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致胡适、傅斯年
适之、孟真两兄：
我这回的离校，外面看来，似乎有些“突如其来”，其实不然。枚孙[2]和我两人，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才决定的。学校的致命伤在经费的积欠，教员的灰心。两位也知道好多教员，真是穷得没有饭吃。第一批学生南下的时候，我们两人已议决了把北大放弃不办。枚孙做事是很把细的，我有些粗心，但我能取果断的手段。我们两人商定了的不致大谬。当两位到校长室里来的时候，我已向两位暗示枚孙不会回来了，孟真兄说他也是这样想的，或许孟真兄也有点会意了的。
一个学校要办好，至少要有四五年的计划。第一年的计划，不到三个月就破坏。现在简直今天计划不了明天，还有什么希望呢？
学生的跋扈——背了爱国招牌更利害了——真使人难受。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听群众无理的命令呢！
北平的教育，非统盘筹算，是不易办好的。Badmoneydrivesoutgoodmoney(恶币驱逐良币)，没有钱是没法办。这种学校每月用三十五万来维持，也觉得不大值得。李先生说，譬如养一师兵。我说办学如养土匪兵一样，不如不办。
枚孙和我都决计不回到北大来了。我当校长也当厌了。我十数年来没有休息，现在也应该休息一年半载，才对得自己住。
今日已买到卧票，径赴上海。离平时未向两位告别，罪甚。
一年来承两位继续不断的帮忙，感激得很。这回决然弃去北大，亦请原谅。
我去年12月19日离南京北上，今年不期而然的又同月同日离平，事岂先定！
梦麟22日[3]天津发
载《蒋梦麟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注】
[1]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幼年在私塾读书，后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在北大工作20余年。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主要著作有：《西潮》《孟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主要论文《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改变人生的态度》《和平与教育》《新旧与调和》等。
[2]指周炳琳，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台州人。1912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同年赴美留学。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后入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回国，任教北大经济系。后任大大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1949年后，辞去北大法学院院长，专任经济系教授。民革中央委员，后任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有《周炳琳文集》。
[3]1931年12月22日。
李劼人[1]致王介平[2]（二通）
光祥足下：
国难正亟，北平旅况可安否？不佞今年命运太蹇，“小雅”折本至六七百元，以受人造米之赐，不谓室非高明，亦来鬼瞰。冬月十五日傍晚，小儿远岑，竟为匪人勾结保姆掳去，举室皇急欲死，幸后托有力袍哥多方说合，越二十四日始以六百元赎回，而前后所用之跑路费、谢金、烟酒、伙食之费，又达四百元，咸以高利贷借与，典质而来，至今日穷极矣！而精神痛苦，复不可言。成都社会如此，若不佞所遭，真是家常之至，盖军匪合作，且有政府保障，人民非所听其鱼肉，革命则无所措其卒也！终是以暴易暴，种性如此，不亡何待。远道辗转，或有讹闻，特函告其略，俾知社会败坏至于此，极治哲理，谈国事者稍有所警惕耳！
此颂
安吉！
李劼人再拜
(1932)腊月十二日
光祥君足下：
五月二十八日航空双挂号由聚兴诚汇陈百元，想早已取用？数虽不大，想可暂救眉急。足下境遇太困，鄙意四川军人为孙德操者，人尚不恶。近顷与谈，大有见解。其人倘有所助，尽可假用，将来自有力时，本利奉还，此亦人情有可许也。未审尊意如何？倘能稍稍迁就，不为陈仲子之洁者，愚可就近与言。渠秋间将来平就医，能与就谈一二次，彼此皆好，此非教足下奔走权门也，亦犹释氏之不得不找檀那耳。谋定速来一函。朗华信早见，且引足下之言，谓赞成其转学北平。固知是伪造之语。钟先生游而不学，吾甚为惧之，复函有言“足下既已决心，何必再询于我：。于此可见其来函之意及愚大不谓然之态矣。愚自去冬遭殃以来，更为收敛。“小雅”早已关门，今年是厨子等租去经营，然大失败，端阳节前一日已歇业矣。愚则为生活计，不能不出而教书，四川大学找我教小说，因不悦张重民之卖大学，及一般混帐东西，力拒不受聘，只在各中级学校教零钟点，每周教上二十四小时，精神极疲，而所得每周不过二十余元，勉足支持。下课之后，百事不能作，而成都生活费用之高，较之北平两倍以上，即以麦粉一项而言，此间每八十斤（十六两之秤）售至十一元许，为够家用及付三千七百元债帐之月息计，又非教上二十余小时不可。虽然诚劳矣！而心境甚安，较滥竽成都大学时为乐也。中国事何必说，三十年来无一英杰之士，国民党早已亡于军人，而汪先生始终说党治，不亦大可悲乎！今之执政者，何一非在历史圈内打磨旋？愚谓欲打破此圈，非亡国不可，而为中国留一线复生之机，亦非一度亡国不可。此话言之甚长，俟后得便再说。然不佞却非促成亡国者，且亦不配，而身体力行之者，乃当国之国民党也。日来许多课已结束，稍稍得暇，故能接得五月廿一日信后，即可作复。前函言搬家事。恐又不成。嗣后来信，仍交指挥街为妥。钟先生倘到北平，望力劝其踏实读书，名士心情，不宜久放，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会有其时，然今日正须伏案作准备耳！
