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王宣忱和孟冰仙（上）
一 少年私塾求学，青年进洋学堂
王元德（1878-1942）
（1）营陵古城的农村少年
王宣忱的出生地邓家庄，属今潍坊市，位于潍坊西南，距潍坊21.4公里。
昌乐县古称营陵县，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载：“营陵，古城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五十里。”所以王宣忱撰写《文会馆志》时以营陵人自居。
昌乐县邓家庄究竟是怎样一个村庄呢？据王宣忱侄女、生在邓家庄的王凤连回忆：邓家庄“遍地庄稼，绿树掩映，是一个宁静、安详又可爱的村落。村西靠着一座小山，村前有条小河（双龙河），依山傍水”。（注：2005年王凤连《我的医学生涯》第1页。王凤连是王宣忱弟弟王元亮最小的女儿，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医学专家）
王宣忱故居旧址上的新房（右边建筑，2016.6.15 作者摄）
王宣忱的家就在双龙河河边，现双龙河已经干枯，只有石桥跨过河岸，还能让人想到这里曾经是水波涟漪的河流。岸边陡坡立有清道光十年（1830年）居士王恩鲁重修石桥的石碑：“营陵王家莊前有盛水泉雙龍河發源于馬山之巅但地勢險阻崎嶇難行前人設橋于斯不意近年圮毁居士王恩鲁等衆議仍其舊制運石重修一里同心共済颂然改観凡我郷邑誰不羡大事”。可想当年，一桥横架的旖旎风光是何等令人赏心悦目。惜现在河水干枯，河床暴露，石桥仍在，风光不再。虽然名为邓家庄，可村里并没有姓邓人家，几乎全是王姓。村前有碑，碑上刻字：“明已有村王氏立名王家庄以村靠马山取有马就有镫之意易名镫家庄后演为邓家庄”。当年山东常遭倭寇侵袭，明朝先后派兵驻守山东沿海屯垦。王氏家族便是驻守邓家庄的军垦移民后代。
2015年10月25日，我去邓家庄采访，住在王宣忱侄孙王旭光家里。王旭光的父亲是王宣忱的侄子。从他母亲那里知道，邓家庄至今流传着王宣忱幼时上学“厕所躲饭”的故事。王宣忱幼时到邻村曹家庙上私塾，因为家境贫困，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中午下学来家也没得吃，忍饥挨饿。他的塾师知道了，让他到自家来吃。久而久之，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他很要面子，不想常到老师家吃饭，于是，到了吃饭时间，为了不给塾师添麻烦，提前偷偷溜进厕所躲避，等别人餐毕，他出来遇到人说吃过了。就这个样，他也是次次考第一。这故事在邓家庄流传很久。王宣忱从小就有坚韧不拔的忍耐力，贯穿一生。从小知道刻苦用功，深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
王宣忱在私塾只读了四年，却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他不但聪颖过人，博闻强记，而且喜欢追根溯源，因此深受塾师器重。所幸塾师学识渊博，经过精心指导，很快能用白话讲解古文，力荐他到潍县乐道院，村民称作“洋楼”的教会学校读书。
王宣忱母亲和次子王元亮、女儿王翠兰，此图为目前发现王家最早的照片（王基林 供图）
2016年6月15日，我又一次来到邓家庄，见到王宣忱的侄孙王旭光，他领我来到群山环抱的邓家庄西山墓地，凭吊王宣忱和他早逝的爱子。荒草萋萋，残阳余晖，洒在王宣忱墓的石碑上，乳白色墓碑，刻着浅浅的字迹，几乎难以辨认。仔细辨认，是王重生王复生姐妹为父兄立的碑，诉说着已经远去的哀思愁绪。1941年兄长王凤振，1942年父亲王宣忱，相隔一年归于天国，分别葬于青岛万国公墓。1966年8月，万国公墓遭到破坏，家人把他们的遗骨迁到家乡。长眠于此的，还有王宣忱的弟弟王元亮、弟媳于冰玉夫妇，以及王宣忱的侄子王凤亭、牟慧春夫妇。
2018年11月25日，我访问了王宣忱妹妹王翠兰的小儿子、92岁的葛天良。葛天良的大哥葛天爵曾是我的体育老师，我七岁时腿受重伤，葛老师抱着我去山大医院救治，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和葛家多有来往。王宣忱妹妹王翠兰，家中最小，潍县文美女中毕业，嫁给本村葛家街的葛世泽，葛世泽肄业于广文学堂，善于理化制造。据葛天良讲，他外祖父王家祥亦即王宣忱的父亲，在家乡干木匠活，维持家计。大舅是王元德（宣忱），二舅是王元亮（子明），二舅一直跟着大舅在教会、商务工作，1933年去世。
王宣忱到青岛后，葛世泽、王翠兰夫妇也来青岛，住在阳信路4号平房里面，和王宣忱一个院子，所以葛天良小时见过王宣忱，对大舅家有直观印象。
（2）走进美国人的乐道院教会学校
1895年，17岁的王宣忱第一次离开家乡，背上姨妈准备的铺盖，向潍县走去，到潍县乐道院上学，开启了他的人生大幕。
所谓“乐道院”，潍县人称“洋楼”，即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Robert M.Mateer，1853-1921）牧师于1883年在潍县创办的学校、医院、教会、住宅综合体，即“乐于传播道义”的场院。原址在今潍坊市虞河两岸的人民医院和广文中学一带。
狄乐播1853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自小受大哥狄考文的影响，愿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并以大哥为榜样，立志到中国传教办学，和夫人阿萨拉于1881年到中国山东登州（今登州）。在他哥嫂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学了两年中文及办学经验。那时，他哥哥狄考文、嫂子狄邦就烈已经在登州生活了18年，所创办的文会馆也已完善为大学。狄乐播夫妇经过两年的见习和汉语学习，于1883年3月偕同良约翰牧师及明医士等人到潍县，在潍县东关租赁梭布行貨房，当年就创办“格致院”并招生开学。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学校”这一称呼，清末，对自然科学及数理化都统统称为“格致”，格致院也就是学校。
1885年，狄乐播发现虞河这条清流，崎岖蜿蜒，上游有清泉，旱季也不枯，两岸风景秀丽，环境优雅，适合于建立学校和医院，便托请登州文会馆老毕业生李芳桂之弟李芳龄出面，购得虞河沿岸土地十六亩半，报请美北长老会远东布道会差会拨款，动工修建“乐道院”，宣扬他所信奉的基督教“人道、博爱”教义。将原来的“格致院”迁移到乐道院，清光绪十年（1884年）取名“文华馆”，招收寄宿生，创立文华馆男校，狄乐播任校长，担任这一职务长达16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创立三年制的女校文美书院，聘请美国人宝安美任校长，这是当年山东省最早的一所女子中学。文华馆六年制男校和文美书院三年制女校，完全仿照登州文会馆和文会馆女校。文华馆学制六年，即现代六年中学的雏形；文美书院学制三年，即现代的初中。两校不光学制仿照文会馆，其办学方针、课程、教材、体系，也和文会馆一样，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音乐、体操等课程，特别重视数理化和实用的科技知识以及音乐的熏陶。
王宣忱从此摆脱了农村的土坯房，开始受教育、学知识，逐步走上办学校、办教会、办实业、译圣经的新型人生道路。1930年代，他除了教会的教务，还办起了实业，有了经济实力，即想感恩，回报家乡，完成建校的夙愿。所以，潍坊、济南、青岛、邓家庄，都留下了他痴心教育、传布基督和创办实业的人生轨迹。
（3）从上海落叶归根的九十岁离休干部的回忆
2017年10月27日，为追寻王宣忱踪迹，我第三次访问邓家庄，见到九十岁的王文正老人。他1927年生于邓家庄，和王宣忱弟弟王元亮家是隔壁，对王家还有记忆。他现在是上海离休干部，回到老家邓家庄颐养天年。
据王文正老回忆，“我家和王家是近邻，我头脑中，王家给我的印象很好，在庄里很有威望。”“我8岁的时候常到王家玩，王元德在外，王元亮刚去世，他妻子于冰仙在家，邓家庄信教，就是王元德传来的。王元德在青岛，和美国人做买卖，挣了钱开工厂，庄里好多人在青岛给王元德干活，有吃饭的地方都很高兴，大家都很盼望拿钱回家过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
庄里本来没有小学，1930年代，王宣忱回报乡里，出资在庄里盖邓家庄小学。村里人讲，王宣忱虽然是资本家，但人很好，和气善良，庄里没有说他不好的。据当地人讲，学校校舍按照西式建，整个校舍全是青砖灰瓦，玻璃门窗，窗户有铁棂。小学的施工人员和图纸、工匠、材料全是从青岛来的。红松木、花岗石，四棱房梁，整齐结实。工匠手艺高超，砖石砌得都严丝合缝。王宣忱还回家检查工程质量。有一次，他发现前后门没冲齐，让施工的返工，重新做，说明他很注重建筑质量。地基用石料，前面是二层楼房，做办公室，后面是五间瓦房当教室。为了慰劳盖房子的小工，王宣忱还从青岛拿来电影放映机，放电影给村民和工匠们看，以娱乐心情消解劳累。
“我就在那个小学念书”，当地人叫“念洋学”。王文正如是说。相对于私塾，这是新型小学。“1937年校舍盖好了，我们就从曹家庙搬过来，我正好上高小。”
“当时的校长是曹家庙子人曹其贤。校舍完全洋式，非常漂亮，房高敞亮。花岗岩基石，灰砖墙面，地面铺砖，窗户高大。这房子绝非一般，就是现在也盖不出。冬天，一个教室生两个炉子取暖。是当时昌乐县的一流校舍。”
“进了铁栅门是院子，前房是二层楼房，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庄里人根本没见过楼房。楼下是传达室、老师的办公室，楼上是宿舍、厨房。穿过楼道，往北是个大花园，有花草、树木、水井。花园北边，五间高阔平房当教室，东头三间是大教室，初小用，西头两间小教室，高小用。教室后面通往操场。”看来是座很阔气的现代化小学。
王文正老先生告诉我，王宣忱的老家就在双龙河畔。老人要带领我去看看小学旧址，让儿子推着轮椅，出了家门，老人说，隔壁那边的新大门，河前的人家，早先就是王宣忱、王元亮家的旧址，现在早已物是人非。来到村北，眼见瓦砾遍地，他指着眼前的院墙、土路告诉我，这里就是当年王宣忱建的小学。八十年前的小学早就没了踪影，一块不大的空地，于寂静中，只在崎岖不平的村路上，横七竖八嵌埋在泥土里的旧砖，那是拆学校房子时扔在地上的灰砖，坚实平整的灰砖，埋在凸凹不平的土路里，默默无语，看着这些结实的灰砖，依稀可以想象学校校舍当年的壮观景象。
王宣忱家有40亩地，土改时划为地主，但外人看不出来是地主，并不是那种炫耀的。盖的这所小学，解放后土改时，被错报成了教堂，结果被政府没收，要是报成学校，也许不会没收。政府收公后，改为村公所，一直由村政府使用。“文革”后，王宣忱在美国的女儿王复生致信昌乐县委统战部，县里落实政策，出资收购置换了房产权，变卖给村民，现在原址上房主盖了新房。
自从上了乐道院文华馆，王宣忱无论在智力、道德、意识和精神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信靠了基督，信仰上帝，还热衷于传播基督教，消灭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观渗透到各个方面。他学到了新文化、新知识、学会了英文，心中向往的不再是土地、庄稼、热炕头，而是现代化城市的街道、楼房，扩大了对社会的认识，转向全中国，甚至遥远的美国，强化基督教在心中的位置，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信仰。
