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阅读西方人写的关于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或普通历史书，就会知道，大革命绝非教科书说得那样值得歌颂。例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便用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否定了大革命。小说中那个军曹的一句粗话让人过目不忘：“如果革命就是为了把好人送上断头台；那么，这样的革命滚你妈的蛋吧！”军曹的话，是对大革命生动而又精辟的概括：大革命就是把好人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虽然被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事实上路易十六是个宽厚、朴实、有责任心的好国王。路易十六执政十几年，彻底扭转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造成的法国经济危机。再说哪个国王能“礼贤下士”召集“三级会议”？诚然，恰恰是“三级会议”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索。但“三级会议”体现路易十六的优秀人品，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不能不扼腕：“三级会议”说明路易十六是个好人，却不是个称职的国王。换言之，路易十六就不应该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把社会底层人的恩怨集中到巴黎成了一个随时爆发的火药桶。所以艾德蒙·柏克对底层爆发的革命深恶痛绝：底层爆发的暴力革命百无一是，打破了社会安定，打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正常生活，摧毁了社会伦理，颠倒了是非观念——社会因此成为革命者无法无天的乐园。
读西方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特别是法国历史的书后，法国大革命留在读者记忆中几十年的光荣印象，便会被血淋淋的历史事实所摧毁：发现大革命中雅各宾政权腥风血雨的恐怖统治对法兰西民族是一场灾难，并会进一步发现，大革命深远地影响了法兰西的国家命运。大革命后二百多年来的法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对路易十六统治时代怀有良好记忆的法国人，与“睁眼向洋看世界”中向往共和的法国人，就法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辩及你死我活的较量！于是，大革命以降两个世纪里的法国，经历了五次共和的折腾。这五次共和的折腾都是大革命的遗产。研究欧洲近现代史的学界，为了概念清晰、使用方便，对法国近现代史的五次共和，作了这样的区分命名：
法兰西第一共和（1792年—1804年）。
法兰西第二共和（1848—1852年）。
法兰西第三共和（1870年——1940年）。
法兰西第四共和（1945年——1958年）
法兰西第五共和（1958年至今）
法国的五次共和表现为五次严重的社会动荡，是新与旧、革命与保守的较量，是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文明意识的较量，是民主思想与专制思想的较量，是宪政共和与君主立宪的较量。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研究欧洲历史、法国历史、英国历史的专家，都可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臣民，能够在容忍国王存在的前提下，创造了君主虚位的君主立宪，这种人人能够接受又暗含着现代文明价值思想的国家政体，体现了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的政治智慧——久远而又深厚的妥协精神熠熠生辉；那么作为法国大革命精神遗产的五次共和——这个二百年来让全世界一直感兴趣的近现代化中的现象，体现了法兰西人什么样的民族精神？
有学者说，法国五次共和虽然引发了社会动荡的五次折腾；但五次折腾是否也体现了法兰西人毫不妥协的精神……这位学者没有说下去。问题是，毫不妥协的精神是否就是值得肯定的精神？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妥协精神是人类彻底告别远古时期的愚昧与野蛮后才有的宝贵品质，是构成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精神元素之一。远古人类遇事，动辄付诸武力解决问题。凡是不能彻底告别愚昧与野蛮的民族，都说明这个民族残留着远古时期的品性与陋习。这样的民族即便是个人之间的纠纷，也相信“拳头大的是哥哥”。何况在社会上，更相信“有枪就是草头王”，相信“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问题”，相信“统治权就是掌握军队的权力”——凡事付诸武力解决问题。东西方人类在近代以前，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野蛮处理外交关系的现象。
但是基督教文化世界的欧洲人是幸运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因为毫不妥协精神导致的三十年战争，在经历了死伤接近半数人口的残酷事实面前，欧洲人终于在上帝的俯视下回到了谈判桌上，各国都签字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价值观上，在社会实践中，在国家相互关系问题上，清除了动辄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陋习，确立了以妥协精神为指导思想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因为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而成为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涵有的妥协精神而成为开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在国际问题上进入了现代文明时期，意味着妥协精神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元素之一。所以有人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指导如何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的“圣经”。
