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我父亲姚文珊倾注于《说苑新注》，从《说苑》中选出133篇文章，逐一注释，累计有17万字。其间所作的《列女传》的注释，尤能彰显他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不懈的热爱。
这部《说苑新注》（含《列女传》）并非只是学术意义上的成果，而是我父亲生命经历的见证。它凝结了他劫后余生的坚守、对学术的执着以及他深厚的专业功底。
父亲原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受业于著名的“两殷”，即殷焕先先生与殷孟伦先生等一代大师，主攻训诂学、音韵学、古代汉语语法等。那是他意气风发的岁月。他的老师曾评价他“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这一评价不仅是对一个青年学人的嘉许，更是父亲日后在逆境中依然能重新执笔的根基。
然而，历史的波涛骤然转向。反右运动的风暴将他打入深渊，冠以“极右”之名，从此失去了学术舞台。长达二十余年的屈辱与艰难，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我们的母亲在困厄中早逝；我们三个孩子流离失所，均无学可上，家庭蒙受巨大苦难。父亲曾一度漂泊街头，以打零工维持生计。但即使在最困窘的岁月，他依旧心怀书卷，未曾忘记当年所学。
劫后余生，迎来了他学术生涯中弥足珍贵的时光，重返讲坛已是暮年。那时，他身心俱疲，但依旧以一个学人的姿态，重新投入典籍的整理与研究。《说苑》成为他学术生命的归宿。他将多年积累下来的训诂学功力，倾注于在每一条字义的辨析上，将语法的敏锐直觉融入每一处文义的阐发之中。他深知，许多已无法重来，但唯有学问才是生命的安放之处。
这部《说苑新注》（含《列女传》）不仅有学术价值，更有精神的重量。它承载了我父亲未竟的志业，也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逆境中矢志不渝的坚守。
如今，我第一次完整地读了这部书稿，更深切体会父亲的一生对所学专业的热爱与功力之深。读之，不仅可以看到父亲对古籍的细致考证与新解，更能感受到那份执着背后所蕴含的热爱与痛苦。
作为女儿，我尤知它的分量。这不仅是父亲的学术成果，更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它告诉我们：即使时代无情，命运多舛，学问与信念仍可以支撑一个人走到最后。
谨以此序，纪念父亲姚文珊，纪念他在劫难之后仍不改的学术之心。
2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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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向《列女传》的史学价值
姚文珊
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编写的《列女传》，是我国最早的妇女专史和通史。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中古以前我国的妇女生活，为我们研究中国妇女史，进而全方位、立体性探讨整个中国历史，科学地阐释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变迁，提供了有益的资料。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列女传》编定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当时正是外戚专权，政治黑暗，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颜师右注：“赵皇后、昭仪、卫婕抒心。”）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可见，刘向编著《列女传》的动机和目的是要劝讽宫闱，感悟天子，反对女主干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另一方面，《列女传》的出现却在无意中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一
《列女传》的出现使传体史书获得独立、迅速的发展。
