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期：幼年暨读书时期[1]（六岁至二十七岁）[2]
这段时期我在家塾读书，母亲督导课业非常严格。虽然我天资愚钝、身体孱弱，理解和领悟能力较差，但记忆力很强，到晚年仍能背诵四书五经、唐诗和古文。
父亲性情极为慈爱，教导时循循善诱，常引古证今，使我的知识眼界大为开阔。他还讲授程朱理学，让我懂得了重视气节、爱惜名誉的道理。父亲为人豪迈率直，且具有知人之明，他告诉我：长大后立身处世，最重要的就是态度。交往必须选择对象，即便是游戏娱乐甚至赌博嫖妓，他并不禁止，但要求凡事公开，绝不许说谎。与何人交往，必须如实相告——这些教诲令我终生叹服。
第二时期：从政时期（自二十八岁起至政府南迁止）
历任以下职务：
· 奉天将军府内文案
· 湖北督辕内文案
· 直隶自治局提调
· 津浦铁路驻济副提调
· 财政部佥事
· 财政部公估局局长
· 直鲁豫京兆四省官硝厂厂长
· 盐务署总务处处长
· 盐务署参事
· 财政部总务厅厅长
· 陆军中将衔陆军少将
· 津浦铁路局局长
其间亲历的重大事件包括：革命战争、山东独立、共和宣布、复辟战争、直皖战争、日俄战争、青岛日德战争战役、南北战争等。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我也将附记于后，权当野史供后人参考。
第三时期：退休时期（五十岁至七十岁）
这二十年间虽未直接参与政治事务，但仍有些临时性工作值得记录，在此也简要留存。
第一时期 幼年暨读书时期【1】（六岁至二十七岁）[2]
我于清朝光绪六年（庚辰年）正月初二丑时，在山东单县官邸出生。我们家原籍是浙江杭州。当时我的祖父筠舫公担任单县县令。祖父名讳世俊，字筠舫。太平天国动乱时，他带着家人到山东候补知县，历任商河、单县、滕县等县的县令。祖母姓孙，她和祖父在三天内先后在滕县官邸去世。我出生刚满月，祖父就调任到滕县。
（我的母亲姓袁，是外祖父穆庵公的长女，江苏华亭县人。她性情勤劳、节俭、孝顺、慈爱。她先是生了大姐铭延，比我大五岁，后来嫁给了杭州的叶景葵（字揆初）。二姐颜如，比我大两岁，后来嫁给了湖南的王传经（字蕉庐）。我排行第三。因为祖母极其盼望有个孙子，我出生时，就找了一位干娘刘氏，给我取名叫“喜临”。我的父亲名钟琪，字养田，晚年别署蜕庐。他给我取名祥曜，字旭初。后来因为觉得“喜临”这个名字太俗气，又给我改了个别字叫“熙龄”，所以我晚年就用“熙龄”这个名字。）
因为当时要整理行装准备赴任滕县，我的母乳喂养中断了。家里从外县雇了奶妈，她营养不良，奶水不足，就私自用生水喂我，导致我生病，几乎夭折。所以我幼年时常患咳嗽和腹痛，多次病危。
光绪十一年（乙酉年，1885年），六岁
祖父母去世，父亲丁忧。移居济宁学门口。聘请老师教我读书。但我身体虚弱，读书时断时续。父亲担心我难以养大成人，就让我学习拳术，身体才逐渐强壮起来。塾师陈抚臣先生喜欢下围棋，我开始学习下棋，并且非常喜爱。到光绪十五年（己丑年，1889年）我十岁时，就有了善于下棋的名声。母亲认为下棋妨碍读书，多次禁止我。
光绪十七年（辛卯年，1891年），十二岁
移居济南，住高都司巷。聘请名师教授古文和历史，我的知识这才豁然开朗。我喜欢评论古代人物。襄平的世伯赵小鲁先生（名尔萃，与我父亲是发小，情同手足，我寄认在他膝下，称他为寄父）让我写一篇《伍员论》，他大为赞赏，批语是“老史断狱，铁案如山”。但我不喜欢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
光绪十八年（壬辰年，1892年），十三岁
