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慕平遥名，今日终成行。
进入平遥已是日没月上时分，入住的客栈名叫“松盛长”，灯火阑珊，月色朦胧，共同营造着一种仿古氛围，走进“古色古香”的门楼，便是作为“接待处”的门厅，登记身份证后，随着服务员走进这处新建的仿古三进院落，混凝土梁柱被刻意做旧成木头的纹理，天井里有巨大的水缸，这是古院落的标配，夜色中完全看不出它的“新”，仿佛走进了真的“历史”场景。我们住在三进院落的最后一排，房间的门锁是挂鼻式的，挂鼻锁“咔嗒”一声脆响，仿佛触发了时空的暗钮，服务员告诉我们，第二天的早餐在“地下钱库”用，从细节上让人产生一种回到过往的错觉。这座刻意做旧的院落，正以精妙的“历史拟态”将我拖入晚清的金融梦境，这再次提醒我，我真的来到了曾经的中国“华尔街”。
入住的第二天一早，同行的几位老同事一大早就逛了古城主街，听他们的描述，让我充满期待。吃过早饭后，我和儿子来到空旷无人的古城主街，阳光洒在磨得油光的青石板路上，街道两侧的大小不一的饭庄热情招呼客人前来用餐，一些买工艺品的小店已经开门纳客了，一切都那么安详，并没有旅游城市惯常的吵闹和嘈杂，看来这座和云南丽江齐名的老城，还没有被商业气息完全淹没，依旧有着黄土地该有的朴实和厚重。在空空荡荡的老城街道上，感受这份静谧，思绪万千，我知道这样的感觉很快就会被熙熙攘攘的人流冲淡。
在一条胡同口，有两扇旧木门紧闭着，我走到这里时，恰好里面的住户开门，我等他出来上前搭讪，问这扇旧门是否是原来的，他回答说“是”，说这扇门是柳木的，是这条街上最老的木门。我用手机拍了这扇门，通过这扇门，仿佛可以回到那个以白银为媒撬动了晚清经济命脉时代里的平遥，伴着缓缓流过的汾河水，带着笑，含着泪，历经沧桑，穿越时空，向今天的我们讲述着它的过往。
平遥，这个除云南丽江以外，另一个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小城，它的过往，跟中国三大商帮之一的晋商息息相关，它走向辉煌顶点的故事，是由清代创立的驼帮、票号和镖局联合写就，驼帮、票号和镖局成为晋商的三座丰碑，把平遥托举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雏形和有清一代金融中心。
从平遥的地理环境来看，这个地方想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原本无异于痴人说梦。明清以来很多史料，大多记载了平遥的贫瘠，“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很多人会据此推测：恰恰是因为平遥土地贫瘠，务农不足以糊口，才迫使当地人不得不从事商业贸易，成为显赫一时的晋商群体。用余秋雨式的话来说：“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中国有很多类似平遥这样的贫瘠之地，可它们都没有成为平遥。中国有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外出从商，他们大多都没有成为晋商。一个地方的命运，自然要靠当地人的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进程中一股特别的力量。平遥的命运，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历史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推手。
位于太原盆地汾河东岸的平遥建于周宣王时期，距今已有2800年历史，它因四周大山的包围和南部黄河的阻挡而极其闭塞，同时它也处在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汇地带，两种文化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既有融合又有冲突，是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双重前线，它离上帝很远，却离战争很近，纵观平遥历史，战事频繁是常态，和平安宁很稀缺。随着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在大同定都，并逐渐统一北方，安定祥和的春风吹进平遥。北魏统治者把原是尧封地的平陶改为平遥，寓意遥思尧之恩德。北魏政权将佛教定为国教，平遥也开始修建石窟和寺庙，以彩塑闻名的双林寺就在此期间修建。当为隋唐盛世奠定基本文化格局的北魏消失于历史的天际之后，平遥在大唐的羽翼下迎来了儒释道大繁荣时期。唐之后重新进入大乱局，但五代十国时，平遥却修建了与平遥古城和双林寺一起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镇国寺。镇国寺是中国目前唯一现存的五代建筑。因为时间有限，两处胜景没能探访，这也给再一次游览留下了缘由。
赵宋王朝定鼎中原，平遥惨遭屠城，曾经的绚烂也化为灰烬。之后金兵南下攻破平遥又将平遥百姓屠戮殆尽。蒙元占据华夏，将平遥选为征戍兵源之地和战略后方。平遥是在明清两代走上历史前台的，因为明朝特殊的盐业政策，晋商开始崛起，而有着特殊地理优势的平遥随着晋商的的足迹走入了几百年的黄金时代。
