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赴各地传教办学，承袭狄考文风格
（1）潍县南门里大街上的教堂
潍县古城历史悠久，东莱首邑，北海名区。潍县古城有四个城门，东为朝阳门、西为迎恩门、南为安定门、北为望海门。其中南门安定门，巍峨壮观，每当下雨沙沙作响，城楼在雨中缥缈，因此有“南楼夜雨”之名胜景观。进了城门，就是直通潍县官衙的南门里大街，长约近千米，靠近城门的南段有水巷子，是潍县城文风最盛，人才荟萃的地方。水巷子东头，是潍县首富丁叔言的丁六宅，潍县最富的大户，水巷子往西几家人家，多是教员、职员、画家、写家居住，是一条书香充溢的胡同。
出水巷子东口，南门大街东侧，有座灰砖灰瓦的建筑，那就是潍县南门里长老会教堂。从门楼进过道门楣上，悬挂着冯玉祥为教会题写的匾额“人格救国”。过道左边是幼稚园，橱上摆着许多小朋友做的泥碗。穿过过道，路分左右两边，向左是大礼拜堂，其规模是潍县最大的，摆满了长条椅，两边都是玻璃窗，正面舞台是讲道的讲坛。出过道向右，则是一个小院，一趟平房，就是牧师们的住宅。
1908年，王宣忱和乐道院华美书院毕业的孟冰仙喜结良缘。
王宣忱的家就在教会的平房里。王宣忱一面在广文大学教书，一面在教会讲道传教，在这里住了十年，1918年，迁居济南。
1909年长子王凤振在潍县出生。王凤振（1909-1941）之后，夫妇又有次子王凤文、长女王凤慧分别于1912年、1916年早逝。1918年去济南后，次女王凤恩（后改名王重生，1919-2001），三女王凤华（后改名王复生，1920-2006）相继在济南出生。
孟冰仙（1880-1978）
王宣忱妻子孟冰仙（1880-1978），潍县人，华美书院毕业。华美书院是1895年，狄乐播继夫人丁珍珠（Mrs.R.M.Mateer）和宝安美（Miss F.Baughtor）共同创办的女子中学，招收的学生均从农村招来。学生全部寄宿，这些农村小姑娘自此接受现代教育。
孟冰仙头脑聪敏，性格刚强，言谈利索，语气肯定，治家精打细算，很有煞威，在美国牧师的教育下，成为虔诚的信徒，热心教会的布道事工，和唱诗班的歌唱，属于民国时期的新知识女性。在乐道院文美书院三年，除了学习典籍和数理化外，还学习音乐、弹琴、手工、家政、园艺和缝纫等。特别是会弹琴，培养了她的音乐才能，为日后教授自己的孩子，造就了条件。那时的琴，还没有钢琴，是那种双脚踏板的风琴。
孟冰仙一直在教会指导妇女工作，负责教堂唱诗班。从潍县、济南，到青岛以后，既要负责上海路教堂的妇女布道班和唱诗班，又要协助丈夫王宣忱翻译圣经和编辑颂赞诗歌。她自己学会脚踏风琴，积极学唱赞美诗，为唱诗班弹琴伴奏，对教会、亲友、信徒都竭尽全力，先人后己。那个时候，女子会弹风琴也是先进，不多见，并且协助丈夫王宣忱编辑赞美诗，每当王宣忱完成一首歌曲，她都要亲自抚琴试唱，以求圣诗的顺口和韵。后来还辅助王宣忱经营实业，在丈夫去世后，忍受着失去亲人的苦痛，函请侄子王凤亭来青，掌管起工厂管理的事业。女儿王重生非常孝顺，把母亲放在第一位，和母亲相依为命，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服从母亲的意愿，精心照顾饮食起居，母亲一直活到98岁高寿，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她最大的贡献是培养自己的一双女儿王重生和王复生走上了音乐道路。
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王宣忱开始在南门里基督教堂讲道，并在广文大学授课，后兼任广文中学校董。其间，曾为潍县长老会小学翻译编辑教会小学一二三年级使用的《圣经故事教科书》。
1916年王宣忱为潍县长老会编纂的小学课本《圣经故事教科书》（潍坊友人崔永胜先生 供图）
1916年前后，山东省内很多地方建立教会小学，有高小也有初小，学校缺乏圣经教科书。其时，华北地区基督教自立会“委办”开会，委派成立小学课本编辑委员会，王宣忱被选为委员之一。但他对小学课本并无研究，无从下手，幸而，广文大学当时的校长维礼华森向他推荐了美国人姆威廉的《圣经故事教科书》。维礼华森在潍县任广文校长二十二年，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王宣忱看了之后，认为非常合乎他的想法，内容也适合给孩子用，于是，他快速翻译为中文，先翻译了一二年级的，翻译好了，寄给“委办”审阅批改，得到委办的首肯后，立即交付印刷厂印刷。刚发行，就有400家学校订购，立即售罄。于是又准备加印第二版，这时，他也翻译好了三年级的课本，由维礼华森帮助校阅核对，打算一并付梓，希望推广。
王宣忱翻译的《圣经故事》文本，目前收集到的只有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课本，已经收录在另外一本书《王宣忱诗文选》之中。在这里，王宣忱记录的是一般的教学方法，教师如何能教好？教师不要面面俱到，不必要太多的演绎，只把课文有声有色地传达出来，教员要熟悉教材，不可呆板，才能引起学生兴趣，学生自然容易记忆。教员不熟悉教材，照本宣科，学生听来无趣，得不到教学效果。
（2）济南经四路雄伟的双塔大教堂
A.山东基督教自立会的沿革
狄考文一贯主张学生要自立，教会也要独立，不要依附于美国教会。为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早在文会馆创办初期，狄考文就向学生灌输独立自主意识，培养学生民主自治的能力，组织学生自己创立各种会，经过四十年的实践，不断修改，渐趋完善。完全遵守“由学生自议，校长不为断定”的立会章程。坚持民主，绝不包办代替。真心实意支持学生自由创办“自立会”，培养学生将来建立自主的教会，这是其他外国教会做不到的伟大创举。
1885年，登州文会馆第一届学生邹立文、李道辉等四十余人创办“山东酬恩会”，那就是自立会的雏形，每人每年捐款三千文，为自办教会基金，宣布脱离美国长老会自己独立。
1898年，提倡自立的“中华自立学塾”成立，为教会自立的楷模。“诸生以教会学堂，皆西国教士所创，殊觉汗颜，乃倡立兹会。其入会者，毕业后照章捐资，作为开学经费。此会于潍南洼里村开设小学堂，已十余年，获益良多。实教会自立之先声也。”
1901年文会馆毕业的刘寿山、周世训、谭玉峰、王守纯、于世荣等人在青岛组织自立教会。1902年由刘寿山、袁日俊、刘思义、王元德（王宣忱）、李道辉等人，在济南建立自立会。此后，烟台、潍坊等地也相继成立自立会。
1913年，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地教会代表在济南开会，决定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刘寿山、王元德（王宣忱）等代表呈请山东都督周自齐和济南商埠局局长蔡序东，拨给土地，建立自立会教堂。呈文很快被批准，在济南经四路小纬六路划拨土地20亩，并批准地租永远豁免。刘寿山、王元德等人立即筹资建堂，1915年8月落成，并在此堂内召开“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成立大会。选出刘寿山、王元德、李道辉、刘滋堂等23人为董事会董事，制定了山东基督教自立会章程。其中规定：1）本自立会不受西方差会援助；2）各地教会平等，要事可提供总会；3）实行长老负责制，牧师之任免须经总会同意；4）各分点教会采用点水礼；5）总会设董事会主持会务。
1922年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刘寿山、隋石卿、王宣忱、孙乐坤、刘希圣、孙修五、李道辉等人向全国发起募捐，筹资准备另建大教堂。刘寿山捐款5万余元，冯玉祥也积极捐款，并题字“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刻于教堂东南角基石上。李道辉之子李洪根、孙乐坤设计，永德源营造厂承建，杨长利、杨长坤施工。建筑面积1331.3平方米，可容纳1300人做礼拜。该工程1924年开工，1926年竣工，举行了盛大的竣工典礼。新教堂平面为“工”字形，主体建筑高两层，东西两侧为四层的塔楼，顶部为锥形尖塔，质朴庄重，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塔式和西方建筑特点；底层为毛石砌墙，二层以上是红砖墙、红瓦顶，色彩鲜艳明快，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手法为基础，并大量使用长方形门窗等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被外国传教士收留而后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的人并不少见。而教堂设计师孙乐坤就是这样的人。
孙乐坤的名字在建筑基石上刻有其名，但未发现其他资料。最近，其重孙孙嘉理几次拜访经四路教会，向教会询问孙乐坤的经历，教会郭栋长老向我介绍，于是有了孙嘉理讲他曾祖父的零星琐记，补充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孙乐坤（1869-1926），山东广饶人。1884年十五岁那年，广饶发生瘟疫，他逃难去了潍县。那时，狄考文来中国已经二十几年，弟弟狄乐播也在潍县筹建乐道院。孙乐坤在逃难过程中，意外地遇到美国传教士，将他收留，在传教士家做杂活，并受洗成为基督徒，成为山东中华自立会成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传教士发现曾祖父喜欢绘图，从此师从于此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和建筑。后来孙嘉理打听家乡的村民，传闻这位传教士是狄考文。这里有些存疑，因为孙嘉理仅仅是打听到有叫狄考文的美国牧师，狄考文在登州，孙乐坤是在潍县，究竟是狄考文还是狄乐播，尚不得而知。希望有兴趣者深挖这段有意思的往事，以完善孙乐坤这位建筑师的人生传奇。
狄考文动手能力很强，自己设计建造住宅，看孙乐坤很聪明，让他开始绘制建筑图，在狄考文培养之下，终于掌握了建筑工程。随着建筑设计知识的丰富，狄考文开始让他单独承担小型建筑设计，第一次派他去周村，又派他去修建胶济铁路的铁路站房，都是小型建筑。这是孙乐坤走上建筑设计师的起步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孙乐坤成为很有经验的设计师，开辟了更广阔的设计道路。他曾参加过广文大学、齐鲁大学、齐鲁医院、胶济铁路站房等的设计建造工程，这些建筑，比如乐道院的大礼拜堂、齐鲁大学的教学楼，齐鲁大学门口牌坊等，外形都是华夏大屋顶、灰砖灰瓦、西式拱形门窗、钟楼、阁楼、吊钟等，西洋建筑元素和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和谐地统一在一座建筑中，是典型的中西合璧样式。只有，具有中国传统建筑意识和接受西方建筑意识的建筑学家，才能搞出这样的设计。孙乐坤的建筑，充分体现了他中西结合的建筑设计理念，可以说，孙乐坤是位中西合璧的伟大的本土建筑设计师。他生命最后的一个建筑，就是济南经四路大教堂的设计和建造，并在教堂落成当年逝世，享年57岁。
