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林丨第三卷海军十八年·第二章发愤图强（《朱家有我》连载11）

第二章发愤图强

逼自己刻苦学习

1954年的审查，政治部有个结论：“一般伪军问题”并没有别的。
但自己有很大的压力，感到抬不起头来，以往的说笑和歌声没了，多少年来自以为的光环一下子消失了。迷茫和疑惑中，我变得沉默寡言，像是变了一个人，引起了战友的关切，好友老陈问我是否病了？
我的沉默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空虚，也并不感到孤独。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解放了，穿上解放军军装，成为人民子弟兵的一员；在贵阳辗转中进了机关，竟然提升为排级干部；如今在青岛，这几年也承担了些工作，没经验没干好，但自己是尽力了。这次面临批判、奚落，自己应该如何对待？是回老家去做农民吗？肩不能挑农活不会干，难以养活自己和母亲。也就是说，并没有退路，其实也不用退，现在部队仍然要用我，现实问题在于面对社会，面对大机关，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有很大的差距。这时，我又想起了贵阳的史股长说过的话：“先要看得起自己，重要的是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是能行的。”想到这些，我感到只有振作起来，只有具备了条件，成为称职的机关干部，才有出路——感谢好战友的教导和指引！
经过思考和掂量，我的精神境界涌现出空前的激昂一—组织有了结论，别人不跟我计较了，我自己却要跟自己较劲计较了。
运动后好几个人调走了，而我的任务反而加重了，现实在逼迫自己，我只能尽快提高自己应对环境这一条路。
我的眼前经常出现老乡金祖诏的身影，他作风稳重文字功底好，令我敬佩。我初来时，他是个穿水兵服的，据说还有三五反运动的牵连，那时他与我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举例说，我们连吃食堂的饭票都放在一起不分你我的。但后来他提干入党，两人差距越来越大，我用家乡俗语开玩笑说，自己即便“穿上铁草鞋也赶不上你了”。
话是这么说，我内心可没有这样盘算。
有句歇后语叫作“温水煮青蛙——死定了”。要是没有这场整风运动，自己在迷糊中继续“混下去”，肯定只有“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现在好了，批判了难堪了，运动中显露出来的是：我没有在这个大机关里混下去的资本。表面上戏说的“穿上铁草鞋也赶不上他”，他是代表着机关的基本水平。这次整风运动，让我火烫了一下，明白了真实，打掉了“盲目乐观”，显露了实在的差距——如目前这样，即使能“混下去”也没滋味的。
我思考着一年前那场业务上的争执，有两句话总在响着，一句是某干部安慰我说：“技术上不行不要紧，咱们德好”；另一句是某技术员说的“你有什么资格修改我的设计！”这次整风更加证明我在机关难混下去。我被逼着：这只青蛙惊醒了，猛一下子从烫水里跳出来：用全新的眼光看着眼前的世界。
我心中时常激越着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前面/长长褐色的大路在我前面/指向我想去的地方/从此我不再企求幸福——我自己有奋斗才有幸福。
思想上有了升华，认知自己必须站到一个新的起点上。
我的胸膛里回荡的是，对现实有了新见解：机关人员众多，其实人是有层次性的，我内心里所仰慕和钦佩的那个群体，那些文化技术精英，和实力雄厚的优秀骨干力量——后来我还接触了一些上层，有让我特别崇敬的“高官们”——我的“眼界高了”心胸开阔了：我丢掉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态，好像明白了池塘与高山深浅分明。面对现实，我在据量着，感觉对精英们我是靠得挺近的。我内心有一股冲动的力量，有个悄无声息的声响，在说，我要赶上去，我会能的。
“保持饥饿”“保持愚蠢”。
这是号称“新一代百事女王”印度裔“美国商界最有权势的女人”努伊的座右铭。一开始我并不太懂得这话的确切含义，但现实中的我，却是有强烈的感觉。
自此以后多少年里，我的好些行为依偎着它，无论是自己的取得知识还是孩子的前程的争取，只要有机会和可能，不讲理由不计细节，几乎是盲目地，遵从着这个原则在行事，去努力，去争取。
事实上这是我取得成果，行之有效的好原则，好策略。
时间并没有太久，我情绪渐渐缓和，着力点在想怎么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这立马出现的，是抓紧抓好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学习——除了学习我别无出路，归结到一个“拼”字，从此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讲以学习来造就自己，是讲文化科技知识，也讲思想精神境界；同时，特别重要的还有坚强体魄。我要有姜士敦那样强壮的体魄（可爱的机关里，有着我所需要的从科技文化到精神风范所有的“对应老师”），就目前这虚弱的身体，想要实现设想中“未来的自我”也完全是一句空话。
讲自学，机关里会议多，政治学习多，可利用的时间是很多的。
