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书信选》(7·“时政·世事·公函”之二) - 世说文丛

《民国名人书信选》(7·“时政·世事·公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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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致王世杰

雪艇兄:
到美后,鲠生兄与弟均写多信,迄未奉复,不识均收到否?
世界大势,以弟观之,大有化零为整之趋势。换言之,先则苏芬之战与英法德之战相并为欧洲大战,继则亚站与欧战合并为世界大战。前者或当于1940年中实现,后者或当于1941年实现。至于美国,则以“能不加入则不加入”为原则。最近罗总统之派使教廷,与教皇作共鸣,质真意何在,言人人殊,但大多均认为一种对内之政治作用,不过为一种爱好和平之表示,而并非真期调和。据弟所知,英法定购之军火之数量正在增加,而美之飞机对法助力亦大。就现势言,此种以物质助英法之政策,在本年度决不会变,一因在大选之年朝野二党均不能更趋积极,二因现行政策或已足使英法致胜。据闻英法对美之政策亦甚满意,在现阶段之下,亦并无要求美国作进一步援助之意云。
一旦东欧苏芬之战与西欧英法德之战合而为一,则我国之处境自更困难。但苏如仍助我,我当可继续与苏委婉。此种委婉政策,美必能十分谅解。弟意即英法亦可谅解。但将来苏我间运货交货之手续必见困难,此则不可不先有准备及接洽。又苏联向我反目亦是可能之一,如一旦反目,则如何可以劝诱英法认我为alley,而多予我助,亦应预先筹划。
弟等离国,中央希美方予我三种助力,兹分别言之:
第一,望美劝英法不与日妥协。就弟观察所及,英不致与日有大规模之妥协。英如妥协,必使美政府胆寒,必失美人同情,且英人方面必有相当强度之反对。弟前日接Archibald Sindain来函(十二月中发),略谓据彼观察所及,及彼日常与政府接洽所得,即现政府亦决不致牺牲原则与日妥协而陷中国于苦境。故英日妥协之危险似暂可不以为念。
第二,借款事在进行中。光甫[1]有十一月回国意,据云二月可以成功,最近又有延缓一月半月之模样,究如何,须听陈胡报告。弟不闻则不问,然弟意兹事应全权责成陈胡办理。前此介公数电颜先生,嘱敦促进行。颜既无法相助,徒使陈胡为难,结果大家都feel embarrassed,不可重演也。
第三,禁运。禁运之效力如何,弟见解与国内大多数人不相同。现美飞机及零件已无运日者。禁运之对象以日之丝及美之油、铁为三大宗。现美之Dupont各厂正试造假丝。如成功,则日丝不禁自禁;如不成功,恐美之丝袜商必反对禁丝进口。禁油最难,一则油商反对,二则美人恐日攫荷印,因而引起美之干涉,更因而引起美日之战。禁铁亦不易,因美人深知如日不得之于美,则可得之于澳等,且即一旦禁止,日所存废铁已足敷二、三年之用。弟意禁运成功,其作用在壮我之胆,而不在真正能致日之死命。但借款成功亦可壮我之胆,何以不先求容易者,而暂不进行难者?弟意我方应极力促成现在进行中之借款。美对币制借款有难色,我方暂不应提此事。待二、三月中现在磋商中之借款成功后,再依次提币制借款,或较为得计也。
禁运法案上年度提出者有若干起,弟意不特通过无望,即两院外委会之讨论亦不易得到。彭春如有报告必偏向乐观,一因美国舆论确多数主张禁运一类办法,二因彼颇信Dr. Eichelberge(who was an important lobbist working for the repeal of arms embargo)所言,但此人之乐观与事实并不相符。
宣传事诚重要,但宣传须Subtle,在美之各种宣传,无论属于,Ease Leaf者,或属于Trans—Pacific者,或其他个人者,大都均不得要领,而徒然引起各方面之嫉妒及不快。
适之有其长处与短处。馆中工作人员不充实,看不起中国来人,因之相处不欢,且不肯探听奔走,是其短处;主张抗战,熟悉美情,与美人相处甚佳,且为朝野所信,是其长处。适之与光甫亦相处甚佳。我人为国家计,如无比适之更相宜之人可以来美,则惟有忘其短取其长,而以全力支持之。儒堂走后,滥屎甚多,胡陈均受其累,至今仍在做清扫工作。在清扫时本易得罪人。此则外部更应秉公与以同情,而不应乱放冷箭者也。
适之与颜不甚相得。颜初到时适之颇出力,期使颜能为政府所重,但总统根本不与颜谈正经事,颜之事事不接洽与用人不当颇为适之所轻,适之喜作高论,但颜则饭后喜消遣,因之即相见,亦不相投。即是非可不问,但我人仍应知二人之不能合作。
太平洋会除刘驭万外,旁人不甚接头,但刘亦乱极。此次大会如有Publicity当利于众。但刘则一切听命于Carter。大会主席Jessup最后综述中确有合众社所传之语,但非出诸中国代表之口。Jessup之综述,会散后始寄到,今已请于印本中删正矣。
学校二月十五日即上课,弟拟于本月二十左右即西行,二月一日自旧金山坐船到檀香山,二月八日起飞,二月十三日到港,即返滇。如有必要,当俟返滇后再飞渝一行。鲠生兄尚不确定。现国会已开会,凡弟所能遇见之议员,二十前必均可与之一谈也。即请
台安