1918年，王宣忱夫妇带着大儿子去济南，任基督教青年会德育干事兼董事，1920年转入济南经四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任董事，兼自立会创办的進德小学校长，还创办進德中学，也兼任校长，为学校董事会长及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董事长，并掌管自立会的财务。王宣忱一家，1918年至1928年，十年间就住在教堂北面的福音里，几个四合院是学校的教員宿舍。高高的红漆大门，灰砖灰瓦的宿舍房屋。1919年姐姐王重生、1920年妹妹王复生，都出生于学校的教員宿舍。在此度过了十年的童年生活。
教堂底层是进德小学，楼上是教堂，所以，做礼拜很方便。姊妹俩到教堂，伴随着教堂的琴声，聆听赞美基督的歌声，自然而然，在他们的心底种下了信仰基督的种子。每当听到教堂优雅的琴声，姐妹俩欣喜若狂，深深地爱上了音乐，以至于多年以后回忆往事，总忘不了经四路教堂的音乐之声，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
60多年后的2002年，在美国的王复生回忆童年说：“我和姐姐在院内跳绳、踢毽、跳房，玩很多种游戏。我们很顽皮，也常外出到学校体育场和别的小孩玩捉迷藏。李秀文及她的姐姐，就是我们的小伙伴，那是教会学校，小学生，中学生很多。”
王重生的大儿子李厚仁这样形容他母亲：“妈妈对钢琴的悟性极高，理解能力极快，一点即通。可对数学，则让妈妈伤透了脑筋，只要有人和妈妈提起数学来，妈妈则糊涂得不得了。妈妈总是不按运算逻辑，先加减后乘除，无论老师怎么讲解，对数学就是不能入门。坐在座位上，两眼发愣，或是打盹，姥爷非常着急，请来郝老师补课，但也无济于事，最后姥爷想通了：也许郝老师的话是正确的，孩子喜欢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吧，何必勉强她呢？”
B.齐鲁大学校友会的风波
1917年8月31日，齐鲁大学校友会在济南东关济美学馆会场开会。因为齐鲁大学是由广文大学演变而来，所以，凡是在文会馆、广文大学毕业的同学，均被视为齐鲁大学校友。在这次校友会上，衣兴林和王宣忱被选为正副会长。齐鲁大学的基础就是狄考文、邦就烈、赫士、富克济、郭显德、狄乐播、丁珍珠、倪维思夫妇、柏尔根、李提摩太、梅里士夫妇等美国牧师、教授在济南、潍县、烟台、登州、益都兴办的各种学校，包括医学、神学、文理、师范等学校的集大成。
齐鲁大学的新创阶段，副校长路思义和其他人士对新建建筑的命名意见不统一，正打算辞职，校友会的成员几乎都曾跟路思义上过课，对路思义有很深的感情，为挽留路思义牧师，大会推举三人，办理挽留路思义事宜。
路思义（Hev.P.D.Lergen D.D），1875生于美国宾州，耶鲁大学毕业。1897年来登州文会馆，任数学及物理教习。1898年其儿子鲁斯（Henry.R.Luce）在登州出生。1904年潍县广文大学增设英文课，他任英文、历史及教育学教习。1905年全家回美休假，为广文大学募捐，认识了芝加哥国际农具公司创办人遗孀麦考米克夫人，她见鲁斯聪明伶俐，欲收为义子，供他在美国读书，并捐巨款给广文大学，建了一座雄伟的科学馆大楼。1915年路思义又募捐得巨款，打算给齐鲁大学建造一批教学楼，为纪念历来办学人的功绩，自己给这些楼起名，化学楼为“柏尔根楼”，物理楼为“狄考文楼”，神学科为“郭罗培真楼”，礼拜堂叫“康穆楼”，图书馆为“奥古斯丁楼”，办公楼叫“马克考米克楼”。结果遭到其他教派的嫉妒，不同意，路思义想，钱是我募捐而得，我有权决定，可是，其他人七嘴八舌，不好决定，路思义愤而辞职。齐鲁大学同学校友会派出三人与校方交涉，力争挽留路思义，未成功。后来路思义去北京燕京大学任教，成为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
路思义在登州生的儿子鲁斯，1912年在烟台初中毕业，才14岁就办杂志，任主编。麦考米克夫人又捐巨款资助小鲁斯，考入耶鲁大学，边学习边办报，与海登结识为莫逆。后来俩人合编《耶鲁日报》和《时代》杂志，又创办《幸运周刊》和《生活》杂志，垄断了美国新闻事业，享誉世界。世界各国元首无不与之交往，曾和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合影，和周恩来面谈，反对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批评罗斯福并影响美国政策，成为“无冕之王”，鲁斯享誉世界。
（3）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教堂
据《基督教在青岛（1873-1980）》介绍，美国北长老会于1873年由郭显德牧师传入青岛崂山地区，之后，长老会登州文会馆毕业生1901年在青岛创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自立会信徒最初在北京路聚会，后来为扩大聚会点，另觅土地新建教堂，其成员周书训、刘寿山等人，通过礼贤书院的监督、德国人苏保志博士，向德国总督申请，将上海路、德平路口，原礼贤书院地皮一角，划给自立会建筑新礼拜堂用。于1920年建成礼拜堂及周围教室、住宅等附房，正式成立上海路基督教自立会，最初的牧师都是文会馆毕业，如丁立美、韩振纲、王守纯、刘思义等。这时，王宣忱还在济南经四路教堂。
1926年，王宣忱开始来往于济南青岛之间。那时，他除了在教会任职，还投入办实业，在济南创建了“华北商行”，经营进出口业务。后来和美国犹太人滋美合资，准备在青岛创办合资企业“中美冷库股份有限公司”，于是，决定全家搬迁至青岛，在阳信路4号置地建房，全家搬迁到青岛。
王宣忱自1928年至1942年，在青岛生活十五年，任上海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长老兼教会董事长，自立会创办的尚德小学，为青岛知名小学，也由王宣忱任校长及董事长。属于青岛有名的“五校”（崇德、文德、圣功、礼贤四个中学和尚德小学，均为教会学校）。自立会还设有妇女布道所及诊所，由自立会执事、王宣忱夫人孟冰仙分管，她主持主日学以及圣乐合唱团等工作。圣乐合唱团除了礼拜天参加礼拜仪式外，还以合唱团的形式向社会开放，举办音乐会演出。还为救济失学学生、儿童募捐，曾举办“王复生独唱音乐会”，参加全市的义务募捐，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还将历次演唱的宗教歌曲印刷成歌集，分赠各教会唱诗班使用。
上海路9号中华基督教礼拜堂，建筑外观呈六角形，花岗岩基石，斜坡屋顶，内部高大，教堂钟楼，直冲大门，扇形礼堂一角是舞台，沿南墙堂内有二楼，围绕讲台是长条座椅，座椅上都摆放赞美诗。1940年以后，迎来教堂最辉煌的时期。40年代初，王宣忱女儿王重生和王复生从美国留学归国，加入教堂的唱诗班，唱诗班人才济济，在社会影响很大。唱诗班成员王德义回忆道：“1942年春，王宣忱在上海路教堂为学成回国的姊妹俩举办了独唱音乐会，身穿白色礼服，像天使一般神圣高雅，整个会场相当安静，大家沉醉在高雅音乐的欣赏之中。我只记得最后一支曲子是《玫瑰生在原野间》。”
1940年代的上海路教会唱诗班有毕蔚坪、邓余鸿、王重生、王复生、吕超青、高新民、张秀珍、张德林、张佩青、朱士寰、王德义，王重生伴奏，王复生领唱，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排练过《万古磐石为我开》。每逢星期六下午，要到阳信路4号练唱，练唱完毕，每人发烤的热面包，大家吃得很高兴。这里集中了青岛的优秀音乐人才，为繁荣青岛市的音乐事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会大礼拜堂时常作为音乐厅举行音乐会。1946年8月26日，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在大礼堂举行夏季音乐会。据当时报载：中外人士及观众八百余人，除了合唱、钢琴、提琴外，尚有文德女中、崇德男中、尚德小学参加演奏，年龄最老者是美国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最小的乃九岁的王绍麟小姐。项目极为精彩，合唱团五十余位团员登台大合唱，梅戈登博士的男高音独唱，白铁山博士的小提琴独奏，李德约和周美玉二女高音独唱，徐宝福与董吉亭的弦乐二重奏。这可以说是当时青岛音乐界的顶级阵势。
1948年2月17日的《民言报》蔡天予主编的“音乐”半月刊第七期，刊登音乐评论家钱仁照的《评上海路教会音乐晚会》的长篇文章，对教堂唱诗班合唱做了中肯的评论。指出男声合唱《加略山巅》《主十字架》中特点是“使用假嗓子”“增加了不少的Harmonic（和谐）的效果。这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机智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使用假嗓子。因为唱诗班的团员们并非职业音乐家，大多数团员的声乐训练是很粗浅的。”评论还披露，晚会上有白铁山博士的小提琴独奏和赵胜百先生的钢琴独奏《波兰舞曲》，并指出女声合唱《哈利路亚》演员们在演唱时表情呆板，有的嬉笑，演出效果不好。
1948年8月17日《民言报》刊登邓余鸿的文章：“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圣乐合唱团演唱歌曲简介”，介绍舒伯特的《听，云雀》。
围绕上海路基督教会的音乐气氛，出现了一大批喜欢音乐的青岛人，他们围绕在王重生周围，聚集在阳信路4号和上海路教会，热衷于音乐演奏和演唱。青岛之所以能出现世界级的提琴演奏家吕思清、李传韵等，也是受了上海路教会唱诗班的影响，吕思清父亲吕超青是唱诗班成员，是王重生的朋友。李传韵更是直接在这个音乐世家长大。
追溯起来，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最早的音乐溪流。当然，青岛最早传入西洋音乐的是德国。德国1897年占领青岛，军乐队随之而来。但他们仅仅是在德国军队范围内，没有普及到民间大众。
下面一张老照片显示，德国军乐队在广场上演奏，这是青岛历史上首次出现西方音乐演奏会，地点在现在的大学路和龙口路交界处的空地。当时还没有音乐厅，作为观众的青岛村村民，他们不知道西洋音乐为何物，都站在远处民房前静静地观看，他们是青岛最早的西洋音乐观众。德国军乐队开启了青岛演奏西方音乐的历史。
西洋音乐真正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是狄考文夫人狄邦就烈，将欧美的音乐种子带到登州、潍县等地，通过教会唱诗班传播到青岛，而王宣忱继承了登州文会馆的音乐传统，将西方音乐以赞美诗的形式带到青岛，并在青岛传播开来。音乐世家的音乐传统是狄邦就烈音乐的延续。我们可以归结出一条清晰的传播路径：苏格兰－爱尔兰后裔约翰·马蒂尔（1836）—美国宾州狄考文、狄邦就烈（1863）—登州文会馆（1872）—潍县广文大学（1904）—济南齐鲁大学（1917）—青岛崇德中学、青岛文德中学（1911）—青岛阳信路王宣忱、孟冰仙（1928）——青岛圣功中学、广文中学（1932）—美国玛丽·曼斯大学王重生、王复生（1942）—中央音乐学院王绍麟（1954）—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李厚义（1957）—天津音乐学院附小李厚礼（1960）—青岛李厚信（1985）—香港李传韵茱莉亚音乐学（1991）/ 美国洛杉矶石芳芳（1991），以上年代是约算，这条蜿蜒曲折流传的人脉线，虽然是王宣忱音乐之家的传承，也构成青岛早期音乐发展的部分脉络之一，起到领先的音乐传播和普及作用。这一脉络也可用地理形式表现，从东西方地域追溯的话，最早又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的英国苏格兰—美国宾夕法尼亚—中国山东登州—山东潍坊—济南—青岛……当然，青岛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仅此一线，但这条线是组成青岛音乐洪流的一部分，可以说，青岛的西洋音乐流是间接从英国、美国的涓涓音乐细流逐渐流入中国，流进青岛，汇合其他乐流，兴起发展壮大而汹涌澎湃的。