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在历史编纂学上称为传体。传体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时期。起初，“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而非专记一人事迹”(1)。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那些解释儒家经典的著述。这种解经之传，有的偏重阐发义理，如《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有的偏重记述史实，如《春秋左氏传》，但它们都不能脱离对经文的解说和训释。当然，现在看来，《春秋》及其三传都是比较重要的史书。西汉中期，司马迁写出《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其中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列传（包括某些世家）的设立，使传体从经的附属品，变成历史编纂的重要体例。不过，《史记》的列传又是与本纪相呼应，相配合的，它辅翼本纪，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最高统治者正朔相承，子孙递及的关系，表现出帝王居高临下，人臣拱卫主上的主题。《史通·列传》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看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笔者认为，最早使传体脱离经、纪而取得独立的，是刘向《列女传》。首先，其叙事已与解经无关。《列女传》虽是采取包括《诗》《书》诸经在内的旧文“序次”而成，但却是一部“史家传记之书”(2)，《隋书·经籍志》及其以后各种目录都将它列于史部杂传类或传记类。它的编著没有任何解说经典的意图，叙述故事基本上也是根据史实，从比较客观的角度着笔的。其次，其记人已与释纪无关。刘向写《列女传》，意在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定，然而《列女传》百余篇人物传记却自成体系，并未设立本纪或者类似本记的内容，以帝王世系和行事来冠冕全书。
但是，《列女传》的成功又与解经之传、释纪之传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向生当经学昌明时代，本身又是经学大师，《列女传》自然要受到解经之传的影响。《列女传》各传未引《诗》以证，与现存《韩诗外传》类似。这原是著述引《诗》的惯例，《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都有使用。余嘉锡认为，“昔人解经有内、外传之不同，内传循文下意，外传则本与经不必相比附”(3)。和《韩诗外传》相比，《列女传》同经的联系更少，只是引《诗》证事，不释经义。不过它又保留了大量《鲁诗》的资料，部分地反映了刘向的经学思想，仍有解经之传的踪迹。章学诚说它“引风缀雅，托兴六艺，又与《韩诗外传》相为出入，则互注于《诗经》部次，庶几相合”(4)。
《列女传》各传力求概括传主的一生，独立成篇，首尾完具，但其中又只是重点记述某一典型事迹，以此表现传主的思想性格，别的仅用一语或数语略记，近似“随举一事而为之传”的“《左传》解经之体”(5)。同时，《列女传》甚有“《谷梁》清而婉”(6)的语言风格，简朴凝练，各传篇幅也都比较短小，最多的1387字（卷一的《鲁季敬姜》），最少的仅90字（《汤妃有㜪》），一般二三百字。另外，刘向于各传之末皆以“君子曰”或“君子谓”来阐述己见，发表评论，这是采用了《左传》的模式。《史通·论赞》言、“《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
《列女传》更多地受到释纪之传即《史记》的影响。《史记》初成时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直到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史记》才公布于众，不过它的广泛流传还是在刘向领校中秘书以后。刘向主持校书，常征引《史记》作雠校折衷之本，并对司马迁及其《史记》推崇备至，“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甚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他还曾做过补续《史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刘向借鉴其体裁结构，继承其风格文采，有所发展。“他应是第一个运用此新体裁及叙事方式，脱出补续《史记》的范畴而别开新领域者，所著《列女传》——第一部妇女通史——即可作代表。”(8)
除了通史的体例等，《史记》中对《列女传》启示最多的当是70列传中的类传，类传是把同类人物集中一起，以其志同行似，总括合写成传，如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里面有王公大臣，又有普通百姓。《列女传》即属类传之作，其传文“种类相从为七篇”(9)，将100多个人物分置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㜪等7个小类下，每类几乎包括了各时代、各阶级、各阶层的女性。