这样我在具体设想中，逐步计划好了相关项目，后来设计为“每月日监表”。中心是要利用好可能的每一分钟，不浪费每一分钟。
那表格当时列有12项，比如每天完成基本课程不少于两次，多次不限，（这“次数”不是多少钟点的概念）；更多的如假日、出差和下基层，那可用的时间往往是“大丰收”的。又如，每逢遇到生词句“拦路虎”必须当天查词典弄明白等等。在这张“日监表”中，“知
识与体质并重”：目标是自己的身体必须彻底强壮起来，规定锻炼身体的硬指标，除了机关正常活动外，强制规定（用各种办法）：“每天必须出两身汗”；当时我胃也不好，治胃病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细嚼慢咽，表格上有一项是“必须是最后离开食堂的人”·每天晚上用红蓝铅笔勾兑自检，绝不应付了事，若出现蓝叉（不合格）内心痛苦到“夜不成寐”，第二天必须加倍补上。
简言之，这次整风对我的人生造就正好是个新的起点——自小长大成人，（带着浓厚的家族烙印）到解放是一个时间段，从走出贵阳到海军来，是又一个新时间段。它不只是为了饭碗——自己也不甘心只是个能应付业务的“匠人”；今天的目标，是追赶自己仰慕的机关里那些有造就的老师们，丰富的学识，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抱负，并且要有坚强的体魄——这种强迫性的学习规划，以自我内心的精神底蕴为支柱，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追赶了几十年，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的追赶上的，但这种拼搏精神，又似乎与我内心深处的抱负相映衬结合的。
好像是先贤学者胡适之说过，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学习，假如是三倍功，那么别人活50岁，我就等于活了150岁——从那时起的拼搏若是从时间占用量来讲，我倒还是称得上的。
粗略推算约有八年的时间（大约在“四家五方会议”前后）“立誓不改初衷”苦苦追求，并且由此完全改变了从我幼小时起的图松散轻快的习性。以致最后来，由此我有了两种类似的“病态”：一种叫作“急性病”经常犯急，缺乏循序渐进的习惯（好跳跃性的），就像我妻子说的“到你那里什么都是急的”。另外一种是可以叫作“求人综合症”就像我女儿批评的那样：爸爸你总是这样，不懂就问，一问没几句话就说“好好，我懂了我自己慢慢去理解吧”—因为我随时随地地求人请教，太多了，又总怕别人厌烦，内心有一种尽量少占用别人时间，有点启发就想停止，让自己去弄明白。结果往往事不遂愿。
但是，我这种“抓住唯一的机会”感，和真正做到“见缝插针”式的学习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行和习惯。
我在拼搏中，同时在行政上我的业务承担也在攀升，这加重了我的负担。开始时我做消防设备管理，一年多后，改让我负责水、电、暖项目的费用（还有煤炭供应）。始终贯穿的主业当然是营房建筑。
本来，这些业务是机关常规的管理范围，按各下属单位的编制和实力，按标准发放资金就可以了，但我发现，把费用下拨发放下去好办，而业务上是外行就不是那样好解决了。作为“领导机关的成员”，要想对下属单位有必要的接触，自己在业务上是外行，多有多尴尬和为难。
接触中我明显地感觉，这样的业务管理方式“别人行，我可不行”，自己不甘心当外行，这样，面对业务，我要学习的知识多，要成为内行，这谈何容易啊。何况我的目标是做个及格现代知识人——按兴趣我还有文学诗词的爱好，再紧张，也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背诵一两首古诗词。
我的专业知识是被逼出来的，比如电工学，当时，各下属单位多有各种电气设备，尤其是变电房，在下去检查工作时，因缺乏业务知识曾多次难堪。学习电工学在我可不是轻易的事情，前后用了不少年咧。（后来巧遇当了6年电工，是学习和实践的继续）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在各种现场才有发言权。
只有一个学科是我们集体进行的，就是暖气工程学。1954年冬季，我们机关的几个小青年，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聘请青岛建工学院的老师，系统地给我们讲课，（领导的态度是先学好自己的业务再讲别的）因客观的限制，使得课程没学完。
对我的好学，必然形成相当异类的生活方式，身边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不理解，有的不屑、厌烦，更多的人鼓励我。好友老尤曾半开玩笑地说我相当于上了半个大学。
我不管人们持什么态度，认准了自己要完成学业。为了实现目标，我不顾一切，完成自己拟定的进度和指标。
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即使是大家一起闲聊，我也往往心不在焉，那时年轻人的宿舍里，总好说起女人的话题，我从不介入，于是就会遭到嘲笑：老陈问“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但我行我素，近乎痴迷地落实自己的学习计划。逐渐胜任本职工作，业务顺利展开，也得到领导的认可，自己也感到很充实。