弟 端升
(1940)1月8日自美京

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注】
[1]即陈光甫。陈光甫,上海银行家。抗战时期,曾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美国谈判贷款。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出于实际利益考虑,美国不想得罪日本,因此中国政府官员不便出面,遂派民间人士陈光甫出面。陈以商业贷款形式,以美国急需的战略物资桐油做抵押,成功贷款2500万美元,后又追加2000万美元,获得美国朝野尊重。此后,美国政府又主动贷款7500万美元,对抗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周鲠生致王世杰

雪艇吾兄:
迄未奉书,未知近况何似。美国国会开会,政府集中注意于国防及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两问题,芬兰援助之事在对外事情中最关重要,关于中日问题,除消极的不与日本商订新约或临时协定外,尚无何表示,似乎一切等待国会及舆论的推动。一星期以来,一方面日本内阁变动之消息在报上很注意,他方面关于援华制日之运动顿形紧张,尤以十一晨在纽约太晤士报上发表之斯蒂姆荪公开函为最引人注意,此函力主国会通过对日禁货,议得透彻而有力,远非我们自己之宣传所能及其万一,此为禁货问题之再开始,在舆论上已有大反响。今日在太晤士报投书者已多,除极少数外皆赞成斯氏之主张,并且哈佛前校长Lowell今日亦有谈话发表,主张对日禁货,斯氏函及罗氏谈话剪寄一阅,但太晤士报于十一日及今日著批评斯氏之函均在实行上表示怀疑。此可以觇美国舆论界尚有一部分极有力者对于禁货反对之事实,他们怕因禁货而引起对日战事,或驱使日本走入俄方而影响欧洲战局,我们只有不断告诉美国人,中国人并不愿使美国卷入战争,而深信对日禁货不会引起战事,而反有缩短远东战局之效果,现在问题总算已发动,在两三星期内也许多少有点结果。关于借款,今日亦有极有力之消息登出,一并剪陈。
端升日前已往见Pittman,据云禁货案仍将提出,且在外交委员会中已有多数赞成,不过政府方面尚无表示,似乎无论如何政府可用行政办法实现禁货之一部分目的。据适之云,曾晤国务院次长,渠对于立法的禁货颇踌躇,正在研究如何推进moral embargo或行政的手段达目的。弟已告适之,无论如何在最近一两月内至少禁货与借款两事必成功其一,以提高抗战之精神。光甫已来华盛顿,即为接洽借款事,此行或许有点结果,因maffet今日太晤士报上发表之一段或系政府授意而为之也。现已请使馆介绍往见Vandewbu,俟得其同访。弟当与端升去一拜访,看其意见如何我。
端升定下月一号从金山乘船往檀香山,搭飞机返国,本月十八日即离华盛顿,因渠觉得在此无事可做,且不便自由活动,校事又着急,故急于返国。弟拟在此住到月底,看商约失效后国会行动如何。如最近不接到兄之函电,表示有久留之必要,则亦当定飞机赶于下月初或中旬由金山乘机回国,也许可以与端升在檀香山会齐同回也。因知在此久留无大益处,且多不便,亦如端升所感觉,如果端升肯多留,弟尚可勉强在此,渠既急切,弟意兴亦消沉矣。颜骏人先生自去年十二月赴纽约后,现尚未来华盛顿(闻十七日来此) ,大约亦因在此无事可做也。弟很希望颜能到国内,一看乘参政会开会之便,一出席对于国内情形可多接触亦一好处,不知兄意如何。余容后续。即颂
道祺

弟  览
(1940)1月13日

如松已回国,不知中大有无工作之机会,能便中向志希一提否?她研究工作尚好,且于动手之事有训练与兴趣,如果去一无设备之地方,徒然教书,殊可惜矣。
寄上西书数册,不知已收到否?

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蒋兼院长致英首相函稿

邱吉尔首相阁下:
去岁贵国议会代表团莅华,于促进中英邦交裨益匪浅,至今犹为敝国人士所津津乐道。
敝国抗战已逾六载,世变虽瞬息莫测,而政策则始终一贯:全国上下群以为非竭全力以抗战,将无以自存,非与盟邦合作,则世界和平将无由奠定。
贵我两国邦交因袍泽同舟之谊已日益亲睦,贵我两民族之文化容各具特质,而共同之理想则甚多,本此理想以一致迈进,深信随战争之顺利结束,贵我两国之团结必益臻巩固,斯固不仅贵我两国所当庆幸者也。
四年以来,贵国军民英勇抗战,深为敝国军民所欣慕。而阁下独具慧眼,烛奸于未战之前,宏毅忠贞,奠国基于艰危之际,尤为敝国朝野所钦佩。因之敝国公共团体屡思组织访问团,向贵国军民暨阁下郑重致其友感与敬意。
兹者敝国政府为应贵国政府之邀请,特于征询敝国国民参政会暨立法院意见后,就参政会及立法院人员中选派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委员王世杰、参政员王云五、胡霖、杭立武、立法委员温源宁诸君,组织访问团来贵国访问,藉申敝国朝野对于贵国军民暨阁下之友感与敬意,并藉以观察贵国战时之种种努力与成就。尚祈惠予指导,俾得完成其使命,无任感荷。顺祝
健康

蒋〇〇敬启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1]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1943年11月。


孔祥熙[1]致蒋介石密电(三通)[2]