《列女传》虽重点记述各传主的某一事迹，但形式上仍像《史记》一样，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当然，《史记》各传也是经过审慎思考，选取那些具有典型性的材料，最后着笔成文的。）各传主的生平皆依时间先后陈述，一般先言某人者，某时某地某人之妻（女、姊等），接着写重点事迹前的活动，重点事迹后又讲晚年的情况，虽淡淡几笔，寥寥数语，但足以使之具备传体的明显特征。另一方面，各类之中诸传、又按时代顺序纵向排列。这种方式，《史记》中多有运用，如《刺客到传》首列春秋中期曹沫劫齐桓公事，次列167年后专诸刺吴王僚事，次列70余年后豫让刺赵襄子事，次列40余年后聂政刺使累事，次列220余年后荆轲刺秦王事。《列女传》继承了这一方式，如卷一《母仪传》首列远古传说中的有虞二妃、弃母姜嫄、契母简狄、启母涂山，然后按时代记述汤妃有㜪（商）、周室三母（西周）、卫姑定姜、齐女傅母、鲁香敬姜（春秋）、楚子发母、邹孟柯母、鲁之母师、魏芒慈母、齐田稷母（战国）。
由于吸收并发展了以往解经之传和释纪之传的某些合理因素，同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列女传》完成了单行传体的创革，引起了一种专写人物传记风气的盛行。《隋志》史部杂传类序中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历史现象，兹录于下：
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序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
传体，特别是单行传体，能够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和思想性格的刻画，反映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观念上启示许多不预国政的贤能之士于无权无势的情况下，亦可以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受到史家的喜爱。这种单行传体便于统治者表彰褒扬人物，推行礼制政教。另外它还为世家大族宣传父祖功业提供了较好的工具。所以，《列女传》出现后不久，单行传体就得到光武帝等统治者的认可和提倡。于是各种单行传体史书不断涌现，蔚为大观。《隋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的各种单行传体史书就有217部，1286卷，通计亡书，共219部，1503卷，有录、序、纪、志、集、记、传等名目，其中专标传名的即有128部，818卷。（以上统计包括曹大家注《列女传》15卷）这些杂传除列女外，有先贤、耆旧、高士、至人、高僧、集仙、良吏、名士、文士等类传，还有曾参、法显等专传，它们或以地域、郡邑为限断，专记一方人士，或以年龄、言行为类例，侧重写一类人物。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嵇康《圣贤高士传》、皇甫谧《高士传》和《列女传》、周斐《汝南先贤传》、陈寿《益部耆旧传》、张方《楚国先贤传》，张隐《文土传》、葛浩《神仙传》、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慧皎《高僧传》等。同《列女传》一样，它们多用通史体例，博采先世经史，网罗放失，缀辑旧闻，内容广泛。在立传标准、写作方式、形制结构方面，它们也都明显受到《列女传》的影响。例如《益部意耆旧传》中《杨子拒妻》传主教子的故事，就颇似《鲁季敬姜》传主的“通达知理，德行光明，框子过失，教以法理”。还有一些人物传记内容抄自《列女传》，或者说是《列女传》原文的改写、缩写，象里甫谧《高士传》卷上的《老菜子》《陆通》，卷中的《陈仲子》即来自《列女传》卷二的《楚老莱妻》《楚於陵妻》。嵇康《圣贤高士传》的《狂接舆》亦出于《楚接舆妻》。二者不仅故事情节、人物言行相同，而且遣词用字也很少相异之处，可见《列女传》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著作已大量亡佚，我们只能在一些旧注和类书中见到零篇散章，即使这些，后人引用时也肯定做了令人遗憾的节略、缩写，因而也就限制了我们对这些著作进行全面了解，给我们把握《列女传》对它们的影响程度造成了不少困难。唐代以后，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独立于正史之外的各种单行传体史书越来越多，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籍的一大方面。