（4）撮合了一桩影响久远的基督教婚姻
大约在1910年代，王宣忱将基督教传入昌乐县邓家庄，他经常回家传教讲福音，村里开始有了信徒。王宣忱有位近亲女孩叫王志正信奉了耶稣，经他介绍到烟台师范上学，毕业后又考入济南师范学校。王志正一直仰慕王宣忱，称他怎样有学问、能干……后来王志正不但信了福音，并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领她走上信教道路的是王宣忱，给她撮合婚姻大事的也是王宣忱，王宣忱介绍王志正和于心清相识，最后嫁给了于家。
王志正热心传福音，远近闻名，跨省传道，声名大振。因为于心清排行老三，她被称为“于三师娘”。1938年起，她边走边传福音，直到省内、东北、河北、河南，传教的名声越来越大，抗战时期远赴大后方重庆布道，成为著名的传道人。她儿子于立功（1920.5.-2010.3.），小时候曾在王宣忱家住过一段时间，见过王宣忱，那时王宣忱得病卧床，王宣忱爱抚地摸着于立功的额头说，“到天国就好了”，给于立功留下深刻的印象。1949年于立功到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圣经学院取得圣经教育学学士，在伊利诺伊州惠顿大学取得哲学学士。1958年任新加坡神学院首任院长，以中英双语讲道。1973年在美国伯克莱基督工人神学院任院长。2001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取得差传学博士学位。著作甚丰，有《圣经助读本》《圣经史地》《祷告与祷告学》《灵命进深》《基督徒的生说哲学》等等。这一切都是幼年受到母亲和王宣忱的影响取得的。所以说，于立功是王宣忱灵命生涯的延续。
1977年10月，于立功曾撰文《新约圣经译者王宣忱》，发表在福音文学公司的双月刊杂志《UNGOL》，回忆小时候和王宣忱的接触，他笔下的王宣忱，“是一个个头不高，很结实的人，不胖，但丰满，戴近视眼镜，走路时总是作沉思状，不东张西望。说话时老是聚精会神。”
于立功的父亲于心清曾在江苏镇江教会学校教书。1928年镇江的教会学校和教士们受到军阀骚扰，教会学校被迫停办。于心清知道学校一时半时不能复课，于是就回山东，投奔王宣忱。那时，王宣忱在胶州和人合作开办了胶州到沙河的汽车公司，叫于心清来汽车公司工作，办理客运业务。这时于家都从江苏迁回山东，定居在胶州。从那时起，因为父母亲的关系，他常从大人嘴里知道了王宣忱，也有机会见到王宣忱，母亲让他称呼王宣忱为“四表大爷”。
于立功写道：当西国差会商量合力翻译中文圣经时，共有十个翻译员，每一位有两个中国信徒协助。文会馆校长狄考文就是其中一员。狄考文对王宣忱一直就器重，因他的中英文造诣甚深，协助译经非他莫属；当时在教会中像他这样的人才真是凤毛麟角。除了中英文好之外，他也会希伯来文，对和合译本的成功贡献很大。大约八十年前，中国信徒中对中文、英文、希伯来文都精通的人，在中国北方没有出其右的。当时狄考文完全信任他，所以和合译本中很多北方官话就受他的影响。但王宣忱表示，恐怕一般人对和合译本多有误解之处，所以立志重译。
狄考文逝世后，王宣忱入神学院深造，并搜罗各种译本作参考。1930年开始重译，新约译本在1933年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译时每每废寝忘食。每成一章反复辩证，细心考察。脱稿后又高声朗诵，多者百余遍，少者五六十遍。本书重译，目的为求文字流畅，对原文详加核对。这译本自出版后，虽然流行不广，但对研究圣经的人颇有参考价值。在中国人中，肯牺牲光阴精力金钱来做这种事的，实在不多。他在山东中华基督教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教会中的人都津津乐道地称他为“山东教皇”。
于立功说，王宣忱晚年得水臌病，母亲去见他，他很喜欢，教我母亲为他按手祷告。他叹了一口气，手摸着隆起的肚子，语带双关地说：“哎！我一肚子苦水说不出来（指儿子先他而去），到主那里就好了。”
于立功刻画了一个形象生动的王宣忱：“走路时总是做沉思状，不东张西望。”这种对工作的专注精神，与老师狄考文极其相似。狄考文一生殷勤，“五点半晨起，十点半晚睡，日间碌碌不辍，”狄考文做事、走路“精神专注，耳无旁闻，目无旁观，身旁之物不能见也。”因为他过于专注，有时连吃饭的铃声也没听到，结果，害得摇铃的小女孩（其他传教士的女儿）到处找他。找到他，开玩笑似的拽他胡子，把铃铛放在他耳边振响，这才惊醒恍然大悟，是吃饭时间了，于是大笑，停下手头工作，慢步去餐厅吃饭。王宣忱的“不东张西望，聚精会神”不就是狄考文的身影吗。
根据生活轨迹和成长，王宣忱可分为五个阶段：昌乐童年少年时期（1878-1894）、潍县登州求学时期（1895-1903）、潍县译经教学时期（1904-1917）、济南教会学校时期（1918-1927）、青岛实业及学术时期（1928-1942）。
根据独立译经、编圣诗情况，王宣忱的学术可分为三个阶段：协助译经时期（1904-1908）、独立译经时期（1930-1933）、编著圣诗时期（1938-1942）。
二 乐道院和文会馆让他睁大了眼睛
（1）乐道院建设的前后暨王宣忱进入乐道院学习
19世纪中叶，《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相继签署，上海、厦门等南方城市和山东登州、烟台等北方城市相继被迫开放。开埠后，欧美各国教会的传教士也随着攫取利润的商人，纷至沓来，在登州、烟台和潍县、青州等地传教办学，其中潍县乐道院洋楼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传教士狄乐播1881年同妻子阿萨拉和小妹狄莉莲一起，越洋远渡来到登州，在登州他哥哥办的文会馆住了两年，学习中文，学习办学经验，学习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1883年迁到潍县，创办了影响甚大的乐道院，长达66年之久。其实，1883年之前，狄考文曾于1875年—1880年之间，为扩大其传教范围，偕同在烟台经商的潍县人李始元，到潍县东郊李家庄李始元家住过一段时间，此举为在潍县筹建乐道院进行的首次勘察。1883年狄乐播和妻子妹妹来到潍县，正式在李始元先生的协助下，在李家庄西北角购置地基兴建教堂。因建筑都是美国式小楼，故中国人称为“洋楼”。
外国传教士来中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的，为何同时又搞教育办学校？教会和学校，究竟什么关系？
潍县乐道院的建筑群采用美式结构，二层楼、玻璃窗，地板地，有露台，与清末建筑截然不同，但灰砖灰瓦，建筑装饰，带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可称为“中西合璧”。
虽然登州文会馆比潍县乐道院早建20年，可文会馆地处登州（登州），偏于一隅，交通极其不便，而乐道院地处山东中心潍县，有胶济铁路，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所以，乐道院的影响远超登州文会馆。文会馆虽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潍县的广文大学和搬迁济南的齐鲁大学，都和潍县乐道院有直接传承历史，乐道院是大中小学、幼稚园、教堂、医院、医校的集大成所在并在潍县周围各县建立了80多所学校和80多所教堂，发展成美北长老会山东的总教区。乐道院延续到现在仍然是潍坊市的医院和学校中心，现在的潍坊市人民医院和广文中学仍继承着乐道院的文教事业传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登州（登州）的文会馆却因交通不便，地处偏僻，连踪迹也难以寻找。
狄考文创办文会馆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与其他教会也没有关系，只遵循长老会海外布道的原则，是他凭着自己的雄心壮志，从登州的实际情况出发办起来的。作为教会学校学生的王宣忱和这些美国人结下了终生的师生关系。狄氏兄弟成为王宣忱的人生导师和宗教楷模，改变了王宣忱的人生轨迹。
王宣忱自年轻受到狄考文之栽培，并和狄考文一同翻译圣经，共事多年，因此王宣忱最有资格为狄考文写传。在《文会馆志》这本重要的近代新兴教育史志中，王宣忱撰写了《狄先生传》，由此可见，王宣忱对狄考文之钦佩和敬仰。王宣忱从1892年上私塾开始接受现代文化教育，到1904年登州文会馆毕业，共接受12年的学校教育，前四年是接受的旧式私塾教育，打下了中国古典文学亦即国学知识根底，而后九年，在美国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学习了西方的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神学知识。
狄考文（1836-1908）
（2）狄考文环绕半个地球的艰苦航海行程
卡尔文·威尔逊·马蒂尔（Calvin Wison Mateer，中文名狄考文，1836年1月9日—1908年9月4日）自幼受洗，信仰基督。1853年（17岁）接受高等教育，在亨特斯顿专科学校学习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和几何。1855年进入宾夕法尼亚杰斐逊学院，1857年以全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曾任比佛学校校长。一年后，作出最终决定，确信自己应该做一名传教士，因而进入阿里根尼神学院。毕业后，1862年11月12日，接受俄亥俄州特拉华市长老会的邀请，担任全职牧师。
1862年12月27日，他在特拉华同茱莉娅·布朗（Julia A.Brown）小姐结婚，后者婚后改名为茱莉亚·布朗·马蒂尔（Julia Brown Mateer，中文名狄邦就烈，1837-1898）。
卡尔文和茱莉亚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最终的决定，向基督教长老会海外传道部递交了去中国传道的申请。是年12月31日，卡尔文收到差会总部的来信，通知派他去中国传教。在实际考验即将来临之际，卡尔文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在我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如此出乎意料。冬天晴朗的天空，一声雷鸣也不会使我比这感到更震惊。当早晨我来到祖父楼下的时候，接到了总部的来信。读了信之后，我上楼读给我的宝贝听。我永远不会忘记，听完了信之后，她喊道：“哦，我好高兴啊！”这是一名海外传教士恰切的呼喊：有悲伤的叹息成分，但坦率、高尚、富有牺牲自我的内涵。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的面容和表情。我毕生的渴望，现在就要实现了。我将在异教的土地上度过一生，并且死后要埋在那里……我将到中国去，上帝已经为我打开了通向那里的大门。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海外传教事业，我要义无反顾地迈向目的地。我已经上路了，不能回头看。昨天是我的27岁生日，我希望我以后的生日都在中国过。主安排我在自己的国家度过了27年，请再安排我在中国度过27年！尊贵的主啊，请大大增强我在中国度过时光的力量吧！
