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道不同不相为谋”：谁在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体验？有的人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有的在一个单位甚或一个支部里“同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运动”一来就互相检举揭发，斗个你死我活：好歹调走或退休了，连个“拜拜”也不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为什么？说没有“共同语言”也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行，总之，“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把共同的事业办好。华岗和罗竹风在山东大学正是这样。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的当天，我们十几个干部在军代表罗竹风同志的率领下进驻山东大学开始接管。三个月后，华岗来到青岛。他原是应中央之召，先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再前往北京的，但因吴淞口遭敌机轰炸无法靠岸，轮船只得停靠到青岛来。华岗同志一到青岛就听说向明在青岛担任军管会主任，他们是济南反省院时的难友。华岗同志身体不好，向明劝他在青岛休养，这样他就留在青岛了。以后由山东分局出面和中央商量，要留华岗在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就这样，罗竹风受向明的委托，到宾馆看望华岗，向他介绍山大的情况，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并且邀请他到校为全体师生在露天广场讲“政治大课”。在全国解放以前，罗竹风说不认识华岗，可以说是“素昧平生”，过去只知道他是一位学者，从事多种学科的研究，而以中国近代史最有成就。他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艰苦卓绝，几十年如一日。罗竹风则抗日战争开始后一直在解放区，两个人从未谋面。但这次一见面握手，便开始了他们生死不渝的友谊和虽然短暂却富有成果的合作。
1950年春，经军管会批准，山东大学召开师生代表会议，向明也出席并讲了话，华岗在会上当选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当选为副主任委员的丁西林、童第周、杨肇镰、陆侃如、赵纪彬，也都是各自领域里的著名学者，罗竹风则被推举为教务长，真是众望所归，皆大欢喜。“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校务委员会，”罗竹风后来说，“这在当时是颇有非难的，认为校务委员会只能由上级委派。实践证明，这种发扬民主的做法总是利多弊少，又何必大惊小怪呢！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临时校长，这副重担加在华岗肩上，使他不得不更加全面地考虑山大的整体工作了。”
是的，对于办好山东大学，华岗是有自己的理念的。当时，山大文、理、工、农、医五院俱全，声誉卓著，华岗上任时是准备全面、整体地加强和提升山大这所“五脏俱全”的综合大学的。但是他接手不久就来了“院系调整”。对此，他和罗竹风谈道，山东当时有五千多万人口，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需要有一所各种学科相当完备、课程设施也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作为骨干，另外再成立若干独立学院，这样搭配起来，更有利于国家建设。他反对“肢解”山大，不赞成把工、农、医三个学院和理学院的地矿系分离出去。在“胳膊扭不过大腿”之后，他当然“服从大局”。山大既然成了苏联式的文理科综合大学，他就根据学校的历史、现状、将来，设计了“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治校方针。
这是因为，早在三十年代杨振声当校长时，山大就因荟萃了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洪深、游国恩、王淦昌、任之恭等著名作家、学者，被称为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现在又有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赵纪彬、高亨、丁山、黄孝纾、陈同燮、许思源、殷孟伦、股焕先、黄云眉、丁西林、杨肇爆、束星北、刘椽、刘遵宪、童第周、曾呈奎、方宗熙、王祖农、文圣常这样一些文史专家、语言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微生物学家、海洋学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传统的优势并使之发扬光大呢？至于“开拓海洋”，更是山大的“地利”所在。水产系是原有的，再增设一个海洋系，1958年山大迁往济南后的山东海洋学院以至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就是在这两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
华岗和罗竹风都认为，办好一个大学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因此非常注意人才的延揽。接管山大不久，罗竹风就特地到青岛观海二路家中拜访“文学研究会”时期的老作家王统照先生，请他到山大文史系任教。华岗主校后，文史系分成中文、历史两系，就请王先生当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杨向奎为历史系主任。但不到一年，王先生又调往济南，先后被任命为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文化局局长，并当选为山东省文联主席。这时，华岗还没有和吕荧见过一面，却了解吕荧在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和文学翻译上的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影响，就亲自写信请他来校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历史系又增聘了王仲荤、童书业、赵俪生、郑鹤声等学者，更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华岗了解、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多次保护老教授“过关”。例如历史系的张维华教授，原为齐鲁大学文学院长，1952年3月“三五反”运动时，该校以其政治、经济上存在问题为由，派人前来要他回去，华岗坚决反对说：“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的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张维华是山东大学的人员，请你们把材料转来，山东大学保证按党的政策处理，不必多此一举。”他这种理直气壮的严词拒绝，使张免去了一场大难。又如同年的“肃托”中，华岗坚持不同意讲“托匪”，主张只讲“托派”，并把已定为“托匪”分子的葛懋春分配到《文史哲》工作，还提拔他为讲师。葛懋春十分感激，工作加倍努力，后来成了历史系的教授和系主任。外语系的俄语教授方未艾因据说有历史问题经公安部门批准逮捕，华岗婉拒说：“我们的教授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他们进行改造。”而在当时“左”的压力下，华岗为了留住吕荧，更是煞费苦心。问题出在1951年11月《文艺报》第5卷第2期的专栏“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上面发表了山大中文系某个同志的来信——《离开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揭发和批评所谓吕荧在教学中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山大中文系引起了思想震动，吕荧则拒绝检讨，不辞而别。华岗得知他到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亲笔写信劝他留下。但是1955年上半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展斗争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识时务”的吕荧，1955年5月25日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作了发言，硬说胡风的问题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被当场拉下台，并打成“胡风分子”。紧接着，山大就对他进行批斗。而在此前不久，即1954年末，华岗到教育部请示工作，周恩来见他身体不好，安排他到颐和园休假一周，胡风夫妇还去看望过他。