先父任寿张县县令。寿张属曹州府管辖，是盗贼最多的地方，俗话说的“梁山泊”就在该县。先父一向有胆识谋略，在一次出巡途中，遇到五名大盗，他当即命令亲随仆人王福元前去抓捕，全部抓获。因此得到“善于捕盗”的名声，获得营务处的职衔，对县里的驻兵有调遣权。他又多用眼线，收用以前的盗贼，使得盗贼不敢留在境内，被人们称颂为“道不拾遗”。我因此了解了乡间和盗贼的情况。原来盗贼也重义气，讲信用，这样才能成为头领。
光绪十九年（癸巳年，1893年），十四岁
先父任招远县县令。招远县靠近东海，路途遥远且偏僻，政务简单，刑罚清明。家眷没能一同前往，只有我一个人随侍在先父身边。他在公务闲暇时，以教导儿子、考核士子作为消遣，收了学生几十人。他又与黄县的名儒丁咸亭先生通信，讲习研究程朱理学，命我对丁先生行弟子礼。他还抄写、选录《古文辞类纂》两大部（共计十六册），刊印《颜氏学记》，又汇集抄录各家《诗经》注疏，亲自为我讲解。每天晚上九点上床后，还评论历史，告诉我人物的优劣，治理的好坏以及当时的形势，并与近现代情况比较。常常谈到一小时才睡觉。因此我的见闻大增，懂得了爱国、激励士气、重视气节、崇尚廉洁谦让，都是得益于这个时期。
光绪二十年（甲午年，1894年），十五岁
先父调任沂州府兰山县县令。适逢中日甲午战争，朝廷调军北征，路经本县。兵站运输，急如星火，征调扰民，贻害百姓。先父于是将宁阳祖产田地若干顷，卖给张怀芝，得到的款项购买了数百辆手推车，雇佣民夫推运。不够时，仍然雇用大车，不准丝毫征用百姓物资。一时间人民爱戴颂扬，连邻县也依赖他的援助。但家产也因此消耗殆尽。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年，1896年），十七岁
先父调任清平县县令。他开辟县署东院作为书房，后院种植了很多花果。在厅前自题一副对联：“花落庭闲，半日静座；月明帘卷，方夜读书。”他的风雅潇洒可见一斑。恰逢邻县夏津县的县令是赵筱鲁世丈，于是先父命我到夏津去学习。赵世丈幕僚中很多人擅长围棋，正合我的爱好，使我的棋艺得以稍有进步。这时，临清州有一个大盗名叫卢池，已经接受了州官的招安，但他的党羽仍然进行抢掠，州官无法治理。山东巡抚命令州官逮捕他，州官也不敢行动。于是巡抚秘密下令让先父代办此事。先父借事由将卢池等人诱骗到县署，来了共五人，都带着快枪。于是分别在他们花厅和马号设宴款待。饮酒到半醉时，进行捕捉。其中有一个叫“羢毛鸡”的盗匪最强悍，抵抗时开枪，战斗颇为激烈。仗着队长王福元精于武术，有胆有识，最终全部擒获。禀报山东巡抚后，将盗匪全部斩首。捕捉盗匪时，我站在墙角亲眼看见，至今历历在目。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1897年），十八岁
与萧家联姻。（我的岳父是萧绍庭先生，名讳应椿，云南昆明人。他性情谨慎有节操，学问渊博，收藏历代书画非常丰富。生平不纳妾，夫人姓董，貌美性善，书法很好，还擅长诗词。赵筱鲁世丈对他推崇备至，曾将他写给赵寄母的信，裱成册页珍存。但岳母体弱多病，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名莹。长女嫁给陕西的黄兰生（名沂），三女嫁给建德的周叔弢（名暹），都因为生育而早逝。次女嫁给了我，名叫国英，号逸群，原字仲莲。她侍奉公婆极其孝顺，最受怜爱。她喜好读书，精通算术，创办了山东女子学堂、青岛方济格女学堂。生了儿子艾——因为是先父四十岁时所生，所以取名“艾”，十岁时却因瘟疫夭折；女儿筱棠，嫁给绍兴的马骥良。夫人因有疾病不能再生育，于是我纳了侧室唐氏，生了六个子女。夫人不但没有嫉妒之意，而且遇事还谦让她。即使我和侧室有时争吵，夫人也劝我该为子女着想。她对待庶出的各个子女爱护超过自己所生，所以子女们大多亲近依赖她。三女采出嫁时，我正好处于困境，嫁妆多依赖夫人资助，足以证明她的贤能和识大体。）