此颂
学祺！
李劼人再拜
(1932)6月9日之夜
【注】
[1]李劼人（1891-1962），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北黄陂，原名李家祥，常用笔名劼人、老懒、懒心、吐鲁、云云、抄公、菱乐等。中国现代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中学时代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擅长讲述故事。1912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23岁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建国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文联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发表各种著译作品几百万字。
[2]王介平(1907—1985)，字光祥，笔名丐萍，四川泸县人。时就读川南师范学校，因向《新川报》副刊投稿，与李劼人有通信联系。后经李劼人担保，考入国立成都大学，1949年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
李劼人致舒新城[1]
新城兄鉴：
弟已决于六月三十日起身，因军务旁干，成渝间汽车全被征发，只好乘民生公司汽船行五日到嘉定。且看成嘉间有无汽车，若仍无有，只好坐滑竿上省。大约至迟月底便可抵家。惟是搁事之后，即便精穷，全家生计不能不先事筹措。余资百余元，尚足俭省支持一个半月。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余字。自本月七日起，继续补作，计在走时，可得四万字。决计回家之后，专心为之，期在十日内写出四万字，再以二十日之修饰剪裁抄录，则是在七月底可得一部十万余言之完整小说。此部小说暂名《微澜》，是我计画联络小说集之第一部。背景为成都，时代为光绪庚子年前后，内容系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侵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聊，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以此为弟所作第一部长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兢兢从事。且虽是联络小说，但各自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扎克、佐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但弟不愿付“中华”出版：第一，印刷太费时(动辄两年)。第二，不注意广告。第三，版税太零星。今弟既欲赖此为活，故甚愿凭吾兄运动之力，售得现金。如每千字能售四元以上，则此四百余元，够我五月生活。在此五月中，我又可以续写两部矣。计弟自十五年出任教职、报事以来，于今十载，所入不下三万余金，不但随手而尽，且至今尚欠帐二千。年已到中年，始作卖文为活之计，言之笑人。吾兄如我，或不哂其妄，而返钦其豪？不过剩此一条生路，要亦望友朋帮忙标榜之外，尚须代找买主。海上朋侪不少，望为弟一商。设能赖兄大力，先将买主找得，俾我能安心为之，是又比稿成寄出后，再双（张）悬望眼之为佳也。如何之处，务望在六月初间复我一航函，径寄成都少城斌升街十一号寓所，不必由他人转矣。成都情形，俟到家再告，想来终有一度吃紧也。
专此奉托，并颂
大安！
弟李劼人顿首
(1935)6月14日下午
载《李劼人全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注】
[1]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出版家。时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
李苏翘[1]等原呈
呈为呈请特赦孝女事。窃以为孝女施剑翘[2]为父报仇，判处徒刑七年，义有不能默视者。厥以总理遗教力主忠孝，盖孝为天经地义，义所当为，东山破斧不为过；义不当为，西山采薇有可非。孙传芳[3]前在南京叛党误国，国家之危亡不顾也，敛财殃民，民间之生死不问也，六朝湖山徒作军阀蹂躏之场。我革命军同仇一赋，饮马长江，溅红云之血以洗姑苏之山河，然后龙蟠虎踞变为首善之区，是孙传芳者诚革命军之罪人，岂止施剑翘之仇人哉？孙传芳剥夺膏脂，蜇居天津，逍遥桃源之岁月。施剑翘一介弱女，不动声色，卒雪不共戴天之愤。报纸飞扬，普天称美，非报施剑翘一人之仇，是报四百兆同胞之仇；非快施剑翘乃父之魂，是快革命军烈士之零。严气正性常存于天壤间，可以耀巾帼之辉而维末世之俗矣。为人伦之首记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东汉苏不韦父为校尉李暠挟忿论杀，不韦载丧不瘗，后谋杀暠之首，以祭其父，然后行丧。当时显耀其行，谓其节义不独过子胥，且过子房矣。东汉岂无国法而独疏庇一不韦者，盖怜其志节，能为父报仇，有足嘉耳。杀人自首，律有减刑，施剑翘为乃父杀仇人，即为民国杀罪人，国家提倡道德，崇尚孝风，岂仅以减刑待施剑翘哉？孙传芳背党叛国，罪恶滔天，江东血战，白骨如山，非枭孙传芳逆首之头不足慰革命军战骨之魄，实国人皆曰可杀之流，即人人得而诛之之类也。故杀一孙传芳，使天下之叛国殃民者胆因而裂；赦一施剑翘，使天下之仁人孝子义因而伸。虽系孝女一身之小，实关国家纲常之在，是以请颁布赦令，恢复施剑翘自由，则叛逆惧而人心正，孝德彰而风俗善矣。谨呈
国民政府主席林
具呈人李苏翘雷仲山何金泉孟云樵钱珪伯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李苏翘（？-1953），云南陆良人，曾留学日本。学养深厚，著有《经书大同学说》。
