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能得到上海人的喜爱实在不容易。上海人正如张爱玲所写照：“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虽说张爱玲那双丹凤眼在睥睨着上海人，说话不乏刻薄嘲讽，但她心里喜欢上海人——因为生长在上海的她，把上海人当作知音，当作素描题材。她希望上海人对其书中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感到熟悉亲切，从而喜欢她的书。
年轻的张爱玲刚出道文笔就如此老辣犀利，只能说是天才。尤其细节描写之精辟，比喻之独特，非张爱玲不能有此幽默俏皮。比如她写一个老女人“競競业业地坐在自行车上，被儿子推着走。”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女学生葛嶶龙看香港姑妈家的豪宅，“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写葛嶶龙为求资助，忍受着姑妈的挖苦嘲弄，含泪走进了姑妈家客厅，“望见钢琴上面，宝兰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念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仅此一景，含蓄而形象，便把葛嶶龙心中的卑微惶恐及面临的诱惑点染烘托出来。写姑妈谈完了话，“趿上了鞋，把烟卷向一盆杜鹃花里一去，站起身来便走。那杜鹃花开得密密层层的，烟卷儿窝在花瓣子里，一霎时就烧黄了一块。”这一细节如镜头闪动，用画面式语言把这个贵妇人的骄奢淫逸充分刻划出来，令人深为前来依附投靠的葛嶶龙今后之命运担心。
还有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堪称中国文坛上描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没落贵族阶层的顶级作品。
著名翻译家傅雷评论道：“《倾城之恋》给人家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哥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小说中的白流苏是一个住在破落户娘家的离婚女儿，受尽了刻薄兄嫂的闲气。为了报复嘲弄兄嫂，她和介绍给侄女的范柳原谈起了恋爱。精明的范柳原是个逢场作戏的风月老手，白流苏也想凭着自己美人迟暮的姿色赌一把。两个自私的人都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山盟海誓地谈着“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汝皆老”，暗中却虚虚实实地试探周旋对方。眼看这场内容空洞的戏就要不了了之，谁知温柔之乡狼烟突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轰炸香港湾的炮声，使这两个上海旅客一夜之间沦为异乡难民，自此两人每天在炮火和饥饿中患难相依，挣扎生存，最终竟成了一对柴米油盐的平凡夫妻。
故事的团圆结局正如小说尾声：“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一一不问也罢！”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人，一个个性格多元化：爱慕虚荣自甘堕落的葛嶶龙、在恋爱中游刃有余的白流苏。尤其《金锁记》中的七巧，这个一生戴着黄金枷锁、人性被扭曲了的女人，最后变成了一个虐待狂。最终使七巧这个本来令人同情的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令人可恨可厌的害人者。
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冷酷，精雕细刻了曹七巧这个小市民女子灵魂蜕变的过程。香油铺子的七巧年轻能干，颇有几分姿色。为了攀亲姜家大户，她摒弃了街上门当户对的小伙子们，最终成了姜家痨病二少爷的正房太太。然而姜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看不起她。情欲和金钱欲都极强的七巧既摸不到钱，又守着个病瘫丈夫得不到爱，她变得心地恶毒处处使坏。她暗恋小叔子季泽，但风流成性的季泽想和她温存时，她却怀疑季泽想她的钱而把季泽赶走。为了拴住儿子和女儿，她教唆两个孩子抽鸦片，用暴力给在校读书的女儿裹小脚，使女儿羞于见人而退学。她破坏女儿的婚姻，用下流话羞辱儿媳妇，让儿子和媳妇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直到儿媳妇含恨病死。
七巧最终的下场是“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正如当时傅雷先生所评：“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她的惨史写成故事时，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还有什么更悲惨的？”同样，广大“张迷”在阅读七巧这个人物时也由衷地感到“高处不胜寒”。
傅雷先生精辟地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结构、节奏、色彩方面有了最幸运的成就之时，特别称赞其三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亢长的独白，或枯索烦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的运用（举例《金锁记》中的七巧在镜子中看到自己老了十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第三是作者的风格。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现。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出去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予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
傅雷评价《金锁记》颇有俄国作家屠格湼夫的《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戏剧魅力，那她的散文最能直接表现性情。她十二岁写的《迟暮》：“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下坠下来的一朵朵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帘栊。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一一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
这段散文之轻灵宛约，令人相信小爱玲真的应了玉女转世、神童投胎之说。
《爱》这篇散文写一个生得很美的女孩子，在春天夜晚的桃树下，同一个年轻人见了面，打过了招呼，以后两人再也没见过面。这个女孩老了的时候，仍然记得并常常说起那个春天夜晚，那桃树下的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淡极始知花更艳”，薛宝钗这句咏白海棠的诗正是此文写照。
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著名作家夏衍之邀出席此会。当时到会的男女代表们一律穿着蓝布或灰布的“革命装”。张爱玲却我行我素地穿了件平时的旗袍，外罩一件白网线衫。尽管她沉默地坐在后排，但仍很显眼，与会场氛围格格不入。张爱玲虽然不喜欢政治，但与生俱来的敏感，使她从周围人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不能相容的敌意。1952年，她离开大陆去了香港。1955年移居美国纽约。在美国期间她仍以写作为生，并得到胡适先生的赏识。非常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的两次婚姻反差极大，她的第一个丈夫胡兰成是个亲日汉奸，后来两人因感情破裂而分手。张爱玲在美国同赖雅先生相爱并结婚。赖雅是美国极有才华的剧作家，也是一位坚定执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由此可见张爱玲对政治的淡漠，她倾心爱的是一个人的才华和情趣。所以她和赖雅的结合应该是缘分吧。
傅雷先生当初曾说过：“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真为张爱玲庆幸！傅雷说这话是1944年5月。当时他绝不会想到22年后的文革初期某一天，自己竟和夫人双双自杀于家中！而他所祝福的张爱玲却以“金风未到蝉先觉”的敏感，早于暴风雨来临之前远走高飞——上苍赋予一个美丽苍凉的生命孤独地漂泊在繁华落尽的旅途中，又孤独地客死异乡。她虽然晚景贫困，但生命却沒有遭受到摧残迫害。她在美国同爱人赖雅生活在一起，延续了写作生命，平安度过了后半生，留给了世人很多美文精品被代代传颂。
2007春
原載 弘川传媒 2019-11-12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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