重庆。委员长蒋:4493。密表。货币会议开幕五日,现在分组商议,距离具体程度有待此次集会。美国内部原不一致,国会及银行界尚抱怀疑或持反对,毛财长[3]因急于表现成效,勉强召开,罗总统亦觉难有把握,于开幕演词内已经略能窥及。协定将来须经各国政府批准,意在应付国会,各国代表对自身希望甚大,而美国舆论则认美国担负太重。连日弟为此事为毛氏说项,以减困难,惟会内情形各国希望分肥者多对基金摊额分配争持甚烈,苏则要求与英同等,英则支持法、印图占我国之第四席,现正分途运用,想无大碍  。英、美暗斗颇剧,美对基金必需掌握,英对国际银行颇欲主持,美可能将国际银行对英让步,其他各国则望基金与银行均告成功,对于将来若将[?]之运用亦为争点之一,现正进行商讨中。对我国批评善意恶意皆有,均注意于军政用款不当及浪费致通货膨胀,对币制、物价之不安定颇为忧虑,现正分途说明,情形尚佳。所幸我方此来人员均称干练,各方感想颇佳,国际环境不错。不论会议是否圆满成功,总期得一良好印象,以作将来国际会议基础。知注驰陈。弟熙叩。鱼。
1944年7月6日

重庆。委员长蒋:4493。密。昨日七七,美方为我集会纪念,到各国大使馆五百余,情况严谨隆重。弟与适之发表演词,掌声极久。详情已发表中央社发渝,当承钧鉴。放映抗战影片,对我艰苦极获同情。货币会议已至重要阶段,昨晤美代表团,邀弟恳谈,议会、外财两部均有重要代表在座。对于基金摊额问题,我国地位第四已作确定,惟摊额多寡,因英、苏、法、印均请增加,美方颇觉为难,意欲减少我之数目。美方过去虽曾允我可能得到五亿至六亿美元,惟照富力贸易计算,我方仅可得到四亿五千万元。经弟强力表示,声明种种理由,如有减少,于我国内及美国自身均留不良印象,经此次说明,已允加至五亿。弟复告我国久战八年,损失严重,此项摊额有关将来复兴建设,请伊再作考虑,一面我代表尚须请示政府云云。默察情形,经此表示五亿当无问题,可能再略增加,但不致达我希望之六亿。谨将应付经过奉陈钧裁,如何,尚乞电示。熙叩。齐。
1944年7月8日

重庆。委员长蒋:4493。密。午灰酉电奉悉。货币会议原定皓日闭幕,嗣因英方主张从容商讨,故已展至漾日。会内情形深感国际合作之非易,各国均望得美国之经济援助,委屈求全,期望成功,美则深感担负重大,舆论、国会难以通过,我方态度始终认为此系国际合作之基础,协助美方促其成功,一切言论均主持正义,非义之利不取,反应颇有好评。对于摊额问题,因英、苏均加,立场攸关,故我坚持六亿元。经与财长商谈,伊以事实困难,且经小组委员会决定五亿五千万元之故,我方虽未接受,但盼助其成功,当允考虑研究。弟深知增加事实已属无望,次日答以我方仍望维持六亿元之数,惟助其成功,既然苏联须加,我可在六亿元数内通融办理,让去五千万元,但须正式声明,如此办法勉可两全。伊极感佩,当由伊与苏方洽商,苏方表示我方盛意可感,惟事已决定,不便变更,且取中补苏,英亦难以为情云云。昨日毛氏亲来道谢,弟此次如此应付:(1)在确知我方要求增加六亿元事实上决不可能;(2)解除毛氏困难;(3)外间谣传中苏邦交不睦,亦可使之明了中苏并无不睦,且仍彼此互助,期收外交上效果,亦为??(原电如此)总统之意见也。国际银行方面纠纷尚多,现正商讨中,附陈。熙叩。皓四。
1944年7月19日

载《民国档案》,2009年第三期

【注】
[1]孔祥熙(1880年-1967),字庸之,号子渊,孔子第75代孙,出生于山西太谷。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民国政府行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银行家及富商。孔祥熙之妻为宋霭龄,孔与宋子文、蒋介石为姻亲关系。孔祥熙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主要政绩有改革中国币制,建设中国银行体系,加大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等。 
[2]1944年7月,中国、美国、苏联、英国等多国在布雷顿森林召开货币会议,为建立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奠定了基础。中国代表孔祥熙7月2日至23日向蒋介石发出六通汇报情况的密电。本书收录其中三通。
[3]毛氏,即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