（4）阳信路4号大门里的钢琴声和羊圈菜地
1928年王宣忱49岁，正是壮年，精力无限，开启了在青岛创业的新阶段。
随着和美国犹太人滋美满在青岛的合资，王宣忱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从中国传统城市济南，转移到带有明显欧洲风格的城市青岛。撇开潍县济南的灰砖平房住宅，他要在青岛建造自己的家园，实现生命中的辉煌。这时的他在实业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济南华北商行的资金积累，冷冻鸡蛋的出口业务顺利开展，大获成功，他的经济基础变得更加雄厚。
1930年代开始，王宣忱的主要精力全身心投入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基本成了专门的实业家，忙得不可开交，业余还要抓紧时间实现自己对教会的夙愿，翻译新约全书和编撰赞美诗。他往往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工厂回来，一头扎进他的书房，坐在书桌前忙于撰写。
王宣忱孙女王绍麟在阳信路4号生活了15年，她的文章描写详细，充满感情。王绍麟对阳信路4号最熟悉，哪个房间什么样，什么家具，院子什么样，什么风光，她都能详细说出来。将来要是真办成王宣忱故居纪念馆，王绍麟答应，她将提供楼房每个房间的布置细节，我们盼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曾在阳信路4号住过的张继发写了篇回忆文，我略加编辑，收录如下：
阳信路四号，院内有花园、凉亭、假山、水池、名树、奇花，可以说是“三阳”别墅群之最。进入大铁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足有15米的藤萝架，春夏之际，宛如葡萄的紫花，盛开在木架上，恰似云霞密布，赏心悦目，既遮阴又挡雨。藤萝树干有碗口粗，整个藤萝架，堪比栈桥的藤萝架壮观。荷花池长12米，宽8米，池底有天然泉眼，池水清澈，常年满水。池水上沿，有排水口，通往市政排水管道，池水从不外溢。右边是一座假山，遍植奇花异草；左边是凉亭，亭内石碑上镌刻“静思亭”三个大字，据说是王宣忱的亲笔。水池与凉亭之间，植有四棵黄杨树，碗口粗细，是我在青岛见过的最大黄杨树，还有棵丁香树，初夏飘香，十分诱人。穿过凉亭，是通向后花园的通幽曲径，登上石阶石梯来到后花园，由大小两个花园组成，小花园有丁香、石榴、槐树、桑葚树，通过小门，进入大花园，环园种植几十棵石榴树，中间是玉米、地瓜、花生的农田，边缘处是羊圈、狗舍和兔子窝，一派田园风光。
从大门藤萝架左转，进入楼院区，四棵双樱花，呈7字形排列，进小拱形门，两边花圃，蔷薇爬墙开，登上拐角条石阶梯，梯下花坛有两棵与房齐高的冬青树，一棵金合欢树，亭亭如盖，开花时，朵朵像粉扑似的粉红花，香气袭人。与隔壁崇德中学墙根下，一溜花坛，种满了蔷薇、牡丹、芍药轮番开放。整个院子像个大花园，美轮美奂，堪称“三阳地带”最美的庭院，在青岛市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花园洋房。这一切都是王宣忱侄子王凤亭的杰作，他1920年代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建造阳信路4号园林是他的毕业设计作品，给他叔叔婶婶的最佳礼物。王凤亭是青岛著名园林高级工程师，中国植物园林大师级人物。这一切的美景保持到1958年，之后发生重大变化，美丽的花园不见了踪影。
第一次遭到破坏，是1958年大炼钢铁，拆除了烧暖气的锅炉房和房间的暖气片。1963年，原来的汽车屋子办了民办小学，一群四年级的孩子，因只有一个厕所，所有假山上树丛间到处是粪便，孩子们上树、爬山，向荷花池投掷石块。不几年，花草被踏平，花园被作践得不成体统。1966年，又推倒铲平了假山，把土石方填埋进荷花池，四棵黄杨树也被砍伐殆尽，盖起了官方的违章房。后大花园，1966年之前，破墙将花园推掉，将花园门堵上，砍伐了所有的石榴树，盖起了工棚，后又盖起了伙房，院子中间花坛的两棵大冬青树和合欢树，70年代也弄死砍掉，盖起了违章房。这样不断地蚕食，花坛美景消失了，院子里不断地盖小房，盖满了简陋的临时房，楼内住户为扩大住房面积，围挡占据楼道，窗外加盖小屋，只管自己方便，乱搭乱建，好端端的一个花园楼房庭院，十几年工夫，变成违章建筑林立，破烂不堪拥挤的大杂院。
约1930年王宣忱全家在阳信路4号院内石屏风前留念（作者摄于青岛音乐厅展牌）
五 实业救国，创办华北商行
（1）受孙中山实业救国号召的鼓舞，王宣忱创办华北商行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先生抵达青岛，在青岛基督教青年会接见了教会领袖，发表演讲，称赞青岛基督教自立会和青年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孙中山对青年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向基督教青年会和自立会发出了“大办实业救国”的号召，从此积极创办各种实业。在此号召下，青岛的实业家开始大办实业，王宣忱在此背景下创办了华北商行公司，以及公司所属的中美冷藏库、华北酒精厂和华北蛋厂三个企业。
1918年，王宣忱还在济南经四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时，即响应孙中山“发展实业救国”的号召，与其弟王元亮合伙承租了经四路教堂的沿街楼房，创办华北商行，从事对外贸易，经营妇女装饰品发网出口。王宣忱英文好，经管外文事务，并借机由青岛进口汽车，开设华北汽车行，并开通了两条客运路线，由青州至广饶羊角沟和胶州至沙河，但因没有得力的管理人才，以及后来军阀混战，胶州竟被土匪占领而无法营运，汽车行的客运只得停运，所购的汽车运到青岛，由后来的冷藏厂和酒精厂使用。
华北商行后迁至青岛，因资金不足，有段时间王宣忱与同学袁景奎的达记公司合伙，后来独立经营，利用青城路上石桥洋行的冷库冰冻鸡蛋，由怡和洋行出口，远销英国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地，获得成功。后因石桥洋行的冷库年久失修，设备陈旧，不能满足进一步大发展的需要，不能与侨资茂昌公司竞争，营业萎缩，生产逐渐停止。
（2）结识美国犹太人滋美满创办中美冷藏库股份有限公司
滋美满，是美籍犹太人，在中国创办公司（Zimmerman & Company Inc.）旧译滋美满公司、滋美满洋行、滋美满商行，通常被称为滋美满洋行或滋美洋行，新译齐默曼公司，是滋美·懋瑞和滋美·亨利两位美国犹太人，而和王宣忱打交道的是滋美·懋瑞，滋美·懋瑞和王宣忱合资办厂。
王宣忱是如何结识滋美满先生有一些美好的传说。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大约1930年，王宣忱在青岛栈桥捡到了两大包巨款，王宣忱为了等待失主，竟在栈桥等了两天两夜。终于等到失主，一位德国人，他知道王宣忱在此等他，要物归原主，大受感动，为答谢王宣忱，决定赠一笔资金，王宣忱执意分文不收。这一拾金不昧的行动，使失主万分感动，决定请王宣忱合伙办工厂。
这个故事传播得有声有色，连王宣忱后代都认为确有其事。最近，王绍麟说，这个美丽的传说，她小时候就听家里仆人说起过，但她的母亲张宜范否认这个传说，是家里佣人为表达主人王宣忱的诚实，望风扑影而编。故事的失主是德国人，三十年代，而德国人已撤离青岛，但我觉得王宣忱如何结识商业大亨犹太人滋美，实在是上帝安排的美好际遇，也乐见传说的流传。
实际上，王宣忱是在济南结识美籍犹太人滋美满先生的。起初，王宣忱和其弟王元亮创办华北商行经营外贸进出口业务。在办理进口汽车业务时，有些手续需通过滋美洋行，王宣忱英文口语能力和书写能力与滋美满交流毫无障碍，因而结识了滋美·懋瑞。进而，俩人相约共同投资，在青岛普集路新建设备先进的冷藏库，成立中美冷藏库股份有限公司，新建规模大设备先进的冷藏库，经营冷冻鸡蛋出口。由滋美满投资三分之二，任董事长，王宣忱投资三分之一，任副董事长。中美冷藏库建在普集支路18号，制冷设备先进，有两个大型冰库，王宣忱以华北商行名义经营鸡蛋出口，通过其弟王元亮和振泰公司经理杨俊臣在昌乐和济南设立收购鸡蛋的业务站，并在胶济铁路沿线大量收购鸡蛋，运往青岛冷冻出口，业务极其成功。
由于过多地开发实业项目，引发资金来源不足，于是通过教会刘思义牧师、孙修伍、胡益琛长老和李逢春执事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王宣忱用自立会房产做抵押，向东莱银行贷款六万元。等贷款期限已到，王宣忱仍无力偿还，银行要没收自立会房产，因自立会房产是集体所有，给他做抵押又不合法，所以银行败诉。后来归还贷款时，货币贬值，银行受到很大损失。这事虽然未给自立会经济造成损失，却也影响了教会的声誉，引起教友对他不满。王宣忱聪明能干，有重大贡献，但也有较大过失。
（3）鼎盛时期的华北酒精厂
1935年，王宣忱利用中美冷藏库的空地，创建华北酒精厂股份联合公司，民国政府实业部11月19日颁发营业执照。1930年代中国的工业多为洋商所垄断，工业、医用及饮用酒精都是进口洋货，没有中国人制造的酒精。青岛地区多山，土壤贫瘠，只宜种地瓜，用生产过剩的地瓜干做原料，生产酒精成本低，去除有毒的杂醇还可饮用。王宣忱决心自己创办酒精厂，他博览西方酿造群书后，大胆设计、动手制造、安装设备，有许多器材都是他到西镇旧货市选购的，节省了大量建设经费。
华北酒精厂建成后，王宣忱自任总经理，长子王凤振为经理。聘请俄国工程师克世达负责酿酒工艺。开工生产之后，因受进口酒精洋货的排斥，销路不畅，资金不敷周转，后来又招募一部分新股，改为“两合公司”，全称为华北酒精厂股份两合公司，这种性质的公司当时青岛是不多的，即新投资的股东只对投资后的企业负责，不承担投资前企业亏损的偿还责任，旧股东则负无限责任。这说明当时华北酒精厂的困难局面，已经使人不敢投资了。招募一部分新股之后，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不得不以产品抵押的方式向银行求援。当时的东莱银行和王宣忱关系很好，给予贷款，后来还是因为洋货倾销，国产酒精无人问津，酒精长期积压，无力归还贷款，东莱银行几乎被拖垮，后来双方还打过一场债务官司。
1938年日本占领青岛后，日本曾企图以中日合资形式接办该厂，但王宣忱坚决不同意，王宣忱认为日本人要强行没收无法抗拒，要求入股则可以拒绝。后来华北酒精厂聘用了日本青岛兴信所的上之荣藏当顾问，所以没被侵占。上之荣藏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1914年日军侵占青岛时就是中级军官，中年加入“政友会”，退役后来青岛创办青岛兴信所，是主要进口设备和出口土特产的商业贸易机构。王宣忱请他当酒精厂顾问，躲过日本当局的检查。