卡尔文已下定决心，到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所以，人们就能理解这些传教士为什么不辞艰辛前往中国，最后死在中国的献身情怀。这是一次环绕半个地球的生死未卜艰苦的海上旅程。
由于卡尔文在来中国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出发前，这对夫妇公开许下愿望：“我终生将为中国人而工作，死于斯，葬于斯！”
1863年7月3日，卡尔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在纽约乘上九百吨小帆船，开始了艰苦的海上航行。当时还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末期，为了躲开南方战舰，船只沿美国东北部行驶，进入北大西洋，南下绕过非洲好望角，直航澳洲北部，进入菲律宾，遇上暴风雨，几乎沉没。最后向北进发，经茫茫的海上航行，抵达上海，稍作休整，又从上海坐船到烟台，再乘骡子拉的篷车，1864年1月初，经过165天艰辛漫长的海上旅途，终于抵达目的地登州。路上遇到的烦恼和危险，所受的劳顿与辛苦，苦不堪言。
从到登州的那天开始，狄邦就烈在华35年，狄考文在华45年，双双死在中国，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子女，甘愿无悔地为中国服务，这对美国夫妇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完满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他们在山东的登州、潍坊、烟台、青岛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与中国和山东毫无间隙地融合到一起。
关于狄考文名字的翻译，外国人的中文译名一般是音译，所选取的汉字，随时代、译者不同而不同。关于狄考文、狄邦就烈名字的汉语译名，Calvin Wison Mateer音译为卡尔文·威森·马蒂尔，Julia Browa Mateer音译为茱莉娅·布朗·马蒂尔。狄考文妻子称呼丈夫时，只称“考文”，并不加“狄”字。而翻译成中文，为什么前面加一个“狄”字呢？笔者请教英语专家马春龙，他认为，“狄”字可能是doctor（博士）第一个字母音译，狄考文的汉语意思是“考文博士”，加上“博士”二字，表明清末国人对美国人的尊敬，也有本土化亲密称呼的含义，称为“狄考文”。“邦就烈”这个名字是清末人选取的汉字，“邦”是“布朗”的旧式音译；“就烈”是“茱莉亚”的旧式音译。
现在翻译西人名和地名的取字与清末汉语取字不同。比如，狄考文家乡宾夕法尼亚，王宣忱译为“片司菲涅”。“布朗·茱莉娅”，王译为“邦就烈”。“就烈”，写为“茱莉娅”会更有时代、感情和审美意味。
人名地名中译如何选取汉字，现在和民国初年有很大改变。翻译家傅雷将佛罗伦萨译作“翡冷翠”，朱自清将法国巴黎附近一个小镇译作“枫丹白露”，选取的汉字既符合音译，又有汉语的诗情画意，是富有文学化的意译。
蓬莱观音庙，狄考文蒙养学堂最早的教室，文会馆发源地（蓬莱历史研究会 供图）
（3）狄考文夫妇为之殚精竭虑的登州文会馆
与狄考文夫妇同来的郭显德夫妇，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转向了烟台。1864年秋，狄考文夫妇在登州接管了也是长老会倪维思博士1861年6月创办的女校，招收了6个衣衫褴褛的孩童，利用观音堂四合院创建蒙养学堂男校，学生寄宿开始上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文会馆大学的雏形。早期不收学杂费，免费供应饭食、医药、衣帽、鞋袜、书籍、文具以及回家路费。这些措施是当地人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结果反而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洋人不安好心，不敢就学。只有那些穷得没饭吃，父母养活不了的孩子才敢冒风险来就读，登州及附近穷苦学生得以受教育。这反而使教育受众由贵族变成贫民，开启贫民受教育、普及教育的时代。
狄考文夫妇到登州后，首要任务是学中文，迅速掌握和中国人交流的工具。狄考文自己说：“我认为，每个到国外的传教士，首先要明确无误地下决心学习所去国家的语言，而且要下决心学好。”1864年12月24日，抵达登州快一年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学习中文是一项很耗费时间的事。中文如此难学，它使得一个人把精力最充沛的时光都花在了学习语言上。我多么希望能像讲英语一样讲中文啊，那样我就可以愉快自如地布道了。
实际上，狄考文凭着刻苦和努力，在极短时间内，中文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865年1月14日的日记，记录了他来登州一年时就能给学生讲授汉字语音写法。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缺少本国语言的知识训练，将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因此很重视汉语的学习，他坚持用中文给学生上课，让学生以母语进行思考，才能成为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谙熟中国文化的人，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的有用人才。中国儒家课程和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都要求用中文授课。
狄考文根据美国课本，给学生讲解科学知识，然后将学生笔记归纳整理，修改润色再编印成课本。编辑的书籍有《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振兴实学》《要理问答》《分字略解》《官话类编》《创世纪问答》《赞神圣诗》《微积分学》《华文词典》等课本、专著和参考书，编写英文《神字解》、英文《驳倪公传道政策》《理化试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天路历程》《得道途程》等教材和参考书。
狄邦就烈也创编《圣诗谱——乐理启蒙》《训儿真言》，开创了我国现代音乐教学并总结了寄宿学生的管理经验。
狄考文教授数学、物理和化学。没有课本，他利用美国的学识，边教学边编写。他编的《笔算数学》在中国流行半个多世纪，多次翻印，几乎成为小学数学的通用课本。他把阿拉伯数码和数学计算方式首次带进中国，当时我国的书籍都是竖写，自右向左排列，而算数必须先学阿拉伯数码，自左向右横排，狄考文想办法，先用中国传统写法，再用阿拉伯算数字码横排，方便科学一目了然。狄考文讲课兴味浓厚，学者听之，如坐春风，备课详尽，每一科目必参考群书，反复推详，讲授之时，声音洪亮，字吐珠玑，时以新知识涤人脑髓，庄严之貌透出慈和之色，深受学生们爱戴。
狄考文也是大制造家，在学校附设制造所，培养学生动手的制造精神。学校使用的仪器、器械，都是他动手制作，精巧坚固，不亚于欧洲产品。所制造的器具，除供应本校使用外，全国各地的学校也争相购买。
狄考文还是宽严结合、刚柔善断的良师益友，学生“畏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有越矩者，则严正以责之，有困难者，则设法周恤之。全堂之细事，无不洞察其微”（王宣忱语）。所以，学生们给他起外号，亲切地称他为“狄老虎”。狄考文比王宣忱大42岁，在他艰苦跋涉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863年抵达登州之后15年的1878年，王宣忱才诞生在昌乐县的小山村。是上帝，把年龄、国籍、出身、教育全然不同的两个人连接在一起，成为互为尊敬的师生。以至于最后1904年，王宣忱被狄考文选中，参加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圣经翻译委员会，成为狄考文翻译《官话和合本圣经》的得力中文助手。
（4）王宣忱究竟在哪里上学
狄考文1864年创办登州文会馆，至1904年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大学，历时40年。狄乐播1885年创办潍县文华馆，这两个学校，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几经易名，所以，对于学校名称，多不知其详，或产生误解，造成研究者的迷乱。正如王宣忱在“广文学堂简章”写的：“文会馆迁于潍邑更名广文一切规则课程与时俱易我辈同人每以不知为憾逐年来函询问者不知凡几……”说明当时就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学校的来龙去脉。
我在撰写王宣忱故事的过程中，由于资料欠缺，遇到了很多难题。比如，王宣忱究竟是从哪里开始上美国教会学校的？王宣忱1894年春天从昌乐老家出发，究竟是去了潍县还是去了登州，在哪里开始上学的？即便问李忠桥，这位王宣忱的女婿也搞不清楚。毕竟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不专门研究也不知道。一般人的考虑，潍县距昌乐只有60里路，而距登州距至少几百里，按照就近不就远的想法来假设，王宣忱开始上学也应该是到潍县乐道院啊。可是，看韩同文先生根据王宣忱侄子王凤亭先生提供的材料编写的《民族拓荒者》，其中第88页写道：“文会馆发现了这个天才少年（指王宣忱），便吸收他到登州文会馆去就读”，意思是王宣忱从开始就到了登州文会馆，所以，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王宣忱是文会馆的学生，是从家乡邓家庄直接去了登州文会馆。
事实真是这样吗？很多人也只是说王宣忱是登州文会馆的学生，而忽略了他曾经在潍县上学的这一段经历。
我几次更改王宣忱初次上学校的地点，但总觉得不踏实。
最后，还是在王宣忱自己写的文章中发现蛛丝马迹，揭开了多年的谜。王宣忱在1933年《新约全书》序言中说：“余自束发受书即笃信基督教旨投入山东潍县文华书院肄业於各课之外尤嗜新旧约精研熟读反复背诵迨升入文会馆尤悉研求奉为圭臬……”。这里明显的信息是，他从家乡昌乐邓家庄首先到了山东潍县文华书院，亦即文华馆，那是潍县的中学。“迨升入文会馆”，这句话，明确表明他先来潍县乐道院文华馆，后来才到了登州文会馆。就是说，他九年的教会学校的学业，不仅仅是在潍县一个地方，是在潍县和登州两个地方完成的。即，先六年在潍县文华馆上的中学，然后到登州，在登州文会馆上了三年的大学。这样才解开了王宣忱开始究竟是在哪里上学的谜。
王宣忱的同班同学邵次明，著名数学家，被誉为“棋圣”。自幼聪明，有异才，没上过小学，就考上潍县的文华馆。数学老师无论出多么难的难题，老师在黑板上刚写完复杂的试题，他立刻就心算出答案，师生无不惊异，每次考试均班级第一。毕业后，文华馆创办人狄乐播特例保送他去登州文会馆免费上大学。这说明邵次明和王宣忱一样，都是在潍县文华馆六年中学，毕业后，才去的登州文会馆。
