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去采访青岛九中老教师、副教务主任杨树德同志。“他是先进工作者、市人民代表，”领导向我介绍说。“现成的材料只有这么一份，太简单了，大部分又是介绍他的英语教学方法的，你参考一下。”领导说着递给我一份复写的“材料”，一共才四页，两千多字。
我大体看了一下。的确，“材料”大部分是列举教学方法，条目倒是不少，可是语焉不详，使外行难于下咽，内行不能解渴。但是，最后一段却是这么写的：
“杨树德同志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在三十多年的英语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培养学生和师资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掌握单词一万多个，人称‘活字典’。从1962年起，他曾先后编写过《英语一千最常用词》《简明英语语法》《英语课堂用语》《英语单词教学的几点体会》，参加和主编过全省的英语课本和教学参考材料。在他的教育下，学生的英语水平显著提高。
1977年高考，九中考取外语专业的十六人，占全市录取的六分之一。北京外贸学院本省录五名中，三名是他的学生。1978年九中报考外语专业二十四人，其中英语单科达录取线者二十人，录取十人。在本市举办的两次英语竞赛中，九中均获第一名。”
的确，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而这响当当的数字正是杨树德老师心血浇铸出来的。我不能不对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肃然起敬。
“好吧，”我说，“我这就到九中去采访一下。”
二
青岛九中的校园里好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老师、同学都在院子里、操场上、树荫下、花圃里说说笑笑，原来学期已经结束，明天就要开始暑假生活，大家怎能不轻松愉快、兴高采烈呢？
我正在张望，忽然有人喊道：“刘同志，你怎么来了？”
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熟人孙老师，也是教英语的。“我想找找杨主任，”我说，“他来了吗？”“杨主任？他不会不来。”
她说着向远处一排黑板墙上扫视一下：“看，那不是？”我顺着她的指向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喊了起来；“哦，原来是他！”
“你和他早就认识！”
“二十多年以前我就天天见他，”我说。
或许，这位杨老师的家，就在我们机关附近吧，多年来，每逢上班，我时常遇到他。就在三个小时以前，我们还碰过一个迎面。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在同一个丁字路口，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眼镜，迈着同样的步子。如果说他近来有些什么变化，那就是他的前额更加宽阔，他的形色更加匆忙，他的上身更加前倾，这说明岁月并不是没有在他的身上打下印记。但是，他的眉头松开了，脸上的阴云消散了，显然的“精神焕发”使他比十二年前更加年轻了。是啊，十二年前当那“暴风骤雨”突然袭来的时候，当那“打倒”“砸烂”“揪出”“横扫”喊声四起的时候，哪怕是对门或隔壁的邻居，大家如果不能“互相监督”，至少也应当互相戒备，因为不知道谁是什么人，什么“分子”，因此，我虽然和他天天照面，却从来没有也不曾想过要和他打个招呼。只是今天，当我在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见到了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朝他笑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他朝我点了点头。我相信，我快要认识他了。
是的，老兄，我就要认识你了。我来“采访”，你是“对象”，这有多巧，又有多好！但是，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吗？不，是时代，是时代的使命，是你那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历久弥新、不改初度的形象，今天终于被人们发现和为事实所印证，你每天早晨的行踪和那先进工作者的形象，在一个采访者的回忆和寻求里合二而一了。我心里一热，急速地向前跨了几步，却又改变了主意，对孙老师说：“我们待会儿再找他吧，看他多忙。”
他被老师同学们环拱着走到黑板报前，开始往上面写一个“通知”：“定于下午三时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他写得很快，但棱角分明，一丝不苟，就像刻的一样。老师同学们围着他，越围越多，笑语喧哗。他一面写，一面点头，还不时停下来看看递给他的纸条。最后写完通知，大家又簇拥着跟他走向办公室。
我跟着孙老师到了外语教研组坐下来。“杨老师很忙啊！”我呷了一口茶说。