酒精厂的转机发生在“七七事变”后。那时进口酒精减少了，缺乏汽油，提倡以酒精代替汽油，华北酒精厂的营业才有了好转，产品销路打开了。白俄酿酒技师克世达研究出的重蒸馏水是用新式机器所精制，且经罗氏化验所证明，确保纯净，毫无杂质，生产95度“双凤牌”工业及医药用酒精、“五谷牌”饮用酒精，每月产量3000箱，每箱36公升。质量上乘，深受各地消费者欢迎，誉满全国。华北酒精厂的新产品上市后，推动了医药卫生用酒精和工业用酒精以及饮用酒精的发展，还给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等国产酒厂提供了物美价廉的饮用酒精。并配置成“青岛栈桥白干”，也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名牌。对青岛人来讲，华北酒精厂生产出的“栈桥白干”，成为青岛老百姓最喜欢的白酒。白干酒，度数大，若以高粱酿造，价格高，造酒成本随之增高，不利销售。而使用廉价的即墨地瓜干，成本低，可是有股地瓜味，经过技师们反复研究，终于去除这种味道，产出的白酒味道醇厚，价格低廉，市场上十分欢迎，这就是青岛著名的老品牌“栈桥白干”，直到1980年代仍非常畅销。
1938年，王宣忱在实业上已经相当有经验，又组建崂山酒家，他自任经理兼兑酒技师，采购各种名贵药材，设计配方研制成长寿酒、贵妃酒、金桔酒及崂山白酒等名酒，畅销山东各地及上海等处，供不应求，誉满大江南北，有口皆碑。他还用葡萄经压榨、发酵、蒸馏等工艺，精制成“海啤牌”白兰地酒，经专家品尝、评议，质量完全可以和当年烟台张裕公司的金奖白兰地酒相媲美。
1941年，他看到山东西南部生产鸡蛋很多，但交通不便，远道运至青岛冷冻出口，不但大大增加成本，且历时过久容易变质，于是筹集资金，在济宁创建华北蛋粉厂，业已筹备就绪，并用喷雾法试制出优质蛋粉，运到青岛华北商行各部门，让职工品尝，都一致认为属一级水平。遗憾的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批量生产。另外，王宣忱还投资王绍文和曲拯民创办的丽新染织厂，成为有限股东。
1941年10月，正在王宣忱大办实业的鼎盛时期，却发生了不幸的事。长子王凤振突然早逝，一年后，王宣忱脑出血不治而逝。其夫人孟冰仙立即把远在西北的侄子王凤亭召回青岛，让他主持王宣忱未竟的事业。
王凤亭（1910-2004）
（4）王凤亭，从大学教授到公司总经理
一代园艺学者，沉浸在土壤、植物、花草和科研之中，却硬是要从大老远的西北，来到东海之滨的青岛，还要改行，去制造酒精，发酵酿酒和冰冻鸡蛋？管理工厂？和外国做贸易？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叫谁，谁也不愿意。可青岛的伯母连续发来七封催促信，面对亲情的催促和事业的改变，必须做出选择，真让王凤亭作难了。百般无奈，思考的结果，对先伯父敬仰之心打动了他，只得不辱使命，临危受命，顺其从命。出任华北酒精厂股份两合公司总经理兼厂长。
王凤亭，1910年1月15日生于山东省昌乐县五图镇邓家庄。1925年山东潍县广文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考入南京金陵中学高中，1931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两年后转入园艺系。1936年大学毕业，在山东省建设厅任技术干事，研究提高肥城桃和莱阳梨的产量和质量，有力扶植了名牌果品的生存和发展。1937年7月日寇侵占中国，王凤亭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做亡国奴，远赴陕西武功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今西北农学院）任园艺技师。与植物学家刘慎谔、钟补求二位教授合作，建起西北植物调查所。
从1942年到1952年，十年间，王凤亭挑起了王家的重担，管理三个工厂，经营一个公司。酒精厂、冷藏库、蛋粉厂和华北商行。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经验，很快适应了工厂管理。他也始终没放弃对园艺的爱好。工厂管理工作之余，还兼任山东大学的园艺教授，念念不忘那些绿树和红花。事实说明，他经得起考验，使工厂走上正常轨道，并大有起色，在当时工业界，引以为傲，成为知识分子转变为经营家的代表，引得报社记者专程到工厂，采访报道，成为当时青岛工业的一枝独秀。
王凤亭被召回青岛后，不仅担任酒精厂经理，同时担任华北蛋业经理。华北蛋业专门收集鸡蛋，加工销售，工厂也在华北酒精厂厂内，只雇用了六个人，这是和在济宁创办的蛋粉厂配套的加工厂。
1949年6月，王凤亭将自己掌管的企业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合作，创办起青岛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华北化学工厂，由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派员出任经理，王凤亭任技术厂长。由于他在青岛工商界率先拥护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故被选为青岛市第一届人民代表。陕西西北农学院邀请王凤亭前去任教，他又毅然放弃青岛的各种实业，1952年重返西北农学院。出任园艺系副教授、观赏园艺教研组主任，开始了对园艺园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直至再一次回到青岛，在青岛园林处，任总工程师，直至退休。
百度查找王凤亭，这样写道：园林专家，园林植物专家。主持“雪松”人工授粉育种技术获得成功；研究并提出杜仲环状大面积剥皮后新皮再生技术。结束了中国传统杀树采药的传统模式，为保护和推动杜仲的发展作出贡献；编写《华北树木志》《山东树木志》《园林设计简编》等多部著作。《青岛财经日报》“人物”周刊曾发专题报道《青岛“市树之父”王凤亭》。
青岛市的市树为雪松，以其金字塔形成欢迎的观赏树木，给青岛增添了一抹异国情调，当走在广西路、老舍公园，中山公园，那亭亭如盖尖塔形的雪松，好像挂满礼物和圆球的圣诞树，把你带到飘雪的童话王国，你会感受到雪松的特殊魅力。雪松在青岛的普及是王凤亭的功劳。雪松很娇贵，难以自然繁殖，王凤亭和技术人员研究出花粉冷藏技术，进行三次人工授粉，解决了雪松的繁殖难题，因此青岛成为国内雪松繁育基地。他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为写王宣忱，我曾三次访问潍坊昌乐，见到他的侄孙辈们，他们说起王凤亭，80年代退休后，他越发想念故乡，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老家住上几天，从青岛坐车到昌乐车站，离家还有八里山路，镇政府知道他要来，都要用车接他，但他谢绝政府的车，自己走路，在山林里边走边观察树木，说是只要采一片叶，就能说出这是什么树，什么品种，可见他对植物的熟悉程度。他热爱家乡，喜欢家乡，甚至把国家科委发的奖状都放在侄孙家里。最后，过世了，也不离家乡，葬在家乡的西山。
（5）王宣忱投身实业，热心慈善事业
王宣忱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还是一位热心捐款资助社会、教会、学校的慈善家。
王宣忱来青岛后，他事业的重点从教会和学校转到实业，办工厂，开公司，从一个神学家，教育家，成为实业家。阳信路4号的建成，他成为青岛市民眼中的新星。除了阳信路，在龙山路、江苏路、武胜关路、泰山路，他都购置房产，王宣忱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事业能飞黄腾达，固然有王宣忱聪敏和机灵，有利于做买卖，但还应归结于王宣忱的英语，那时会英语，可以和美国人直接打交道的没几个人。流畅的英语，使他能和滋美满结交，给他带来滚滚的财源。
王宣忱还被选为崇德中学、文德中学校董。1934年2月崇德中学扩建，王宣忱多年来一直资助学校，作为校董，也捐赠资助，1938年，在青岛观象山下，新建观象山校舍，建成崇德中学附属小学——崇德小学。文德女中的办学过程也离不开文会馆出身的各界人士。在文德女中筹建过程中，王宣忱也捐款兴校。
文会馆毕业的张子清、于锡晋、王执中、朱锦章和文美女中毕业的栾佩卿，1905年创办美懿书院，之后多次变更校名和校址。1922年，胶澳公署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青岛大学，张松溪会同丁立瑞、王执中、朱锦章、栾佩卿等人，和基督教长老会协商，把在胶州的坤英女学堂迁回青岛，与自立会合作，共办女子中学。在高恩洪带领下，隋石卿、周学熙、刘寿山和王宣忱慷慨解囊，张子清用捐款购置济阳路7号一所医院旧房，经过改造，成为文德女中的新校舍。
王宣忱与崇德、文德两校同仁均为文会馆校友，在“阳三角”区域范围内，只有这两所学校和王宣忱的家。其儿子在崇德中学上学，女儿后来在文德教音乐和英文，王宣忱和这两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1年10月，在他儿子举办葬礼之后，也不忘慈善捐助，报闻“王宣忱长老拟捐洋三千元修建本会尚德幼稚园课室，以为孟麟纪念。尚有奠金亦悉数作为建筑该课室及设备之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谨启 十月十三日”
捐助，慈善，就是行善，是施舍，把自己的钱财捐赠给需要的人，是心灵洗礼。从以上事例来看，王宣忱在接受基督教爱人的熏染，愿意帮助社会，帮助别人，具有慈爱和善意的高尚道德。正如他的侄女、九十多岁的医学专家王凤连所说，“只知道伯父是慈善家，经常给教会捐钱捐物，连教堂唱诗班的钢琴，也是他捐的”。
1933年1月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的王宣忱译本《新约全书》
六 实现独立翻译《新约全书》的夙愿
（1）中西合璧的舒心住宅，静心翻译《新约全书》
经过半生的奔波，王宣忱终于在阳信路4号有了自己的新居，这座花园洋房，既显赫又舒适，从建盖当初到现在，仍然是阳信路最耀眼的楼房。1928年—1942年，王宣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壮观的楼宇，宽阔的庭院，四围静谧的环境，总是紧闭的黑铁大门，不时传出的悠扬琴声，尽显高贵的地位和家族的神秘。楼上楼下，琴房、客厅、卧房、餐厅、电话、车库、锅炉（独家供暖）、护士（家庭专用）、司机（进口美国吉普）、门房、义犬等应有尽有。庭院里遍植花木，石阶、假山、曲径、月门、水池、碑亭，无不闲适优雅。“莲池”的一汪清水，鲤红柳绿，莲白荷碧，池侧“静思亭”金字，为王宣忱手书。庭院坡地高处，有农村田舍的菜园、牛棚、羊圈、兔窝、蚕房，充满了田园般的诗情画意和洋派别墅的阔达气氛，构成一座中西合璧高雅的栖息乐园。
这里的主人50岁的王宣忱、48岁的孟冰仙、20岁的儿子王凤振、11岁的王重生和10岁的王复生，生活在这样一个高墙环绕的独立王国里，这在阳信路可是独一无二的。从这时开始，他生活稳定，居住美满，儿女有序，一切顺畅。萌生了完成夙愿的念头。
