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遣返的那些年，我们养过的鸡鸭狗猫
——它们的命运给我们留下的情感创伤
我常常会回忆起刚到赵家岭的那段日子，尤其是那些令我感到不安和难过的事情。
赵家岭的农民几乎每家都要养一头猪，猪圈大一点的能养两头猪，他们养猪就是为了能在一起过年的时候把猪赶到集上去，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卖个好价钱，再用卖猪的钱给家里买一点过年必要的东西。
我们既没有房子也没有猪圈，更没有养猪的条件。
我在回忆录里写道，赵家岭的猪是没有任何猪食吃的，人穷，猪更穷。穷到猪只能在猪圈里等着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哼哼哼地叫着围上来等着……
赵家岭穷到连地瓜叶都没有，虽然农民们吃的食物以地瓜干为主。
为了能吃上一点鸡蛋，我们就只能养几只鸡。我们跟着爸妈去赶鄌郚集，在集上买了几只小鸡，等待着它们长大了，若是公鸡就杀了吃，母鸡就留下下蛋。
后来，房东家的大姐姐说，你们去买一只鹅吧，鹅可以看家护院。便又去集上买了一只鹅。
那只鹅慢慢长大，果然很“尽职”。只要有人进院子（鄌郚人叫天井），它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呱呱大叫，甚至追上去啄来人的裤脚。在那样的环境里，它似乎成了这个破家的“守护者”。
日子过得清苦而漫长。
到了过年的时候，为了能吃上一顿稍微像样的年夜饭，父亲提议杀一只鸡，按照鄌郚人的吃法，用地瓜粉皮炖鸡。
那在当时，是一件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儿！我们都有点等不及了。
可是，事情一旦真的摆在眼前，却变得完全不同了。
父亲从来没杀过生，更不用说也没杀过鸡啊！他是害怕的，母亲也无法接受要把自己亲手养大的鸡杀掉，再端上饭桌。
我们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
鸡，在小小的天井里走来走去啄食，它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们却已经知道，它将面临什么。
那种感觉，让人无法承受。
最后，父亲还是请来了村民董臻给我们帮忙。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一家人的样子，也显得有些为难，不知该不该动手。
我们孩子们围坐在妈妈身边，忍不住哭了，妈妈和我们一起流泪，不知是谁先哭出了声，很快，大家都放声大哭起来了。
弟弟突然哭着大声喊起来：“不许杀它！我们不吃了！”
那一刻，所谓“过年吃顿好饭”的愿望，忽然变得不再重要了。
天井里一片混乱。
而那只鸡，还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起初常常有一些村民来到我家的天井里，有些人甚至进到那个漆黑的屋里看看。他们东瞅瞅西看看，有的干脆就进屋坐到炕头上，他们大都不说话，大概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如何开口说话吧，只是安静地坐着，像是在打量这一家从大城市来的人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为什么会与他们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之处？
那种目光，并不带恶意，却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
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那只鹅渐渐地显得重要起来。只要有人近天井来，鹅便会扑打着翅膀，急匆匆地冲过去，一边呱呱大叫一边紧紧地咬住来人的裤腿不放。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鹅真的是会看家的。
在那样的日子里，就是一只鹅的看护，也让我们年幼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安慰。
杀鸡的那一幕，深深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直到多年以后，我们抱着妈妈大哭的画面，仍会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但是日子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忍而停下来。天井里的鸡还在觅食，那只鹅依旧警觉地在门口走来走去，见到生人便呱呱大叫，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从那以后，我们再看这些自己养大的动物，心里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纯了。
动物的命运=我们的命运
后来，我父亲亲手创办了鄌郚乐器厂；我当了童工；那一年的腊月初八，我和父亲在狂风暴雪中迷失了方向，差一点冻死在荒野里，又失脚掉进了深达20多米的沟里，从雪窝里爬出来……
因此，公社党委同意让我们搬家到离鄌郚街近一点的村子去，就这样，我们搬家到了刘家庄。
那只鹅，也跟着我们一起，到了新的地方。
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天井里走来走去，时不时伸长脖子张望，呱呱大叫几声，仿佛在告诉路过的人，我在看家呢！对它来说，似乎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一个需要它继续守护的天井。
而对我们来说，生活却并没有变得更轻松。
它没有选择，我们也没有。
到了刘家庄，我们又养了一只猫。
养猫，是为了抓老鼠。那时屋里常有老鼠出没，夜里窸窸窣窣，让人不得安生。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咪咪”。这个名字还是我们被遣返之前住在信号山路的时候，楼下马爷爷马奶奶家里养了几只猫，其中就有叫“咪咪”的猫咪。我们就按照马奶奶家的猫给我们的猫起了这个名字。
猫咪很乖，大多时候安安静静地待在院子的一角，或者伏在门口晒太阳。只有到了夜里，它才在屋里来回走动，替我们守着那些看不见的角落。