在邵次明的棋谱记载中，他的第十一局在登州和邹本鸿对局。邹本鸿1900年毕业，当时在登州小学堂西学教习，说明邵次明和王宣忱也都在登州上学。1904年毕业后，邵次明去了云南昆明优级师范学堂，还在法政学堂教书。邵次明的棋谱上有1915年邵次明从云南昆明回山东，到潍县南门里田宅街找到王宣忱的耶稣教堂特约二人在家下棋的记录。说明王宣忱在登州学完之后，又回到潍县，其时他在潍县南门里教堂传道牧师，并在广文大学任教。
王宣忱上学九年后，1904年又回到潍县，担任广文学堂教职，这是后话。
清末还没有现代学校概念，学校负责人的称谓，有时称“监督”，有时称“馆主”。1904年王宣忱自文会馆大学毕业时，毕业证书只是将校长“监督”二字改为“馆主”，其他均丝毫未变。本书皆称“校长”。
狄考文是文会馆首任校长，从1864年至1895年，担任三十多年的校长，1895年因他要兼任圣经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精力在翻译圣经，所以由赫士（Watson M.Hayes，1857-1922）接任第二任校长，赫士1901年创办山东大学堂，解职去济南，由柏尔根（Rev.P.D.Bergen D.D，1860-1915）接任赫士出任文会馆第三任校长。1904年，随文会馆迁潍县，柏尔根随即任广文大学校长，1907年一度因故辞去校长一职，1908年继续担任校长，直至1915年去世。
王宣忱1904年自文会馆大学毕业，属登州文会馆第二十六届，也就是文会馆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到1905年，原来在登州文会馆上学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毕业学校改为广文大学，所以，广文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是王宣忱的下一级学生，他们在登州文会馆已经上两年大学，最后一年是在潍县广文大学上的。
王宣忱这一届（文会馆第26届）学生全班十三人，都拿到校长柏尔根签发的毕业文凭。文凭皆为红绸制作，毛笔墨写。可见狄考文先生的办事原则和信念，相当注重传承和执着，绝不随意改动。他们毕业后，几乎全部担任中学老师，也有在教会做牧师的。
另外，1917年广文大学迁往济南，成为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在1931年12月17日获得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后，又将文会馆的毕业生包括在内，均按齐鲁大学学生计，所以王宣忱不只获得文会馆大学毕业文凭，也获得齐鲁大学毕业文凭。王宣忱也曾被选为齐鲁大学校友会的副会长。
所以说，王宣忱的学历，毕业的学校名称，开始可称为登州文会馆大学毕业，因为学校搬迁到潍县，同时又可称为广文大学即山东基督教大学毕业，到后来，又可以说是齐鲁大学毕业，学校名称的不断改换，王宣忱的毕业学校名称也跟着改换，一时之间，造成分不清他究竟在哪里毕业的情况，实际上他仅仅是登州文会馆大学毕业。
1864年，狄考文最初在蒙养学堂招来的六位学童（来自刘建昆博客）
这座建筑被后来用作登州文会馆使用（来自刘建昆博客）
登州文会馆早期建筑，左起教学楼、原观音庙的小教室、校铃、备斋小教室（蓬莱历史研究会 供图）
到达登州三年后的1867年11月21日，狄考文夫妇住上了自建的住宅，一直住到1904年，官话和合本圣经修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此召开（蓬莱历史研究会 供图）
文会馆大学新建的教学楼（蓬莱历史研究会 供图）（5）王宣忱在文华馆度过六年中学生涯
1883年，美国传教士狄乐播来潍设乐道院。1884年在乐道院设立文华馆，狄乐播自任校长。1895年，在乐道院创文美书院，聘美国人宝安美任校长。
1895年，文华馆建校十年后，王宣忱进入文华馆。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当地居民围攻乐道院，并烧毁乐道院全部房舍，文华、文美停办。1902年重建乐道院，1904年重建工程完工，文华、文美先后复课，文华馆改名文华书院。
狄乐播在潍县的学校称文华馆，那时中国还没有现代学校，所谓“馆”，有学馆、家馆、蒙馆、塾馆之称，古时指教学的地方，即学校。按现在意思理解，文华馆，即文华学校。他的办学理念和学校管理完全仿照大哥狄考文二十几年实践过且有实效的文会馆管理经验。学制为六年，春季招生，课程设置也和文会馆一样，教材全部采用文会馆编印的课本和讲义。这对清末潍县来说，这种新式学校以及管理推动了潍县的现代化教育事业。
王宣忱1895年入潍县文华馆，究竟在文华馆是怎样度过六年时光，都学习了哪些课程？
学习课程，在1891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登州文会馆要揽（英文版）》中有介绍；1913年广文学校印刷所摆印《文会馆志》中也有介绍。文会馆章程定为“正斋”和“备斋”两斋。所谓“斋”指书房、教室或班级。“正斋”亦可称“正班”，亦即“正规课程班”；“备斋”可以理解为“预备课程班”。正斋六年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六年制中学；备斋三年毕业，相当于中学预科，因为清末还没有像西方那样正规的小学，设立预科，即代替投考中学的小学。
王宣忱在校期间，除学习正课之外，对英文和圣经特别下功夫，他知道，将来毕业或是做教会工作，或是做社会工作，总离不开英文和对基督的信仰，所以，他对圣经是熟读于心。“於各课之外尤嗜新旧两约精研熟读反复背诵”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习氛围重视朗读背诵，而且是大声朗读，强记忆，下苦功，大家都为考过某科而奋力，做不到，甚至或遭遇“戒尺”的光顾，只有这般死硬的规定，自我的努力，成为将来有所造就之法宝。读圣经乃至熟读和背诵，为他今后翻译圣经打下坚实的基础。
狄考文治学严谨，特别重视数学、物理、化学三门，三门中只要一门不及格，不能升级，更不能毕业。所以，文会馆毕业生数理化基础特好，能胜任全国各地大学堂的教学工作。狄考文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全面发展，毕业生不仅素质高，而且品学兼优，能为人师表。
（6）王宣忱走进登州文会馆大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根深蒂固的氛围下，狄考文的登州文会馆初始即采用现代教学制度和方法，办学目的、方向和体制，冲破了传统科举教育的藩篱，使西方教学方式得以在山东立足，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有资格走向高等学府讲堂，能够用中文讲课的教师。
1861年，美国北美基督教长老会派倪维思夫妇到登州，创办女校。1863年，狄考文夫妇来到登州，接收倪维思办的女校，在此基础上创办了男校。
狄考文夫妇来登州九个月后，在既无校舍又无教材的情况下，在租住的简陋的观音堂里，招来六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不信耶稣的穷孩子，有两个光脚，没穿鞋，衣服破洞，可以说好像就是“叫化子”，而狄考文却把这六位男孩视若宝贝，请中国教师教他们认字，这就是1864年9月创建的登州蒙养学堂，当地人称为“蒙塾”。
这小小的不正规的小学，若是现在，顶多可以称之为“学习班”或“学习小组”，后来能发展为一所大学绝非偶然，也绝非易事，因为从一开始，狄考文夫妇就怀有把它办成大学的理想。办学伊始，目的即很明确，要对学生进行完全彻底的训练和教导。要达到这一目的，学生必须数年间连续不断地在校学习。开始怕孩子坚持不了六年，就和家长签订合同，释放出许多优惠条件，不要钱，管食宿，发衣服，发路费，但家长必须保证孩子学完六年。尽管这样，这第一批6个小孩，只有一名邹立文最终学完了全部课程。
邹立文是狄考文的学生，接受过倪维思博士、狄考文博士的神学理论教育，是具有美丽灵魂、善辩头脑和良好语感的人，最后成为狄考文翻译圣经的助手，成为极其能干、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另外还有李山青和李秉义学到毕业，其他三位同学都半途而废。
开始，狄考文要到农村巡回布道，大部分时间把学堂丢给了狄考文夫人一个人，学校大部分工作都由狄夫人以及她姐姐邦玛吉负责。狄邦就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师，上课教授宗教课程，旧约和新约，她都教得得心应手。除此之外还教授地理、算术、历史、音乐等课程。事无巨细，照料孩子们的饮食、卫生、看病，以基督的慈善爱心，温暖照顾着这些孩子，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俨然慈母。狄邦就烈根据照顾教育儿童的经验写成《训儿真言》，是一本管理寄宿学生的指南。
到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由于狄考文夫妇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这所男校已发展为一流水平的六年制完全中学。1881年狄考文博士将创建20年的这所中学改名为登州文会馆（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可译为“登州男子高等学堂”），因为早在1876年，蒙养学堂就改名为登州文会馆，所以，这时的译名仍称为“登州文会馆”。狄考文为培养高等人才，决定延长三年，增设高等科创办大学。1877年1月，首届学习九年的学生完成学习课程，考试及格，狄考文认为“毕业生都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们在中国语文、文学及西方科学方面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发给他们毕业文凭。同时决定“取以文会友”之义，正式定名为文会馆。根据倪维思提议，1882年得到“人们认可狄考文创办的登州学堂为大学”，并向美国美北长老会差会本部提出文会馆大学资格的申请，美国美北长老会差会本部1884年批准登州学堂为大学。
文会馆因取得巨大成就，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美北长老会也积极支持，将发展文会馆定为大事，做计划、派人力。迁址潍县后仍为广文大学校长（三任校长均为美国传教士），王宣忱上学期间，校长是柏尔根。
1901年，王宣忱在潍县文华馆中学毕业，是年春，他和邵次明等十几位同学踏上了北上登州的大学求学旅程。
在王宣忱到登州上学前，这些教师均为文会馆毕业生，就在登州文会馆教书，王宣忱和他们是前后校友，多半和这些老师有所接触，这种交往一直延续到青岛，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有交往，王宣忱在青岛阳信路4号的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大客厅。
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廷签署《胶澳租借条约》，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1902年，青岛开埠，大港建成深水码头，胶济铁路即将全线通车，潍县是胶济铁路中枢，可连接济南和全国各地，交通便利，对比之下，登州却较闭塞，港口窄浅，作为中国北方重要门户的地位已被青岛取代。其时，狄考文弟弟狄乐播在潍县的乐道院无论医院、学校、教会，都已经进入成熟时期，狄考文和柏尔根等人决定将长老会山东总部和文会馆大学迁往潍县，作出这种战略转移，以求继续发展。