“可不是，”孙老师说，“全校三千多人，再没有比他更忙的了。他是副教务主任，具体负责教学，本来可以不担课的，可是他非担课‘种试验田’不可。他白天教，晚上也教——给老师和学生上辅导课。他还是个‘龙套’，不管哪个老师缺课他都去顶，还要听别人讲课，组织观摩教学。全部上课时间和大部分业余时间，他都是在教学第一线，甚至连讲义、补充教材，他也总是亲自刻钢版，你看。”
孙老师递给我几份讲义。的确，那笔画方方正正，有角有棱，就像杨老师刚才在黑板报上写的“通知”那样。
“你们不能替他刻刻吗？”
“他不让，说是先打了草再让别人刻，还不如自己直接刻来得便当。”
“他吃得消吗？他的身体可不算好啊！”
“我们都很关心他的身体。有一次我们几个老师到他家去，对他爱人说：‘卢老师’，——杨老师的爱人姓卢，在二十六中教英语。我们说：‘杨老师是有名的老黄牛，光知道拉套，他的身体，好坏可都是你‘饲养员’负责啊。”卢老师说：‘我负不了他的责！他不回家歇晌，你叫我这‘饲养员’有什么办法？”
“‘杨老师中午不回家好’我说，‘在这里可以休息一下。特别是夏天，不睡睡午觉简直不行。”
“‘杨老师从来不睡午觉’，孙老师说。“他说中午是他唯一能够利用的学习时间。”
谈到杨老师的教学方法，我们的话就多了。杨老师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凭着丰富的语文修养和教学经验，完全掌握了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难点，也包括青岛学生在英语语音学习中的难点，能够对症下药或预为之计，从而避免和减少了学生常犯的典型错误，并且能迅速和牢固地建立和掌握语音、拼写和语法的概念、规律。杨老师还善于通过形象、直观、示范、启发、竞赛、游戏等多种手段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用马克思、恩格斯、周总理有关学习外语的言论和事例激励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孙老师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明杨老师怎样讲英语的时态、分词等等，表示她也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教法。的确，一花引来春满园，在这位老教师的带动下，九中外语组的老师们在教学中都能发挥高度的创造性，全组被评为先进集体，并使全校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在全市五十多个中学里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谈着，不觉到了中午，校园里安静下来，人都走了。
“杨老师不是中午不回家吗？”我说，“我们就去看看他吧！”
到了走廊口，我示意孙老师放慢脚步。教务处的门关着，弹簧锁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只剩一个圆孔，我从圆孔里看到了杨老师。他正在吃饭，不，是在学习。他看着书，摸起桌上的硬面火烧咬了一口放下，眼睛一直盯着书本。看着他这种样子，看着他眼前玻璃杯里透明的开水，我的眼睛模糊了。
“孙老师，我们走吧！”我把孙老师领到外边，告诉他我看到了什么。
“杨主任每天都是这样，”她说。“他很少到食堂排队买饭，嫌耽误时间。”
“所以，”我说，“我不能这时候去打扰他。”
三
第二天上午，我按照孙老师告诉的地址找到杨老师家。我敲了门，迎出来的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女同志。
“是卢老师吗？”我问。
“我是卢尚玉。”
“杨老师在家吗？”
“他一早就到学校去了。”
“不是放假了吗？”
“放假不放假对他来说是一样。这学期的教学总结，下学期的教学计划都得他做，要找他还得到学校去。”
“那我就先和您谈谈吧！”我说着走进屋内；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说明来意和昨天拜访杨老师的经过，卢老师的拘谨立即消失。她倒了茶，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他是个闲不住的木头人，”她说，“天天就知道上班下班，家里的事一概不管，连儿子结婚也好像与他无关。这三十来年，他就没说过一句‘我饿了’，‘我冷了’，‘我累了’。你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叫他穿什么他就穿什么，自己可从来没要过。要说他还有什么嗜好，除了吸烟就是教书，可以说就是孔老二说的‘诲人不倦’，叫我说是有瘾。”
卢老师很风趣，显然对丈夫也很体贴。“我就不想叫他多休息一会儿？可是休息对他是折磨，只有工作对他是解脱。工作会使他忘掉一切，包括疾病。”
“杨老师有病吗？”
“不能说有病，因为他从来不检查。偶尔有点头疼脑热的，工作起来也就忘了，可是去年他左下颏那里起了个疙瘩，长时间给他添了精神负担，——你看到他那里有一个刀口吗？”
我说没有，因为我一直还没和他说句话。