结婚时，表弟沈孟久（名恒祺）陪同岳母来送亲。结婚三天后，先父调任单县县令。于是我带着家眷到夏津度蜜月，之后一起前往单县。算起来，我出生满月离开单县，结婚满月回到单县，也是一种奇特的缘分。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十九岁
先父调任济南历城县县令。历城是山东省的首县，素以政务繁重、难以治理著称。这时先父已怀有归隐之意，所以自撰一副对联挂在二堂：“州县已难为，况当此事杂言庞，更惭领袖；湖山如此好，可容我抗尘走俗，少阔胸襟。”
我的胞弟朱晟，字稷生，生于济宁的舅舅家，是庶母邹氏所出。这是因为先父从单县离任，路过济宁，留在袁舅氏寓所时出生的。
这时正值戊戌政变，士大夫都知道守旧不能救国，于是变法图强，废除了八股文的束缚，改考策论，锐意维新。我喜好古文，就在县署里设立了一个“泽古文社”，自己准备奖品，每星期召集志同道合的人讨论文章，请知名人士如李石可、李明浦、吴友石等人评定甲乙等次。当时有廖元煌、姚漱六、邹允中、罗煜甫、顾曜、赵锡祺等人，以及我的弟弟朱是，都是一时之选。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年，1899年），二十岁
长子传礼在历城官邸出生。当时，姐夫叶揆初之父叶茱济姻伯任太康县县令。揆初聘请一位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庄允中先生到衙门教他的几个弟弟学习英文、算术和各种科学。我也前去附学。同学有叶仲裕、叶叔衡两兄弟，严鸥客、严龙隐两位表弟，徐巽言和我，一共六人。庄老师算学精深，我也非常喜欢，所以虽然晚到了半年也能跟上。但英文则落后了，成绩不好。而徐巽言对英文有天才，庄老师教一课，他读两遍，老师讲解一遍，他就能背诵，实在让人佩服羡慕。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1900年），二十一岁
先父调任泰安县县令。泰安令向来被认为是好职位，因为历城县按惯例需要赔钱，调任泰安是上级用来调剂补偿的。接任历城县令的是先父盟兄钱鑅先生。钱君为人极其忠厚，第二年卸任时，亏空了公款一万多两银子。清朝惯例，亏空正税的，需要关押追缴。先父便将泰安任上所得的盈余，全部代钱君补缴，以救济他。钱君才得以释放，因此感激刻骨。但交情深厚也没有偿还的道理，他想资助我弟弟朱晟去美国留学，但我弟弟在学堂成绩不好，没有成行。所以他临终时给子孙留下遗言，有“不要忘记朱家的恩情”这样的话。先父救济别人的急难，让人感念之深，可以想见。
这时义和团之乱兴起，康有为、梁启超被罢黜，“六君子”被诛杀，朝廷倡言排外。而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不接受朝廷的命令。等到八国联军攻入并占据北京，导致河南太康也一夕数惊，我在那里甚至帮着守夜。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1901年），二十二岁
先父调升青州府知府。我也停止了在太康的学业，骑马经过曹州一带的匪区返回泰安。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1902年），二十三岁
为求新知识，我打算出国留学。于是由青岛乘船去上海，托严筱舫先生代购去日本的船票。没想到霍乱突然爆发，日本检查过于严格，劝我稍等。我于是去了杭州，在船中也染上疫病。到杭州后住在揆初姐夫家，眼睛红得像火一样，打嗝不止，医生说是险症。幸好揆初懂医，诊疗得当，才得以痊愈。但因为积热，背上又生了一个“搭背疮”，进入大方伯医院开刀治疗，痊愈后就返回了济南。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年），二十四岁