[2]施剑翘(1905—1979)，原名若兰，原籍安徽桐城。自幼生活在济南，深受其父宠爱，深居闺中。有私塾先生教授学问。其父施从滨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与军阀孙传芳争夺安徽、江苏地盘开战。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击孙传芳。施率军南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施与其合作，但施不理。交战后施被俘，孙不顾不杀战俘之公理，亦不理劝告，残杀施并枭首示众，暴尸三日不准家属收尸，惹红十字会怒。其女施剑翘发誓为父报仇，改名施剑翘。经十年筹划，数经周折，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将孙传芳击毙。消息传出，震惊全国。法庭上，面对孙家属的哭诉和其旧部要求严惩之叫嚷，施剑翘神态自若，详述报仇经过两个小时，听众无不动容。法庭经十个月的三级审理，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七年。进步舆论对其施以援手。经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救援，在狱中度过11个月之后，1936年施剑翘被特赦。一代侠女，名闻神州。1957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年病逝。此文系诸多为施剑翘声援函电之一。
[3]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直系军阀，曾统辖东南五省。1935年11月被施剑翘刺杀。
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领事权世恩致驻苏大使馆函[1]
大使钧座：敬密陈者。查中苏复交业经二载有余，通商条约尚未订定。在我政府应付环境、统筹全局、权衡重轻，自必有审慎周详之计划，世恩愚昧，更何敢妄赞一词。惟查苏联政治组织与资本国家迥不相侔，举凡贸易机关皆归国营，即生产发达之国家与之竞争尚觉非其对手，况我为生产落后之国，更无论矣。愚意日后与彼订立商约时若不订定特别条款，势必仅成片面之通商，则我有形无形之损失将不可估计。窃以为将来中苏订定商约，对于苏联输入中国之货物均须开单呈由中国核准后方能进口推销，则我可以按照市场需要成分以为准驳之标准，则其倾销政策或可稍戢。我国一面设立专为对俄贸易机关以司其事，此外并与苏联国外贸易部约定每年须购中国国产若干万元，否则不准其继续输入货物以为抵制，庶免两国通商而一方仅获其利也。冒昧直陈，伏乞垂察。肃此。袛请
钧安
权世恩谨肃
(1935)2月26日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1932年12月12日中苏复交后，中苏贸易关系亟待确定政策，中苏双方随即展开关于缔结商约的新一轮谈判。其间，相关机构及人士分别就对苏贸易的有关问题提出意见，进行讨论或接洽。
本·提里特[1]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2]函
尊敬的大使先生：
我用你那天交给我的材料编印成小册子，现寄给你几份。我们现在正将这些小册子寄给全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报社以及那些我们已知的关注贵国人民苦难的人士。我希望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激发他们的抗议。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小册子，请告诉我。
你诚挚的
本·提里特
1938年3月24日
本·提里特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
尊敬的大使先生：
看罢这些展示真实的道德败坏以及那些充满兽性的、令人恐惧的杀戮暴行故事后，我强压内心的伤悲给你写这封信。
如果大众把这个充满暴行、肉欲、掠夺和杀戮的故事铭记在心并发起抗议的话，我会感到欣慰。
把记录心灵痛苦的悲惨事件全部印出来当然最好不过。记录下这些材料的重要人士有种受辱的感觉，他必定认为这些被武装到牙齿的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和刺客、畜生还能够活在世上，这使得日本变成了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低等的、野蛮的以及毫无信仰、毫无道德的国度。
我准备尽可能广泛地将这个事件传播出去，但我本更愿意将它告之全世界，让全世界都来声讨这个可怕的民族的暴行。
从道义上说，中华文明甚至几乎比任何西方文明更古老。我认为全世界在对待集体安全和人类生命上的意识薄弱而感到痛惜。
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工业平衡方面，人们缺乏基本的或系统的意识。随信附有印刷材料。
我将乐于很快就见到你。
你的诚挚的
本·提里特
1938年3月24日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本·提里特(BenTillet)，英国贸易工会主席，英国援华会成员。提里特长期同情并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提里特将反映大屠杀的有关材料汇集成书，寄赠英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及相关媒体，揭发日军暴行。
[2]郭泰祺(1889—1952)，字葆元，湖北武穴人。民国职业外交官。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蔡元培[1]致卢作孚
作孚先生大鉴：
昨奉教并承赐夷文夷经，感谢之至。
现西湖博物馆及昆虫局之介绍函奉上。