前面说过，刘向编著《列女传》是为了防文母之孽，助人伦教化，并不是为了反映历史发展进程，即不是为了作史，所以书中不少地方记载失实，年世舛误，甚至故为异说，陈列虚事。这种消极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世的一些史家，他们有时在人物传记中收入毫无史实依据的神灵怪异之言，逸闻传说之辞，致使真赝杂糅，从而降低了传体史书的科学价值。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史家本身素质方面的原因，不能过多地归咎于刘向《列女传》。
二
在历代社会中，妇女都是占人口总数一半的群体，直接决定着人类的繁衍和生息，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可是在我国，一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以父系家族为细胞的私有制社会，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观念就已产生，男女不平等的原则逐渐被确定下来，反映在史学上，就是对妇女及其行事和思想记载的轻视和忽略。《诗》《书》《春秋》中虽有关于妇女的记述，但仅是只言片语。到后来，《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中描写的妇女人的多了起来，如杞梁妻、季敬姜、赵威后等。特别是《史记》为吕后立本纪，为汉初其他后妃设《外戚世家》，并完整地记载了巴清寡妇、齐女堤萦等女子的故事，影响更大。然而它们多未著一人之生平，只是旁见侧出，也没有区分类别。最早有意识地为妇女立传，并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体裁结构的，是刘向《列女传》。“列女之名，创于刘向。”(10)在此之后，史家开始重视女性人物的记载。无论是正史中的《列女传》，还是野史杂传和地方史志中的妇女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影响和启示。
《列女传》完成后数十年，班固著《汉书》，除设《高后纪》和《外戚传》外，独列《元后传》，关于妇女的内容比《史记》明显增多了。《汉书》还受到《列女传》编写目的的影响，增加了劝诫教化的色彩。其后陈寿《三国志》仍为后妃立传，并强调：“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顺天地之德。故二妃嫔妫，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道用熙，废兴存亡，恒此之由。”到了南朝刘宋时，范晔著《后汉书》，除立《皇后纪（附皇女）》外，首次仿刘向《列女传》，设《列女传》，“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但又重“贞女亮明白之节”，编写主旨与刘向完全相同，只是各传章首皆用郡望夫名，不像《列女传》那样首言某氏，某时某地某人之妻（女、姊等），传末亦已不用引《诗》以证的方法。《后汉书·列女传》出现后，后世因之，成为定则，大部分正史都立《列女传》，记述妇女行事。
除了正史，在刘向《孙女传》的影响下，其他野史杂传中单行传体的妇女传记也不断出现，象晋皇甫谧《列女传》、杜预《女记》，南朝宋虞通之《妒记》，明解缙《古今列女传》，清刘开《广列女传》等等。在其他类型的传体史书中，亦有大量妇女传记，如前文提到的《益部耆旧传》等。它们在立传标准、叙事方法上向《列女传》取资不少，一般既重贞孝节烈，又重通才卓识，既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又包举一生而为之传，有的还承袭了《列女传》“君子谓”或“君子曰”的发论形式和引《诗》证事的方法。以皇甫谧《列女传》中《庞娥亲》为例，其末尾写道：
玄晏先生（即皇甫谧本人之号）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近古已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⑾
各代方志中也有《列女传》。清杨传第说，刘向著《列女传》，“范氏《后书》（《后汉书》）因之为史家成式，下逮郡邑志乘”。⑿实际上，早在范晔之前，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东晋常壤《华阳国志》中就已有类似的内容。它虽然未立“列女”之目，但列有“先贤士女”，收入巴、蜀等郡汉魏间人物200余个，而女子占其中五分之一强。它的摆写方法全仿《列女传》，“赞”似《列女传》之颂，用一句或数句简括的韵语评论人物，“注”实为各人传记。立传标准和语言风格也有《列女传》的影子。
宋、元以后，随着方志学的发展，几乎各种全国一统志、省通志、府州县志及乡镇村志都设《列女传》。清章学诚在修志实践中依据刘向《列女传》提出了一些编写方志《列女传》的条例。他认为，“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主张“并援刘向之例”，“不拘拘为节烈”。谈到论赞，他要求“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各为之赞”。关于每传章首的表述，他认为《后汉书·列女传》有失列女命篇之义，当仿刘书，“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当云某郡某人之妻某也”。他主张各传排列“先后略以时代为次”，“时代不可详春，亦约略而附”。⒀这也说明刘向《列女传》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