丁文江[1]致张学良的公开信

汉卿[2]先生:
最近几次见面有许多话要想详细的对您谈谈。始终因为在座人太多了,不能容我一个人演说,不能畅所欲言。我现在索性把我要说的话写了下来,请您参考。
我认识您到今天差不多十一年了。从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我当北票公司的总经理,常常因为公司的事和您见面。您对于公司的帮忙和对于我个人的好意,我至今没有忘却。到了今天,不但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时会,而且是您个人遗臭留芳的关键。在这个时候,您狠需要几个朋友忠实的对您说两句真话。我下面所说的话,我知道都是您的朋友心底里的话,但是因为种种关系他们不肯说或是不敢说。以我的观察,您不是一个拒谏饰非的人。友谊的忠告您未必即以为忤。万一我这封信能够增加您几分的决心和勇气,就是使您感觉一时的不痛快,也是值得的。
热河的战事是二月廿一日开始接触的。廿二早上八点钟日军已经由南岭开进北票。廿五日就到了朝阳。廿四开鲁失守,廿六日军占领下洼子。以后三月一日失凌南,二日失凌源,三日失赤峰平泉,四日失承德。据东京的路透电,四日上午日军已经占领冷口。自今以后不但我们的国境只能到长城,而且长城上的要隘都在日本人手里。朝阳到承德一共有六百四十多里,日军七天就占领了承德。昔人说:“日蹙国百里。”这真是这一次战事的结论了!
不错,把这一次战败的责任完全放在您一个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汤玉麟这几年在热河无恶不作,弄得十室九空,天怒人怨,是这一回悲剧的背影。不过汤玉麟是谁用的?他的行为是从今日才变坏了的吗?九一八以后您对他不能没有顾及,我们可以有相当的原谅。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年,您完全主持四省的军政。那时候您岂不能早为之地?您前几天对我们说热河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东北军和汤军的区别,把东北军当汤军一样的看待。老实说,这种心理并不限于热河的人民。我敢说今天大多数的人都是如此观察。就是知道最近事实的人至少也不能不承认汤玉麟是张家的人,张某人应该负相当的责任。
这一次作战计划最大的错误是把朝阳建平,和开鲁赤峰这两路交给汤军。董福亭没有打伤一个日本兵就放弃了朝阳,崔兴武没有抵抗到一天就退出了开鲁。从纯粹军事上看起来,开鲁是不容易守的,朝阳是不容易接济的。但是一点没有牺牲就把这两个地方丧失了,对于我们的人心士气都发生了狠大的影响。何况建平赤峰又丝毫没有准备。日军到了开鲁,孙殿英的队伍还没有完全达到围场!因此在凌源的主力军队左翼受了威胁,军心因之慌乱。您是总司令。去年十二月初已经向热河进兵。这三个月难道不可以从容布置?如果早把孙殿英放在赤峰,宋哲元放在建平,战争的结果何至于如此的不堪?不错,这种计划汤玉麟未必同意的。但是他一共不过二万杆枪,而且分散在各处。您如果有决心,他就是阻挠,也不会发生效力的。
就是您自己亲信的军队在凌南凌源作战的,也没有给国家得丝毫的人格。我们知道因为朝阳开鲁失守,建平赤峰空虚,凌源的左翼受敌人的威胁原是事实。但是日军的占领凌南和凌源都是从正面攻击的。我们没有等到左翼发生危险,先就崩溃了。凌南凌源,两处的军队一共在六旅以上,何以日军用三旅人不到几天就轻易的攻下?我们原不肯相信日本人的宣传说,攻凌源的时候他们只损失了九个兵士,或是说凌源的战壕里面不但抛弃了无数的辎重粮秣,而且还掉下了许多现款。但是川原的队伍一日才用汽车由朝阳出发当日就到叶柏寿,二日就占了凌源,三日就占了平泉。白石咀,纱帽山都是天险。何以绥中的日军二十七出发,当天就占了白石咀,廿八就占了纱帽山,一日就占了凌南?凌南凌源的地势比吴淞江湾如何?闸北仓卒作战比这次有三个月的预备何如?何以十九路军能支持一个月,您的军队抵抗不到半天呢?
不错,您有您的许多困难。您所直辖的军队三十几万,有一半是杂牌,因此号令不能统一,指挥不能如意。加之兵多饷少,部下不免都有怨言。但是去年夏天以前您是国军的副司令,现在是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这一年以来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热河免不了要有战事。整顿淘汰军队是您惟一的责任。日本的经常陆军预算每年不到二万万元。您的军费每月是四百多万元。为甚么我们每年化五千万元钱,得到了今天丧师辱国的结果?
您知道国民的愤激痛恨到如何程度吗?中国的人民不是不爱国的。东北热河后援会几日内已经收到廿五万捐款。其中的八百多元是一个山东的农民倾家荡产寄来的。自今以后要想捐一个钱都做不到了。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的,他并不是有钱的人,这一次在上海筹了一千二百元,预备捐给我们的。昨天他遇见了我,气得要死,说:“我的钱是捐给他们打仗的。他们既然望风而逃,我不再捐钱了。”今天我雇了一辆洋车到西城。洋车夫对我说:“这两天抓车,昨天不敢出门,一家子挨饿。今天受不了了,只好出来。先生!不要说公家一天还给八毛钱。就是不给钱,只要有的吃,我也愿意帮着打日本人。现在兵不肯打仗,只知道叫我们吃苦!”“大公报”是最负责任的。主笔都是您的熟人。今天社论的题目是“当局误国至何地步?”
到了今天,为您个人计,自己立刻跑到前线去,把畏缩不前的将领枪毙几个,趁日本兵还没有完全集中,亲自带着比较精锐的军队,不顾死活,不计成败,一直向承德冲过去,使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真爱国的,不怕死的——凡是真正为国效死的人,以前的事都可以不提。这是上策。立刻引咎辞职,束身待罪,这是中策。若是还要保全所谓实力(?),所谓地盘,坐等着您的政敌纷纷起来攻击您,惹起极大的内争,摇动全国的政局,使中央帮您忙的朋友一个个受累,这是最下的下策!
我知道您也是爱国的,是有血性的。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爱国心和血性都发作不出来。所以公开写封信,希望所有您的朋友看见他都一致的主张,完成您的晚节。文天祥说的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您猛省!
二十三,三,五[3]

载1933年3月12日《独立评论》第41号

【注】
[1]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笔名宗淹。曾留学日本、英国。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突出的文化名人。科学上,他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开创人和奠基人之一;哲学上,他高举科学旗帜,发动并参加了中国哲学创体系时代著名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思想文化上,他参与创办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个著名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秉承自由主义理想,宣传西方思想文化,名噪一时;政治上,他以一位科学家的理性眼光去分析批判中国现实,积极干政,推行其改良政治的理想,是一位有相当争议的政治活动家。
[2]张学良的字。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号毅庵,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政治家、军事家。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
[3]1934年3月5日。