1904年乐道院新建的教学楼，上有高耸的方形钟楼，为当年潍城制高点（2017.11作者翻拍自《广文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刊》）
（7）登州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大学
1900年，山东出现反洋教的义和团运动，波及潍县。这时，狄乐播夫妇正在美国休假，其他美国人撤到烟台避难。5月29日夜，潍县习武者陈锡庆等人冲进乐道院，在教堂内点火，大火连烧三天，所有教堂、医院、宿舍及校舍燃烧殆尽，损失惨重。
1901年3月21日，狄乐播等由山东巡抚袁世凯派驻军护送回到潍县，因乐道院一片瓦砾，无处安身，当地官府将他们安置在旅馆。教会谋求重建，提出控告，当时没有法院，清政府沿用县官亲自断案的旧制，但对火烧乐道院的重大案件，潍县知县不敢擅自了断，请示袁世凯，袁世凯要知县找狄乐播商讨，狄表示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可以原谅。据1901年3月上海英文报《华北前驱》报道，狄乐播等人面见袁世凯，递交损失清单，乐道院楼房42间，瓦房136间，学校和医院共损失白银64000两，经双方协议，袁世凯答应赔偿白银45000两。狄乐播说：“这还价的19000两，相当于所有人的全部个人财物损失，可全部豁免不用赔偿。”中国官员对狄乐播的宽厚仁慈精神大为敬佩。
1902年6月，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和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青州开联席会，决定创办基督教共和大学，将登州文会馆和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组成联合大学，校名各取两校第一个字，叫“广文大学”，英文名为“基督教共和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任命柏尔根博士担任校长，1904年正式开学。两校的中学部仍留在登州和青州。1917年，广文大学迁济南，名为齐鲁大学，广文大学旧址为广文中学继续使用。
乐道院因被烧得到巨大赔偿资金，加上美国国内教会捐款，利用这笔资金，1902年开始重建。虞河岸边建起了更多、更高大雄伟的西式楼房。新建的广文大学教学办公楼，是当年潍县最高大的建筑，包括14间大教室、会议室、办公室。大楼中部的钟楼高约30米，楼顶上的巨钟，声响可达十余里。其他还有科学馆大楼、图书馆、天文台、大餐厅、浴室、运动场等，新建的大教堂富丽堂皇，平面呈十字形，四面都有门可通，八角顶高20米，既有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又有欧美教堂的建筑特色。
重建的文华馆规模很大，有教学大楼、宿舍、食堂、球场等，教学仪器也很齐备，1903年复课，学制六年，狄乐播继夫人丁珍珠任校长，1904年改名为文华书院，1911年改名文华学校，1915年改名为文华中学。文美书院是1895年狄乐播和夫人丁珍珠及宝安美共同创办的三年制女子初中学校。重建的文美书院也比原来扩大了，1903年复课，学制三年，校长为美国人方振义，1908年丁珍珠任校长，1913年改名文美女中，校长由美国人李恩惠接任。
王宣忱1904年大学毕业，从登州又回到潍县，因成绩优异，在刚成立的广文大学任教。1908年之前，王宣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一边在广文大学教学，一边跟着狄考文翻译圣经，直至1908年狄考文病逝于青岛；另一件大事，是与乐道院文美书院女子中学毕业的孟冰仙结为秦晋之好，并在潍县城南门里南门大街安家。
2018年7月26日，向文义自美国波士顿发来的王宣忱1904年的文凭
狄邦就烈（Julia Brown,1838-1898）（图片来自刘建昆博客）（8）狄邦就烈，王宣忱音乐世家的源头
狄邦就烈根据文会馆教学经验编写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是我国最早的圣诗集。
学校校志收录歌曲，说明这所学校十分重视音乐教育。而《文会馆志》竟然收录十首，其中有的歌曲有几种不同的谱子，一共有22首曲谱，都是五线谱曲子。这十首歌曲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大学生的歌曲。可见，文会馆学校内的音乐氛围之浓郁。文会馆浓郁的音乐气氛和学生的音乐才能，得益于狄考文夫人狄邦就烈这位美国传教士。
狄邦就烈是一位善良美丽的美国女性，还有她的姐姐玛格丽特·布朗（中文名邦玛吉，Margaret Brown），他们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狄邦就烈对中国最大的贡献，除了在培养儿童道德礼仪方面，就是把西方现代音乐带到了中国，她的音乐教育开创了我国现代音乐教学的先河。
狄邦就烈是本书音乐世家最早的源头，是王宣忱、王重生等一系列音乐人物最早的“教母”，后者所继承的音乐意识，在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源自狄邦就烈播下的音乐种子，经过百余年的酝酿，开放出绚丽灿烂的音乐之花，所以，在纪念音乐世家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位献身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
狄邦就烈1838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遗传了母亲的仁爱之心，继承了父亲的虔敬刚毅和充满活力的品质。18岁开始自谋生计，19岁信奉耶稣，1862年她与在特拉华教会工作的狄考文相识、结婚。1864年1月，同丈夫和郭显德夫妇一起来到中国山东登州，这年秋天，她还不会汉语，收留了6名贫苦儿童，协助丈夫创办了登州蒙养学堂，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建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
狄邦就烈不仅有美丽的容颜，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一颗慈善之心。优雅的举止，怜悯的心肠，使她成为安琪儿。她刚来中国时拍摄的这张朴素照片，令人想起欧洲古典绘画里的贵妇。她双手交叉，平静温和地坐在桌边，微微的笑容和覆盖两耳的黑发，衬托她那明亮柔和的黑眼睛，是何等美丽何等聪慧啊。那宽大拖地的长裙包裹着全身，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简洁朴素，毫无矫揉造作，说明她自立自信、心无旁骛、吃苦能干、专事奉主的胸怀，是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基督殉道者。
狄邦就烈的父母都是早期苏格兰—爱尔兰裔移民后代，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家庭宗教生活中，养成到教堂礼拜和唱诗的习惯。唱诗班演唱赞美诗，基本采用苏格兰—爱尔兰民谣曲调。这些赞美诗在她幼小心灵中深深埋下音乐的种子。狄邦就烈在读书期间，受到有“美国音乐教育之父”之称的洛维尔·梅森和伍德布瑞兹音乐教育理论的影响，认为音乐教育在发展学生智力、体力和道德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参加过文学社活动，担任文学社社长。在文学和音乐的熏陶下，她的精神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
狄考文夫妇从创办蒙养学堂初始就有音乐课，每周有祈祷会，祈祷会就要歌唱，每月有音乐会，星期日上午全体师生聚会礼拜，由校长领读经，唱赞美诗，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狄邦就烈教授地理、历史，向孩子们介绍中国以外的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还教授孩子们唱歌，每个星期还有三次特别难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们唱歌。音乐课一周有三次，属于多课时。即便后来中国中学的音乐课也没那么多，顶多一周一次。狄邦就烈在教音乐课的同时，随时随地把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写下来编成音乐教材。她曾写道：“我要给考文做裤子，做一件马甲，也可能再做件上衣，但我不希望做，我要写我的音乐课本！”说明她不仅教学，还要编写教材，以便总结推广。
登州文会馆办学伊始，狄邦就烈施行的是系统的音乐教育，这在清末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堂的运动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狄邦就烈的音乐教育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轫。从1860年代中期每周三堂音乐课，比中国推广现代音乐教育早40年。
当时中国根本就没有乐谱，更不知道五线谱，狄邦就烈只有五线谱，她只能用口授、口传教唱，自己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为记录歌曲，她使用中国原始的点拍符号代替，如╳、○、△、⊿、◇等符号代替音阶，教学生演唱，开创了我国现代音乐教学。教学之余，精心编写《乐法启蒙》一书，还编写赞美诗，利用到胶东各县传道的机会收集民歌民谣，也发动她的学生回到老家收集家乡民谣曲调，配上《圣经》及其中《诗篇》的词句，改编成赞美诗，组织师生合唱团及唱诗班欣赏，传唱，一面传教一面教唱。她还主持《赞神圣诗》的编写工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在音乐教学中，根据教学的实践音乐课中出现的知识，参考美国学校的乐理知识，终于在到登州第八年编撰出了一本乐理教科书，并于1872年首次出版《圣诗谱·附乐法启蒙》。
这是蓬莱历史研究会保存的1913年第五次印刷的线装本《圣诗谱》
《圣诗谱》中的《乐法启蒙》页面，上方是一问一答的乐理初步，下方是一问一答的实例（作者摄于蓬莱历史研究会）狄邦就烈觉得中国人需要唱赞美诗，而且她认为中国人并不笨，只要好好教很快会学会。中国以前没有教会，从没唱过赞美诗，但信众喜欢音乐，而且经过教授能够唱得很好。她一直在教堂领唱，直到她训练成了唱诗班为止。
1913年的《文会馆志》中，附有文会馆学生创作的歌曲，说明狄考文夫人在登州文会馆教授的音乐知识成功了并得到验证。现在看到的这些歌曲是文会馆学生编写，都是五线谱曲，有些还是双声和声。没有系统的训练，学生是做不出来的。