但是改变人的价值观很难。基督教在全欧洲扎下根来，经历了一千年的时间。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降一百八十年来，一直走向现代化，至今也没有走完这条路，至今没有完成社会转型。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一如既往，并未改变。社会上的阿Q仍然比比皆是；一遇到国际关系问题，义和团精神仍然在神州大地高涨。人们对清宫戏、对“帝王系列小说”趋之若鹜，津津乐道历史上帝王治国的“盛世”，夸夸其谈明君清官——这些社会现象反映出的价值观，与君主专制时代没有根本区别。然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意义；文化是社会转型的载体——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远任重的根本原因。
所以有着浪漫主义精神传统的法兰西人，虽然创造了十九世纪无与伦比的法兰西文学的辉煌；创造了“巴黎是世界艺术中心”这个举世无双的魅力；虽然出了埃德加、莫奈、雷诺阿、塞尚、马奈、毕沙罗、梵高、高更等众多世界闻名的大艺术家；但是法国人用浪漫主义的情怀与眼光、而不是用理性的头脑、妥协的精神看待法国近代化的道路，是导致法国出现五次共和的深层原因。所以有着浪漫主义精神传统的法兰西人，.可能对人类的文学艺术贡献较大；但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贡献，较之英国人，则差远了。法国与英国在这一点上的相形见绌中，愈发显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的理性精神是无与伦比的！
学术界对法国为什么会出现五次共和这个问题虽然很感兴趣；却都是承续十九世纪非先验论思想家的思想、为教科书背书的思路。重复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这些空洞的陈词滥调，附会法国的五次共和现象。原本有着人性温度的法兰西人之间的争辩与较量，都淹没在冰冷的说教里了。学界几乎没有人相信：法国五次共和是有着浪漫精神传统的法兰西民族的宿命。就像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蹒跚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一百八十年了还未走完这条路；就像日本在黑船事件后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日本的近代化、步入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一样，都是民族文化、民族个性导致的民族宿命。
二十世纪末期大陆学界津津乐道“亚洲四小龙”时，有人提出了“儒家文化圈”这个概念，并用“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说明儒家文化也能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个说法除了说明作者对日本的历史、对日本的文化缺少了解外，就是民族主义意识的作祟了。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能有今天，不是儒家文化改造了殖民地；而是殖民地文化改造了中国人”。
不过这些问题是另一个题目的文章了。我们只能通过以上所述，进一步认识到被教科书、被学术界忽视了的、法国五次共和的深层原因。
国际学界都关注这样一个问题：1958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搞的第五共和，过去七十年了，社会还比较平静，没有再现法兰西人的争辩与较量中出现的社会动荡。第五共和会是法兰西的最终共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还是留给历史吧。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历史都是在偶然因素中发生变化。预测历史，高谈阔论历史规律，都是忽悠人的八卦，不可当真。至于有人动辄拿历史中的未来说事，设计未来的道路，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法国五次共和并不说明法国人有拿未来说事的癖好；也不说明法兰西人“看不开事”；更不说明法国人天性有问题。看看下面这些中学生都熟悉的名字，就知道法兰西人是个并不愚笨的民族：
笛卡尔、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帕斯卡尔、安培、库伦、法拉第、居里夫人、拉瓦锡、韦达、法布尔、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莫迫桑、莫里哀、司汤达、福楼拜、罗曼·罗兰、左拉……——他们都对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都是在世界哲学史上、科学史上、文学史上永远闪光的名字！有着这样民族骄傲的法兰西人，怎么可能天性有问题呢？所以法国五次共和不是个人性问题；而是个国民性问题。
人性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国民性是后天的，是可以塑造的、也是可以改变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养育什么样的国民性。这个问题五四那代先贤谈得够多了，只是鼓噪国学的今人忘得一干二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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