再次东渡日本，进入成城学校。这所学校是日本人为中国特设的陆军预备学校（后来改为振武学校）。正好赶上因为“取缔规则”风潮以及反对俄国侵占东三省的请愿，留学生颇为骚动。但我志在求学，均未加入。暑假回国时，正值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励行新政。他任命先父担任筹款局总办，兼筹备设立山东大学堂，聘请赫士为英文总教习，陈恩涛为总办。我和志同道合的王志襄、孙念希、尚其襄、顾曜、赵锡圻、梅毓华、赵保泰、焦应奎、郝鹏、廖光煌、邹允中、管庆同、徐济生、陈锡璋、金崧寿以及我弟弟朱是等人创办“乐群学会”，以研究政治、发展学业、改良社会为宗旨。学会成立后，我仍然东渡日本，负责输入新知识的责任。
光绪三十年（甲辰年，1904年），二十五岁
日俄战争爆发，中国留学陆军的學生不能进入日本联队实习，于是我回国省亲。正好山东派遣农、工、商学生去日本留学，我担任监学，带他们东渡。学商业的进入东京商业学校，学工业的进入大阪工业学校，学农业的进入札幌农业学校。札幌在日本的北海道，气候非常寒冷。我得以参观了札幌啤酒厂、农场、养马场，规模很宏大，并且具有针对俄国的性质，因为那里的天气与西伯利亚相同。那里还有原始日本人，被称为“倭奴”，人长得高大粗犷，家里供奉白熊为神，手工艺品多是雕刻熊来出售。
返回东京后，我进入法政大学留学。校长是梅谦次郎，特地为中国人设立了速成法政班。由梅谦次郎讲民法，冈田朝太郎讲刑法，笕克彦讲国际公法，翻译由范源廉、嵇镜、江庸等人担任。讲授时，教员口授，经过翻译后，学生笔录，编成讲义，以便研讨。学生中以汪兆铭（汪精卫）最用功。考试时，我们都把要点摘录在书页上方，以便记忆。而汪兆铭则汇集日本各家的学说，用蝇头小楷、红笔书写。所以毕业考试，他名列前茅，是第二名，我则是第四十六名。
这时是日俄战争第二年，俄国派遣波罗的海舰队来袭击日本，估计快要到了。但舰队行踪诡秘，消息沉寂，人心颇为惶恐。忽然法政大学门外叫卖号外，刊登消息说在白令海有两艘俄国兵舰悬挂白旗。大家正在骇异时，对马海峡大胜的消息传来，俄国舰队全军覆没，实在令人惊叹佩服。后来有人说这是英国暗中相助，密告了俄国舰队的行踪，所以才能聚歼。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年，1905年），二十六岁
经张继介绍，我加入同盟会，在神田的旭楼宣誓，成为特别秘密会员。因为我的地位和外交关系，不能不特别声明。经张继允准。后来宋教仁到奉天调查，蒋方震从督署脱险出走，商震在沈阳获得接济，都是基于这个关系。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1906年），二十七岁
我从法政大学毕业，正好日俄战争结束。于是我由釜山渡海进入朝鲜京城汉城，登上牡丹台，观看中日战争的遗迹。再经安东（今丹东），乘坐军用盘山铁道到达奉天（今沈阳）。拜谒奉天将军赵尔巽。赵尔巽与我父亲是发小，在济南与赵筱鲁世丈、萧绍庭岳父是同窗好友，大家称赵、朱、萧三家如同一家，不分彼此。所以我到后，他立即委任我为内文案。当时推举蒋方震任总参议，陈汉弟、李琴峰为内文案，傅疆为外交顾问，一时被称为用人得当。赵督曾因为推荐蒋方震而受到朝廷的上赏称赞。
之后，日本儿玉少将介绍东三省学生到日本学习陆军，赵督派我以及郝鹏、袁文伯一同前往。将学生安置妥当后，我仍然返回奉天。（待续）
注：
[1]原文没有“暨”字，是编辑加的。
[2]“六岁至二十七岁”是编辑加的。
朱熙龄将军
编后语：原文是文白混杂，为便于阅读，现改为现代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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