时该局的体制是部队,那人是营房助理员,很粗壮的一位东北汉子,一身大号的蓝色军官服在身上紧紧裹着。他爱人也是东北人,一位瘦弱的鲜族女人;一位是戴着一柄高度近视眼镜的四中教导处的王其康老师,还有一位至今搞不清楚是姓程还是姓陈,因为在父亲已经山东化了的南方口音中,实在听不出来这俩字的读音。还有一个来源,是一位初中同学,他原名跟我原来的名字一字之差,很像是同辈的族人,实际他老家在遥远的东北双鸭山,距我的老家,一个大北头,一个偏南。八竿子够不着。但他身上一种说不出的气质还是吸引我,使我俩成为几乎无话不说的好友。他是初中二年级从另一所“戴帽”的小学嘉峪关小学转学而来。所谓戴帽,就是小学有初中部,但只有初中一年级,再上的话,就要转到有初中的中学继续读书。他是1973年前后转到我所在的青岛九中的。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老军人,据说参加过东北抗联,邻国一位开国元勋当年曾是他们部队的成员,一起打过游击。从这两个渠道,都能获取一些平素得不到的消息,与现实比对,就能看出差距,并感到了压抑。再比对图书馆所看到的东西,更感到无奈。
自然,在图书馆也有机会结识一些人,后来成为好友。比如王炳伍,那时他在图书馆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那一阵,图书馆人很多,当然皆为复习备考者。有几天,经常遇到一年龄小我几岁的瘦弱青年,戴一眼镜,与我对桌而坐。久而久之,俩人中只要有一人提前到,必给另一人占座。后来就无话不说,他还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此后很多年里,经常到他家去。他住的地方是延安路1号,那种被叫作筒子楼的火柴盒建筑,每层楼共用一间厕所。做饭在家门口的楼道里搭一简易棚子。他的一位邻居是做过青岛团市委副书记的孟庆祝(原本是一个教师,“文革”中造反,后来做了市红代会主任,后来参与青年图和工会重建,但后来清理三种人,他被清理出团市委机关)。炳伍家的房子是里外套间。很少见他父亲,身体好像一直不好。他父亲是一个驾驶员,在外贸工作,常年跑长途。他母亲是一位操本地口音的家庭主妇,很豪爽,据说曾跟着老伴四处跑车,可以说走遍大江南北。特别是,老人有五个儿女,前面四个是女儿(炳伍是唯一的儿子,老幺)。几个女儿在外地大学,都很争气,老两口就借出车之机去孩子所在城市所在学校去探望。自然,老人也长了很多见识。大娘后来能以六旬高龄独闯西欧,而且到北京德国驻华使馆办理一切手续,不能不说与这一段经历有关。我曾以笔名写了一篇报道,以《六旬老妪闯西欧》为标题发表在某年的青岛日报上,后来老人到处打听作者,终于在很多年以后,在公交车上邂逅老人,无意中说起此文,老人才知道我就是作者。老人一直以为写作此文的人是炳伍的一位同学,此人后因犯事被处决。得知我是作者后,老人很激动,执意要拉我到她位于兴安支路的新家去坐坐。老伴去世后,她又找了一位新老伴。那位老者很和善,我见过一次。此时她延安路1号的老房子已因修建快速路被拆除,新家距老房子不远。说话间,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老人怎么样了。很想念。
在以后的交往中,得知炳伍与我一起插队队友(曾是女友)黄敏是十五中学的中学同学。那一年,他们学校很多人参加了南边的战事,因为缺乏必要的训练,很多人一上战场就为国捐躯,他们面对的是一群久经对法对美战争的熟练的职业军人。真是可惜了这些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后来到烈士纪念馆,还能看到这些面容英俊、气宇轩昂的青春少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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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阿杰丨我与图书馆(之一)》 发布于202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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