曾鎔浦[1]致杭立武[2](二通)

立武仁兄惠鉴:接奉手教,关于访问团一事,查此事郭部长过仰光时曾与缅督与缅国务总理谈及,皆欢迎。近复奉电令告知缅方,此团组织已就绪,以蒋梦麟先生为领袖,八月初可以出发,弟已遵转,尚未得复。缅督刻正巡边,廿七日可回仰光,大约月底必可得复。以弟愚见,缅甸国会八月四日召集,彼时追加预算及政治犯问题,或并有倒阁之举暨讨论印度移民问题,全部人马每日须在议院五六小时,彼方或无暇接待,而我方来人或欲于议会开会期间莅仰,俾多见缅友。为两全起见,或宜于议会召集第三星期中到此,但客凭主调,恐须俟其回信再作定局。弟一得回音,即当电呈外交部,请于月底向部一询。关于访问团之来,缅方必定欢迎,但有数事应先筹拟,谨为详陈如下:
一、缅人民族解放之运动由来已久,计自一九三六年与印度脱离关系后,其全数精神即请于限制印度工人来缅,近复与印度订立移民协定,则缅民对印人事宜已有解决,次而及者必为华人。目前滇缅铁路次第兴工,更足引起大量华人来缅之疑虑,我国似应于此点有所说明,以祛其疑。
二、一年以来,不幸之事有二:(甲)第四路军之争执,使海外共产党不问青红皂白反对政府;(乙)南侨某巨绅对于闽局之辩论,使海外盲从该绅者不问是非曲直,起而反对政府。以上两事起初不过于新加坡发现,近已波及缅甸,报章逐日攻击,不曰贪官污吏,即倡不合作、不受命之主张。我团于此〇似可有所布置。
三、华侨派别分歧颇有唯女子与小人之趣态,应付极不容易。
四、缅人望我团有一女子,不知做得到否?余容再叙。手复。即颂
台绥

弟  曾鎔浦拜
廿三日灯下
(1941年7月23日)

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1期

【注】
[1]曾鎔浦,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
[2]杭立武(1904-1991),安徽滁县人。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转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达十数年。其间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及中英文协会。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两年后调政务次长。1949年出掌教育部。

立武仁兄惠鉴:接奉英文手教,祗悉访问团已组织就绪,并闻有蒋、吴、王、缪诸位名公光临,此不仅缅方所欢迎,即服务此间者亦引以为荣。吴之参加,都弥亚辛辈欣慰无比。缅揆欢迎之函昨已电外部,想必见及,兹钞宋(送)一份,藉资接洽。缅甸议会召集,缅阁为追加预算及印度移民两案暨反对党倒阁运动,届时必甚。此所请改于八月底来缅,自系事实趋势如是,想我方或可采纳,其实八月底为雷雨计,所谓“不宜出行”者。缅为佛教国,其俗例七月七日为Buddist Lend开始,十月八日终了,想此期内高僧皆入关,民众绝对不婚嫁、迁移。十月八日全市赛灯火,如我国灯节,过此以后,雨亦停止,而一切酬酢与□游,缅最好之期为十月半以后,但访问团为外交性质,自与习尚无关,而国际情形较有密切关系,行期自不应与游人一例论列,修□之便姑为及之,藉知此间风尚也。手复。即颂
台绥

弟  曾鎔浦拜
廿八日
1941年7月28日

载《民国档案》,2010年第一期

吴佩孚[1]通电[2]

急。北京。参众两院、国务院、各部院、王巡阅使、冯检阅使、步军统领、警察总监、京兆尹、保定曹巡阅使、各省督军、督理、督办、省长、总司令、都统、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省议会、教育会、商农工会、各报馆均鉴:
日本此次地震,继以火灾海啸,演成巨劫,城市为墟,死伤枕藉,侧身东望,天日为昏。夫人类具有同情互助,原无国界,我国夙以大同博爱立国,救灾恤邻,况在兄弟亲善之国,更切死丧急难之心,重以商学侨胞同罹浩劫,扶伤救死,义无可辞。故自噩耗传来,我政府既慰唁筹赈于先,曹巡阅使更提倡拯济于后。谁无好善之情,敢复缨冠之义,尚望我全国善士发抒悲悯,慷慨输将,输籴泛舟,通于秦晋,仁浆义粟,辨于咄嗟,岂惟国际救助之常要,亦人道应尽之责。谨布愚悃,伫候义声。吴佩孚。泰。印。
1923年9年9日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祖籍江苏常州。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旅长。1917年,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直系军阀首领地位。
[2]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8.1级大地震,中国政府、各团体及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纷纷筹募赈款,予以救济。1930年3月,日都东京重建工作历经六年半甫告完成,日本政府通过该国代理公使照会国民政府,对中方当年援日之举表示感谢。