承示尊处所组织之化验所拟请中央研究院委一研究员常川驻所主场一切，弟与院中同人商量，佥以此种办法窒碍颇多，未能赞同。弟等意见，尊处可聘一资格稍浅之化学家驻所主持(月薪不至很多，此种人亦可由本院化学研究所介绍)，如有疑难，可随时送本院代为分析，于必不得已时，比可转送外国专门鉴定。如此则事权统一，责任分明，尊处较易办理也。专此奉复。
并祝
台绥！
弟蔡元培敬启
(1930年)6月13日
载《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
[1]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代表作品《蔡元培自述》《中国伦理学史》等。
卢作孚致赵仲舒[1]等
仲舒、子裳[2]兄：
公安队改名称为特务队，办法已与川康团委会商好，明日即可由弟拟具简章寄回峡局呈报。
兹有不能已于言者。前日曾略为子裳言之，峡局有两大病，为一般友人所常常提示而至今仍有遗憾者：
第一，对地方感情太恶，各方面事业均不能与社会联络，人员均不能与社会接洽，常感觉一问题发生，得一解释弥缝之人亦大感困难，此在今后必须留言者。
第二，弟在峡时一切情况较为紧张，离开后即有较为松弛之象。人之生活诚不可过为紧张，然以峡局有运动娱乐各种生活相间之故，则紧张亦无妨。如果一张一弛，颇足令服务青年及旁观者看出破绽，觉有对人勉强之象。
此固属少数人为，然顾究有不良影响。所望吾兄注全力于联络各方，贯彻上述两点。
弟虽常常离峡，然常常萦扰北碚、重庆两头者，非常紧张，几欲以生命殉之矣，但令事有办法，人有办法，万事牺牲非所欲顾。个人所过生活之窘及其问题之多，绝非峡局人员所可尽知者，实望两兄常有以警惕同人。抑尤有进者，一个乡村年耗十万左右之款，以为经营之费，实为太侈之举。苟无特殊成绩足供一般参考，则真有令人自惭无地者矣，更何堪为久远计。弟欲长住峡助诸兄，而终不得闲，一周一行，实无济于事。实望诸兄提起全局人兴趣，相互联络策励，且深谋远虑，及于事业前途则幸甚矣。
敬祝
健康！
弟作孚
十九日[3]
载《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
[1]赵仲舒(1893—1979)，重庆合川人。时为川江航务管理处二等科员、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秘书。
[2]黄子裳(1898—？)，四川合川人。时为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秘书。
[3]1927年1月19日。
卢作孚致熊明甫[1]等
明甫先生，子裳、仲舒、羡陶、绍业兄，成之弟鉴：
染织机所有经纱、纬纱各机皆系准备一百二十部，机头用者必须扩充到一百二十个，机头乃算经济。计引擎去银七百余两，电机去银五千八百余两，染织机去银四千余两，袜机去银四百余两，共去银五千八百余两以上。冒此危险，下此决心，实为峡局根本问题应有妥当解决，应建其基础于生产事业。前此报闻之函，数额尚未达如此之巨，以尚有数事未能完全解决。前则袜机已运，染织机已签字，电机已讲好价银，引擎今日亦可签字，故全部可以算明，大约运到四川连关税、水脚须银七千余两。资本不细矣！流动于棉纱布疋者又须万元以上，正赖吾人艰苦支持。凡吾人事业皆系自置于艰苦卓绝之地，然后解决此艰苦问题，锻炼能力。尤其是在此纷乱莫解之中国，锻炼吾辈青年之能力，必需有此精神。所望共下决心，共持毅力，此又关头度过，峡局即无经费问题矣。
再则机器安置之地，并拟将关庙之正殿前面作为经纱、纬纱等工厂，东偏和尚积米之所安置引擎电机，西偏有天井之前面安置丝光机、轮水机，正殿前面及左右两廊各接出房屋一丈(除开黄葛树所占之地外，所有运动器具完全移开)预备安设织机。并请催促北碚场人士，将米市从速建好，峡局帮助银二百元，但仍须分相当利益。和尚将积米之地移往米市，或更可腾出房屋一部分。如不敷，则请设法租关庙旁边之房屋作为职员住处及办公处，现有职员之办公室完全让作安设织机地点。戏台下面亦然，戏台上面则作为袜机场，两廊上面作为饭厅。织布工人住宿在新营房，白天作工，夜晚读书(必需读书)，星期日受军事训练，仍用军事管理方法，但不是随时随地都需用齐一动作，只在必要时需用。火焰山作为科学院筹备地点或暂借作中学校地。此各地点布置大概，孚不过悬想而已，仍望诸君子斟酌最要紧。米市目前必须准备建筑，庙旁房屋目前必需准备租佃，图书馆或设法移往民众俱乐部，延长正殿及走廊。则但请预备材料，待机器到时即行动工，免与需要不符。医院用具买到千元以上矣(除显微镜外)，大概可谓完备，只差电料用具耳。
向刘甫公商请预支补助费，如感困难，拟请诸君子一度同往面陈，期望甫公亦知峡局有此一群人，而且有此特殊精神，庶几有成功之望也。另有函去，并请北衡言之。
匆祝
健进！
作孚
(1930年)6月18日
载《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
(1)熊明甫(1883—1969)，又名正炜，重庆北碚人。时任峡防局副局长。曾任北碚乡长。
许寿裳与陈仪[1]来往书信一组
公洽老兄主席大鉴：
献岁惟政躬康健诸事吉祥为颂。
老友豫才学术渊深，志行高洁，以鲁迅笔名从事文艺运动，三十年如一日，至死不懈。其所著作，针砭时弊，阐扬文化，贡献独多。国外英德俄日本诸文学大家极为推许，异口同声，此不仅吾越之光荣，实为国家民族之令誉。不幸于去年十月，肺病穷苦以终。吾兄闻之，定为悲悼不已页。现由上海几年委员会发起，议设“纪念文学奖金”基金，一以纪念其文化上之功业，二以发扬其提掖青年之精神。来函嘱弟共襄其事，因念兄对于豫才生平素所关切，渠曩年掌教厦门大学，学子（合羽）然，于闽省亦有关系，特附上捐启五十纸，临时收据两册（第贰拾壹第贰拾贰两册）另包付邮，敬求鼎力提倡，广募资金，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成效之大，可以豫知，不胜盼祷之至。如蒙设法建议中央，由国家給与举行纪念，则风声所树，不但过敏鼓舞欢忻，且必引起国际上之赞仰也，统希卓裁为荷。弟在敝院《新苗》第十一期曾写怀悼豫才文二篇，邮上全份自首册至十二册，以及续出十三期豫才生活一篇，仍当再寄，并希指正。
（此函无落款日期，当写于1937年初）