晋商又称晋帮，指的是“山西商人”或“山右商人”。明朝，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他们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势力甚至伸张到四川。晋商的兴起，还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军粮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而让晋商获得暴利是明初施行的“开中法”，开中法又称开中或开中制，是明代为鼓励商人运输粮食至边塞，以换取盐引，以给予贩卖食盐的资格。“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当地商人占有地利，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土窑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丝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至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晋商的盐业经营垄断优势受到挑战，徽商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但朝中山西籍高官王崇古和张四维均因盐获利（王世贞言：“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经他们的努力，明朝政府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地区做贸易，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早在努尔哈赤时，明朝政治日趋腐败和社会动荡，满洲人就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晋商以特有的灵敏嗅觉，看到了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天下的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清军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关内各种情报，搞起政治买卖。清兵入关后，八大皇商均为晋商，晋商成为“御用商人”。清初盐税占税入的一半，到清朝末年即使有关税等其他新税源，仍占1/3。重要盐场的食盐贩卖，都由山西商人承揽。晋商获得各种特权，主要是取得盐引（盐引又称盐钞，最早始于北宋，清代沿用盐引，由户部印发的称盐引，由各地盐政所发的称盐票。）晋商也从事茶叶、米谷、人参、玉石、毛皮、铜、棉布等买卖，并经营当铺，投资于制陶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主要城市都有山西会馆。晋商甚至活动于东北、外蒙古、新疆等地，从事恰克图中俄贸易，广东的中英茶叶贸易，长崎的铜买卖。晋商多先外出他乡，流寓十多年，跟随他人学习经商秘诀，有积蓄后娶妻，开始独立经营，以“信实”二字为金科玉律，维系官绅及民众的信用。
晋商往往借出高利贷而获利，由于在各地活动，为了汇款，开始发展票号，不单从事其行号本身的汇兑，同时处理政府及民间的汇款，收益巨大。票号，或称票庄、汇兑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连锁式金融商，有私人银行的功能。由于清代晋商几乎垄断了全中国汇兑市场，因此票号在一些文献会被直接称为“山西票号”或“晋号”。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有：明朝中叶说、明末清初说、康熙朝说、乾嘉时期说以及道光初年说。票号多为山西人所包揽，称为“山西票庄”，大票号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之称，民谣谓“金太谷，银祁县，榆次吃不完的米和面，平遥城，拉不满也填不平。”平遥古城是当时最大票号中心，平遥人雷履泰最初只是经营一家颜料作坊，他发现商人有运送银两的需求，看准时机率先做起汇兑和贷款业务，随着业务的扩张，于清道光年间出资成立了“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票号。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闻名全国。在日升昌的影响下，平遥不到几年时间就出现了50多家同行，还在全国开设了几百家分号，创新出了类似股份制的合伙制，总部设在平遥的票号就有二十多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更在鼎盛时期占据了清政府80％的白银储备，操纵着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一时叱咤风云，无出其右，成为晚清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被称为“古代中国华尔街”。
平遥古城能在晚清成为全国金融中心，是地理区位、商业传统、制度创新与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地理区位看，平遥是晋商贸易网络的“陆上码头”，占据内陆商道核心地位。平遥位于山西中部，处于晋商北上蒙古、南下江南的“茶马古道”与“万里茶路”交汇点，成为大宗货物（茶叶、丝绸、皮货）的陆运转运枢纽。清廷闭关锁国时，沿海贸易受限，内陆商路价值凸显。平遥凭借四通八达的陆路网络，彰显了封闭环境下的优势，成为南北商帮资金调拨的天然中转站。日昇昌票号开创现代金融范式，将商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解决商贾运现银风险高、成本大的痛点。其中三大颠覆性创新尤为人瞩目：汇兑标准化，一纸汇票替代万两白银，“汇通天下”使资金流转效率跃升；风控体系，蚕丝水印、汉字密押构建防伪壁垒；两权分离，财东（股东）不干预经营，职业经理人（掌柜）全权决策。