凡宰特[1]致巴金

亲爱的小同志:
我在前几天就收到你7月11日的来信,每一次读它,都给我带来了快活,我真不知用什么话来感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才好。我对自己说:“呵!在我们衰弱的手中渐渐倒下去的旗帜——那自由事业的旗帜,那无上美丽的安那其的旗帜,将在他们中间高高地举起。”——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可是太好了。你还必须生活若干惨痛的岁月以后,才能够真正懂得这个想法曾经给了垂死的老巴托罗以何等的快活和安慰!
我读后得知这一切——我想象得出,这些声明与事件会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无损于一个年长者,因为生活的动荡和逆境已经使他们受了够多的烦恼与磨难。他们能承担起较大的命运的无情打击,而年轻人比较脆弱,容易被黑暗的逆境所压服或者击碎。但是,我相信你会坚定地反抗这一切,不与它们同流合污的。
关于你在信中说到我们理想的问题,我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我在上次信中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主要是为了鼓起你的勇气,更好地去面对为自由事业而进行的严酷斗争,并且防止在将来消极的宿命论所可能带来的混乱,以加强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就像所有与我共事的青年新人一样。
也许你比我更了解普鲁东。否则,我劝你向他学习,读他的《和平与战争》。我觉得他在许多问题上比近代的其他伟大人物更加接近真理。
据我的理解,我们,还有大部分的人类,实际上都确实被引向专制与黑暗,我们的安身之地在什么地方呢?
众所周知的有关历史证明了:人类确实在不断地进步,虽然这是缓慢的,交替着前进与倒退,但它终究是在稳定地进步着。
然而,正如衰亡的文明所表明的历史那样,我们无法知道在我们开始掌握历史知识之前的种种来龙去脉。历史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进化观念,远远不能解释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那就是:紧接着那些倒退和专制年代以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在一种虚伪的民主制度再现之后,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再产生另一种专制潮流?就像过去几千年中间所发生的那种状况那样?
无政府主义,惟有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能够打碎这僵死的循环,根据自然的共同律来建设生活,更为精确地揭示出创造新秩序的本质要点。这样,历史将会奔向无限自由的海洋,以取代上文所说的那种僵死的封闭式的循环,而这种循环似乎一直到今天。
这是一个极宏大的使命——而且是人性的可能实现。如果我们知道,当被分割、引入歧路的工人阶级,以及所有其他阶级的人们都自觉地加入我们这个历史性的大解放运动,那我们就能创造出幸福的自由王国。但即使如此,我们还必须使我们的使命发扬光大,否则,作为大规模暴行的必然结果,只能使一种新的专制来取代目前的专制。
年轻的同志,这就是我所要告诉你的。沉重的诽谤,如同你的少年的热诚和信仰那样,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我希望我过去的经验能够使你的精神更为成熟和坚强。
我的朋友们一定是忘记把《一个无产者的生活》送给你了,也许他们正好缺少复本,我想他们能很快给你一本。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但你将会认真地对待它。它没有改动我的一些观点,使之适合于那些美国人,对于这些人,你可以随便给他们说什么,他们也喜欢任何东西,但是唯独不要纯真的,赤裸裸的真理。当然,这只是指一般的美国人而言,在他们当中也有少数无法无天的人可以作为例外......
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

凡宰特  1927年7月23日 查理斯顿监狱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二期

【注】
[1]凡宰特(B.Vanzetti),美国籍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与萨珂(Sacco)都是美国新英格兰一带的劳工运动领袖,曾多次组织劳工运动。1920年,美国政府将二人逮捕,前后审理七年,虽经爱因斯坦、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赛等知名人士的抗议与救援,但最终二人被美国政府于1927年8月22日处以死刑。此为著名的“萨凡事件”。时,巴金在巴黎求学,也参加了营救活动。

冯玉祥[1]致卢作孚[2]

作孚先生志兄:
月前承约到贵公司参观,得以领教一切,实为荣幸!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它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叨扰旬厨,饱得领和,真是齿挟[颊]留芬,谢谢!
节约献金捐款一万元收到后已汇转委员长矣。先为国家谢谢您及诸位同仁!
现在我向你介绍几段故事:
日前与美国大使馆馆员傅先生谈,我问他对于国家有何供献?他说:“敝人曾听罗斯福总统广播说:‘希望大家每人以每月的收入供献十分之一于国家,与打击侵略定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在中国的美国公务员,均照此数供献了”。并说:“这并没有命令,也没有强迫,完全出于自觉自动的爱国所致,也就是响应罗斯福总统的广播。”
月前苏联发行公债一百二十万万,当天就卖了一百四十五万万,六七天的功夫,卖到二百零五万万。后来苏联的政府下令,到六月十三日不准再卖了,不然的话,数目卖的会更多哩!
如今,在纸面上,我们算是取消不平等的条约了,但是真正的平等在哪里?我觉得必须他们怎样爱国家,我们也当怎样爱我们的国家,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的平等,您说是不是?
二十六年,在九江的一位江苏老人,七十多岁,须发皆白,每天在码头上向行人叩头要钱,把要来的钱,再向银行里购买救国公债,天天如此。后来被一位给过他钱的银行员看出来,问起他的经过,他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军队上,一个当官,一个当兵,家里还有十几口人,被日本鬼子杀完了,东西亦被抢光了。我来到九江,看见国家发行公债,我想我年岁老了,不能帮助国家,若能讨些钱来献给国家,也可以说是帮助国家一点,帮助抗战一点,也算是帮助我那两个儿子一点。我虽然吃的坏,穿的坏,只要这样做,我良心上能对住国家,对住创造中华民国的先烈,就是死在地下,也有脸面对住我的祖宗。”他又说:“我老了,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报效国家。”说到这里,就眼泪汪汪的低下头去。使站在柜台两边的七八位银行员谁都被感动的流出泪来!
作孚先生:您是一位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我很诚恳的祈求您把江苏老人这一段事情,宣传给一切朋友们知道。只要能每人每月节约三五元钱,一个月就不少了。我们的国库,每月支出是那样多,收入是那样少。我们一般自命是救国的人们,实在是忍不住,不能不起来大声疾呼。我希望您在工商界,在各同业公会,提倡提倡,鼓吹鼓吹,我确信定有良好结果。这里有印好的信[3],给您送上一百份,请您转给爱国的朋友们看看。
问您好!问您朋友们好!