吾兄勋鉴：
接奉一月十一日手书并捐启收据,就审起居安善为慰。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弟建议中央尚在考虑,容当相机进行,资金已开始征募,俟有成数,再行奉告。
承寄5新苗6刊物自第一集至第十三集,查其间缺少七八两册,不审何故,仍希费神补寄为荷,再福建省政府内设有图书馆,嗣后如蒙源源惠赐,尤所欢迎也。专此奉复,祗颂大安
弟陈仪谨启2月5日（1937）
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3期
【注】
[1]陈仪(1883—1950)，字公侠，后改公洽，自号退素，浙江绍兴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曾任福建省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职。
刘海粟[1]致王世杰
雪艇[2]部长勋鉴：
违教匆匆两月，至念贤劳。美专本学期开学以来，实行军事管理，学风肃穆，纪律严明，一洗浮华之习，而各系教授亦均能实事求是，认真教导学子研究，兴味尤见浓厚。粟每逢讲演，必将蒋院长及我公所训示者数数申述，群情无不感动。美专创立二十五年，造就人才遍及全国，即以各省市之艺术教员而言，亦多出于美专，其他毋论。惟自开办迄今从未受过政府补助，近年以来，国内经济紧迫，私人捐款为难，再加弟以两次渡欧，为国播扬艺学，校务不无废弛，因之损失尤多，每年经常费至少需填补一万九千余元，致目下负债十余万金。粟去年归国后已将各项欠息系数偿清，艰苦撑持，解除挣扎，系已精神体力以交瘁。回溯粟二十五年奋励自力，期欲对于国家民族尽其个人所应尽之天职，顾迩来时势日非，环境日迫，此种大规模之学校决非个人力量所能擎柱，非政府维持势必崩溃。窃思我公以名学者而掌文衡，深知此中情形，南开、厦门二大学均由我公设法维持，始得安然。过去美专同为吾国有历史有供[贡]献之学校，今者穷困已达极然，全校师生鉴于同等学校享受国库年有十二万元的待遇，而且腐败到极点，所以均觉得愤懑不平。去年屡屡晋京面陈，蒙公徐予维持，并明示先在二十四度文化预备费项下支拨，足见吾公爱护美专之深，所寄与美专之大。将来美专之能否继续，惟有希望政府出而担当而已，尚希我公毅然主持。临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专此。敬上
公安
刘海粟敬上
(1936年)3月25日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1]刘海粟（1896-1994），名槃，字季芳，号海翁。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凤阳。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历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欧洲棕榈金奖”。刘海粟主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因经济窘迫难以维持，向教育部申请补助，经呈准行政院拨助该校三千元。
[2]雪艇，即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竺可桢复西藏拉萨徐近之函
由印度加尔各塔转去。廿四年三月四日
近之[1]同学足下：
去岁中秋日由加尔各塔转来一札，及十一月十日由张晓峰先生转来手书，均于旬日前收到。中秋一札反后到数日，可知由印度转辗传递之濡滞也。尊函所云有纪录两册，但桢只接到一册，惟自记纸则均照收无误。按之纪录日期则并无残缺，未识其余一册系何种纪录也。天气电报自三月二日起已按日接到，惟常迟延一二日，则以路途遥远不可避免耳。扎什伦布、昌都、巴安等添设测候所事已与乙藜先生商榷，由气象研究所方面供给仪器、人员，而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旅费及月薪。预期派两人观测两年，约需万元之数，乙藜先生谓国防目前无此预算，气象研究所更无余力，故只可作罢论。闻乙藜先生云添购仪[器之赀]业已寄奉，未识有收到否。至于每月一周之气压、温度、湿度自记仪，气象研究所可向国外购置，但周期愈长，则仪器亦难精密耳。拉萨观测，上午电报想系东经九十度标准时六点，下午电报想系二点。嗣后下午电报希用中午十二点，则与东经百二十度之下午二点方为一律，上午时间可以不必提早矣。各种纪录均须存底，以免遗失后可以存查。长江下游去夏酷热，而今冬亦特别温和，往年三月二十号左右杨柳始绿，而今年则三月一二号即绿，目前已大有春意矣。即山东泰山、甘肃肃州，冬季亦极温和，未识拉萨如何？桢查足下寄来纪录，拉萨早晨常有东南风，而午后则多西南风，未识拉萨四周地形如何，是否附近东面有高峻山岭？拉萨下雨时之风向及气压变动如何，亦希注意。如附近山巅在雪线以上，则望设法测量其雪线之高下。在拉萨参议之行署地点是否空旷，于测候工作是否相宜？又毛发湿度计错误甚大，必须时时加以校正也。自记纸张如所中有现存者，不日即可寄出，由加尔各塔转来，但恐非两月可以抵达。王君出发时带有两年之自记纸，想不致一时用罄也。余不一一。
专此，即颂
康健
友生竺可桢顿
(1935)3月4日
王廷璋君处均此
载《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注】
[1]徐近之，时为气象研究所派往拉萨的测候人员。
谭金洪[1]致鲁迅
鲁迅先生：
在你看这封信的时候，请先宽恕我，因为我和先生并未相识，不过尝在先生有关系的刊物里投了次稿，而我倒认起真来；如今，收集了几篇小说，寄到先生处——先生不奇怪吗？还请求先生之争——似乎有些冒昧，虽然我多少有点虔诚，但不能不先向先生告罪的。
我寄来的小说，共七篇：里面一篇《禁果》，尝在《大众文艺》一卷第六期刊过的。这些作品是我三年以来，苦心修学涂抹出来的；对于它们，在写完以后，也有过醉心于文艺愉快，然而时刻撩起我的苦笑，唉！那是忧郁的，黑暗的，悲痛得几乎绝望。先生，在我自己，那涂抹出这样东西的人，也是这样忧郁的，而且还有惨淡的过去呢：