刘向《列女传》除了节烈孝义之外，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女子也大量收入，甚至包括反面人物，范围很广。但随着封建专制政治的发展，纲常名教势力的加强，元、明以降，史家几乎并失刘向之例，无论正史还是杂传和方志，专从节烈孝义载笔，“列女”变成“烈女”。当然，刘向《列女传》中节烈孝义的内容也占有相当篇幅（集中在卷四《贞顺传》和卷五《节义传》中），为日后《列女传》变为《烈女传》埋下了病灶，影响了历代杰出女性才能和贡献方面史料的开拓。
三
不少纪传体史书除了有“论”以外，还有一种“赞”，世称史赞。关于这种体例的来源，《史通·论赞》说：“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清赵翼《陵余丛考》卷五也说：“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甚踵袭之述耳。”这就是说，《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是《后汉书》及其以后各史赞的来源。《文选》有“史述赞”一目，收《汉书·叙传》中《叙高祖纪》等三篇和《后汉书·光武纪》赞，也是将二者视为同一种体例。《史记·太史公自序》前半部分记述司马迁的家世、生平，后半部分讲各篇的著作本意和全书的编写主旨，可视为《史记》的一篇总序。《汉书·叙传》的写作目的和形式，与《太史公自序》完全相同，只是谦改“作”为“述”。范晔撰《后汉书》，没能最后完稿，也未能写出总序，而于每卷之后均作一韵文的“赞”，并由此成为一种史书编纂体例。应该指出，班固于《汉书》纪传每卷末亦撰有“赞”，但实际上是仿《史记》的“论”写的散体论辞。《新唐书》《金史》《明史》中诸“赞”亦然。
《史通》等描出的史赞来源，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经笔者考查，刻向《列女传》各传的颂是《太史公自序》和《叙传》之间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曾对史赞形成定制起过重要作用。
颂和赞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颂起初用来禀告神明，后渐渐用于人事，以赞美功德，显扬形容，体裁上近似赋、铭。赞最早出于乐官的赞辞，用作对事物的赞美和感叹，形式上为四言，篇幅短促不长。由于颂和赞在写作特点上都要求文辞明丽，有一些相似之处，到西汉中期，二者便出现了某种合流。刘勰曾指出，《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属赞的范围，但又是用颂的体裁加以议论。⒁此时的颂和赞已不再是仅具歌颂、赞美之意，而是包括了评论，对正面的颂扬，对反面的抨击。这样，到西汉后期刘向撰《列女传》时，颂和赞的区别已经不大。这也是《列女传》颂能对后世史赞产生影响的前提之一。
从形式上看，《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下文所说《太史公自序》和《叙传》皆指其后半部分）分述各篇作旨时，语言使用散体，多是内心世界的自由抒发，不受前人成说制约。《到女传》于七篇传后有颂一篇（今本分置各人传后），逐一评论传中人物，兼具撰作本意，全似《太史公自序》，但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变动。首先，语言整齐划一，使用四言韵语。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成间重《诗》教，朝野上下喜引《诗》发论，四言《诗》体养成为一种时髦文体。另一方面，刘书是为了劝诫宫闱女性编写的，而韵文朗朗上口，宜于她们诵读、牢记。这种形式不久便为班固吸收、借鉴，《叙传》即以韵文写就。它也成为《后汉书》等史赞的语言形式。其次，注意称引经典圣贤之说，以增加说服力。（《咨梁传》就爱称述先贤格言教训，此对守《容梁》说的刘向或有影响。）如“一醮不改”“杀身成仁”等等。《叙传》及《后汉书》以后诸史赞于比种形式也都沿而不改。