王宣忱从1904年开始参加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到狄考文1908年去世，再到1930年，在青岛有了相当充分的物质条件和优越的家庭，于是迎来了重新翻译圣经的绝好契机。他在济南的时候，为准备今后的翻译积攒实力，特地到齐鲁大学的神学院进修，以增加圣经的神学知识。
王宣忱重新翻译《新约》，主要求文字的流畅，对原文尤其详细核对，不因文字的优美而失却原文的真实含义。在此期间，他收罗了好多本翻译圣经的参考书。比如，狄考文去世前刊印的“官话和合原印本”、狄考文去世后刊印的“官话和合后印本”，还有惠志道等人翻译的“深文理本”，以及百多年前刊发的“马礼逊译本”。所翻译新约圣经的中文译文均依照1916年伦敦的英文原本为蓝本，而这本英文蓝本原本是依照1901年纽约发行的拉丁文翻译的。
这本《新约全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标点符号完全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符合当时教育部颁发的规定。唯有地名用双线勾出，人名用单线勾出，单线双线统一放在行的右边，加以区别。所有引用的证据，或者近乎诗体的，均另起一行，低二格，以便醒目，看起来容易。所有引用的证据，都不再标出出处，以免复杂。原文本的古卷多有不同之处，每当有脱节的地方，均根据有名的古卷或英文译本加以补充。
凡是指上帝基督及圣灵天使等，均用汉字“祂”；凡是指恶魔等均用汉字“牠”，加以区别。以前翻译的凡是恶灵的灵，都译作“鬼”；但原文是鬼、魔鬼的，“灵”字完全不同，现在分别翻译为“污灵”。
经过三个春秋的忙碌，终于在1933年秋翻译完毕。1933年11月，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这是第一本由华人翻译出版的译本，改变了中国人在译经方面的“从属”和“助手”局面，登上了圣经翻译的“主角”和“主导”地位，具有非凡的学术和历史地位。
一般的圣经中文译本均不署翻译者的姓名，也没有译者介绍自己翻译的甘苦和为何翻译的理由的。也没有个人写的序言、说明之类的文字，但王宣忱翻译的这本圣经却有他自己作为译者写的序言，在经文正文“新约全书卷一”下面，写有“山东中华基督教会宣忱王元德重译”的字句，在序言中也多次介绍翻译的甘苦和体会。因为有自己的署名和说明，让人感到是一种名誉，或发出这仅仅是一本“带有圣经性质的文学书籍”的慨叹。
王宣忱全家福，左起王孟麟、张宜范、王（孟）冰仙、王宣忱，前排婴儿是王朝霞（王绍麟）（摄于1940年青岛中山路高桥照相馆）
（2）女儿出国、儿子结婚，编辑《颂赞诗歌》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根基，音乐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美术服务于教会一样，音乐也服务于教会，基督教从诞生开始，以赞美、歌颂的形式，赋予音乐以崇高和神圣，使音乐成为基督教宣教的艺术形式。
世界无论哪个角落，只要有基督教会，就有赞美神的歌声。教会礼拜时，除了牧师宣教，还用歌唱的音乐形式赞美上帝，即基督教音乐，这是赞美上帝，基督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音乐起源于教堂，历史上的大音乐家都是基督徒。描述圣经的基督教音乐悦耳怡情，歌声美妙，表达对上帝的崇敬、赞美、信靠和祈求，激励人们的向善之心，滋润人们的真情实感。唱诗班在礼拜时的演唱，对牧师讲道起着辅助作用，用歌声诠释圣经，对基督教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被称为“圣乐”“圣诗”或“赞美诗”。正如于志圣1914年在“重订赞神圣诗序”中说：“教中圣诗，不仅用以赞主，且能激善念道真性，如以色列人甫过红海，摩西米利暗即作诗咏谢，救主诞生之辰，天使天军亦同声颂赞……非徒悦耳怡情已也。”
教堂唱诗班使用的《圣诗》歌集和《圣经》版本一样，自从在中国开始传播，就不断地翻译、修订、再翻译、再修订，经年累月，形成了一部圣诗编译史。《圣经》不断有新译本出版面世，同样《圣诗》也不断地有新版本出现。各地流行的《圣诗》歌集，其诗歌曲谱的构成，既有来自欧洲古老的民歌，像德国、英国、法国的古老民歌，也有作曲家为圣诗创作的曲谱，像古典大师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亨德尔、海顿等，有的终生为教会服务，其所谱写的曲子都为教会所用。圣诗传到中国来，也有中国作曲家谱曲的。
1938年，两个女儿去了美国，在家业事业双双兴盛的情况下，王宣忱开始编纂王氏风格的赞美诗《颂赞诗歌》。王宣忱曾参加过修订《赞美诗》，多年教会工作的体验，自己又翻译出版《新约全书》，所以他打算自己编撰一部《赞美诗》歌集，他从繁多的赞美诗版本中挑选、翻译、修辞、编辑，以期构成他自己认为有新意的赞美诗歌集。尽管每天工厂管理很繁忙，十分劳累，但他回到家，仍一头扎进书房，争分夺秒，孜孜不倦，埋头编纂自己风格的赞美诗，起名曰《颂赞诗歌》。他自己形容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形：“三年之努力，昼夜兼工，”书房橘黄的灯光透过窗帘，经常亮到深夜，闪耀到漆黑的马路上。王宣忱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书房编纂赞美诗度过的。
这是一份细致复杂的工作，既要熟悉以往使用过的赞美诗，也要知晓有些未编入赞美诗集的圣诗，必须新选入。如1861年戴克斯作曲、1826年希伯作词、1932年刘廷芳、杨荫浏合译的《圣哉三一歌》；1823年贝多芬作曲、1908年范·戴克作词、1934年刘廷芳翻译的《快乐崇拜歌》等歌曲，已经成为固定的选曲，哪一个版本的赞美诗都必定将此歌选入。
1939年在青岛海滨留影，左起王凤振、张宜范，右起王（孟）冰仙、王凤莲（作者翻拍于王凤莲《我的医学生涯》）
第十章 王宣忱和孟冰仙（下）
一、山东教会赞美诗的历史渊源
（1）狄邦就烈编辑《西国乐法启蒙》
说起山东教会的赞美诗，就不能不提1863年来山东登州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和夫人狄邦就烈。特别是狄邦就烈，自从来到登州就把吟唱赞美诗定为自己的传教方式，一直在登州学校教唱赞美歌，也在教堂礼拜时领唱，并且训练唱诗班，培养会唱赞美诗的中国信徒。她在多年的教堂和学堂音乐教学过程中积累了经验，认为有必要编一本乐理书，教给中国信徒学习西方音乐。
“狄考文夫人主要的贡献是准备赞美诗集和谱曲的一本书。她觉得在中国人中唱赞美诗很重要，作为非基督徒，中国人从来没唱过赞美诗，但他们喜欢音乐，而且经过教授能够唱得很好……狄考文夫人原来一直在教堂领唱，直到她训练成了唱诗班为止。这本书以问答的形式，阐明了声乐原理，并附有循序渐进的练习曲目、轮唱歌曲、民歌等等，并收集了大量教堂圣诗歌曲。这部声乐教材，修正了形注音符（shaped notes）体系，使声乐学习更简单了，同时又不损害乐器的使用。由于这部教材的使用非常广泛，狄考文夫人后来修订并印刷出版了。”（狄乐播著、郭大松译的《狄邦就烈传》42页）。
1872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她的这本书，也是她多年教唱的结晶《西国乐法启蒙》，1892年增订重版时改名为《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西方音乐教科书。虽然这本书附有赞神歌曲，但因主要讲解乐理，为中国人提供西方音乐的入门理论书籍，是本乐理书，不算是赞美诗歌集。
1938年冬，王宣忱（前排左二）和邓余鸿（前排左一）指挥的上海路基督教会歌咏团演出《颂赞诗歌》后全体成员合影
（2）倪维思的赞美诗贡献
除了狄考文和夫人之外，与山东赞美诗关系密切的，必得提到另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名字。他就是山东及华北地区赞美诗的首位编创者、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no Nevius，1829-1893），他也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生于美国纽约州塞尼卡县，他和夫人倪海伦1854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传教。倪维思在上海等地传教期间，注意收集教会用的圣诗，并译为中文，收集一百多首。1861年6月，比狄考文早三年到登州，开办山东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学制和美国一样，有小学和初中。
1871年他到烟台开辟示范农场，引进美国的苹果、梨、葡萄等果树，1877年到临朐县赈灾，捐助救济。1893年病逝于烟台，夫妇一生都在中国传教，兴办教育，并把美国的果树引进中国，烟台地区盛产苹果、葡萄等即美国传教士倪维思的一大功绩。倪维思经常在英文《教务杂志》发表文章，并著有《中国和中国人》《差会工作法》《神学总论》等多部著作。夫人有《耶稣教问答官话》《倪维思传》等中英文著述问世。
倪维思比狄考文大七岁，狄考文1863年到登州后，俩人相识，结为好友。1864年倪维思因夫人有病离开登州，去烟台，狄考文利用了倪维思遗留的倪维思女校“观音堂”旧址，创办蒙养学堂，传教、办教育，在此之余，夫妇二人均勤于著述，特别是圣诗的编纂。
狄考文和倪维思，共同的爱好和使命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只要听到一首新圣诗，特别令他们感动的，就立即翻成中文，收集编纂起来，以便丰富当地的圣诗集。当地信徒们喜欢狄考文翻译的胡格诺教派的歌曲《主和我》。1893年，他们收集的赞美诗积累到二百首，交付上海美华书馆，沿用以前赞美诗的原名，名曰《赞神圣诗》，不过封面加上“重印”二字。这是狄考文和倪维思共同编译的第一本赞美诗歌集，成为当年的通用本，即二十世纪初山东教会的通用本。此后，山东教会重新编纂过赞美诗，基本以这本赞美诗为基础。
在狄考文和倪维思两人署名的《赞神圣诗序》中写道：“凡人遇一书，必欲求其文字新奇，辞旨深邃者，始为之恣意遍观，否则之高阁，以为平庸无深奇，不足观也，盖人之恒情则然耳。”
这本《赞神圣诗》收录圣诗252首，内容分别为颂赞真神、耶稣降生、为人言行、受死赎罪、复活受荣、慈爱、敬爱、赞美、爱德、忍耐、感恩、祷告、劝勉、安慰、孝亲、洗礼、孩童诗等门类。奇怪的是，《赞神圣诗》只有竖排的歌词，没有曲谱。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本赞美诗感到很不方便，因为只有歌词，没有曲谱，形态近乎诗，不可能自己学唱。追溯原由，一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重义轻形”，导致本来有词有曲，也仅以文字流传下来；二则赞美诗主要用礼拜歌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徒人数不多，且大多文化程度较低，礼拜前，只需要教唱者领唱，众人跟唱，反复几遍，背诵记住，这种只有歌词没有曲谱的赞美诗歌集，称为最早赞美诗歌集的形态。其实《圣经》里的“诗篇”一卷，150篇，也是文存韵亡。