我幼小的时候，父亲还算有钱，不行，他生出我希望长进的心理，于是我便于离开家庭，到广州培正学校做寄宿生读书了。和父亲别离三年，他却死了；我在父亲死了两年以后，又失学了。这些，在《小羊》和《父与子》里面，已经说过，所以在这里不想对先生多说。失学以后？我不能回暹罗了：现在想起来，过去的三年间，我也曾入过工厂做机器学徒，找寻报馆的校对；如今，又闹着失业的苦况。先生，有谁不感觉失学的痛苦呢，有谁不栉沐过社会的风雨而自顾不觉已是憔悴不堪呢？唉！倘若我没有入过七八年（我在暹京读过两年专家馆）学，就好过了。
然而，虽则这么说，到你认识几个字时，就不能禁止你看书了。所以，在这种交错的情况，我终于自修到了现在；而我偏苦于习作时难于忘记那种人生，因而又在我涂抹的小说里，不自觉的反映出来。
至于，我的小说，自己看来，也有点幼稚的，很常觉到“只这一点”，就不免苦笑了；好在，我看过先生的话：“助威现在都不过二十岁左右，从今天起便努力继续地做，若到六十岁，有四十年这么长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有价值的结果的，若希望二年后便有成绩，这是很难的，结果必然会失望，但我们在短期内，虽没有好成绩，我们不要失望，我们只管做下去，我在广东一天，我有心可以帮忙诸位来研究与创作。”我多么感激先生对于青年的勉励，我还得继续努力呢。
但是，我以前涂抹过的幼稚作品，现在寄到先生处来了，敢请先生看看，指正多少错误；倘若以为还可以出版的话，得到先生介绍给北新书局——板税多少，由先生从权说说，将来和书局少几番接洽——那更感激不尽了。
请问先生和达夫先生与及一般文艺的朋友
近安
谭金洪敬上
（1930年）十月十六号
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注】
[1]谭金洪，泰国华侨。生卒年月不详。
周乐山致《给青年的信》读者
青年诸君：
我这本《给青年的信》是写完了。我现在在诸君之面前作一个公开状罢。
我是三十岁的中年人了，已有了四个孩子，回顾以往的青年时代，不禁热泪潸下。
在过去的青年时代，整个的在苦闷之中，无时不在挣扎着想跳出那个苦闷的圈子；但是，青年时代是过去了，已走上了中年的道路，我仍然是在苦闷中生活着。我，或许是现代青年的一面镜子罢？
我六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我父亲在生时是一个官吏，他很廉洁，又好客，所以没有一点遗产留给我。我没有姊妹，更无兄弟，专靠伯父的接济，由我的母亲将我扶养成人。
在这种孤苦伶仃的寂寞生活中，度过了我的童年。
从小学毕业之后，接着考入K地的第二中学校，那年，就发生了空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从那时候起，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动摇，将以前的“十年窗下”的专一读死书的观念打破了，而胸中的苦闷亦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忙着作学生运动，一方面又觉得读书的时间被占去不少。专一去读书呢？还是丢开书本去作学生运动呢？因为，我不愿将我在学校中最优等成绩的地位牺牲。——这种苦闷继续了两年之久。
到中学第三学年时，我又浸入新文艺之中，学生运动不谈了，因为那时候的政治已由腐化而入恶化，将蓬勃的学生运动，生生地压了下去，使其成为死寂的状态，较有思想的青年，都颓唐着，向新文艺的道路上走，我也是一个。在这个时期中，我的人生观是灰色的，转自杀的念头不止三四次，一切都觉得失望，悲哀，如果不是为的母亲之故，或许已不在人间。
在中学毕业之后那年，依了母亲的意思结了婚；而我的生活亦因此而大大的转变，家庭经济的窘迫，使我不得不顾虑将来的出路，以解决一家人的生活。
我于是考入了上海的F大学商科，在F大学的一年之中，我的苦闷又加深了一层，觉得目前所谓商科学生的出路，不过以做洋行买办为最好的出路，而在国内的银行商店服务，所得的酬报，并解决不了生活问题。
我常常自鄙，一个人的责任，就只为了解决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生活么。
我相信人为政治的动物，只有政治可解决中国目前一切的困难，于是毅然转入吴淞海边的一个政治大学，在那儿埋头读了两年的书，在那儿得着一点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满望有所成就，不意为了我兼做新闻记者与党的活动之故，遭学校当局的忌，到第三年的春间，勒令我退学，于是转入C大学毕业。
在C大学毕业之后那一年，国内起了大革命，那时候我立志将我整个的力量投入革命之中，在长江上下游辗转奔走了一年多，而乌云阵阵的集来，我乃黯然退出了。
我眼睁睁地看见许多伙伴的尸体，日就腐烂；我虽未死，而胸中的怒火，亦烧得我的魂灵成了灰烬！
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教书。自退出革命漩涡之后，在各地的中学或大学专门教书，一方面，生活鞭策着我，不得不如此；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那能教人？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的没有尽职。
前一种缺憾，是可以用多读书的方法来填补的；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多读书。为了我的责任，为了我的生活，不得不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那有多时间去读书呢？
我苦闷，我十分的苦闷！
我在这本书里，诚恳地，坦白地，和青年诸君畅通了许多关于诸君的切身问题和读书的方法，处处都是由青年的立场说话。或者有招忌处；然为求忠实起见，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经过了十个月之久，因为时写时辍；时写时辍之故，并非为的事忙，每次提起笔来作稿时，常神驰于诸君之左右，而不敢妄谈；同时脑中映照着我自己过去的青年时代的影子，那悲愁的影子，也常使我黯然而停笔的。