把“老虎”关进铁笼里

1957年夏，部队接到市劳动安全部门一份通报，天津市发生一起恶性事故，一台供应开水的小型锅炉发生爆炸，锅炉竟然飞出两条街，炸塌了民房，造成人员伤亡。
看到通报，领导要我起草下达文件，要求各单位加强锅炉安全管理。其实，按常规，后勤机关是业务管理单位，无非是审批拨款，保障物资供应，再就是一般性地提出注意安全，提倡节约等等；更多的具体工作是由各下属单位承担的。
如今我是业务主管。
看着通报所述恶性事故，联想到我们一些下属单位，青岛冬季，部队主要是用煤炭炉子取暖，有些学校、码头、医院、机场等处用锅炉供暖，其中有些是高压锅炉，这些多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设备，各下属都是行政单位，缺乏技术人员，相关设备的安全管理有保障吗？对锅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问题，恐怕各级单位都心中无数的——这时让我想起来，我刚来时我还参加了全军“营房普查”。其中就没有锅炉（受压容器）普查这一条，这恐怕是个漏洞——于是我就主动下基层，去考察那些高压锅炉。
在一个锅炉房，司炉师傅告诉我，锅炉有立式的和卧式的，这些锅炉日夜不停地吞噬着煤炭，一般产生7个大气压，供应蒸汽。锅炉房里，只见四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管子，还有好多阀门、仪表、开关，水泵转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回水池里冒着热气，看上去眼花缭乱，就像一个小工厂。这些锅炉，新的不多，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前日伪时期的，相当老旧，规格和质量参差不齐。
见到我对安全管理表示担心，陪伴的管理员告诉我，司炉工都拥有劳动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他们都要经过培训考试，取得证书后才能上岗操作。在操作和安全技术上是有保障的。
但是我知道，司炉工有合格证书，但他们是冬季招聘来的临时工。
他们懂操作技术知识，而单位的管理人员本身是外行，管工人却不懂得司炉技术，有的只是大体知道一些知识而已，这就是说，存在着安全隐患的锅炉设备的操作管理权力掌控在临时工手里。他们可能懂得操作技术，而没有义务承担整个锅炉设备的安全责任的——这明显地存在着保障安全的隐患。
我想象中，锅炉就像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老虎，缺乏安全管理措施的锅炉，可以说就是一只关在夹层里的老虎——工人师傅主管锅炉的安全，好像是老虎并没被关进笼子里，这就有了危险。
听了介绍，看了实际情况，我看到原来这些存在着危险的锅炉，一直外人掌控之中，危险性一直存在着！
顿时我感到压力陡增。不过，压力归压力，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些部队的锅炉，地方上管技术的部门根本插不上手，也不知道部队的管理关系，以往每年只是地方技术人员过来抽查一下，指出毛病和不足，帮助个别单位解决一些技术难题，仅此而已。
我认识到，要确保安全，必须改变这种“工人当家”的局面，让各单位的管理人员由外行变为内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能做到的，只是按领导指示下发文件，要求加强管理。
面对这个难题，我决心打破常规，自己办培训班。我请来劳动部门管技术的邵科长当老师，各单位的锅炉现场当教室，就地讲解理论知识，就地结合实际情况解决各种问题。
经过这次检查，确实发现不少问题。如海军401医院的东锅炉房，限压阀完全失效，也没有检验过，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二航校强调节约，排污处理不符合要求，造成锅炉炉内壁结体，存在严重威胁。
类似问题在不少单位都存在，而且工人技术和劳动态度也存在不少问题。由此可见，锅炉安全问题不少，必须妥善解决。
我组织的这种深入一线的检验加培训，很受大家欢迎。我是领队，也是学员，两年的学习和实践（多在冬季开炉之前），我积累了大量锅炉专业知识，学会了锅炉的管理。在此期间，地方上的技术权威成为我的好朋友，说我的努力解决了多年来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主要是他们与部队系统联系困难），也为地方上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经验。
但是，我做的这一切几乎完全是“个人行为”，这期间所有的活动安排，例如请老师讲课，来往交通等，甚至于必要的午餐等，全是我自理。尽管这样，自己由外行变为内行，收获多多，上上下下都很满意，自己当然也很满足。高压锅炉这只能伤人的“老虎”终于被锁到了铁笼里，安全有了保障。我心里高兴，我首次做了一件安心的工作。
记得汶川地震时，好多小学房倒伤人，只有一个小学没垮塌，因那位校长多年来，对校舍不断地维修加固……这件事，联想到我当年，面对日伪留下的那些旧锅炉。我和那位校长一样，抱着“别人可以应付，我经管了就不可以”的指导思想，请专家实地检查并培训管理员，设备保证了安全，人员培训为内行，多少年来，这批陈旧的设备，我们称它为“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安然无恙。