狄邦就烈在登州工作34年，没有子女，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授学生的身上，受到学生们的敬爱和感激。她像一位母亲，特别喜欢孩子，没有积蓄，却奉献了她的一生，奉献给学生和信徒。她除了教音乐外，还管理学生的衣食住和一言一行，精心照料学生的生活、品德，教育学生道德礼仪和言行举止，加以训导纠正。年龄小的学生想家，她就讲故事说笑话，捉迷藏，让孩子快乐。学生闹纠纷由她排解并分析对错，学生有过错，委婉告诫，指出错误，让其悔改；遇到纠纷，她就理以曲直；有穷困的，便让学生以工代赈，自食其力。学生患病，她就亲自熬药，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俨然慈母。她还将管理教诲学生的经验编成《训儿真言》一书，后来成为管理寄宿学生的指南。她日夜操劳，付出的劳力比狄考文还大。她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她的学生，受到当地人衷心的爱戴。所以，当1898年她60岁生日前夕，登州文会馆的新老学生精心制作了匾额和大披风，匾额上写有烫金大字“育英寿母”，挂在她家大门上方；披风上绣上文会馆学生的名字，以表达感激之情。就在生日后不久，因长期过度劳累，她也走到生命的尽头，学生们把那件披风作为祭服放在了她的灵柩上。
不只狄邦就烈重视音乐教育，狄考文也非常具有音乐才能，十分关注学生的音乐教育。狄考文和倪维思博士编写出版了中国人使用的圣诗集。只要他听到一首新圣诗，特别是令他感动的圣诗就想译成中文，以便丰富他的圣诗集。直到晚年，总是不时地补充中文圣诗集。狄考文在他健壮英美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柔弱敏感的灵性之心。在登州文会馆教授自然科学的同时，随时随地会以歌唱的形式表露他对上帝、对人类的炽烈情感。富善博士在1909年1月的《教务杂志》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在布道时，有时嗓音颤抖，说不出话来，要这么强壮的男人控制一会感情才能继续讲下去……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学唱他刚翻译的简朴优美的赞美诗《有人要进天国之门》。一天早晨，我们在祈祷会上唱这首赞美诗。刚唱完，我回头看看他对唱的是否感到满意，见到他的脸上泪如泉涌。”可见狄考文对音乐的感动，充满真情实意。
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育已经形成风气，深深融于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心中，人人都喜欢音乐，大家都重视音乐，无论是做礼拜还是各种社团活动都唱歌，当然多半是赞美诗，已成为学校的传统，这种传统并没因狄邦就烈的离世而消停，一直从登州传承到潍县的广文大学、中学以至于幼稚园的音乐教育。这种音乐传统经过王宣忱及其同学传播到青岛。
狄考文为培养学生的民主自治能力，倡导学生自己组织各种聚会。例如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新闻会、青年会、自立学塾会等，在诸多聚会中，最主要的是辩论会。每星期六下午，校长和老师都到场，学生就某个问题分组辩论，“辩论会者，学生共和国之实验场也。聚一堂学生而公立之，自定法律，自守范围，自治自立之道基于是矣。况言论之才，藉此可以练习，道德之心，藉此可以培养，于学生前途大有裨益。王元德赘语”“比赛优绌，参以音乐，以咏、以歌，跄跄济济，颇极一时之盛云。”辩论会有时还要采用歌唱的形式，由学生将自己的演讲或辩论文的内容改编成歌曲，在会上演唱。可以想象，辩论方酣时，手舞足蹈，乐声起伏，也唱也歌，热闹非凡。这种时时处处利用音乐歌声表达诉求的习惯，这种音乐普及现象充分显示文会馆学生普遍会作诗作曲的特长。音乐的作用在文会馆的校风上得到极大的贯彻。所以现存《登州文会馆志》中保留的一些该校校歌，都是学生自己创作的五线谱曲，也有二、四部合唱歌曲，这说明狄考文夫妇办学的一项巨大贡献，说明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育是成功的，可以说独步当时中国音乐教育界。
《文会馆志》的唱歌选抄，收录学生创作的十首歌曲。王元德这样写道：“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須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咏者，排印于后。苟吾辈同学邂逅，按谱歌之，不特当年情况宛在目前，即此文会馆志，亦活动生趣矣。”
《文会馆志》中的十首歌曲，有刘玉峰《乐赴天城》《爱国歌》；冯志谦《夏日歌》《恢复志》；王元德《仁寿歌》《快活之日》；周书训《赏花曲》；孙象乾《快乐词》；綦鸾翔《逍遥曲》；连志舵《得胜歌》等。这十首歌曲供研究者参考。原曲为影印，极不清晰，特请刘冠辰先生电脑制作，非常清楚，特此对刘先生表示衷心感谢。详见《王宣忱诗文选》。
文会馆花样繁多的音乐教育形式，给后来的文会馆以及广文大学以至于广文中学以极其深远的影响，形成学校的音乐传统，唱歌演奏成为普遍现象，并出现了多位音乐教育家。1917年广文大学迁至济南，这里的校舍成为广文中学，广文中学也继承了文会馆广文大学的音乐传统。九一八事变后，音乐体育带给人们以鼓舞，激发起师生们卧薪尝胆、勤奋学习的巨大精神力量。学生的音乐水平很高，唱诗班水平不亚于专业合唱团。贵重的管弦乐、钢琴、风琴样样俱全，学生们不但在校内演唱，还经常上街教唱、演讲、演剧，充分显示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文学艺术水平。
王宣忱和夫人孟冰仙所受的音乐教育，为他们今后编辑赞美诗，为他的家庭成员喜爱音乐、学习音乐，以至走上音乐的道路播撒下了丰满的种子。从王宣忱在文华馆上学的1895年到2000年，子女孙辈走上音乐道路，长达一百零五年的漫长岁月，音乐成为家庭的精神支柱，成为家庭的艺术追求，对音乐世家的形成起到最早的奠基石作用。
（9）西洋音乐教材《圣诗谱·附乐法启蒙》
《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共收教堂赞美诗369首，演唱杂调25首，讽咏歌17首等教堂圣诗歌曲。为教唱这些歌曲，乐谱之前有18段乐理知识，即《乐法启蒙》，详细解释乐理，讲解如何识读五线谱，附带一些演唱的问题，并附有循序渐进的练习曲目、轮唱歌曲、民歌等。用300多个一问一答的形式，简明扼要地阐明基本声乐原理，包括记谱法、五线谱、双声部和声等音乐知识。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也是美国学校使用的音乐教学方法。这部教材修正了形注音符（shaped notes）体系，使声乐学习变得简便易懂，同时又不损害乐器的使用。由于这本教科书使用广泛，不断修订补充新歌，分别在1879年、1892年、1907年和1913年四次再版印刷。可见这本书所受的欢迎以及影响之大。在1892年重印时，增加了四声部歌曲，使《圣诗谱》在演唱技术上达到新的高度，这不仅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前所未有，在当时世界学校音乐教学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
狄邦就烈最主要的贡献是编著出版《圣诗谱·附乐法启蒙》这本书，本书汇集了赞美诗和乐理，并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次由上海美华书馆镌印出版，所以据认为是我国最早、影响最大的圣诗歌集。本书采用黄表纸、线装书形式，长26厘米、宽16厘米、厚2厘米，颇似一册中国典籍，但内容却是介绍西洋乐理和歌曲的，也作为教会使用的圣诗集。体例既有横写的英文，又有竖写的中文，这种中英文横竖混用的印刷方法和泛黄纸线装，散发着一种久远的香韵，古老的中国外表和新颖的西洋音乐，中西新旧，相得益彰，给我一种西洋音乐最早浸润中国的美好印象，显示中美文化的融合，使人体会它厚重的历史沧桑。该书多年在教堂和学堂的音乐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起来，从1872年初版，以后又在1879年、1892年、1907年和1913年四次再印，可见受欢迎之程度。就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看，这本书，应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普及西方现代音乐知识的教材，也说明登州文会馆是近代中国最早教授西方现代乐理的学校。该书的出版与传播，为后来的西洋乐理的著述与写作提供了直观的借鉴，并为现代音乐知识在以后的学校传播，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性格温和坚韧的狄邦就烈，在登州35年的传道教学生涯，对孩子们进行音乐启蒙，耐心教中国孩子唱歌，她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完美的教育形象，她在音乐理论领域作出的非凡业绩也是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她的著作《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开创了中国编撰西洋音乐教程的先河，是传播现代音乐重要的著作，将永远在中国音乐史上放射光辉。
狄考文对此书也有很大帮助，帮助狄邦就烈“创制适当的音乐术语，和倪维思博士一起编写出版了中国人使用的圣诗集，并不断地补充中文圣诗集。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一首新圣诗，特别令他感动的圣诗，就想译成中文，以便进一步丰富当地的圣诗集。”
这是一本乐理和赞美诗汇合的教科书，是狄邦就烈来登州后的音乐教学总结，积攒了她十年的音乐教学成果的乐理教材。当然，这本教材的出版也得到狄考文的极大关注，他在创制恰当的中文音乐术语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书内收录了赞美诗369首，讽咏歌17首，全部使用五线谱，并且多为二声部、四声部的歌曲。并附有“乐法启蒙”，分十八段系统讲授，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讲解西方乐理以及演唱法。讲解五线谱的高音、低音、长音、短音记谱方式，讲解音阶、唱名、半音、全音等记谱法。再如，有些音乐专业术语也是独自创建，当然和现在的叫法不一样。比如，书中称为“乐级子”的，就是现在的音阶；“上外线”，就是上加一线；“下外线”就是下加一线；“上外空”就是上加间；“亏度、满度”就是小音程、大音程；“钢号、柔号”就是升记号和降记号；“整步、半步”就是全音和半音；“挪级子”就是变调；“三并二”就是三连音；“二分准”就是二拍子；“正品”是女高音；“副品”是女中音；“上品”是男高音；“下品”是男低音；全号是全音符；准隔是小节线；終隔是终止线；放声是渐强；收声是渐弱等等，这些都是西洋音乐的基础知识。