我切盼诸君来信讨论关于本书所论及的问题，当于收到来信后一星期内答复。
来信寄上海七浦路北新书局转交。
别了，我敬爱的青年诸君！千万珍重！
周乐山。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脱稿的一天。
载1932年4月《给青年的信》，北新书局
祝枕江致张东蓀
东荪先生：
森户事件现在还没有解决，据说下礼拜当可判决。这样区区的事情，在他们鼠目中以为闹起滔天大祸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在欧美各国，那一家书铺中不是公然贩卖的；而在日本，除了《互助论革命之巷》的译本外，就是丸善里也没有卖。从前有克氏的《面包征服》出世过的，被禁以后，听说去年三月中有一位西京人拿来重印的时候，给警察知道了，书都没收去了。人至今还在监狱呢！这回森户的事，可算是第二次了。然而政府多加一次压力，克氏的名就多使人家知道一回。近来日本研究克氏的人，要比研究马克思的人来的多了！
原来思想的进化是积极的，不畏强权压制的。譬如河流，如去阻止他的进行，那就要决了。所以只有因势利导，使他入海，才是好法子。从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究竟烧尽了书，杀尽了人么？沙中偶语则斩，究竟把骂他的都斩尽了么？总之，不论那一个人，都要想到自由正义的路上走的；主张自由正义的人，就可以受到世界社会的欢迎。自由正义是王道，大家都衷心诚服的，难道可以用霸道来尅他么？从前日本苏峰视往访托尔斯泰，托氏问他信爱的心什么？他说，我是尊儒的人，孔孟的书，最喜读的，我是爱国的人，并不是想教日本侵略人家的，只要有了兵刀，可以保护自己，使天下得平，就是了。托氏就说，穷兵黩武，究竟有什么用呢？你不是读过《孟子》的么？《孟子》上说，国家能行王道，能施仁政，耕者耕于王之野，商贾出于王之途，这不是儒家的教训，天下的至理么？苏峰当时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了。这不是一个的确的比配么？
森户氏的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研究，都从克氏各书上摘集起来作成的。这书早已禁止发售了！前天经朋友处借来看过一遍，就想拿来译出来。
祝枕江上。一九二〇，二，二〇。
载1928年3月《名人白话尺牍》，上海文明书局
风沙寄语——故乡通讯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当我读了你对于梅雨兼旬的烦躁的诉述后，我深深地唤起了黄霉天的不快的印象。然而北国的人们却能侥幸地逃避这一串沉重的潮闷的日子。这一月来，正和我刚来的一月相反，故都简直没有下过雨，一向在南方生活惯了的，不免少见多怪，以为这是亢旱的灾象，可是此地的朋友们却告诉我，黄霉天在北方是不存在的，一月不下雨更不是什么罕见的奇迹。当上海正苦于阴晴不定，冷暖乍变的时候，故都却早就交进了溽暑的季节。白天骄阳当头，人们都关锁在屋子里，尤其像我这种”闲人”，更不会冒了炎暑去作不必要的奔跑，于是午睡成了强迫的功课，整个下午总是在藤榻上悄悄地溜走的。到了五六点钟，起来洗一个澡，雇一辆车，到北海或中央公园的树荫下去泡一壶茶，吃一些点心，坐上这么两个钟头，然后又回来吃晚饭。晚上，大家移坐在庭院里，天南地北地随意扯说，不到子夜总不肯归寝。我今年的夏天就是在这样平凡而宁静的状态下混过去的。
我现在要向你描写一番中央公园的泡茶的情景。中央公园的特点是柏树，每天傍晚的时候，游客便蜂涌地走向中央公园，在柏树下所敷设的茶座里占据一个位置，沏一壶香片，享受一个闲适的黄昏。上海的顾家宅公园也可以泡茶，也可以吃点心，不过情调似乎没有这里来得冲淡和隽永。这该是由于顾家宅公园里的树木大半是粗壮的法国梧桐，而中央公园里的则为古拙的柏树之故。同时，顾家宅公园里的点心总是什么土司或三明治，而中央公园里所吃到的却是肉末烧饼或芸豆卷之类的道地的中国点心，这虽不见得包含什么如知堂老人所希冀的历史的精炼或颓废的意味，总比纯粹洋式的点心来得蕴藉一些罢？点心的精神似乎以不使人厌饱为贵，质言之，消闲的意义比充饥的价值来得重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的”茶食”是值得赞美的。拿芸豆卷或豌豆黄来说，放在嘴里，似乎根本不需要加以咀嚼，它们的作用只在给予人们的舌尖以一种细腻和柔软的触觉，却不在于填塞人们的胃肠。当然在大部分人们连饭也吃不饱的目前，l还要讲求这些饮食的奢侈的副作用，这是多么自私和无聊的举动，让我再也不要多噜囌罢。
在中央公园泡茶，自会有几个夹着一大包书籍和刊物的小贩在你的桌子上安放几份当天的报纸或杂志，以供你的浏览。对于每天去惯的客人，他们也记忆着每人的习性，选择你所欢喜看的读物，殷勤地捧献给你。看完了他们就来收去，接受两毛或三毛钱的租费。对于从上海来的客人，他们老是不会忘记在他的桌子上置放一份上海的报纸，让他披读一些南中的消息。这些小贩全都穿了青竹布的长衫，剃了光头，他们的态度非常恭顺，对于客人付给他们的租费，从不计较多少，永远是那种含着感激的眼光。其中有一个叫做老刘的，诚实谨厚，尤其给我较深的印象。我仿佛感觉在他手里租阅读物，我们所保持的不仅仅是买卖的关系，却另有一番深厚的友情。每次他递给我一份最近出版的上海的报纸，并且说：”x先生，这是今天早上才寄到的”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他已经体会到我这个远客的思乡的情绪的殷切，而特意向我输送着一腔关怀的同情似的。