我这个助理员

有过一个传闻：值班室接到电话说，我是总参黄参谋，过路青岛，
想借住招待所。回答他说，出站往前走不远河南路四号就是。到招待所，登记簿上写着总参少将参谋黄某某。吓得值班员立即改口：请首长稍候，我立即通知司令部派汽车送首长到东海饭店当时最高级的招待所，这则故事是讲，参谋助理员在不同的机关里，级别是不同的。
舰队机关也就是中尉上尉，总参谋部就可能是将军级的。
1960年，后勤营房处成立建筑科，按照当时的配置，舰队的工程被分成两部分，即防护性工程和非防护性工程。后者就是建筑学里所说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习惯上简称“工民建”。建筑科，分管非防护性工程，当时与建筑有关人员，有老工程师1人，老技术员1人，专科毕业生2人，这个科长期没有科长，我是负责人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管理。
其他人多承担具体单项项目的技术工作。
在我们单位，我这个助理员，做事太杂，有些太过。一是从工作范围说，后勤部组织每年下基层岛屿的检查团几乎都有我，二是我经常是随从舰队分管业务的副司令和后勤部长，下基层，三是，多少年来，凡是业务外派对外对上多由我，从建国十周年全军展览筹备会（总后集中学习后又解散了，未能实施），到社会上有关各种“技术革新”，如超声波（改善伙食的）人造肉、小球藻的研发，锅炉改造的煤气发生器等，都公派我去。还有一些为首长代劳的事务，如代为首长听课：苏联专家讲课，“在原子条件下的后勤保障和防护讲座”，甚至总部首长个人来拜访老战友，两位将军聚首，也会让我侍陪。有时处长出差，临走前会上指明：“我外出期间，部里有什么事，让朱林根多跑跑”（明明科长一大堆，却点名让我去）。
至于各种工程业务会，那本是我的业务。我作为业务主管去参加会议，对我是有激励作用，我也乐于去承担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由于我基础差，在应对和承担这些任务时往往要多付出常人精力和时间，多向行业内人士请教，倒是提高自己的机会。
1961年，海军领导机关组织全面审查某地下油库工程，要求限期限额完成工程，尽早投入使用。这次审查在舰队工程部进行。出席会议的有上级领导，有专家技术人员，我是作为管理单位的代表，因为几乎在哪个分组会里都能见到我，有人说我像记者，有人说我像跑堂的。比如，我需要了解项目调整之后，看材料配套等方面缺口，在工程上这叫“填平补齐”我需要收集信息，我上下左右跑，收集总体上平衡讯息。
我在工程行家面前是外行，在业务首长面前是小卒，而且各使用单位、计划设计建设单位那里，他们都是“大块头”。在领导机关，使用单位，技术部门，财务拨款等四大部门之外，（财务和管理都是后勤的）管理是第五方，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四家五方”架构中忙碌的个人。项目确定了，各方达成平衡之后，我参与计划和财务部门汇总资料，完成书面汇报，最后报总部审批。
面对诸多项目，上级机关做批示，使用单位力求圆满，工程强调施工和技术的难度，财务拨款力求控制，在四家的争执龃龉中达到平衡，我与计划科配合，把各家意见集中平衡到报告书中。任务完成了。
面对繁杂会议过程的文稿，回到本单位准备向领导汇报，处长看看我手里拿着的资料，却会平淡地说一声：“我们只听简单的结论，不要你说过程。”“那是你的工作，你自己去做”。面对如此局面，我会吃力不讨好，感到气闷，有时我会找老金诉苦，问他什么是真正的责任，什么是领导机关的责任，老金想了想，对我说：“你经历少了。
我是明码实价，明赔暗亏都吃过的……”自己一项一项完成了就好，心胸开阔，别听别人的议论，不必去计较什么。朋友间简单一席话，给我以多种启示，令我平和下心来。
我总是不知道什么是社会。
我的业务工作，还有一个特色，是三年两载地变化业务经管，先期从消防器材、后来是水、电、暖气（锅炉）管理，期间的主项还是营房工程建筑和维修。就我文化底子，外行和低水平，拼命学习是我最大的课题。
但是你再努力拼搏，明眼人看在眼里，有人却装作没看见，当然艰辛的劳动，我是真正的收获者，我感谢领导给了一个个机遇，使自己受得到磨砺。在十多年里，我这个助理员，就在这样环境中磨炼着成长。