实际上，倪维思和狄考文早就考虑到，面对广大的中国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少，大部分人文化水平有限，有人能理解歌词，但也有不能理解的，所以在介绍编辑这本赞美诗时，为了让文化程度较低的一般教友更能通晓地接受，便选择通俗易懂的措辞，使民众易于理解传唱，更好地赞美和颂扬真神。
他们认为，“这本圣诗基本是一本汇编，我们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准备一本新的赞美诗，而是从所有可得到的资料中，搜集我们认为最好的赞美诗。许多赞美诗都取自上海长老会出版社印刷的《颂扬真神歌》。当然，这些诗歌中的很多篇目已被完全改写，因此可以看作是新译本：其他赞美诗大部分取自北京出版的《颂主诗歌》和《颂主圣诗》，少数是原译本，现已首次出版。我们谨此承认，我们对其他赞美诗书籍的编撰者所负有义务，特别是上文提到的《颂主诗歌》和《颂主圣诗》，在需要修改时，我们对从其他书籍中摘录得到的赞美诗作了改动，其中大部分改动已完成，无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韵律，还是为使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本书是由一种强烈的被理解的情感所驱使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对本土基督徒大众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而不是那种为满足中国学者的品位所需要的风格。”就是说，这本圣诗，其歌词内容不是知识分子的腔调，而是尽量贴近普通群众，更加浅显易懂，更大众化，易于教友歌唱。
赞美诗页面的编排也经过几十年的改进，逐渐趋向合理。最早的版本只有词没有曲谱；后来，有的版本带有歌词和曲谱，但是，这个带有曲谱的版本将五线谱和歌词分开，五线谱在页面上半部，歌词在页面的下半部，且上半部的五线谱为横排，下半部的歌词为竖排，曲谱和歌词分离，看起来很别扭；多年后，才出现歌词嵌在五线谱之间的现代排版格式。
《普天颂赞》最后的译文简洁易唱，赞美诗歌集，无论是页面的编排还是汉语的翻译都逐年改观，更加适应现代人的演唱习惯。
（3）山东教会成立《赞神圣诗》编委会
后来，教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国各地教会公会迭次出版各自教会的赞美诗，在这种形势下，1911年，中华基督教华北大会相聚于济南，经过大家议论，商议决定在《赞神圣诗》的基础上选择新歌，略加增编《赞神圣诗》的曲目，并成立《赞神圣诗》增编委员会，推举出七人组成圣诗增编委员会，这些人都是历届文会馆的毕业生，都在文会馆接受过咏唱圣诗的训练。于志圣（字子明，1881年毕业）被推举为会长，负责总管，委员会成员有赫士，著名美国传教士和教育家，也是文会馆第二任校长；其他成员有：周书训（字铭九，1888年文会馆毕业）、张松溪（字子清，1895年毕业）、王元德（字宣忱，1904年毕业）、袁景奎（字文星，1905年毕业）、袁德沾（字润甫，1912年毕业）等。这七人中除了赫士外都是中国人，可算是中国人集体编译赞美诗的先河。编委们并不在一个城市，天各一方，难以见面面议，有时为一首歌曲需要多次通信。除原有的圣诗外，又从《颂主诗集》《颂主诗歌》《赞主灵歌》《信徒圣诗》《复兴诗歌》等选取二百多首，不管旧有的新选的，每首逐节对照，逐字推敲，不敢盗名掠美，尽量使其符合西洋曲谱，也符合中国音韵，押韵按照诗韵，兼用通韵，凡有与平仄不相符的，也要尽量使其合于音调轻重的唱法。
从1911年开始，经过四年寒暑，幸得赫士先生鼎力相助，随时加以匡正，兼得其他几位始终参与，于志圣儿子于复元也始终参加，终于在1914年5月24日在烟台出版。这个版本仍然不是歌词和曲谱相对照，“有诗无谱，使人无所措手”。出版连词带曲的赞美诗歌集，那是又过了三年后，1917年的事。
1914年出版的圣诗集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人们没法按谱学唱。于是三年后1917年，为了便于演唱，中华基督教会华北大会再委派六人为歌词配曲，选出于志圣、明美彝、方威廉、维礼恩惠、邓安立、阿保罗为委员会成员，为每首圣诗加配曲谱。除于志圣为中国人，其余皆为欧美传教士，和1914年的增编委员会成员只赫士一人为外国人截然相反。因为圣诗的曲谱主要是欧美的，自然外国传教士熟悉如何为歌词配曲。他们将每首歌词根据汉诗的韵脚挑选合适的曲调，或用教友们唱习惯的或新选的或新编的，记下曲谱，配上歌词，使曲子和歌词搭配恰当，编配起来，演唱更顺口更流畅，更明了易懂，集结成册出版，以华北大会选辑的名义，起名《重订赞神圣诗曲谱》。
重新编订的这本赞美诗歌集比原来的252首，增加了138首，共达390首，所挑选的曲谱作者有：门特森（今译门德尔松——编辑注，下同，Mendelssohn）、和屯（今译霍顿，Horton）、包而存（今译博伊尔斯顿，Boylston）、哈诺威（今译汉诺威，Hanover）、不莱梅（Bremen）、雷盾（今译礼顿，Leighton）、纶噩斯（今译伦诺克斯，Lenox）、圣多马（今译圣托马斯，St.Tomas）、拿俄米（今译内奥米，Naomi）、米尔（今译梅尔，Mear）、瑟申斯（今译塞欣思，Sessions）、希伯崙（今译希伯伦，Hebron）、巴泐马（今译巴勒马，Balerma）、安提阿（Antioch）、拉得本（今译拉斯本，Rathbun）、俄目子（今译奥尔穆茨，Olmutz）、濠斯頂（今译哈斯廷斯，Hastings）、树漫（今译舒曼，Schumann）、立赦而（今译利舍尔，Lischer）、登尼斯（今译丹尼斯，Dennis）等120多位作曲家，作曲家的汉字译名，按照原书的汉字，完全按照《重订赞神圣诗曲谱》的字体抄录。这本赞美诗歌集，完整了中国赞美诗的体例、曲谱和歌词，同时出现在一页上，但分上下，五线谱在页面上方，歌词竖排在页面下方，这是歌词和歌谱完整并列的版本。
笔者收集到的不同时期的赞美诗的版本，按时间顺序，有1893年、1917年、1936年、1941年、2007年不同的版本。1893年上海美华书馆重印的《赞神圣诗》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且是竖排；1917年中华基督教会华北大会选辑的重订《赞神圣诗》有了五线谱，曲谱在上，歌词在下，且是竖排；1936年上海广学会的原版（1977年12月的修正本）的《普天颂赞》，其页面的编排方式，已经是现代排版格式了，歌词嵌在五线谱中间，便于边看谱子唱边。
（4）王宣忱编辑《赞神圣诗》
1938年，王宣忱在青岛有了稳定的生活，凭借曾参与过《赞神圣诗》的编辑经验，他认为有必要再对此做编修，于是他搜集全国教会的圣诗集，打算自己重编《赞神圣诗》，另订新目录，以备编辑一本比较完善的《赞神圣诗》。
在搜集赞美诗版本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王宣忱为编辑新的赞美诗，先编纂实验性质的蜡版刻印的两册《修订赞神圣诗草稿》。
2019年11月29日，我拜访了92岁的王宣忱外甥葛天良，送去我编辑的《王宣忱诗文选》，他因病已经卧床不起，见到书，连连高兴地说：“见到俺舅了，见到俺舅了。”他是目前唯一见过并受过王宣忱恩泽的第二代人。在他家古旧书架上发现了两册草稿，是蜡版刻印在薄纸上油印的，字迹相当清晰，中英文对照，娟秀的中英文蜡版刻字十分难得，让人惊叹，真是喜出望外。这两本《草稿》就是供唱诗班试唱、检验所选的歌曲，以备今后正式编辑《赞神诗歌》，可见王宣忱为编辑出版新的赞美诗多么慎重。
当时全国基督教六大公会联合组成一个圣歌编辑委员会，准备编辑六大公会通用的圣诗集，王宣忱得到此消息，旋即停下正在编辑的工作，暂时搁置他正在编制的目录，等待六大公会编辑的新圣诗集面世。这六大公会是：中华基督教会（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中华圣公会（ChungHwa Sheng Kung Hwei）、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华北公理会（North China Kung Li Hui）、华东浸礼会（East China Baptist Convention）、华南公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当时选诗的办法，由各公会选出必要的圣诗100首，交由圣歌编辑委员会，待委员会慎选，六个公会共选出600首，去掉其中重复的，得252首。在这252首当中，只有10首是所有六个公会都同意选用的，可见各公会对圣诗的赞赏角度之不同。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根据“理想与目的”的选用原则加选了260首，加上各公会选出的252首，共为512首。其中62首是创作的歌词，72首是中国风格的曲调，编辑完成后交由上海广学会于1936年出版和发行。
联合圣歌编委会的“理想与目的”，亦即挑选的标准是：“产生一足以表现中国全体基督教会赞美与最高尚的热诚之诗本。希望藉着属灵的思想，文字的趣致，与音乐的标准，增高中文圣歌之质。故所产生之诗本，务期适于唤起基督徒团体礼拜时之虔敬心，务必包含一切时节，与教会生活各方面所需要之诗。所包含之诗务期使教会以内之男女老幼，不分教育程度，皆能了解，且在可能范围之内，使教会以外之人，亦易于了解。”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编订这本歌集，从最初的开始商讨到最后出版，一共经过了七年多的时间。
王宣忱手持《普天颂赞》圣诗集反复诵读，按谱试唱，发现一百多首和《赞神圣诗》相同，但已失本来面目，《赞神圣诗》内最好的词句多被摈弃；于是决定整理自己的旧稿，继续他中断的工作。将原本《赞神圣诗》增广，并从《普天颂赞》中采摘若干首，充实到自编的版本中。
1940年9月15日，山东中华基督教会董事会在青岛召开会议，王宣忱将自己编纂的赞美诗草案呈请给大会，请大会审阅，结果大家一致赞成，并派人组织审查委员会，准备校对他的圣诗稿，以便在教会通用。
王宣忱在序言中写道，“名曰颂赞诗歌；深望各教会采用，予以校正，以期完善，则幸甚矣。”1938年、1939年、1940年这三年，是王宣忱自己重新编撰圣诗的三年，他编的新圣诗冠名为《颂赞诗歌》，收录赞美诗633首，以备教会公共礼拜之用，另外选出35首，专供教会唱诗班之用，这两本分别装订。这三年也正是酒精厂、冷藏库业务最忙效益最好的三年。其间，王宣忱还筹备了儿子的婚事，费时不少。他在繁忙的工厂管理之余，忙着挑选、翻译、修辞、编辑。他与夫人王（孟）冰仙倾注极大精力，凡是新曲都由夫人弹琴试唱，逐字推敲，合适与否，直到满意方才定稿。
开始编辑之初，他的晚辈校友曲秀状（字子元，1908年广文学堂毕业，曲拯民之父亲）从烟台来青岛帮助他搜集原文和翻译，并负责校正核对。再邀请刘滋堂牧师、陈瑞庭牧师、张作新及一位不愿署名的音乐家始终相助，尽心指教，对歌词和曲调二者的和谐配合裨益甚多。同时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组织一个实力很强的唱诗班，请毕蔚萍担任钢琴伴奏，邓余鸿为指挥，每逢礼拜日及教会节日在教堂内演唱，只要遇到词调不合适的随时进行改正。还有王绍周、刘郁卿积极协助，负责录稿、选调、印刷、校阅，通盘负责。每首曲调之初选在决定录入之前，夫人王（孟）冰仙都要一首一首地抚琴试唱，逐字推敲，然后才定稿。王宣忱给《颂赞诗歌》写序，“圣诗集《颂赞诗歌》既以编成，为教会急用，先印简谱本，五线谱本，业已付梓，年内即可出版。”