“那个疙瘩很特别，”卢老师说，“不知道长了多久才发现，摸着很硬，可是越来越大，慢慢地长到鸡蛋大。全家人都叫他去检查检查，他一拖再拖，说是顾不得，反正也不痛不痒。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他开始发烧，疙瘩也疼起来。他的学生里面有的当了大夫，也常来看看他，都说非检查不行，有一个还私下里对我说：‘杨老师这个瘤子只有检查了才能知道是不是癌。’他这一说我可吓坏了，我对老杨说：‘如果是癌，看你怎么办？’谁知道他早有了‘思想准备’，说：‘不是癌不要紧，是癌谁也没办法。不检查，我就当他不是，照样干工作。如果确诊是癌，除了造成思想负担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还是不管它好。’你看，他就是这么个逻辑。就这样又拖了一个多月，那疙瘩破了，流出脓来。我一看不能再迁就他了，就给他找出公费医疗证，要马上陪他上医院。他说：“我又不是不能走，要你陪着干什么？’他自己就走了。他是下午四点多钟走的，晚上十点了还没回来，我可急了，就对孩子说：‘拿着伞，找你爸爸去！’——外面下着大雨，我更加担心了。不多一会儿爷儿俩回来了，孩子在半路上碰到了他。他脸上贴着大纱布膏药，浑身淋得透湿。我赶紧叫他换衣服，问他：‘开刀了！’‘嗯，开刀了！’他眉飞色舞地说，‘这一下可好了，不是癌！一点思想负担都没有了!’我问他：‘开刀开到现在？’”
“不，有二十几个医护人员要学英语，说好的今天去给他们讲讲学习方法。我在市立医院开完刀就到中医院去讲课，他们见我贴着大膏药，不让讲，我说一个小口子，不碍事，这不，讲了两个钟头也没事！——哎，我想起来了，还没有吃饭呢！”
他说得轻松，我可有点架不住了：夫妻一辈子，这可是他第一次朝我要吃的呀！”卢老师忽然说不下去了。
“那一刀割掉了他的瘤子，也割掉了你们一家人的思想负担，”我感动地说。“他那一堂课一定讲的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这样说来，杨老师不光教学生，还教大夫。”
“谁找他他都教！”卢老师说。“前几年越是批孔，他越是‘有教无类’。”为说明这一点，他迅速拉开对间书桌上的抽屉，抱出一大摞信来。这是杨老师的学生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卢老师找出其中来自昌潍师专、聊城师专、山东师范学院的三封，抽出信纸递给我看：
“亲爱的杨老师：在那乌云密布的黑夜里，是您的教育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天空，使我看见了前进的道路。”
“‘四人帮’鼓吹知识就是罪恶，您却像偷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顶着压力给了我智慧之火。我决心像您一样，做一个人民教师，把智慧的火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像我这样一个‘社会青年’，如果不是您的教育，怎么会有今天！”
“这三个孩子都是我们的邻居。”卢老师向我解释说，“那时他们不是临时工就是在家闲着，一天到晚打扑克。老杨对我说：‘我就叫他们学点英语吧，总比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强。要说这是‘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就让人家说去吧！我看就是要争夺！争夺一个算一个！我不信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会是无产阶级！’老杨是个面性人，可这一回是真生气了。你知道，那时候的高中生外语知识等于零。他们跟着老杨学了几年，前年都考上了外语专业。”
我一面听一面看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英语写的，而且都很流畅，错误极少。我指着一封问道：“这个陈、兼、惠是谁？”——因为姓名是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我怕念得不够准确。
“哦，小陈呀！她叫陈建辉，前年考上了安徽大学。昨天晚上她刚下火车就来看老杨。老杨一面吃包子一面听她谈学习情况。这包子他平时只吃两个，可这回吃着吃着，一盘子都吃光了还伸手去抓，你看他“‘木头’不‘木头’！”
我和卢老师一起笑了起来，接着她就给我讲了小陈的故事。原来小陈在青岛二中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二十六中教初一英语，那时候她很年轻，功课也没学好，学生都认为学习外语没有用处，还有的朝她喊：“生为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打倒ABC，革命才到底。”——这是“马振抚中学事件”以后时兴的口号。课堂秩序很坏，小陈压不住台，她常常一下课就趴在桌子上哭。卢老师和她坐对桌，很同情这位姑娘，就对她说：“小陈，工作一开始不能没有困难，你不要怕。只要你肯争气，我可以多帮助你。以后，你就抽空儿到我家里去补习吧。”