首见将军

1961年12月，舰队和部首长，突然直接追查潜艇基地供暖问题，当时我负责水电暖项目，冬季供暖当然归我负责，处长责问我潜艇基地煤炭的供应情况。我回答说那是优先保障了落实了的。他以少有的紧张态度对我说，海军和舰队都在追查，你自己去汇报吧。
我知道当时的潜艇，是苏联提供的国家级的宝贝，我们供应保障先部队后机关的原则下还要以“空潜快”部队为优先的。若是潜艇在港口出了问题谁也吃罪不起的。今年地方上物资供应紧张，我仍当然做了重点保障供应，特别碰巧的今冬的供应，唯独潜艇基地是我亲自去博山煤矿调运到码头货位上的。一共三个车皮九十吨煤炭。但领导还是要我到基地去接受质询，汇报有关供暖情况。
我去了，有机会与时任青岛潜艇支队司令员（后任海军副司令）傅将军作了汇报。
当时我被领到司令部，见到的竟是司令员本人，因此很意外。傅将军身材魁梧，说话声若洪钟，开门见山。我听司令员问的是供暖问题，心里就有数，心想不会有问题的。当时寒潮即将来临，司令员听了汇报，我说青岛地区唯独这份煤炭是我自己到矿山直接调运到位的—而且每个煤堆上都穿插一块三角形标牌，指明特供字样。首长听着汇报，并穿插间有几次问话，说话间仍不免带有责令的口气——既然煤炭保证了，为什么部队反映艇上气温不足呢？而我虽然胸有成竹，但对将军的责问还是有些紧张，也难免会有些冲撞。但将军不介意，问
明白情况后，说了句“那等过几天寒潮来时，你们自己去实地测定供暖温度吧”，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不久，寒潮来临，我立即前往基地，首先检查了锅炉房，测定了相关设备，深夜11点又来到码头，下到潜艇去实地勘测——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潜艇，有幸了解了潜艇是怎么回事。
由基地管理员陪同，我们从指挥舱进入，下去的首先是第四舱，只见里面全是钢铁，管道密布，用不同颜色标注的管道，分别是高压、中压或低压管道，负责输送水、气或油类，还有各种阀门仪表。或许是为了缓和钢铁带来的压抑感，立柱或用具上被画上了木纹的图案。
我在人们指点下，各种仪表上查看了温度、气压，各自做了记录。
往前走那圆形的是舱间防水密闭门，那低矮、小得像盒子一样的地方竟然是舰员的铺位，我问，这样小的空间怎能睡得下呢！军士长告诉我，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铺位，值班者是没有的。
听介绍，潜艇在水下用蓄电池为动力，有限的柴油发动机，对外是封闭的，空气污染会使舰员无法呼吸，它不同于其他水面舰艇，靠岸后，各种功能的管道自身完全没有防护能力，没有别的动力支持着保温或关停。若是岸上不供暖气，一旦发生冻裂，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无法补救。听到这样的介绍，实地看了设备，真是大开眼界，我心想，这些宝贝幸亏没有失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过去只执行它属于优先保障的对象，它真的经不起低温，这样沉重的责任，过去是无法体验到的。
这次下去，查实了将军责问供气不足的真实原因，是今冬初次供暖，由新来的司炉工，不慎弄错了煤炭存放地，是劣质煤炭造成给潜艇供气的锅炉气压不足。
我和管理员陪同着司炉进行了一段时间，证明供气是有保障的。
事情就这样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倒不仅有机会与傅将军对话，还有幸见识了难得的宝贝潜艇内部设备。
不过或许我太自信了，当时说话的个别语言，可能有些过激，与我同去的一位处长有欠妥的感觉，在整风运动中，我竟被点名批评，说我的态度有问题“竟然对将军拍了桌子”，做了检讨都不过关。
这次通过实地检验，证明了我们是执行了保证重点的供应原则，显示出我们后勤机关，面向部队突出重点的严谨作风，在客观上经受了考验，捍卫了机关的荣誉。

在首长身边

我的工作经常跟随首长外出，这是特别的一个境遇。增加了我的阅历，受益匪浅。这里讲点我和“高官”的故事。
有人批评说我讲话接电话语气生硬，身上有股官气。
我自己平常的言谈举止上有些简单、直白，不够婉转或者不周全这实在与个性有关，也与经历有关系的。也许是学习首长们好多优秀品质的“副产品”吧。
回头数数，我在海军服役期间，包括“文革”期间，先后共交往过十二、三位将军级高官，其中包括1957年接受周恩来总理在三号码头的队列检阅：周总理的检阅，目光如注，他那盯住检阅队列里每位的眼神，使人终生难忘的。跟随首长，这是我一生中特别珍贵的一页。
不说他们的威望功绩，他们个性各异，但多高昂大气，威武庄严，浓重的场气中，往往夹带着幽默诙谐，反而经常透着深切平和的气氛。
说业务“对口”，当属时任少将舰队邓副司令员了。他分管后勤和工程，几次他下基层视察，我都随团队出行。同一个车队，同一个招待所——我们曾经住过大连的那非凡气派的前德国总督府。体验过与首长一同看电影的威严军纪的场面——电影开（散）场，队伍整齐号令“全体起立——请首长入（退场）席”—小小百姓，会为这种威严的场面惊出一身冷汗来的。生活中的将军们也有好多风趣轶事，邓副司令打牌相当精明，要是不顺手是会“发脾气”的，护士长小董最有办法用“顶嘴”的办法来缓和局面。工作上直接为将军服务的是他的张秘书，而我等这些参谋助理，只有听招呼的份。所以后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是给提皮包的人提皮包”的——助手的助手。
在渤海湾最小的园岛，码头上立有一块牌子“请为我岛带上一包土”——战士们就靠近岛屿人员带去的土，在石缝里栽种蔬菜的“一阵大风可以刮走多少块菜地”。邓副司令和我们一起，每人都夹带塑料薄膜包装好的肥土上岛。首长的外表也像个农民。就在这个小岛上首长还直接为战士家务解了难题：老兵家属几次探亲都未受胎，这次又逢经期，可招待所铺位限期，影响别的战士探亲，正为难，首长知道了，出主意作为特例，去家属队临时帮工，为此家属一定要面见首长作谢——作为直接见证者，感受颇多。
这些首长都有各自鲜明的个性。邓的随和亲切，说话幽默风趣，像个和蔼的老者，而潘部长则相反，而是往往以奚落人的方式与下级表示亲切和交流——他是江西人，却总是对安徽口音很重的干部科荆干事叫“南方蛮子”。我最佩服潘部长是好学习。那时，他身为后勤部长，却在动脑子战略战术：那次只我一个人在，他突然叫我“你看看这个东西，提提意见”——我好吓：首长叫我对他的写作“提意见？”他在写稿子，站起身来，踱着步，走出房门——顺手把门开大些，他在外面我在里面。
我过去坐下读着，只见首页写着“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的近海区的海上游击战的初步设想”—基本观点是利用小艇小船较长时间隐蔽潜伏在近海岛礁，袭击来犯敌人大型战舰队（不管可行与否，敢想是十分让人钦佩的。
后来“文革”中对宋政委，我曾说过这件事，他很惊诧说从未听说过）我看了这题目脑子乱了，题目太生，离题太远，我只好胡乱地翻着。过了一会儿他进来了，什么没说，坐下了，看看我收起了稿子。
部长还让我看他写的对部队的辅导讲稿，并说，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愿意读书，我作辅导报告，省了你们的时间，还不好好听讲——他为部队干部学习不够持批评态度。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可这样的场面我能记一辈子的。
人们说练气功有场气，我体会到与有学问有水平的高人在一起，场气是很重的。我们曾经在坑道里见到两位少将：一位是海军副司令员另一位是基地司令员，这些首长说的话都有鲜明的职位感，一位讲话言词较恳切，而基地首长一口一个“是，首长”。此情此景，展示着各自的见解和决策，令我们这些初级军官深深折服。