王宣忱为这本《颂赞诗歌》写序的时间为9月某日，这时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毕业，即将回国。10月9日，女儿留学回到青岛，三天后的10月12日，儿子王凤振骤然逝世。这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不仅让王宣忱堕入愁苦深渊，很可能也影响到五线谱本的出版，因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颂赞诗歌》的五线谱印刷本。《颂赞诗歌》1941年9月9日由青岛华北商行出版，青岛德民印刷局印刷，一版印刷3000本。王宣忱自己回忆这三年编纂的紧张，“三年如一日，年龄虽高，精神未疲，于万事坐脞之中，得竟所至，均赖上主之恩于诸友之助而成；但自知所作，缺漏甚多，只望此诗推行于一时，使人受感，归向真主，于愿足矣；愿荣耀归于三一之神。”（引自1941年9月《颂赞诗歌》序言）
左为王宣忱编纂《颂赞诗歌》1941年版，青岛城武路教会公用本，右为2007年李忠桥根据1941年版重新翻印的版本
（5）王宣忱外甥葛天良赠给我《修订赞神圣诗草稿》油印本
2019年11月，笔者编辑的《王宣忱诗文选》付梓，当月29日，笔者带着书再访葛天良，92岁的他看到书高兴地说，“难得难得，宝贝宝贝，看见俺大舅了，大舅和我说话很亲的，大舅怕婆子，大妗子能歌善舞，就是太厉害”。
1928年出生的葛天良说，外祖父王家祥三个子女，长子王元德（字宣忱），次子王元亮（字子明），女儿王翠兰即他母亲，他称王宣忱为大舅，称王夫人王（孟）冰仙为大妗子（大舅母），其父亲葛润生（字世泽），昌乐县邓家庄葛家街人，与王宣忱同村，葛家和王家都是邓家庄人。
他给我两册油印版赞美诗集《修订赞神圣诗草稿》，线装本，薄宣纸蜡版油印，刻印的蓝色字迹娟秀清晰，部分英文对照，英文字母精细优美，能印刷出这么好的效果，可见刻蜡版技术高超，让人惊叹。这两册赞美诗距今已经保存八十年了，是葛天良少年时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唱诗班使用的，也是王宣忱编辑《颂赞诗歌》的研习和前奏。
油印版《修订赞神圣诗草稿》，共276首，分三十部分：1.颂赞三一，2.颂赞真神，3.颂赞耶稣，4.颂赞圣灵，5.上主圣德，6.神之护佑，7.救世大主，8.圣灵感通，9.耶稣圣诞，10.耶稣言行，11.耶稣为友，12.耶稣为光，13.耶稣为牧，14.耶稣圣名，15.耶稣之爱，16.十字宝架，17.耶稣宝血，18.耶稣受难，19.耶稣复活，20.耶稣升天，21.耶稣再来，22.圣经宝贵，23.爱心忍耐，24.安慰劝勉，25.善恶报应，26.完美德行，27.洗礼圣餐，28.奉献捐输，29.自问自省，30.歌中之歌。编纂《颂赞诗歌》是王宣忱留给世界最后的礼物。
（6）销声匿迹七十年后《颂赞诗歌》重新印刷
1941年9月出版的《颂赞诗歌》，在销声匿迹七十年后又得以重见天日，王宣忱女婿李忠桥主持了重新印刷的工作。
2007年夏天某日，我在阳信路4号，韩同文先生来访，他在教友家发现了老版本的《颂赞诗歌》，特地赠给李忠桥先生，这本赞美诗经过了六十六个春秋，纸张发黄，十分陈旧，李忠桥仍欣喜不已。当即写道：
这部《颂赞诗歌》是赞美诗歌之始，也是青岛乐坛之初创。它凝聚着先人王宣忱、王（孟）冰仙的大量心血，可是当年原版圣诗，已在“文革”中烧毁，甚为遗憾。近年，韩同文教友在潍坊一老教友处看到孤本，真是喜出望外。当他拿着复印件来给我看时，我知道有多么珍贵，如果夫人重生在世，一定要再付印出版。我即把这一想法告诉给子女，希望他们为先人尽力。
首先得到热爱圣乐的儿子厚义、侄女绍麟的积极支持，他们寄来出版费。另外在制作过程中，又有两位学音乐的女儿厚礼、厚信的参与和热心的佟立容的帮助，他们仔细认真地校对曲谱，把原作印刷中少许问题给予校正。
今天《颂赞诗歌》复制成册，完成先人王宣忱王（孟）冰仙的心愿，使人感受，归向真主，于愿足矣！我们把《颂赞诗歌》奉献给教会和教友，让颂主之心继续发扬光大。另外，恰逢王宣忱长老诞辰140年之际，我们复印再版《颂赞诗歌》，更具有意义，以志怀念永久！
李忠桥，2007年9月
1941年出版的《颂赞诗歌》没有被大规模使用，只在青岛地区部分教会如上海路教会、城武路教会、伏龙路教会曾使用过，这几个教会基本代表青岛地区的教会。不过，作为个人编纂，包括作词、翻译，即便现在也不是任谁能为之的。王宣忱有翻译圣经的经验，编纂圣诗，更要求具备创作诗歌的才华和必备的外语的水平。所以这本赞美诗歌集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进入教会宗派结束的时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歌颂上帝”，1980年10月，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编辑一本新的赞美诗集被提到日程上。1981年2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决定设立圣诗工作小组，1983年3月，组成常设的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在圣诗委员会下，特设《赞美诗新编》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着手编辑《赞美诗新编》诗集。《赞美诗新编》编辑部收集了不同教会传统的十几本赞美诗本，如《普天颂赞》《颂主诗集》《颂主圣歌》《新颂主诗集》《宣道诗》《颂赞诗歌》《诗歌》《灵粮诗歌》《救恩颂赞得胜歌》《晨星短歌》《杖竿短歌集》《教会短歌》等版本，在众多参考本之中，王宣忱编纂的《颂赞诗歌》被列入所收用参考的十几本赞美诗本之一。
（7）从圣诗歌词看王宣忱高超的文学艺术修养
王宣忱在《颂赞诗歌》中创作的歌词，可以说都是精美的诗歌，这几百首诗歌，从内容看，大都是赞美上帝的颂歌，从其辞藻华美、意蕴深沉，韵脚巧妙押韵来看，王宣忱不啻一位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的诗人和文学家。
《颂赞诗歌》收录633首赞美诗歌曲，其中王宣忱经手的有290首，占总数的45%。王宣忱经手的这290首中：自撰词37首、新翻译142首、修辞35首、重译76首，摘自《赞神圣诗》251首，还有20人作词的42首（狄考文4首、富善4首、赵紫宸2首、丁韪良1首、殷森德2首、李提摩太1首、丁立美2首、王道明3首、张逢源2首、王绍周1首、曲子元7首、孙希圣2首、朱葆元1首、刘滋堂3首、邓余鸿1首、于复元1首、陈恩福1首、李元模1首、宋徽五1首、张作新1首、理义士1首），其余50首分别摘自《晨星诗歌》12首；《颂主圣诗》9首；《复兴布道诗》2首；《赞主诗歌》3首；《消遣诗歌》1首；《灵交诗歌》8首；《普天颂赞》10首；《诗章颂词》2首；《基督徒诗歌》2首；《青年诗歌》1首。
1939年深秋，就在编译《颂赞诗歌》的最忙阶段，王宣忱突然患病，一度濒危，夫人王（孟）冰仙安慰叹曰：“人算什么！”于是王宣忱作诗《人算什么！》，或者可以说：“病从作诗来也！”然而病中又作诗矣。《颂赞诗歌》第560首的《人算甚麽》这首圣诗就是得病后在夫人劝导下撰写的。就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注：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节）字里行间流露出王宣忱对人生的诠释，在自然规律面前人是多么渺小和无奈，劝人放弃富贵，珍视现世，就如他的歌词：“人算什么？天赐永生道路，死是过度，生是人间暂住；生死何殊？变化只在须臾，万慮消除，惟主是我归宿。”
1947年7月20日的青岛《平民报》“真理周刊”刊载栏目主笔袁濮甫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感慨，再次提到王宣忱，对他念念不忘，仍旧称其为“宣忱长老”，可见王宣忱在教会的影响之深以及在信众间的名望。他感叹人生苦短，劝人归主。袁濮甫举出王宣忱的“人算什么”这首诗，劝人归信上主。
王宣忱编纂的《颂赞诗歌》633首诗歌中，最特别的一首，是第463首《圣教流行中国渊源歌》，王宣忱撰词。这首歌为G调，4/4拍，共21段，每段八小节，每小节34个字，714字。这714个字就是全部歌词，既要符合历史事实，还要在押韵方面不违背诗歌规律，这绝非易事，无深厚文学文字修养，很难写出如此精炼如此准确的历史诗歌。歌词连起来看，从汉朝到中华民国，基督教如何从以色列传播到中国，是一部完整的基督教进入中华的简约史。这些歌词言简意赅，还具有历史和宗教知识，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表达无遗。充分显示了王宣忱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8）一首欧美传唱很久的赞美诗《慈光引导》
《慈光引导》这首歌有两种曲调，王宣忱将两种曲调的歌词都翻译了。
《慈光引导》在欧美教会是一首传唱很久的赞美诗。歌词作者原是英国人约翰·亨利·纽曼，1833年夏某日，他从意大利罗马启程，准备前往英国伦敦。但中途他不幸罹患疾病，祸不单行的是，船只航行在地中海，由于所乘坐的是帆船，没有风无法正常行驶，只能长时间滞留在海上，进退维谷。正在这前路遥遥、无计可施时，他想起了只有呼吁上主，恳求主耶稣慈光引导，才是唯一得救之道。于是纽曼向主耶稣祈祷，创作了这首诗。
1822年至1879年，英国圣乐作曲家约翰·巴克巴斯·戴克走在伦敦大街上一个书店或什么场合，突然看到这歌词。得知作者的创作动机后，戴克被纽曼求主心切所感动，回家后立即谱曲，命名为《慈光曲》，这是第一调。就这样，歌词产生于寂寞的地中海，而谱曲却在数年后繁华的伦敦城。可谓天然巧合，适成佳构，词好曲佳，无怪乎很快风靡全球。第二调也很好，颇能表达出诗中含义，令人感动，只是不知道这曲调的来源。
《慈光引导》的中文译文有十几个版本，王宣忱的老师狄考文早年曾翻译过，后来他的朋友丁韪良、富善、倪维思、刘廷芳也先后翻译过，还有互相知名的赵紫宸、杨荫浏翻译过，王宣忱也翻译了这首诗。各种译本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王宣忱感慨道：“予何斯人？竟敢重译，但丁韪良、富善、倪维思、刘廷芳均为余友，狄考文且为余师，杨荫浏赵紫宸二君，亦互相知名，余之努力大胆，正所以报知己也。”
纽曼在1833年所写的《慈光引导》就是一首表达这一主题的优美诗歌。王宣忱的译本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祈愿，即世人祈求明白神的道，就是祈求明白祂的旨意，以致能聪明地调整我们的行为。这一主题贯穿王宣忱所有赞美诗作品和译本，本诗也不例外。
为突出这首赞美诗意象的形象性，自幼饱读诗书、古文根底深厚的王宣忱运用了大量比拟、排比、反复咏叹等修辞手法，用一系列极富意象的词语，如“黑暗”“黑夜漫漫”“浮华梦境”“惊涛骇浪”，还有“泥淖、巉岩、惊涛、险瀑”，营造出种种艰险人世间的浮世绘和“天使和蔼笑容”“旭日东升”等上主慈光普照华美世界的美好境界，加之多处运用“步步引导”“求主引导”，旨在强调世人祈求主引导的迫切心情。整首诗韵脚分明，抑扬顿挫，用词华美而朴实，朗朗上口，易于诵唱，因此这首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受到教众的喜爱。