自从有了它，夜里老鼠上蹿下跳的偷吃东西的声音就没有了，我们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可是，在刘家庄，它并不安全。
有一天，它从外面慢慢地走回家，猫脸已经看不见了，低垂着头，走路也已经不稳了，脖子上带着伤，毛被血粘在一起。它没有叫，只是慢慢地挪进院子，找了个地方趴下。
那天，母亲正好在家。她和妹妹赶紧把猫抱起来一看，天啊！猫咪的脖子差一点被割断，妈妈是护士，她细心查看了一下，这是被人恶意割伤的，大概是想割断它的脖子。不知道是谁有这么狠的心！妈妈叫我们赶紧去村里的卫生所要来一点棉花、纱布和酒精。妹妹蹲在那里，很小心地一点一点替它清理伤口。擦开被血粘住的毛，才看见伤口很深，喉管几乎被割断。
我们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敢说话。
猫没有挣扎，只是偶尔动一下，发出很轻的声音。
那种安静，让人更加难受。
那一次之后，它几乎不能动了。我们给它垫了一条小棉被，它就那样静静地躺着养伤。妹妹每天都去看它，小心地替它换着纱布，一点一点地照料。过了很久，它才慢慢恢复，能够勉强站起来。
我们以为，它可以好起来了。
可是没过多久，它又一次带着伤回来了。
这一次更严重，一只前腿被打断了。它一瘸一拐地挪进院子，每一步都走得极慢。还是妹妹守在它身边，轻轻地替它处理伤口，小心到几乎不敢用力。
我们依旧什么也做不了，直到后来它的伤残自愈，但这只猫从此就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后来，妹妹回到青岛，在1979年考入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医生。在回想起这些事情，我常常觉得，那两次给猫处理伤口的经历，也许在她心里，留下了一点什么。
后来，这只猫还在院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只是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灵活了。
在养猫的同时我们也养了一只狗，养狗，纯粹就是为了看家的，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是村民家的空房子，比较大，且又临近村里的土路，再往外一点就是农田了，非常不安全。慢慢地我们和狗也建立起来了感情，把更多的依靠，放在了那只渐渐长大的狗——哈里身上。
哈里是村里的人送给我们的。
他家的母狗一下子生了好几只小崽子，便送了一只给我们。那是一只全身黑色的小狗，毛很短，腿也很短，矮矮的，看上去并不起眼。
刚来的时候，我们没给它起名字，因为不懂应该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好。
过了一些日子，父亲的朋友王英杰叔叔，他是和我们同一天被遣返的，把他发配到红河公社野鸡沟村，听村名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个什么样了！
王叔叔来鄌郚赶集，顺便来看我们。我们请他给狗起个名字说：“王叔叔，给它起个名字吧。”他想了一下，说：“就叫‘哈里’吧。”
我们一听，这个名字颇有点洋味呢。
从那以后，这只狗便有了名字。
哈里虽然是一只土狗，却很懂事，也很聪明。我们养它，一方面是看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着黄鼠狼来偷鸡。在刘家庄，我们养了十只鸡，全是母鸡，每天都能捡到几个鸡蛋，日子也算有了一点着落。
看起来，生活似乎慢慢安稳下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却在心里做着另外的打算——她开始准备带着我们回青岛。
在那些日子里，哈里也变得有些不同。它不再像从前那样安稳地守在院子里，常常显得烦躁，时不时跑出去，很久才回来。
临走前大约半个月，父母在家里请了鄌郚乐器厂的负责人、几位工人，还有村支书，到家里来吃一顿饭，算是告别。
那天，院子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
哈里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显得有些不安。忽然间，它猛地一跃，跳上墙头，转眼就翻了出去。此时，我正站在院子里，眼看着它一跃而过跳墙跑了。
一切发生得很快。
“狗急跳墙。”这一谚语，本来是形容词而已，没想到在哈里身上得到了验证……
不知道是福是祸？
没有想到，大约半个月后，它又回来了。
这一次，它是从门口跑进来的。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像是经历了什么。
又过了几天，我们真的离开了刘家庄，踏上了那段并不知道会通向哪里的路。
院子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
还有哈里。
后来父亲告诉我们，在我们走后的日子里，哈里似乎也察觉到，这个家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除了父亲，它再也找不到熟悉的身影。
慢慢地，它开始变得不再安稳，有时夜里不回来，有时一走就是很久。
但每天早上，父亲去乐器厂上班的时候，它还是会跟着一起出门，一直把他送到村头。
到了村头，它就停下来，不再往前走。
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父亲的背影，一点一点远去。
等看不见了，它才慢慢转身回去。
哈里，在我们离开后，父亲唯一相依为命的伙伴，终究还是渐渐地远离了那个曾经的家。
再后来，它就那样离开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们曾经养过的这些鸡鸭狗猫，给我们带来过快乐，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难忘的记忆与情感创伤。这也是我后来一直都不想再去养猫狗的直接原因。这个伤痕太深了……
写于2026年3月20日
完成于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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