难堪与尴尬

跟在首长身边，有时不经意间，会因不准确不大胆不完善等而受到批评。
有一次，秘书让我在电话里向部首长汇报一件事，我汇报了，对方听明白了，最后也说了“那好吧！”，那我就把电话挂了。过了没一会，秘书气喘吁吁跑来，说，“你怎么搞的？首长在发火！没说完，你就把电话挂了！”我好惊讶，不知道部长有这个特点，他讲完第一个问题，嘴上会说好吧，其实下面还在想着另外的事，你可不要以为没事了，也许要等一两分钟，他还会接着说呢。你只要没听到他放下电话，就要一直等待的。这样的首长只有熟悉了其特性才不会吃批评的。
还有一次，在检查任务中，按分工，我做的事已经完成了。汇报完了之后，部长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我就站在一边。突然他说，你明天到炮团二连去一趟，据说他们那里的伙食搞得不错，看看有什么（经验）。”对于这样的指示我有些茫然。因为我是搞营房业务的，伙食管理属于军需部门管。再说“去看看”是什么意思？他走远了，我愕然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好心的景部长过来说，你就去看看吧，或许弄些什么材料交上来。天晓得啊，我不懂军需怎么弄？最后的结局是被批了一顿。当时领导身边确实没有合适的人，只好抓我的公差，他或许认为作为机关人员都该有这样的素质，可我确实不懂，就为了这个材料，我和景部长两个人留下，没跟着首长的直升机去大连的机会。
“文革”中有人们恶斗“高官们”，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中好些人确实有着众多的优秀，甚至高贵深邃的品质。潘部长是我跟随最多的一位首长。他有自己的独特思考意念，他让我阅读他在书写的《论近海游击战术》（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念，但我崇敬他的刻苦思考和大胆创作）他走到哪里都会让安排给部队干部讲课，有军队今后发展方面的，也有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式的。”“文革”期间他曾经是重点批判的对象，后来提升为海军首长，我在他身边得益多多的。这是我深深钦佩的一位首长。
所谓思想改造，我身上带着祖宗先人给我的烙印。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被磨砺和历练，其中包括高官们对我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一面。
在高官面前，个人某些猥琐虚弱的品质，或者能瞬间熔化和消逝一一我是受益匪浅的一位幸运者。