特别是，这首诗前后有如此多的文化名人纷纷推出译文，说明其确有过人之处。可以设想，一个人在身处绝境，无处求助的时候，那种渴望求主引导的心情，可能打动了这些译者吧。
二、王宣忱内心的遗憾：儿子的教育和婚姻
（1）《青岛新民报》刊载一则上海路基督教会的启事
1941年10月16日、17日连续两天，《青岛新民报》刊登一则启事，原来是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于10月13日发出的“讣告”：
本会信徒王君凤振字孟麟系本会王宣忱长老之公子忽患盲肠炎兼染他疾於10月12日下午1时40分逝世本会定于10月20日下午1时在本会礼拜堂内举行追悼会2时自福柏医院发引4时安葬于万国公墓凡我同道以及丧主家之亲友敬祈届时辱臨同时哀悼恐未周知特此报闻
再启者宣忱长老捐洋3000元修建本会尚德幼稚园课室以为孟麟纪念
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谨启十月十三日
这是一通吊唁讣告，连续两天在不同报纸刊登，足见逝者家属之用心和痛心！逝者王凤振是王宣忱独子，曾被寄予厚望，殷切期望接手公司，却不幸病逝。而且才32岁，结婚一年多，女儿不到两岁，正当风华正茂，应当大干事业的关键时刻，突然撇下妻儿撒手人寰，怎能不叫人肝肠寸断！葬礼后，王宣忱于10月22日、23日，在《青岛新民报》《大青岛报》连续刊登“恕谢不周”启事，登报设宴答谢亲友，“亡子凤振，于本月十二日病故，二十日归葬，各界亲友，抚惜愈怜，慰爱备至，亲临墓地，荣显治丧典礼，元德固感佩无既，而亡子在天之灵，以更得慰藉，天道难言，遽罹茕獨之命，慎衞勉付，或却亵明之谗……谨業佈阵，聊表跗惆，恭候，台褀， 王元德拜启。”足见王宣忱对儿子忽罹病没，深恸悼亡的悲痛之情。
关于王凤振骤然去世，多年来有解释说，是盲肠炎开刀，刀口化脓不愈合，导致不治。讣告说：“忽患盲肠炎兼染他疾”。
1941年9月9日，王宣忱在《颂赞诗歌》序言中说，“书既成先印简谱本，以应急需，线谱本业已付梓，年内即可出版。”但是，简谱本印出来后，线谱本始终未见面世，可能就是因为家里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而搁浅了吧。《颂赞诗歌》出版后一个月后的10月9日，王重生、王复生姊妹俩留学归来，本应是非常喜庆高兴的事，可是三天后的10月12日，王凤振却骤然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一声霹雷，直击王家上空，犹如一把利剑，直穿王宣忱的神经，全家陷入悲恸之中，王宣忱心神俱焚，懊恼无穷，从此跌入悔恨和无言的痛苦深渊之中。不仅精神遭到极大挫伤，还直接影响到健康，身体状况急剧下降，血压升高，水臌病开始发作。
2017年12月2日，我访问了90岁的葛天良先生，他曾住阳信路4号，少年时和他大舅王宣忱生活在一个院子，了解王家的事。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开口就说：“他不出息，抽大烟，一霎不抽，就抽筋、哆嗦，会死人的。”接着说：“张宜范是好人！”
“他不出息，抽大烟。”这句话如何解释呢？
王凤振是王宣忱夫妇唯一儿子，视为掌上明珠，对他百依百顺，成了花钱无数的阔少爷。他和青岛商会长李淑周儿子李忠林同在崇德中学，一帮阔少，雅号“四大公子”。
王凤振去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在华北酒精厂当经理。王宣忱给他从美国进口一辆白色轿车，据说汽车牌号为0001，青岛独此一车，在当时的青岛十足炫富，威风耀眼。王凤振结婚，豪华铺张，从阳信路口，扎着花门，直到四号大门，缀满鲜花，整个阳信路人山人海，都沸腾了。 而李忠林去上海商船学校，李淑周在他身上花钱最多，曾说：“花的钱都可以拿黄金锻造个金人李忠林”。李忠林荒唐放荡，抽大烟，后因犯大烟瘾中毒死亡。
王凤振和李忠林这对崇德中学的同学，“四大公子”的两位富二代，结局竟同样凄惨无语。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几年后，王凤振的妹妹王重生嫁给了李忠林的堂弟李忠桥。讣告中“兼染他疾”言外之意，即指他的大烟毒瘾。王宣忱虽然是教会长老，在山东教会名望极高，翻译圣经、掌管教会，但不能否认他身上仍带有封建意识，也有我们常人的欠缺，也办过错事。王宣忱在事业上很伟大，上帝知道，人们怀念他，但他也会做错事。教育儿子失误，正应验了“惯子如杀子”的老话。
（2）王宣忱完成《颂赞诗歌》一年后与世长辞
王宣忱作为山东教会有影响的长老，被称为山东“教皇”，其威望可想而知。这么德高望重的教会长老，儿子竟然吸毒，实在难以向人诉说。儿子骤逝，对王宣忱是致命打击。晚年指望唯一的儿子却先他而去，希望破灭，懊恼至极，但又有苦说不出来。无法排解胸中块垒，慰藉自己思念儿子的心情，难以排解，終至得了水臌病。
王宣忱得了水臌病，必然牵动王家的每位人，除了夫人王（孟）冰仙最为焦急外，还有一位最焦心的，就是他亲妹妹王翠兰。自从王宣忱在青岛发迹，建起了洋楼别墅，就把唯一的妹妹从老家接到阳信路4号临街一趟平房安家。虽然住在一个大门里，但有位说一不二脾气厉害的嫂子，平时也不是能轻易上楼的，听说哥哥病重，才得以应允上楼探望哥哥。她换上白麻布大衫，上楼进到哥哥的房间，只听王宣忱有气无力地说：“妹妹，你终于来了！”可见这对兄妹的手足之情。
水臌病是由于“肝郁伤脾，肝失疏泄，脾不运化，水毒结聚而致”。儿子早他而去的郁结，精神陷入郁闷懊恼，已经超越了生的界限。1942年10月，儿子去世整一年，在一个阴云密布的秋日，王宣忱突然脑出血发作，不治而逝，终年只有64岁。
王宣忱的死好像晴天霹雳，他的家属及其创办的企业所有职工都极其悲痛，共拟悼词曰：“本经纶，为实业，酒作精，蛋作粉，转瞬富国裕民，闳中肆外。以师友而厂主，视长如兄，视幼为弟，永诀归去，怎不痛哭失声”。
王宣忱是优秀的民族企业拓荒者，山东基督教自立会的倡导者，长期担任教会长老，他参加《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独自翻译《新约全书》；编纂《文会馆志》；编选《颂赞诗歌》；在教徒中有很高威信。王宣忱热衷于教育，创办学校，并资助学校，是广文中学、崇德中学校董会的董事；还是优秀的民族拓荒者，冷冻鸡蛋出口，出口发网、进口汽车、创办长途汽车客运以及创办酒精厂、蛋粉厂等实业。他不平凡的一生，对国家的现代化有很大的贡献。
1949年6月，王凤亭主动用华北酒精厂的一些旧设备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合作，在酒精厂后院合办公私合营华北化学工厂，这是青岛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改名为大信化学工厂，后并入国营青岛油漆厂。1952年，王凤亭辞去总经理等职务，回到陕西武功县西北农学院，任园艺系副教授。王宣忱夫人王（孟）冰仙更无力经营，便以产权人名义，租赁给国营胶东化学工厂经营。
1978年，98岁高龄的王（孟）冰仙无疾而终。
（3）张宜范备尝艰辛培养女儿王绍麟学琴
王宣忱的儿子王凤振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后，在他经营的工厂做副经理，因经常要接待客户，到一些烟花柳巷，烟馆茶肆，渐久，当了瘾者，染上抽大烟的恶习。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本想将烟馆女娶到家，可是因为太不像样而作罢，于是发生了隐瞒真相“骗婚”的一幕。王凤振和张宜范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整个阳信路都被婚礼气氛感染，人声鼎沸，气球飘荡，很光彩的结婚典礼。
张宜范是济南人，两岁丧母，吃尽继母虐待，坚持上完师范学校。1938年，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从济南嫁给青岛的王宣忱儿子王凤振，只知道王家是教会家庭，又是资本家，并不知道王凤振的不良习惯。可是，结婚当天，即发觉丈夫抽大烟，张宜范懊恼悔恨不已。
女儿不到两岁，丈夫去世，一年后，疼爱她的公公王宣忱也去世。
张宜范为了生活，去文德中学工作，上“劳作”课，教给学生手工劳作，做工艺品，缝纫刺绣。学期终了开了个手工劳作展览会，也是为教会义卖。张宜范用不同的色布拼做的床单是展览会最出众的作品。床单分三段，中间是白布，两边是洋红布，当中接缝，白布上绣花洋红花，洋红布地绣白花，红白对比，十分漂亮。这件床单作品被王绍麟收藏，一直带到北京使用很长时间。
为培养女儿王绍麟学钢琴，张宜范尽到母亲的责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挤出学琴的学费让女儿学琴。女儿王绍麟终于在14岁考上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走上了以钢琴为业的生活道路。1949年以后，张宜范开办了康乐幼儿园。
从在阳信路居住期间，张宜范认识了海外归来的曾呈奎，经过几年的互相了解，张宜范和曾呈奎喜结连理，搬出阳信路4号。康乐幼儿园园长张宜范和海洋研究室的曾呈奎结婚典礼在莱阳路原荷兰饭店举行，海洋研究室（中国海洋研究所的前身）的同事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王绍麟和母亲张宜范（1944年8月）
曾呈奎是福建厦门人，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海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42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理学博士，1946年回国到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兼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理学博士、世界水产养殖学会终身荣誉会员。2005年逝世，享年96岁。
1953年，敌伪财产清理委员会找到王宣忱遗孀王（孟）冰仙谈话，主要针对王宣忱当年创建华北酒精厂，说是为日伪服务，偷税漏税。不仅全部没收王家的财产，还要王家交罚款。王（孟）冰仙以无限责任股东的身份，承担一切债务，同意把冷藏库、酒精厂、蛋粉厂等三个工厂和三处房产即龙山路43号、武胜关路3号、泰山路房产充公补偿债务。鉴于王（孟）冰仙认错态度好，政府为保证一家人生活，同意将阳信路4号楼作为她的私人财产保留下来。
张宜范克服困难，坚持让女儿学习钢琴，对女儿强烈的母爱和付出巨大的牺牲，使得王绍麟安心学习，从青岛、北京、美国，一路走来，步步都有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坚持钢琴事业，爱音乐爱生活，能以音乐解愁，倾诉心声。
张宜范后来于美国洛杉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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