1993年，文人余秋雨偶尔翻阅史料的时候发现：在十九世纪乃至更早之前，中国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并不在沿海地区，而是在内陆山西的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几座小城里，“其中又以平遥为最”。这让这位上海人大为震惊，写出当时洛阳纸贵的大散文《抱愧山西》，文中写道：“直到21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广东人梁启超也认为晋商证明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商业能力：“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票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晋商的商业奇迹，是无数商人离乡别井铺成的。山西籍考古学家卫聚贤在《山西票号》中说道，晋商们“回家以三年为班期，若住云南、新疆等处，路途太远，六七年不得回里”。
据山西大学博士论文《盛世繁华：晋商与晋中社会叙事》记载，走新疆的晋商还有“三不回家”之说：“没钱，回不了家；富了，丢不下买卖，也不能回家；普通人也是有家难回，因为回一趟家，就把平时的积蓄花光了。”听起来，这与当年南下打工，每年舍不得回家一趟的农民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很多晋商常年漂泊在外，忙于生计，终生未婚，无儿无女，把大半生都献给了票号。在晋商们的背后，婚后因为丈夫离家经商而守活寡的女性，出生后十几二十年都没见过父亲的孩子，不计其数。今天一部大型实景演出《又见平遥》讲述了一个关于晋商血脉传承、生生不息的故事：清朝末期，平遥古城票号东家赵易硕抵尽家产，从沙俄保回了分号王掌柜的一条血脉。同兴公镖局232名镖师同去。七年过后，赵东家本人连同232名镖师全部死在途中，而王家血脉得以延续。演出天天爆满，结尾一首《桃花红杏花红》民歌，回荡在空旷的剧场，让我内心震撼，离开平遥后，那熟悉的旋律和简单歌词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经久弥新！
漫步在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的日升昌院子里，导游的解说滔滔不绝，纷纷揄扬日升昌创新经营模式，员工除了可以出资入股外，还可以出人力，即身股。很难想象，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这些人是如何创造中国“华尔街”传奇的。这些“华尔街”的巨富们有了钱之后，做什么呢？当然要修缮和建设他们的“大院”。完好保存明清时原始风貌的“大院”，让我们的目光刚触碰到它的那一瞬间，就惊喜连连。晋商叱咤风云时成立的票号、钱庄、当铺和镖局遗址，以及整个古城的建置，无不诉说平遥当年的繁荣与风光。依赖贸易与票号的增长，晋商们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亭台楼阁连绵不绝，富家大院遍地皆是。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权力庇护是一柄双刃剑，清廷授予票号“汇兑特权”让晋商获得暴利，让票号深度绑定清政权，当政权崩塌后，必然遭受连锁式挤兑崩盘。凭着从政商关系获利而崛起的晋商，最终也在扭曲的政商关系走向衰落，榨干他们的人，和当初扶植他们的人，是同一群人。据历史学者秋原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中考证，“在清朝前半叶，政府用倾斜性的政策实惠了晋商，也养肥了晋商；在清朝后半叶，开始从晋商身上汲取营养，以维持自己愈加衰败腐朽的躯体。”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富到流油的晋商成为清政府重点“劝捐”对象，晋商捐银占到了全国总额的37%。到了宣统元年（1909），晋商票号建立的金融系统和清王朝一起走向了崩溃。在广东，当时中国第一大票号日升昌开在广州的票号，伙计收拾账簿逃到香港、澳门避难，躲到1911年，经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平遥。回到平遥的时候，各地来要账的人已经很多，总号无法应付，早都锁门跑了。几年后，《大公报》记者去山西游览，只见“彼巍巍灿灿之华屋，无不铁扇双锁，暗淡无色”。正是成也官商关系，败也官商关系——当现代银行体系伴随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依附朝廷权力的票号未能顺应技术革命与金融迭代，最终随清王朝倾覆而衰落。古城青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印，至今诉说着这场“内陆金融革命”的辉煌与悲怆，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平遥，除了城中有很多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和中国大多数四五线小县城并无二致。