只有自知的内心痛苦

人说“人际关系是社会的总合”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不可能有适当的社会成就。我就没有搞好人际关系，因此我干什么都事倍功半，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我极尽努力克服，但这造就了的品德，不是说改就能改造好了的。俗话说，干活不称东家心，就是累死也不中。群众不买你的帐，终究是自己的观念问题，个性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必然尴尬和难堪。
讲到政治，我的主观上是正能量的，无论是主观上的生存发展欲望，还是对党的态度上我都是没问题的。但太自我了，摆不正关系，极端化了，对功利者的手段，我相当的厌恶反胃。这种骨子里的傲视，有深刻的内涵，无法融合，并由此而造成关系的断裂，只能造成个人悲剧，其效应是很严重的。
客观上我在业务上长期较为被重用，往往独当一面，生活上特别珍惜时间，习惯上不嗜烟酒和闲聊，总之经常表现出不适大众化的一面。交往上相当的特别化一一群众关系不好的帽子，始终占有的了。
我有强大的爱好欲望，渴求知识，惜时如金，以为一般应酬交友是要大量浪费时间。我内心充实，生活节俭，厌恶平庸，习惯肩负繁重业务，习惯快速运行，兴趣跃然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我藐视贫乏，针贬浅薄，拒绝功利化的教训；自己有足够能量的应对一一惯于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我热爱既定的精神境界，保护积极而清雅自我世界不被侵蚀一一淡漠常规俗套的制约，敢于保持距离一一所有这些，弄不好关系是必然的了。
而面对现实巨大的压力，我又无法挣脱和回避，内心感到孤独和痛苦。
我在业务方面独当一面，这种情况客观上助长了自己强势的一面，往往是自己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怎么顾忌其他人的感受。比如那一次正在大扫除，电话通知我首长要听某事的汇报，我就夹着包去了，这显得十分扎眼。后来，好心的杨科长说我，“大家心里会怎么想？”比如我平时我不会“主动向组织靠拢”，这一类惯常的做法，这就显出挺特殊的，当然严重影响了“政治上的发展”。说到政治不敏感，其实是个性然使。我自以为政治觉悟应该不在一般工农出身的老兵之下，没有解放，就没有自己后来的一切：我不只是生活有保障，尤其是升华精神心灵，和现代文化科学知识，自以为比好些人收益还要大得多一一因此长期以来，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情感，亲如骨血。我拼命地工作，自认为是最大的报恩。
有人说过：一个战士最大的忠心，莫不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女人最大的忠心是许以自己的献身；那么一个员工最大的奉献，不就是把自己的业务干得尽可能好吗！我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业务工作的：长期坚持，尽最大可能完成任务，示此为我的赤胆忠心。
但是，有报恩心，把工作干得再好，我不会“常规”型的“靠拢组织”，是个无法回避的缺陷，显得特殊，我就是跨不过这个沟坎。
这样就命里注定了悲剧角色。
例如每周末，上午是体面的业务会议，甚至是由我主导的，下午是党团活动，党员们去礼堂听报告了，只剩下我了，我只能跟几个群众，包括老工人、新来的士兵一起读报。一前一后，天上地下。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折磨，不是几天而是多少年，就不是常人能经受得住的，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心中无法平静。
1959年我下放部队劳动半年，走之前办理了退团手续，不是党员、以一个“群众”的身份到基层去，难免难堪，好些场合感到是一个“政治孤儿”的痛苦感觉。
长期生活在这种没有脸面的尴尬环境里，精神无法得到安慰，承受不了冷酷的重压，心态也就变得有些扭曲，尽管多数时间会通过加倍学习和工作，以超出别人的业绩得到内心的平衡，经常以此来缓解压力，保持内心平衡是我自我制胜的法宝，我有好些办法应对的，比如，有时会在安静的野外待上几个小时，有时会去看一出好戏，更多地是读一本好书，到夜大、文化宫听讲座，或者强行加大身体的锻炼强度··我经常是以任务的超额完成（学业和强体两个课题）这种转移注意力，是我的一种特殊的内动力。我常常以这些来平衡和安慰自己。
除了心灵上的压力，我个人生活从来简朴。我经济上要负担母亲的生活，有时还要关照到哥哥、妹妹、弟弟各家，经济上长期负担较紧，没有积蓄。结婚时，妻子觉得奇怪，十几年的单身军官，结婚怎么不拿出点钱来？后来才知道我是真的没有余钱。
种种的压力，多么希望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关怀，但面对现实却有太多的隔阂，别人只能看到表面，少有理解，自己的精神压力常会爆发的，如有好几次在等公交车时对不相识的路人发无名火，引得人家侧目以对。
针对面临的压力和有些特殊的精神面貌，人们对我的评价也是必然的特殊的。
一般人说我“有些清高”。这是朋友中最温和、最友好的评价。
或者说：“有优越感，让别人不舒服。”有人说我：“爱翘尾巴，傲气。”还有的说我看不起没文化的人。
更多的朋友对我没有人际交往经验感到惋惜，忠告我不要总是抱着书本不放，告诉我“争取入党”的好多“窍门”。李树森说：“有机会就多作自我检讨，脏活累活要抢着上”，老黄告诉我其实入党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自己会应对；好心的刘云栋在八一建军节宴会前专门过来教我“你过去敬他（领导）一杯酒人家心里就好受了”。
刘国山更是直说：“你三个月不提意见，支部就会讨论你的问题。”，
就像老汤说我“不要冷对抗”……
我内心无愧，自以为肝胆相照，总之“无力自拔”，又“身不由己”，自己的脾气不断变坏。对此，来队探亲的母亲很诧异，“哪像我的儿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妻子说：“看看年轻时的照片那样敦厚温柔，现在简直就是暴君，发起威来就不是人的脾气！”妹妹也对
她一向好脾气的二哥变得这样暴躁不解。还有人对我妻子说，怎么嫁给这么个怪人。
我的工作日益扩大加重，领导重视首长熟悉，但我就是面对着所谓的政治拐不了湾，无名的矛盾在积聚着，可以说，到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夕，我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文革”，终于演出了一出出活剧来了。