从内容上看，《列女传》颂首重直接褒贬人物，爱憎感情色彩十分浓重。《太史公自序》中这种色彩还比较淡薄。司马迁有着史家所必需的冷静、客观的态度，虽将一部分人归入值得赞誉的循吏，将一部分人归入应受贬斥的佞幸，但并未由此而完全对其加以肯定或否定。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被后人说为“是非颇谬于圣人”。刘向则不同，严格讲，他只是“以别职来知史务”，算不业史家。作为惓倦宗室的政治家，他有一种视善如亲，疾恶如仇的性格。卷一的《魏芒慈母》颂称赞传主道：“慈惠仁义，扶养假子。虽不吾爱，拳拳若亲，继母若斯，亦诚可尊。”卷七的《夏桀末喜》颂言，“末喜配桀，维乱骄扬。桀既无道，又重其荒。奸轨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国，逆反为商。”由于刘向的影响及统治者对史学干涉的增加，扬善抑恶成为史家思想的共同特点，也成为史赞的共同特点。《汉书·叙传》言佞幸“彼何人斯，窃此富贵”，颜师古注，“此叙亦深疾佞幸之人。”《后汉书·李杜列传》赞推帝传主道：“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变同赵孤，世载弦直。”
《列女传》颂的另一内容是要点明传主的主要事迹，与传文相呼应。卷五的《鲁义姑姊》颂言，“齐君攻鲁，义姑有节。见军走山，弃子抱径。齐将问之，贤其推理。一妇为义，齐兵遂止。”这种方式在《太史公自序》中就已出现，如“汉既初定，文理未明，（张）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但它对传中内容概述过于简单，很多重要言行得不到反映。刘向之后，《叙传》及诸史赞较多地吸取了《列女传》颂的写法，注意对传主生平行事的介绍。《叙传》称道：“贾生矫矫，弱冠登朝。遭文叡圣，屡抗其疏。暴泰之戒，三代是据。建设藩屏，以强守圉。吴楚合纵，赖谊之虑。述《贾谊传》第十八。”由于正史列传篇幅大，头绪多，诸史赞也很难像《列女传》颂那样详述传主言行，有些只得略过或轻笔带过。
《太史公自序》曾对《史记》诸传主作过思想性格方面的描述，如言老子“清静自守”，仲尼弟子“崇仁厉义”，使传主形象更加突出。《列女传》颂进一步重视了这个方面，象称姜妪嫄“清静专一”，简狄“敦仁励翼”，等等。《叙传》及诸史赞在二者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和确定。《后汉书·郭符许到传》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亦逡巡。”
还应看到，东汉以后，史赞体例在一些杂传、方志中也有运用。它们仿于刘向《列女传》颂，却又为正史诸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象。前文提及的《华阳国志》中的“先贤士女赞”就是其中之一。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的形式与《列女传》颂完全相同，如《井丹传》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攀车，左右失气。披褐长揖，义陵群萃。”⒂《隋志》史部杂传类除序中言“秘康作《高士传》”外，还著录“《圣贤高士传赞》三卷，稀康撰，周续之注”。这说明其赞可能是附于本书之后独立成篇的，就像《列女传》始作时传七篇颂一篇那样。皇甫谧亦著有《高士传》，今本每人传后皆有八句四言韵语，概述传文，称扬传主，与《列女仔》颂毫无二致，只是未标颂或赞目。它也许对范晔将赞置于《后汉书》各纪传之末有过启发。
综上所述，《列女传》颂在形式上、内容上，为范晔完整地创立史赞，并使其成为《南齐书》《》《北齐书》《》《晋书》《》《旧唐书》所沿袭的正史的一种体例，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南朝中期，刘勰预测赞的发展趋向说：“（赞）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⒃即赞将高颂的一个支派，也即颂和赞融合。《列女传》颂对史赞所起的作用，当是刘勰出此预言的众多依据之一。
注：
⑴赵警《二十二史机记》卷一。
⑵⑷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诸子》。
⑶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
⑸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
⑹范宁《春秋谷梁传》序。
⑺《汉书·司马迁传》。
⑻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第25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⑼《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辑刘向《七略别录》佚文。
⑽章学诚《文史通义·答要委才论修志第二书》
⑾《三国志·庞淯传》裴松之注引
⑿杨传第《广列女传》序。
⒀章学诚《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列女传序例》。
⒁⒃《文心雕龙·颂赞》。
⒂《玉函山房辑佚书》史编杂传类辑嵇康《圣贤高士传》佚文。
姚文珊手迹
姚文珊手迹