现代基建几乎没有，道路雨天是泥晴天扬土，路上行进着牛车、马车，布满了来来去去的车辙，坑坑洼洼，大小院子门前拴着牛马，是典型的前现代社会。平遥古城得以保存，恰恰是因为太穷了，当地政府一直没钱拆。但那时再穷的县城也在想办法搞建设，平遥此时也推出了一个总体规划，有多少明清古建筑就是在“总体规划”下被拆除了。说来平遥古城有今天还得感谢一位学者，他就是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的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阮仪三。阮仪三教授说：“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一片开发建设中，我是真的忧心如焚。当时很少有人能听得进你的话。那我们就从推土机下抢救，救下一点是一点，只希望不要把我们好的东西都弄光。平遥古城就是那个时候抢救保护下来的。”为了挽救平遥古城，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带着十几个学校去平遥勘探了一个多月，把保护方案做了出来，呈送当地政府参考。奈何没有多少人感兴趣。阮仪三最后去了北京，邀请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长郑孝燮、全国政协文化组长罗哲文去平遥参观。郑孝燮到平遥后对山西省领导建议说：“这个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 你们应该认真执行。”在阮仪三的回忆录中，这是决定平遥命运的一刻。他立刻建议把这句话变成红头文件，郑孝燮便在保护古城规划方案后面加了一句评语“这个规划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山西省领导随即批示“希望按照规划认真执行”。尽管如此，当时山西对平遥的重视依然不太够，还没有多少人可以预见到平遥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又意味着什么。曾经敏锐的山西人迟钝了，或许正因为“穷”和“迟钝”，平遥古城才逃过一劫的，历史何其吊诡？！
据介绍，平遥古城形状如象征吉祥和长寿的龟。一共6个城门的南北城门是乌龟的头和尾巴，而东和西各两座城门则是乌龟的四条腿。街道格局为“土”形，建筑布局遵从八卦方位。以明清街为中轴线设置纵横交错的4条大街、8条小街和72条小巷，保存完整的近4000座明清民宅分布在大街小巷内。市楼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中央，城东是城隍庙，城西是县衙；城左立文庙、城右立武庙；东有道观，西有佛寺，布局对称。其中始建于北魏，定型于明清的县衙是中国现有保存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文庙是我国现存各级文庙中历史最久的殿宇。它们和其他明清建筑一起被称作研究中国明清时代城市的活样本。踏进晋商建筑经典之作的院落，迷恋于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垂花珠簾，被它的恢宏气势和古色古香吸引了。院落荟萃了晋商大院建筑的诸多样式和风格，既独立成院，也连为一体。代表“民居眼睛”的木雕、砖雕和石雕遍布客栈的各个角落，它们跟院落内极富文化底蕴的楹联和匾额，都在无声地展示晋商曾有的奢华。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晋商的大院楹联文气十足，毫无铜臭气。
比南京城墙还早20多年建的平遥古城墙几乎躲过了各种战乱，基本原汁原味。尽管规模无法和南京城墙相提并论，平遥城墙同样有瓮城、角楼、敌楼和哚口。城墙上有3000个哚口和72座敌楼，暗合孔子弟子3000和贤人72数字。与楹联牌匾一样，富裕的晋商需要儒家文化来包装自己。站在城墙之下，恍惚间又听到了600多年前镖局车轮的轱辘声，小贩的叫卖声，衙役的呵斥声，铜锣的敲打声和晋商意得志满的欢笑声，一声声由近而远，消失在苍茫的时空中。平遥古城每一块斑驳的青砖，每一扇褪色的旧窗，每一道精美的雕纹都浸渗着晋商的荣辱兴衰。当“一页风云散”，时空也随着变换。所有的辉煌都会变成前尘往事，被历史的烽烟吹散，可晋商的精神却会被历史浓缩，传播久远。
如今的平遥古城住着2万多人，全县大约有50万人，其中超过10万人在当地从事旅游业。平遥人终于不必像当年的晋商一样，为了经商谋生，离乡别井，“少小离家老大回”。平遥还在继续发展，游客们开始到平遥电影宫打卡，书店、咖啡店、酒吧、文艺客栈等古城标配，也都开到了平遥城里。当地官员曾对媒体表达他的担忧：平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像丽江，越来越像阳朔，越来越不像自己。然而，平遥应该是什么样才像平遥？是“影视城”“旅游城”，还是“博物馆城”？平遥人给出的答案是：以当地居民为主要社会支撑，集文化、旅游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功能区。一言以蔽之，平遥之所以能成为平遥，不是因为那些曾经金碧辉煌的票号和建筑，而是因为这里的人，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如常生活，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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