从此，小陈每星期三按时前去补习。由于卢老师家务事多，“家庭教师”自然地由杨老师承担起来。在连续三年的时间里，小陈不仅没有缺一次课，而且连一次也没迟到过。她很知道珍惜杨老师的时间，因而也从不早到。有一次，十级的台风夹着暴雨在窗外呼啸，老两口心想她一定不会来了。但是，正当墙上的挂钟敲了七下，她的敲门声又响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学习的园地里，只要敢于战严寒，冒酷暑，是不会发生旱涝灾害的。两年之后，小陈就成了高二的优秀教师；三年之后，她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
离开了卢老师，我接着去看小陈。这是一个秀气、纤弱的姑娘，但是眉宇之间流露着坚韧不拔的意志。我说：“你能坚持三年业余学习，风雨无阻，真不简单！”她说：“我不坚持就对不起杨老师的苦心。我来回这段路，几条街道都很偏僻，当时社会秩序又乱，我回来都很晚，杨老师不管风雪多大，都要送我回到家门口，并且在路上也在教我。他教我三年，也护送了我三年！”
离开小陈时，我很激动，因为她很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你以为杨老师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她认真地想了一阵回答说：“白求恩的精神就是极端的负责任和极端的热忱。杨老师就有这种精神。”
四
两天后的晚上，我终于在杨老师的家里见到了他。里面坐着几个青年，都是不约而同，回青岛的当天晚上就来看望他的。其中上海外语学院的张丹婕，去年考上大学时才十六岁。
“我那时候在高一，”她说，“多亏杨老师让我跟着高二听课，每天晚上还给我们辅导。杨老师累得又黄又瘦，眼睛熬得通红，真是拿心血来哺养我们啊！如果不是杨老师和别的老师细心培养，像我这样没有父亲的孩子怎么也到不了这一步。”
“怎么，你没有爸爸？”我吃惊地问。
“我爸爸是搞设计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整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妹妹三岁。”
“啊！”我心里一阵紧缩，“那你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很小，不懂事，”丹婕说，“也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现在好了，爸爸平了反，我有了公费，我们的生活好得多了。”丹婕说得很快，而且神情爽朗，仿佛在追述一个隔夜的梦。
我不由得想起卢老师曾经说杨老师“越是批孔，越是‘有教无类’。”孔老二时代的“类”当然还不包括所谓的“黑五类”或“黑七类”
“那么，”我转过头去低声地问：“杨老师，丹婕的情况，当时你知道吗？”
“知道。所以我觉得应当特别关心。这孩子很聪明，又特别用功，他到了外语学院，成绩也还是全班最好的。这些孩子，整个在红旗下出生、成长的青年一代，难道不都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亲生儿女吗？”
杨老师的声音比我还低，但是大家显然不但听到了他的声音，而且听到了声音里的感情。大家一时陷入沉默，听得见的只剩下了挂钟的摆动，真的，除了，千百倍的仇恨林彪、“四人帮”和热爱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能再说什么呢？我们起身告辞时，杨老师坚持要送，说是愿意到街上去散散步。青年们拥簇着他，丹婕在旁边挽着他的胳臂，大家在夏夜的长街上缓步地走着，走着，连我也觉得在分享他们师生共同感受的幸福……
我的“采访”结束了。我很兴奋，但是又感到很不满足。我终于认识了杨树德同志，但才匆促地见了一面，而且他过于谦逊，关于自己只说了一句“我没有什么可写，工作太一般化”，就把话题岔开了。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冲击，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候‘老九’还有香的？‘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这些棍子打在我身上还不是‘恰到好处’？我本来就是抓教学的嘛！”而除了这些，我们还都知道，外语教学的道路多年来一直是坎坷不平的。一开始取消了英语，大部分老师现蒸热卖，改教俄语，杨老师成了地理老师。以后又改成英俄并存，其实都不受重视，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什么语也不“语”了。
现在英语教学普遍加强，但是老成凋谢，后继乏人，像杨老师这样忠诚教育事业而又精通业务的老教师，不能不挑起培养学生和师资的双重任务。他挑起来了，而且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辛勤的老园丁老当益壮，用他那永不枯竭的心血，在春风常驻的校园里浇灌出更加纷繁、更加艳丽的花朵！
原载1979年6月《海鸥》，原标题是《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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