《木兰诗》中“强”字小议
在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有《木兰诗》一文。其中对“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两句是这样注释的：策勋十二转，记功很多次。策勋。记功。转。次的意思。赏赐百千强，赏赐很多的财物。强。有余。
很明显。《课本》把“十二”解作“很多”。转解作“次”。“百千”解作“很多很多”。“强”解作“有余”。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十二”，“百千”是当作虚数词。而把“转”解作量词，那么把“强”解作“有余”。这个“有余”就不是量词了。诚然。在古代特别是先秦是没有量词的。如果说“强”不是量词。那么把“转”解作“次”就不妥当了。众所周知。量词是名词转化的。在《木兰诗》时代已有了量词，然而《课本》却没有把“强”看作量词。因为“有余”的确也不是个量词。“十二”“百千”是数词，是对称的。“转”和“强”一个作量词，一个却作词组，这就不对称了。因此。我们觉得这个“强”字有商榷的必要。
除《课本》外。又查阅了几本书和教材，各有不同的解释。例如：
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作品选》注为：百千。形容其多。疆同强。有余。
沈祖荼、程千帆先生选注《古诗今选》：百千强。百。千。成百成千的财物。强。较多。百千强即比百、千还要多。
《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1974年北大中文系编）：强。有余。略纱。《木兰诗》：“赏赐百千强”。
乌鲁木齐教师进修学院编《古典文学作品译注》：赏赐很多的财物。强。有余。
苏州教师进修学院《古代作品选读》：强。用于量词之后作有余讲。（把千百做量词解尤为不当。）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山东教育出版社）：强，有余。
此外，其他一些书、教材中也多作“有余”解。
可是，林庚、冯沅君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却这样解释：强。通强。串钱的绳索。百千强，是说许多钱财。
显然。林、冯先生末把“强”作有余解。在翻译时回避了“强”的解释。所以笼统地说“许多钱财”。我们认为林、冯先生的注释是正确的。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新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强。钱串，引申为成串的钱。左思《蜀都赋》：“藏强巨万。白居易《赎鸡诗》与尔镪三百。小惠何足论？”多指银子和银锭。《聊斋志异。八大王》：“于寝室中掘得藏，强数百。用度颇充。”
又：强，本指穿钱的绳子。引申为穿好的钱。《管子。国蓄》“藏强千万。”
又：强。有余；略多。如十分之五强。
旧版《辞海》（中华书局版）注：强。同镪。钱贯也。左思《蜀都赋》：“藏镪巨万。”按贯钱之索曰镪，贯就之钱亦曰强俗改金旁作镪。又：强。贯钱之索也。
《辞源》强。钱贯。引申为钱。桶镪。
《现代汉语词典》注：强。接在分数后面表示略多于此数（跟弱相对）。又：成串的钱。
《说文解字》：强。类也，从。强声。
《说文解字注》：强。汤类也。从系强声。注曰：丝节粗长谓之强。孟康曰：强。钱串也其引申之义也。笺曰：……夏儿之强带结绳为格。其结处如角类。因以强名之。钱贯之结亦然。故亦谓之强耳。
《说文通训定声》强。类也。从。强声。亦作强。《汉书兄宽传》：“输租强属不绝。”注。索也。《蜀都赋》：“藏强巨万。”注。钱贯也。
《汉语大字典》镪。穿钱的绳子。后也指成贯的钱。
《主篇·岳部》：“强。钱贯也。”《管子。国蓄》：崴立凶则市籴釜十强。而道有饥民。
综上所述。给我们的启示：诗中的“强”（疆）是值得推敲的。
在《说文》中“强”“彊”“强”各有自己的意义。强。属“虫”部。所也；“疆”。属“弓”部。弓有力也；“镪”是属“系”部。由于字义的引申和通假。于是“疆”通“强”。而忽视了“系”部的“强”。又造出与金有关的“镪”。根据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林、冯两先生的解释。强。通“镪”串钱的绳索是正确的。把“镪”写作“强”这是古文传刻的贻误。或者是字义的通假现象。《木兰诗》中“强”（彊）就是这种情况。像诗中“对镜帖花黄”的“帖”应是“贴”。“出门看火伴”的“火”应是“伙”。而“繈”字应是“系”部的“强”、从语法角度理解。“策勋十二转”的“转”。《说文》转。运也。是动词。做官职的升迁是引申义。在这里“转”附在虚数词“十二”的后面就用做量词了。同样。“赏赐百千强”的“强”本义是名词“强”。引申为强弱的强。现已失去本义。做形容词了。因而就把诗中的强做强弱的强解释。因而就解作“有余”。这是忽略了字义的通假。我们知道。“十二”和“百千”都是表虚数伪词。诗中“十二”出现多次例如十二卷。十二年都是虚数。“强”应当像“转”一样作量词“镪”。如杲把“强”作“有余”解。那就成了虚数加有余。根据语言习惯“有余”的前面大多是确数。如：百分之十五强。“百千”就是个虚数。若“强”作“有余”解。那么“百千”成了确数，这是值得研究的。