《圣诗谱》初版是1872年，那时狄邦就烈刚刚35岁，来登州还不满十年。此书用中文撰写，语言简明扼要，说明她在学中文方面非常认真努力，不然不能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么好的中文著作。中文语言表达运用也极可称道，语言流畅，生活化，使用了很多地道的山东词汇。例如1872年版的原序：“从前用功教导学生同教友们唱诗，因为没有合适的乐书，常觉累赘。因此就出上功夫，开清乐法的大略，并且考究定规要紧的名目。起先是单为自己的学生预备的，后来思想，不如印成一本书，教众人便宜用。如是又加细工，修改补全，编成这本乐书。”上述的“用功教导”（耐心教给别人）、“出上功夫”（拿出时间来）、“定规要紧”（一定是主要的）、“加细工”（细心修改）、“便宜用（方便使用）”“太烦数（太费事、很麻烦）”这些词语极为生动，地方性鲜明，读来亲切。序末，写道：“耶稣圣会女教友狄就烈撰”把自己称作教友，一点也没有显耀自夸的意思。
邦就烈在序言里提到“律吕正义”，这部清康熙、乾隆年间由西洋传教士编纂的介绍西洋音乐的著作，虽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音乐的书，但对中国的音乐并没产生多大影响。序言对此书这样说：“从前多年，有天主教的西国人，将西国乐法，大小规矩讲明，成一部书，叫律吕正义，都钉在律历渊源里头。只是这部书，如今难得，而且说的也太煩数，并不是预备平常人学唱，乃是预备好学好问的先生，互为证验。再说作成这部书后，又有人找出新理，填补在乐法之中，因此，这部书，如今就算是旧的，其中多半是些不合时的老套子。”说明否定了“律吕正义”陈旧的说教。
狄邦就烈还在《圣诗谱》里提出了音乐的功能和音乐对人的激励和启迪，以及对生活的作用，说明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人当闲暇无事，正好唱诗，一来，省得虚度光阴，二来，也省得趁着闲时去做坏事。乐最能激发喜乐的心，人若有可喜乐的事，自然唱起诗歌来，表出他心中的意思，如是喜乐的心，更加喜乐。就是那不乐的人，听见这喜乐的乐声，也就生出快乐来了。乐也好解人的忧愁，人有了难事，心里忧愁，歌起诗来，便觉松散，心中的忧愁，不由得也就解去了。”“喜乐”一词，也是教会教友常用的词语。
总之，这本乐理教材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受到我国音乐界的高度评价。这本《圣乐谱》也是山东教会赞美诗最早的范本。本书给后来文会馆的音乐教育以及形成唱诗歌的习惯传统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文会馆出身的学生受其影响，都把唱赞美诗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王宣忱和孟冰仙，对他们后来在音乐方面的启迪影响深远。
三 王宣忱成为狄考文翻译《官话和合本圣经》助手
（1）1904年大学毕业即被狄考文选为译经助手王宣忱在1895—1904年九年间，系统接受了严格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中文造诣相当深厚，文学和诗歌修养也极其老练，遣词造句丰富多彩。在九年的教会学校学习期间了解了西方文化，精通英文。毕业后，留校在广文大学教书。在广文大学期间，一边担任大学教习，一边参加翻译圣经。广文大学1917年迁到济南，在原大学校舍成立广文中学，王宣忱担任学校校董事会董事。狄考文早就看中了他的中英文修养，让他当自己的汉语助手，参加圣经翻译委员会。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教会差会出版了许多版本的汉语圣经，但都是用文言文翻译的，而且诸多译本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都有差别，造成中国信徒对这些译本的无所适从。翻译一本通俗易懂的《圣经》迫在眉睫。1877年，在中国的西方基督教差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其实这样的会议过去也召开过，只是轮到这一帮人要开会翻译圣经，才称为“第一次”。在这次大会上，部分宣教士认为，白话文是未来的趋势，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群体大部分的需要，因此要研究如何翻译白话文圣经。1890年5月7日—20日，西方基督差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呼吁出版一部“用中国普通语言译成的、合一的、标准的圣经译本”。大会提出了“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原则，即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文言）和官话（白话文）三种译本。大会任命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一个是文理圣经修订委员会。狄考文被选为官话圣经翻译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译员，并承担了选定修订人员的工作。推选和确定翻译人选是很困难的，选定的人员多年来有变化，有的病逝，有的调动，只有狄考文和富善始终坚持到最后。
《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在上海开会时合影。左起林亨理、陈克拉克、狄考文、富善、鲍康宁（摘自2005年7月陈少兰编著《中文圣经翻译简史》42页，香港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
《官话和合本》译经委员会1906年在烟台东山安歇楼合影，左起鲍康宁、刘大成、富善、张洗心、狄考文、王元德（宣忱）、鹿依士、李春蕃。（美国圣经会档案馆提供，原图刊于1906年《教务杂志》，作者翻拍）1890年上海的传教士大会达成一致意见，圣经中文译本修订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之后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为研究译文，交流心得，商定文本，分别在登州（狄考文的家）、上海、通州、烟台等地开过多次会议。最初决定的翻译人员名单，几年内一直参加《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白话文）》的翻译的人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英国内地会的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美国卫理宗美以美的欧文（George Owen）和鹿依士（Spencer Lewis）五人，其他文言文译本的参加者，文书田（George Blodget）、布蓝非（Thomas Bramfitt）、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赛兆祥（Absalom Sydensteicker）、安德文（Edwin E.Aiken）、林辅华Charles W.Allan）、陈克拉克（Samuel R.Clarke）、林亨理（Henry M.Woods）、路崇德（James W.Lowrie）、瑞斯意（William H.Rees）等十五六人。每位译经传教士都有汉语助手，狄考文前后由邹立文和王元德做助手，富善的助手是张洗心，鲍康宁的助手是刘大成，还有城静怡、王治心、李春藩等。他们在不同阶段加入，又因不同原因退出，狄考文在完成新约及部分旧约翻译后，于1908年病逝，而自始至终都参与翻译，活着看到这本圣经出版的只有富善一人。
1896年6月13日，狄考文写给邦就烈的信说，“投身于官话和合本圣经修订工作……虽然耗去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的确，狄考文全身心投入圣经翻译，直到他最终病逝，还挂念“诗篇”的翻译，病危时刻，让他弟弟替他祷告，“要活下来完成诗篇翻译”。
《官话和合本》是中文圣经里程碑式的译本，官话即白话文，是一百多年来传教士圣经中译的巅峰与结晶之作。关于《官话和合本》的中文风格，狄考文在1900年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文章《官话圣经的风格》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字词应当是操官话的平民百姓所日常使用和明白的、文句的结构应符合口语、文笔风格应清楚简单、文笔风格应是真正的中文，外国人所撰写或监督的官话往往在用字和习惯上，多少有些洋化。
西方传教士早就意识到圣经的中文翻译最终要由中国学者担任，这样的中国学者要有学问、态度诚恳且对本国经典修养深厚，具备这样素质的中国学者翻译出来的圣经才是地道的中文圣经。
在集体翻译行为中，同样的原文很可能出现不同的译文，因而需要作出选择，以确立最终译文。当时主译者皆为英美传教士，多半在中国研读过四书五经等典籍，浸淫中国文化颇深。至于执笔人员中的中文辅译人员，也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受过严格的旧学滋养，并能执着于自己的乡土文学。1904年狄考文博士68岁，来华已经41年，已经通晓中国典籍，但终究汉语修养还要看本国人，白话文需要当地中国人帮忙，狄考文的两位中国助手，先是邹立文，这位文会馆首届毕业生，多年来一直作狄考文的汉语助手，可惜英年早逝。另一位就是王宣忱，1904年他25岁，刚大学毕业，生气勃勃，狄考文从各位译员的译稿中，评选出的最佳译稿就是王宣忱翻译的，所以决定由王宣忱作他的第二任汉语助手，并作最后的文字润色。王宣忱1903年至1908年的五年间，一直忙于圣经译稿修改和审定工作。1906年到烟台参加翻译会议，会址在东山安歇楼，这次会议历时五个月，留下一张广为使用的珍贵照片。译经人员的座位排列很有规矩，每位外国传教士紧挨着其中国助手。从左看，鲍康宁和刘大成，富善和张洗心，狄考文和王宣忱，鹿依士和李春藩，表明华人译经助手在圣经翻译中的重要作用。看这张照片，他们穿的服装也极富时代感。中国人都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扎腿带扎裤脚，白底布鞋，一派清末风情。英国人鲍康宁更有意思，入乡随俗，一身中国式打扮，其余三人西装革履。这张照片，成为王宣忱参加和合本翻译的重要佐证，在介绍圣经翻译历史时，被广泛使用。
烟台会议的初期，通常上午集体开会讨论三个小时，其他时间则是个人用来研究会上提出的问题。后来又增加下午三个小时的集体讨论，零散时间用于个人自由结合交换看法。每次会议后都要把定下来的稿子印刷出来，标上“暂定稿”字样，分别发给外地的传教士，请他们批评。所有批评意见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审定、润色。狄考文强调译文的中国化，以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他反对直译，强调译文的修辞和润饰。最后由王元德（宣忱）来做文字润饰，然后再行付印，呈交“百年大会”，向大家汇报。所谓百年大会是指纪念首位来华译经的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华，翻译出版新旧约。1907年正好是他来华百年，因此纪念大会称为“百年大会”。