冯玉祥 敬启
三二、七、一六[4]

载《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
[1]冯玉祥(1882—1946),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滦州起义。曾任北洋军旅长、陕西督军、陆军检阅使。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2]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合川人。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曾任西部科学院院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
[3]即基督徒全国联合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撰:《给热心全国朋友的一封信》。
[4]1943年7月16日。

一片爱国心[1]

(本刊特约通信)自沪变传来,本校全体莫不激昂悲愤,而当局反频频宣传和平问题盖滋疑虑,我校师生各有表示,兹录于下:      
本校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闻沪方我军伤兵救护需款爰经决议 
1. 由本大学教职员公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2. 推叶企荪萧叔玉陈岱孙三先生计划捐分配方法。并于二日开教职员全体大会提交讨论,完全通过。分配办法议决用级数累进法,将各人薪金以百元为单位,分级累进抽捐,计第一单位,抽捐百分之五,第二单位(即第二个一百元,下仿此)捐百分之十五,第三单位抽百分之廿五,第四单位百分之卅五,第五单位捐百分之四十五,五百元以上者亦按百分之四十五抽捐。以此款即委托协和中国教职员南下救护队经用实行救护。并议决致电国府反对撤兵妥协,请求出兵东北收服失地。其所抽捐之款总计四千九百三十余元,加入外籍乐捐者,足符五千之数。本月捐款已商请学校预垫交付协和救护队去讫。教职员公会致国府(三日)发出,原文云:      
洛阳国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长钧鉴,报载沪战有妥协之说,同人等以为沪战乃东北事变所引起,决不可局部解决,我军亦决无在本国领土内自行退后之理由!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应乘此时机继续应战,并立即出兵,讨伐伪国,收回失地,以顺舆情。      
此外本校教授讲师复以私人名义,单独向政府作更积极更坦直之质请。一为本校教授俞平伯先生三日所发之快邮代电,内质政府五点:1.政府对张既不科其失地溺职之咎,又不责其戴罪立功之效,意旨何在?2.设一月廿八日日军不攻,或我军不抗,政府态度抵抗抑屈服耶?3.曷嘉许十九路军而优容溺职辱国官吏?4.曷不宣布与日绝交?5.撤退妥协,我国何所得?6.国难会议何必开?(因原词过长不录。)二为本校教授陈寅恪,吴宓,叶崇智,俞平伯,讲师吴世昌,浦江清诸先生暨燕京容庚教授于三日联名电国府与中全会者,原文云:        
洛阳国民政府暨转二中全会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则请斩蔡廷楷以谢日本,万忽阳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     
本校学生会鉴于十九路军在沪奋勇抗日,连挫强敌,极表钦感,特募集洋六百廿元汇沪慰劳,并致电十九路军请再接再厉,文云: 
贵军浴血歼寇,争国家人格,薄海同钦,本校全体同学,誓为后盾!刻先汇上大洋六百廿元,藉致慰忱,盼再接再厉,抑彼凶焰,卫我疆圉。            
十九路军收到后,蒋蔡回电致谢:北平清华大学抗日会鉴:承汇劳金六百廿元,经照收,盛情至感,特谢! 蒋光鼐,蔡廷楷叩。  

载《清华周刊》第37卷第3期(530号),1932年3月12日出版

【注】
[1] 此信为陈寅恪执笔。


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顷闻本日《时事新报》登载,贵部长所提议保护山东孔林及各省孔庙,业经于八月八日在国府会议议决之提案,对于保护古迹一端,自无异议,而文辞中涉及礼教的话,有为愚所不懂者,心诚惶惑,不敢不提出请教高明。想我公出自孔门之贵胄(见原案),承显族之宗祧,忧国忧时,以光大先业为职志,为公为私,惟救济青年之是图,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望能明以教我,去其愚惑,一挽末世狂澜,还我三代遗风,亦辟邪拨乱者义不容辞之一端也。
(一)案中言“一班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是否打倒礼教即共产党徒之言论?打倒礼教者即共产党徒?此是否孔门世传“古已有之”而很面熟的思想律?民国七年新文化运动似乎确系共产党徒陈独秀先生所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否共产党的玩意,应否明令禁止取缔?
(二)原案“《大学》之言平治,即合于平民政治之真诠”。请以现代逻辑与以解释。理论上?实际上?
(三)原文以西人游历孔庙“拾其片石村木,携归陈列,以夸珍贵者,足见孔子之伟大人格”——此外尚有孔子人格伟大之证据否?
(四)孔子除盛容饰,儒冠儒服,周有七十二国,游说乞贷碰官运外(如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齐景公一类事),先生能于其生平事迹上,品性上,举一小事证明其私德之有可钦佩处否?(儒者之空洞恭维语除外。)
(五)专论孔子之人格(不论其学术)在孔子后二百年誉之者多,还是毁之者多?孔子及儒者给当日社会一般人的印象如何,先生能言其一二乎?
(六)儒者尊君,因而贤君护儒,一班幕僚,清客,权贵,相公,思想至今尚未死尽,此中勾结情形先生能一阐扬之否?
(七)山东孔庙自应保存,各省孔庙保存是否因为也是“古迹”?
以上数条疑问,谨以小国民资格提出就正,幸赐教焉。

