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白马非马”这个休止符“曲终收拨当心画”时，我仍感到余音袅袅，似楼下那虫鸣，我只能呆呆地坐着，想不到鼓掌，想不到喝彩，完全沉浸在那意境中，沉浸在一种悲剧的美感体验中。
《旧址》之所以有撼人魂魄的感染力，关键在于它写了活生生的人，作者怀着沉郁的感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人的命运。用福斯特的理论衡量，《旧址》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圆形的。正因为人物形象是圆形的、丰满的、可信的，我们读来便不能不如身历其境似的，产生强烈的共鸣。此书写了很多人物，着重写的还是李氏家庭成员的人生旅途，几乎每个人物的结局都是悲剧的。作者说此书从冬天写到冬天，所以开头结尾写了很多人的死。由肃杀始，入春夏秋，最后在瑟瑟寒风中结束这惨淡的故事。探讨生死问题，探讨人及人的命运，我想这是李锐在本书中有意为之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该书表现的是命运主题。尽管此书人物们生活的大背景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两大政治集团生死搏斗的时代和小说后期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畸形政治的时代。题材是重大的，不能不反映社会政治的主题，民族历史的主题，但《旧址》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表现这些重大题材，而在于作者是从人类本体的角度去观照人、透视人、描写人。写时代风云，是为了写人，是为了看人在巨大的社会运动中的心灵轨迹，是为了揭示人的命运。
按照索福克勒斯的解释，“命运”是一种神秘的、邪恶的力量。这反映了古希腊人对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的认识。曹禺则把支配周、鲁两家及其成员之间的悲剧力量解释为“自然法则”，认为“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而李锐在冬夜里孤独落寞地思考时，显然是把人放在时代风云中，通过不同的人的不同的命运，来探究人对命运有多少把握，有多少无奈。
时代风云，社会运动，群体意志，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列夫·托尔斯泰困惑过，在《战争与和平》中也繁复地、深刻地分析过。一个人对时代的风云到底能施加以多大的影响；在社会大潮流中，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到底有多大的把握，《旧址》回答不了你，但是“文学是人学”，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必然地让你去深思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一看李氏家族的人物。
李乃敬，李氏家族的族长，第六十八代子嗣。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的人品并不坏，甚至有许多优秀之处。他好学，讲信义，重情谊。他对书的尊崇，他对李乃之三孤姐弟的照拂，他对师爷赵朴庵的友谊，他经商的重然诺等都可说明这一点。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家族的代表，他维护的是一个封建家族的利益，他并不是单纯为自己，而是把一个家族的中兴作为自己的重任，这又不得不使他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依仗军阀对工农的屠杀，为了攀附强权，对李紫云爱情的戕害等等，都充分说明了他为了什么掩压住心灵中善的一面，这即是李乃敬的悲剧所在。
李乃之作为李氏家族的叛逆，一方面受革命前辈的熏陶教育，受整个时代风云的震撼，另一方面也是他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自己思考的结果。但是他的出身使他不能不与他和他的同志们所要推翻的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由于他虽然清白但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获释事件”，他在“文革”中的悲剧命运也就是必然的了。
为了弟弟、妹妹能上学而毁容皈依佛门，后又为了弟弟而投身革命的李紫痕；为了爱情而与自己的阶级决裂、投身革命的白秋云（李乃之妻）；为了表现自己是纯正的无产阶级而与放牛娃歪歪结婚的李延安；为了封建大家族利益牺牲爱情的李紫云等，无一不是悲剧人物。
李氏家族外的人物，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赵伯儒；怀着一种朴素的意识，甚至是怀着一种强烈嫉妒心参加革命的流氓无产者陈狗儿；只会汲水但心地善良的冬哥等等，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
当李氏家族的唯一后嗣李京生站在旧址前时，在旧址上发生的一切悲悲喜喜的故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新的城市正在兴起，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是有点以李京生自托的李锐在寒夜里结束他与祖先和亲人的对话时，并未舒展开他思索的眉头。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使他觉得：
——那一切都是假的；
——那一切都是真的；
——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他听到了公孙龙子超越两千多年时空的冷笑声：“白马非马。”
那么，被扭曲的人非人乎？不，正因为是人，才有这旧址上可歌可泣的故事，正因为是人，才有文学。
原载1995年12月4日《青岛日报·三味书屋》
3/26/2020 5:23:29 PM轻博客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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