到潍坊参加“四清”运动

1964年，我参加舰队机关下地方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简称“四清”运动。四清是指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是全面整顿领导班子，清理政治历史问题，和加强职工队伍的政治教育。
是“文革”前一场大的政治运动。解放军作为党的政治力量，（和以前参加土改，“文革”中参加“支左”一样）参加由地方组织的工作队。
自从离开家乡以后，除了建筑工人外，就与地方没有过接触，尤其这种集体性的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宣传说是光荣的政治任务，离开单位时的场面很热烈，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离开机关到地方工厂参加政治运动，感觉广阔天地，自我感觉很新鲜。干劲十足，精神抖擞。
我素来喜欢外出：喜欢山山水水大自然不喜欢繁华的城市，喜欢简朴鲜活的基层部队不喜欢条条规矩多多的机关，经常下基层岛屿是我期盼的事情。今天单位集体下地方参加政治运动，有隆重的欢送，我的心里是高兴的，后来证明我的行动也是积极和可观的。整个运动中，我被评为大队“学毛著积极分子”还在队里和回部队后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汇报讲演的。
我们的集体约有好几十人，到的地方是山东潍坊。我一个人先被分在一个砖厂，后来又转到有地方同志参加的一个小分队，是机械加工厂，配合地方工作队开展社教工作。砖厂的条件很简陋。由于有我这个军人参加，厂里就让我先开展民兵训练，让我带队操练，这很受年轻人欢迎。当然这种操练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一位腿部有疾的老会计也坚持参加活动，我劝他不要参加也不见效。还有过投手榴弹训练，我知道这个项目我是弱项，但民兵有人起哄，要我示范，天晓得，那天，十几个人的投弹，我在倒数之列，人们照样起哄。
下去参加四清，要求“三同”，实际上与口号距离相差很大。同吃同睡同劳动。只有同睡都住在工棚里，还可以做到。劳动，我不可能出那样的重体力，也没有那时间；同吃更是不可能，我们有自己的伙食标准。我和工人很容易交流，同住的过程中有人说起避孕，大家都不怎么懂，我就请队里的医生行家给工人做讲解，正好宣传避孕，有的工人就照着做，还收到实效，受到了欢迎。
后来我被调到机械加工厂。这里条件要正规得多，有机器，有车间，有像样的办公室，共青团和民兵也有自己的活动室。我和一位姓杨的乡村干部分管一加工车间。这里的重点分子是有历史反革命嫌疑的黄以升。他技术一流，干活利索快当，但一说起来老婆就诉苦，说老婆对他总欺侮冷淡他。说起他的历史问题，就会变得十分规矩，且每次说的不走样，跟以往材料上交代的不差分毫。其实，以我的观察，所谓历史问题，是个没法查清的难题。按照规定，工作队对他定时进行教育，帮助他交代问题。特别是后来别的车间发生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埋藏枪支（多少年前的事，挖出来实际已完全烂透了）事情后，对黄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紧了。
看起来所谓四清，实际上仍然是以挖掘反革命为主的。
我总是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们更喜欢我谈论时事政治和国际新闻。有时参加他们的读报学习活动。当时我讲到，报载美国纽约局部停电，造成整个城市瘫痪，显示出美国那样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弊病来。我联想到当时中国的情况说，咱们国家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我们毛主席讲的是“兵民为胜利之本”中国革命毛主席就把全民为兵当法宝：这一说法引起了民兵们极大的兴趣。有些青年找我来讲他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这些侃大山，令年轻人十分过瘾，纷纷传言，说我讲得好。以致厂党支部书记要我专门给年轻人再讲一课。那一课来的人真不少，人逐渐增多，最后连厂长书记等干部都来了。其实我只是紧跟报刊杂志传闻编说而已。
青年人欢迎我，还是因为我对毛主席著作学习的热情感染着他们。自前几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来，我是积极的参与者。
我曾经对当时的女朋友约定“收起闲书读毛著，三年苦攻出成绩”的天真誓言。这种新的习惯“天天读”后来到了船厂还是样子，在下班时强迫学徒跟我多读一段的愚蠢行为。
我这个人容易走极端，学毛主席三篇哲学著作，我在单位里的发言，有时为同伴们感觉到兴趣，总好让我先说，说我的发言，让他们听得明白。我自己总好跟宣传工作科长额外地交谈和求解。为学得更好些，我自费订了解放军报。到了地方与工人接触，我总是优先结合毛主席著作给他们读语录，我可以让人随意指出熟悉主要的篇章“为人民服务语录146页”。原先的学习热情转向了学毛选，白天读晚上也读，（在后来风传有人要打我为什么分子的时候，妻子天真地嚷嚷着要拿这么多的读书笔记去申诉：有这样的反革命的吗？）
在工作队里，青年们团员或者民兵，总好跟着我讨论各种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前面所讲的廛辅导，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
四清运动很快转入“文革”的前期了。根据形势，要组织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文革”日益临近了。我们部队的人也就很快奉命回部队了。
参加地方四清运动，对我的来说，是一次接触社会的实践，更是一次愉快的回忆——和过去多少次那样，我只要走出机关，就会有更多的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生命显得更加有意义些——这是我的一个生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