林语堂。十七,八,三十[1]

附:孔祥熙之“提案”全文为提议事。窃维崇拜先知先觉。为人类心理所同。光大而有道德。亦民族精神所寄。查吾国孔子生当周末。本悲悯人之旨。宏救世觉民之愿。慨然以一身肩道统之大任。其学说实集政治哲学之大成。《大学》之言平治。既合平民政治之真诠。《礼运》之言大同。首标天下为公之正义。是以先总理在日。常口述手写。以诏后人。即外人来华游历者。亦无不梯山航海。以一谒孔林孔庙为荣。甚或有拾其片石寸木。携归陈列。以夸珍贵者。足见孔子之伟大人格。无论中外人士。莫不尊荣而敬礼者。其所遗留之文物。亦莫不钦仰而宝视之。良以孔子占东方文化史上之重心。历时二千余年。于世界人类之心理。已有深刻之印象。故其一物一事之流传。皆足以为矜式。即皆有保护之价值。况揆之世界崇拜伟人重视遗迹之通例。按诸先总理保存固有道德光大民族精神之垂训。保护孔林孔庙均为吾党今日应有之事。迺近有族人自山东来。言曲阜孔林孔庙颇受骚扰。甚至有没收庙产之谣传。当此革新之际。人心浮动。异说纷乘。一班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祥熙以孔氏后裔。许身党国。既不敢徇私而害公。亦未便避嫌而不言。拟请政府颁发明令。严加保护。并交内政部妥议保护办法。颁行全国。以正人心。而息邪说。所有提议保护孔子林庙缘由。是否有当。敬候公决。提议人孔祥熙。
载《语丝》第4卷第38期

【注】
[1]1928年8月30日。

致溥仪君书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我先是要跟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宿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以免满足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不安。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了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是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业的种类问题,据我的意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点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中国人近来大讲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有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是以那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为主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研究东方文化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由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捡煤粒,哪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顾捡煤核,阔人只顾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做“应制”的诗文;实质上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吞咽糟糠,哪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还有能鉴赏茶食的一日。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分,不过所成者是地位,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这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往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奴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1924年)11月30日,周作人。
再者,风便祈将台甫示及,以便称呼。又及。

追记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1]。他随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别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们何必空口同他们讲理呢?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
十二月一日添书。

载《语丝》第4期,1924年

【注】
[1]日语,即“遗憾”之意。

胡适等致章士钊

行严[1]先生伟鉴:
闻先生出长法部,不禁为我国法律庆。意者,前此无灵之法律必将因先生亦神其用欤?惟最近临时执政任命倪道烺为安徽凤阳关监督一事,不幸恰在先生长法部之时,不胜骇怪。查倪道烺[2]为杀死安徽学生姜高琦、周肇基之要犯,叠经被害人家属控告,抗不到案,嗣由江西高等检察厅呈请京师总检厅下令通缉,因倪犯逃匿踪迹,是以迄今未获,今见执政命令倪犯为关监督,可以证明倪犯尚在人间。此种刑事犯与政治犯显然不同,并不能因政变而取消通缉,法理精深如先生当不待烦言而解矣。刑事犯之通缉令既不因政变而消灭,则此次执政命令显然与法律有违。兹为保护人权、维持法律之效力起见,特要求先生一面命总检察厅根据前次通缉令将倪犯捕送江西检察厅归案讯办,一面呈请执政府取消此次任命,则不独皖省教育界私相庆慰,即全国人心亦将因先生之遵守法律而转相快慰也。此事在他人或又轻易看过,在先生则万不可认为细举而忽之。究竟如何办理之处,尚希见示。肃此。专颂
公绥

胡适  高一涵[3] 江暐[4] 王星拱[5] 程振钧[6]

载1924年12月12日《民国日报》
 
【注】
[1]行严,即章士钊,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
[2]倪道烺(1879—1951),字炳文,安徽阜阳人,北洋军阀倪嗣冲之侄。倪案,即倪唆使军警镇压学潮,致姜高琦琦、周肇基重伤致命案。1921年“六二”惨案的发生使倪道烺成为众矢之的,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免去其凤阳关监督一职,并训令江西南昌地方检察厅侦办此案,后又由京师总检察厅行文通缉,但一直没有下文。1924年,倪利用政局变动之机四处活动,又官复原职。胡适等对此十分不满,故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要求政府取消任命,依法严惩。
[3]高一涵(1884—1968),安徽六安人。早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民初留日明治大学。1914年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后与李大钊组织“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曾积极为“新青年”撰稿。1916年与李大钊主场“甲寅”日刊,1918年入北京大学任教。1922年与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参与“好人政府”运动。1927年任武昌中山大学政治系主任,此后还担任过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主任、上海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4]江暐(1880—1941),字彤侯,安徽歙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教育司长,1922、1925年两度出任安徽教育厅长。后任安徽通志馆馆长、省政府委员、省参议会参议长。
[5]王星拱(1887—1945),字抚五,安徽怀宁人。1908年赴英留学,获化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安徽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兼理学院院长等职。
[6]程振钧(1886—1932),字弢甫,安徽婺源人。早年就学于安徽高等学堂,1908年赴英留学。1917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高师。1926年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并兼任省政府秘书长、民政厅厅长。

(待续)

选自周晓方编著《民国名人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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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民国名人书信选》(7·“时政·世事·公函”之二)》 发布于20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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