有月亮的晚上，到北海去划船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近来北海和中南海的荷花正在陆续开放，我们常常将小艇划进荷塘里去，饱吸着清远的荷香。再隔一个月，也许可以尝到新鲜的莲羹了。有一天清晨，我和S君在北海的五龙亭里吃茶，突然来了七八个姑娘，全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她们大概是特意到北海来划船的。其中有一位似乎不敢尝试，因为她说她的母亲从来不允许她这这种冒险的举动。这时其余的同学便怂恿她下船，说是只要回家去不告诉她母亲得了。可是她执意不肯，她说她从来不会瞒过她的妈妈。五龙亭是装着电话的，于是她的同学建议她打一个电话回去，征求她母亲的同意。她接受了这个提议。可是那位老太太大概也相当固执，我从这位姑娘的听电话的神情里测知对方焦灼和疼爱是到了怎样混乱的境地。最后这位小姐干脆地说，”妈，你放心吧，我不划船就是啦。”说罢她就将电话毅然搁断，她的两片薄薄的嘴唇勾勒出一个懊丧的表情。站在一旁的同学们个个露出爱莫能助的神气。于是她们只得撇下她一人在亭子里喝茶，纷纷跳到租就的三只小艇里，向着对岸奋力划去了。她们和她约好，隔半个小时仍旧划回原处，伴同着回家。当一大片天真活泼的笑声被载着远去的时候，我默察留在岸上的这位姑娘的失望的神情，非常替她难受。我看她一手支着头，一手蘸了茶杯里的水在桌面上涂写，显得十分无聊，而远远从水面上飘来的笑骂声又不时侵袭着她的心灵。我和S君相顾赞叹，觉得少女们真是上帝的精致的杰作，适才的一幕就洋溢着一团无比的芬芳。我们正在讨论，却发现邻座的那位姑娘已经失踪了，桌面上还遗留着尚未干透的她的手迹。后来我们坐着渡船到对岸去的时候，在湖面上遇到了那一伙少女，连刚才决定不划船的一位姑娘也在内，原来她实在敌不住那一股诱惑，已经自动地背弃了对于她母亲的诺言了。她划得非常兴奋，正在和她的同学比赛速率。她的整个身心都浸淫在这趣味浓厚的运动里面，好像完全没有刚才在岸上打电话回去征求同意的那一会事发生过似的。我和S君又不禁相互交换着欢喜赞叹的眼光。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对于那天早晨所遇见的情景的深刻的印象。我默默地为那些姑娘们祝福，尤其是那个熬不住去划船的姑娘，我祝福她那一份可贵的纯金似的无邪。
上次写给你的信里，曾提起小黑姑娘来，这一个月，我陆续又去听过她几次大鼓。她的嗓子非常干涩，听了不能使人们引起一阵对于大鼓书所期待的嘹亮爽脆的快感。某次我去看她，和她谈起这一点，然而她却不承认自己的书艺的退步。她认为十年前红极一时的当儿，人们都不过来瞻仰她的美艳，至于台上的玩艺，她以为那时还嫌太嫩，惟有现在才臻于”火候到家”的地步。这实在是她的违心之论，因为我虽不敢自诩为十分内行，但辨别工拙的一点自信却是有的，就小黑姑娘目前那一种声嘶力竭的神态来说，实远不如当年的大气旁礴了。可是我却又非常同情她的不承认自己退步的那一股豪气。她年来处境的拂逆，可说到了极点，就一般女子的熬受的能耐来说，我觉得小黑到了今天还能保留若干英锐的锋芒，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我又这样假定：如果小黑姑娘连这仅有的一点豪迈之气也没有，那她也许早已自杀了。除了不服艺事退步外，她同时也不服老。她坦白地告诉我，她至今看见街道上走着的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仍有些妒愤，不论她今年已经三十六岁，而且又被生活磨折得这样憔悴，她却觉得自己的容仪，仍没有向任何人投诚服输的地方。这是何等英勇而可爱的吐属！她又说，她从前常常化了整半天的时间刻意装饰自己，目的不是跑出去向人们矜炫，却只是供给她自己的赞美和鉴赏。我记得左拉描写娜娜的崇爱自己的心理，也曾说她脱光了衣服站在穿衣镜前，再三赞叹她自己的丰满而苗条的肉体。你现在听了我对于小黑姑娘的描写，如果再看到她的本人，一定要惊诧于她的大言不惭的程度，因为她目前的消瘦和憔悴简直超越了人们所能设想的界限。然而这却是事实：她拥有一个一个濒于毁灭的躯壳，但在这里面却安放着一颗毫不自惭形秽的白热的心。不幸的是她仅有的一点豪气不能作为一个永远不会干涸的井泉，也不能作为她的生活的资源，由于嗜好的困人以及疾病的侵袭，我们终于看出摆在她面前的是一条死亡的路。请你设想在这所古老的城市的一角，黝暗的灯光笼罩着零零落落的几十个听众，台上弹三弦的老头儿凝神致志于他的奏弄，而小黑姑娘则嘶哑地模拟着演义里的英雄和美人的口吻。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偶然唱到得意的地方，露出一丝自傲的笑意，在这丝笑意里，闪烁着她的若干逝去的风华。这一切都充满着绝望和感伤的情味，听众都好像把自己配置在一架堆满着尘埃的镜框里，而成为画面上的凝固的一员了。
离S君家不远，有一所近代科学图书馆，是故都比较著名的公开图书馆之一。前天我跑去参观，借书的手续非常简易，任何人都有入内阅览的权利，没有入会或缴纳保证金之类的限制。这图书馆是自建的西式的房屋，四面环绕着空地，从阅览室的每一窗格望出去，都是碧绿的树叶。阅览室内，几十个青年埋首于参考和摘记的工作，静悄悄地，只有铅笔和白纸摩擦而起的沙沙的声音。但窗外的知了却叫得非常热闹，似乎故意想打破阅览室里的岑寂的空气似的。有几个青年带着粗粝而简易的食品，像窝窝头之类，准备在这里消磨一整天的光阴。由此看出读书或做学问的环境，故都似乎比上海优越些。这几年来，出版界已经成了一邱废墟，别说是新书绝迹，连商务中华等几家大书坊以前所出版的书籍也轻易购买不到，即或有出售，但书价的昂贵又非一般人所堪胜任，于是图书馆成了最迫切的需要。可是，在偌大的上海，要觅取一个适应大众需要的优良的图书馆，几乎就没有，这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
话题竟然转到严肃的方面来了，赶快撇开。今天牺牲了一个下午的睡眠跟你写信，然而我毕竟又能告诉你一些什么？这六年来，足迹不会跨越上海的租界一步，如果说为了改换环境，那我所应该去的地方也绝对不是一所古城。然而我终于来到了北国，并且在这里度着闲适的享受的日子。我不愿把自己比拟得太过分，说是什么国家或社会的罪人，但无论如何，”逃卒”的名分却是不容推避的。朋友，从一个”逃卒”的笔下，你又怎能希冀产生出有灵魂，有血肉的东西来呢？
季黄
载《万象》汇刊第27册(8月号)，《民国期刊汇编》第一辑，广陵书社
（全文完）
选自周晓方编著《民国名人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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