王宣忱1930年在青岛家中独自翻译新约全书，可见，当时讨论圣经翻译稿件的时候，译员们不徇私情，不计繁杂，苦心孤诣，再三推敲，为求得一句准确完美的译文付出了自己的心力和能力。译员们之间互相研讨评判对方的译稿，有时候双方不服以至于怄气拍桌子，坚持自己的措辞，意见不能统一，各执己见，不欢而散，很少有大家意见完全一致，笑容可掬散会的。只有这样近乎苛刻的严格态度，译出的经文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鉴定。和合本圣经的出版结束了以往使用的多种圣经版本，展开了和合本圣经的新纪元。2019年，是和合本圣经出版届满百年。在举世几千多种不同语言的圣经中，它能屹立于世，仍然是世界华人最受欢迎、最熟悉的中文圣经。且先后出版了上亿册，其丰功伟绩不言自明，举世无双。
邹立文是文会馆1867年首届学满九年的大学毕业生，是位按立牧师。富善博士在一封信中这样称赞道：“邹先生是登州文会馆狄考文博士的学生，接受过倪维思博士以及其他人的神学理论训练。他是一位具有美丽灵魂、善辩头脑和良好语感的人。他常常自己工作到深夜，查找一些词组，查找表达更确切的词语和更好的原始意义。可悲可叹，邹先生在疲惫的劳作中过快地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富善接着写道：“令人庆幸的是，狄考文博士在这项工作中还有另一位学者帮忙，这就是王元德先生（王宣忱）。也是文会馆学生出身。王元德先生具有敏锐、深邃、逻辑的头脑，读过所有最好的官话语体著作。他能很快找出句子结构中的缺点并坚持不懈地予以纠正。他至真至诚地从事翻译工作，数次拒绝领取发给他的薪水。我想之所以能够如此，既有受狄考文博士人格强烈影响的因素，也有他自己对着一份工作热爱的成分。这两位中国人参加了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像狄考文博士一样，在官话圣经全部译毕之前，他们所做的工作会一直影响着人们。”
（2）《官话和合本圣经》译本的语言魅力来自王宣忱等人
阅读圣经，尤其是阅读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新约“四福音”会发现，所有的篇章行文，语言结构，遣词造句，有一种向你娓娓道来，平实亲近、朗朗上口的语气，正如狄考文所要求的，圣经的语言就是平民百姓使用的语言，符合口语，清楚简单，是真正的中文，不是西方传教士口中洋化的中文。王宣忱虽然学了许多传统文学知识，现代科学知识、神学知识、音乐知识和世界知识，但有一点，他所有的知识都以少年生活为基础，附丽在他的农村生活之上。幼年的农村生活，家庭邻里使用的语言，如同镌刻在石磨上的字迹，终生难忘。其实每个人都离不开童年的生活的印记，离不开家乡话。家乡话其实都隐藏在潜意识中，一旦遇到适当时机，一些生动的家乡语言就会不经意间冒出来，用来表达自己感情。而这些话都是非常生动鲜活的。王宣忱潜意识里面也存有不少山东中部农村的语言，可称为“土话”，这些家乡词汇在翻译时会闪现在他的头脑里，会写进他的句子里。王宣忱作为中文译文的参与者和文句的加工润饰者，家乡语言的潜意识会反映在他的语言体例、叙事风格和词汇选定上。本来，狄考文的要求就是这样，“字词应当是操官话的平民百姓所日常使用和明白的；文句的结构应符合口语；文笔风格应当简洁明了……”
正如富善所言：“他（王宣忱）具有敏锐、深邃、逻辑的头脑”。也正如于立功所说：“狄考文对王宣忱一直就器重，因他的中英文造诣极深，协助译经，非他莫属；当时在教会中像他这样的人才，真是凤毛麟角。除了中英文好之外，他也会希伯来原文。”他对和合本的成功贡献很大。大约八十年前，中国信徒中对中文、英文，原文都精通的人，在中国北方没有出其右的。当时狄考文完全信任他，所以和合译本中很多北方官话，就因为受他的影响。《新约》1909年出版，《旧约》1919年出版，圣经出齐。“和合本圣经”的出版，立即引起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它的出版正好是自满清政权嬗变到民初的关键时刻，赶上中国五四文艺复兴时代文言文和白话文较量的时期，涌现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和学者，如胡适、林语堂、蔡元培、陈独秀等，开创白话文的时代。他们都读过和合本，甚至使用过和合本圣经。第一位发表意见的饶永康（Harold B.Rattenbury，1878-1961）认为，该译本是圣经汉译“最后也是最伟大的译本”；周作人认为这个译本达到了“信”和“达”；胡适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到和合本圣经，推崇官话和合本圣经为“五四运动的尖兵，是基督教对中国最了不起的贡献”；林语堂更是积极推崇和合本圣经，他儿时做家庭礼拜就是背诵和合本圣经的主祷文。胡适举出《路加福音》16章第3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认为这是一句极为精炼的白话文，尤其在民初，一些遗老遗少，正在语言进步的退守中，顽固地坚持旧传统，正提倡向故纸堆中挖宝的时节，这种简单明了的文字，大家听来响亮的文字，真是掷地有声！（见寇世远的《被恩待与被怜悯的》242-243页）。在华传教士纷纷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中国学者邹立文、张洗心、刘大成、王宣忱，在译文表达和中文润饰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尤其是王宣忱，他以敏锐深邃的头脑，渊博熟稔的文风，熟练地驾驭家乡潍县老百姓的叙事风格，不急不慢、娓娓道来的语气，恰当使用土语、俗语。所以，和合本圣经出现北方土话广受欢迎，也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经文采用了北方方言，就是山东中部以潍县为中心地区的方言。这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在教会中使用了近百年之久，形成了一种“和合腔”，甚至成为一种“属灵的语言”“和合本口吻”。北方方言、俗语词汇，例如：“福音”这个词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生活之中。其他如“巴不得”“薅草”“咒诅”“护庇”“晌午”“日头”“崽子”“聚敛”“交通”“兵丁”“条规”等，已经深入信徒的心里，很难用其他语言代替。如改成现代词汇，“和合风格”则荡然无存。如“巴不得”这个词，在路加福音中常使用。“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路加福音：19:41-42）；“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路加福音：17:22）“巴不得”是“切望、盼望”之意。“巴不得你在这日子，即，盼望你在这日子。”再比如，《马太福音》十三章使用了“薅”这个北方农村的俗语。人们在撒种时，可能将“麦子和秕子”一起撒在田里，收获的时候，要把“麦子”和“秕子”分开，使用了“薅草”即“拔草”的意思，南方很少用。载入《马太福音》13章28节：“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秕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秕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看来，“拔”和“薅”也有层次不同的褒贬含义，麦子用“拔”，褒义；野草用“薅”，贬义，“拔麦”和“薅草”的褒贬之分，表现农民老乡泾渭分明的褒贬情感。
圣经中译本有数百种，和合本却能长盛不衰，近亿信徒仍在使用，且喜爱程度有增无减。最近，据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证实，目前大陆已经刊印了七千五百万册，这个数字，对圣经世界来说真是一个奇迹。
教会圈以外的中国学者也把“和合本”的白话译文看作是好的文学白话，1920年代中国推行文学大众化期间，“和合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四福音书曾在许多政府学校中被用作标准的国语范本。根据“德自幼受先生栽培，毕业后忝为圣经襄译员，与先生共事久”可以推测，王宣忱在潍县上学的时候，狄考文不可能不到乐道院，他出众的才华也不可能不引起外籍教师的注意，通过狄乐播的介绍，很可能就认识狄考文。后来到登州，与狄考文的接触多起来，及至跟随狄考文翻译圣经，译经期间朝夕相处，这对相差45岁的中美忘年交学者互相美意，结下深厚友情。王宣忱在《文会馆志》中，以充满崇敬和热爱的心情撰写了“狄先生传”，对狄考文做了详尽的叙述，他们两人的忘年交友谊，最后以1908年狄考文的突然离世而遗憾地终结。
1908年夏，官话圣经旧约修订委员会在烟台开会，修订“旧约”和“诗篇”，狄考文患了慢性痢疾腹泻病，后来病情急转直下，决定转到青岛福柏医院。在烟台的时候，狄考文夫妇住在富善家，两家关系密切，所以富善夫妇陪同一起到青岛。赫士博士、狄乐播夫妇、卑尔根、方威廉都赶来青岛，每天祷告。狄乐播跪在地上祷告，狄考文喊道：“你要多点信心，祷告我可以活着完成诗篇翻译。”祷告给他极大的安慰，但病情恶化，直至弥留之际，对弟弟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圣父了。”于1908年9月28日10点去世。
据费丹尼的《狄考文传》透露，狄考文在福柏医院去世后，曾在青岛的长老会小教堂行丧礼。虽然笔者没有详细说明这间小教堂在哪里，根据当时青岛的教堂分布，推测可能是济阳路2号、我们称为“小礼拜堂”的教堂。前面说过，济阳路住着多位长老会牧师，可称为美国长老会“青岛大本营”，小礼拜堂就是美北长老会所建。但没有实据证明，仅仅是推测而已。
狄考文和妻子邦就烈合葬于烟台毓璜顶。为了把福音传到中国，他们夫妇耗尽了生命，最后葬身在中国的土地上。
富善博士曾担任北京联合神学院院长，与狄考文博士契交甚深，他们两人自始至终，共同修订官话新约圣经，而且，只有富善活到官话和合本圣经全部出版的日子。富善博士在1909年1月号《教务杂志》上发表纪念狄考文博士的文章中，在回顾他们长达35年的交往时曾这样评价狄考文，虽然长点，还是引用：“我们大部分时间白天整天在一起开会，傍晚则一起散步，每天散步时，总是大小事情无所不谈，他说话口气坚定，有时候甚至是固执己见，但是，他喜欢听到带有真实、深厚感情的相反意见。狄考文博士的思想自然是长于逻辑和数学，但也不乏诗意和感情色彩。……他的举止像一位品格非凡的人，出类拔萃。他天生是引路人，而不是跟随者。一旦有了自己的结论，他就非常的自信，期望甚至几乎是要求其他人接受。然而，他并不傲慢，而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此外，他可能为他自己觉得过于草率或过于苛刻的话、令朋友痛苦的非常拙劣的情绪，而请求别人宽恕……在粗犷简朴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异常柔和的心，他是一个有着女人心的硬汉。”
（待续）
（编后：限于篇幅，原稿很多插图未能上传，是为遗憾。插图皆经AI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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