同时，古代诗歌中有排比，对偶。从这个角度言，“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是个对偶。“策勋”对“赏赐”。“十二”对“百千”。“转”对“强”，很明显“十二”“百千”是虚数词，“转”解为“次”作量词。而“强”却作形容词。这就不对偶了。
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强”应是“繈”，是名词用作量词。是一串钱或成串的钱的意思。这比较合适。林、冯两先生的意见是对的。应该理解为穿钱的丝织绳索。引申为成串的钱。
青岛师专姚文珊
附材料清单
1.《说苑注译选》原稿
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鉴定一份
殷孟伦教授鉴定一份
董治安教授鉴定一份
2.《齐鲁学刊》通知一份
《刘向与说苑》草稿
3.论刘向《列女传》的史学价值
师专学级拟89年刊用（第一期）
4.语言学会交流论文
（1）《论语》《孟子》中的成语研究（草稿）
（2）文字的发展（草稿遗失）
（3）木兰诗中“强”字小议
5.现代汉语讲义（三本）
6.省师专古汉语教材编《古代汉语》
7.中学教师进修用《古代汉语讲义》
8.古代汉语讲义三本，第二稿一本
9.暑期为中学教师讲座用《文言句式》中的使动忘动和被动讲稿一份
10.古籍教读法讲稿一份
11.古汉语语音补充教材一本
12.古汉语词汇表七张
共十六本（份）
姚文珊手迹
姚文珊手迹
姚文珊论文打印件
姚文珊论文打印件
山东大学中文系殷孟伦教授鉴定信
姚文珊同志从事《说苑》研究多年，撰成译注一部，约十八万字。纵觉此稿，选文有方，隐含深意，已见作者笼罩两汉之功；其译文切当，于细微处尤佳，更显作者理解之精审。
注释详略似可斟酌，而注语简洁准确，深见训诂功力。
此稿已达到发表水平，建议联系出版。
殷孟伦
八八.十一.二十七（印章略）
殷孟伦教授鉴定信手迹
山东大学中文系董治安教授鉴定信
姚文珊同志的《说文选译》（稿）计十七万字，选文一百三十三篇（约占全书六分之一左右），在篇目选定、字词注解、特别是古文今译上。花费了大量的劳动。
刘向《说苑》一书，早有残缺，今传本衍晚讹误之处亦复不少，增加了阅读的困难。姚文珊同志吸取了诸如清人卢文强、王念孙、孙治浪、近人刘久典等的整理，训释成果，加上自己的努力，成此书稿，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读的《说苑》选译本。《选译》以中等文化水平读者为对象，注文较少而以译文为主。著者对章作有相当全面细致的理解，译文力图符合章义，虽不无小的疏漏，总的看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建议与出版社联系，争取尽早出版。
董治安
1988年12月2日（印章略）
董治安教授鉴定信手迹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函
青岛师专并转中文系：
十月十九日、十一月十日收悉。
遵嘱我们对贵校中文系讲师姚文珊同志的《说苑注译》书稿进行了初步审阅，提出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说苑》是一部西汉刘向编纂的一部历史故事集，分类编排，取材广泛，对后代颇有影响。此书在传播过程中有所缺佚和阙残，经宋人曾巩、清人卢文弨，今人刘文典等人不断补充，今存663篇，大体可读。姚文珊同志从中选取133篇进行通俗的注释、翻译，为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服务，这是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稿的选取，大体是适当的，基本上代表了《说苑》的优秀篇章，注释比较简明扼要，适于社会上一般读者阅读；译文颇能够对应原文，语言亦较通顺。由此可见，编译等花费了较多劳动，对《说苑》一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水平。
书稿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尚请继续修订。并建议修订后联系出版。全书前要增写一篇全面介绍评价《说苑》的前言；二，选文的每则前最好拟定个小标题；三，只是再求具体、确切；四，每篇题目之下，如能写几句简明的题解之类，就会更有益于读者了。
以上仅是我们初读后，一些粗浅看法，不一定正确，请转致注释者考虑。
特此敬复，顺致
敬礼
1988.11.12（公章略）
山东大学古迹研究所函
山东大学古迹研究所函姚婉如更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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