1955年1月，青岛文艺界都在声讨胡风了，他在发言中还对胡风过去的革命历史予以肯定。同年4月号的《文史哲》上，还登了他的文章《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的实质》，仍然把胡风问题限于思想批评的范围之内。现在，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仍然尽力为吕荧开脱，说“要实事求是，受多少影响就批判多少，我们事先不能划下一个批判程度的标准。”这就难怪他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的罪名于8月25日被捕。后来吕荧虽然也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未能幸免，却较早地免去了“胡风分子”这顶错戴的“帽子”，华岗则戴得比胡风本人还久而且由于上面说到的和向明的关系，戴上第二顶“帽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华岗和罗竹风不但爱护老知识分子，也爱护并且着意培养年轻人，我在这方面就有着深切的感受。1949年我才23岁，就做了校务委员会的秘书兼校刊《山大生活》的编辑主任。而说到《山大生活》，当然是华岗和罗竹风两位领导指示要办的。华岗亲自写了报头，而且写了几份让我们选用。除了我算半个“脱产干部”外，编辑全都是各院系的同学，连我们的社长也由水产系的王方同学担任。我们连办公室也没有，每到周末的晚上凑在文学院一个教室里，不吃夜餐，不要加班费，只有社长给我们张罗点茶水，写稿、看稿、改稿、画版样，一坐就是半夜或通宵，然后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印刷厂有校对，但我们都是自己到厂里看了最后的清样才付印，因此错误极少。我们只是奉献，毫无索取，不仅干得起劲，而且深感幸福。因为我们不仅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而且这种活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何况我们还受到领导和全体“山大人”的信任，这使我们都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编辑过程成了我们自我教育和互相学习的过程，“山大生活社”也就成了我们的实验基地和第二课堂。当年的编辑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教授，如山东大学的吕慧鹃、葛懋春，山东师范大学的吕家香（那时才十六岁），中国人民大学的何春超，华东师范大学的向阳（后来是《华岗传》的作者）：成了高级编辑，如《青岛日报》的曲凤官，成了中学的资深高级教师，如青岛的武作育、袁林。应当说，这是和当年在《山大生活》的那段“实习”和锻炼有关系的。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当年的社长王方却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忆那一段风华正茂的难忘岁月了！对于《山大生活》，罗竹风一直关爱备至，从创刊到终刊，他完整地保留了一份并且装订起来，他曾经对我说，那大概是仅存的“海内孤本”了。
三
为了向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山大在华岗的倡导下开了几个“风气之先”。其一是创办《文史哲》。它既是山大的学报，又是全国性的学术刊物，一身二任，受到各地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在上面发表论著的不仅有本校的师生，还有外地的学者，曾经受到陈毅元帅的赞扬：“大学教授要通过教学和研究，为国家多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的《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群起仿效。”据罗竹风说，1951年夏华岗应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和陈毅元帅的邀请到上海，这是陈毅在一次宴会上说过的。
“对于《文史哲》，”罗竹风说，“我是起过‘催生’作用的。”但他离开山大较早，没有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因而“每想起华岗的辛勤灌溉，《文史哲》从幼小以至茁壮，我是难免内疚的。”其二，是在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程并使之成为一门“显学”。罗竹风说：“把鲁迅作为专科性研究，等于牵住了现代文学的‘牛鼻子’，涉及文坛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一些理论问题。”的确，鲁迅的创作、思想、活动以及他和时人的论战，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史的缩影。其三，是在历史系请女专家黄绍湘先生开讲“美国史”。这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下实在是一个大胆的举措，没有战略眼光和理论勇气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据罗竹风说，照华岗的设想，山大历史系应当负担更重大的任务：“鉴于以往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施，对内是以汉民族为主，对外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山大新成立的历史系，一开始就想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史，一方面加强对亚洲周边国家的研究。同时，决定开设苏联史和美国史。”从这里可以看到，华岗是如何高瞻远瞩，面向未来。当然，这是远景规划，不要说当时没有条件全部实现，就在今天也还是尚待争取的目标。美国史有了，苏联史却没有，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了最权威的钦定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谁还敢再有一家之言呢？
四
但是，“比院系调整震动更大的，是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问题。”罗竹风如是说。这种震动，连处于“神经末梢”地位的我也首先感觉到了。1951年初夏，华东大学来了一个“五人小组”接收校刊《山大生活》。如前所说，《山大生活》只有我这半个“脱产干部”，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一个“在职人员”，甚至连一个图章、一支笔、一张纸都没有，因而我交接的只是空气，即介绍一下情况一走了之。我已经确定调到罗竹风的夫人张秀珩主管的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当时享受的是“供给制”，除了一个铺盖卷外别无长物，因而只要提着走到那里，向她报到就行了。我甚至没有向华岗道一声别，只对罗竹风说了一声“我走了”，因为我是跟着他来山大的。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早走好。看样子又是一次接管。我们都得走。”以后《山大生活》改成了《新山大》，这不意味着前此还是旧山大吗？事实正是如此。后来余修在其《深切怀念华岗同志》里面说的很清楚：“记得那时我是奉上级的指示，带领华东大学迁来青岛，要与山东大学进行迁并工作的。迁并委员会的主任是彭康同志，委员是吸收两校的一些负责同志。把原来两所性质制度不同的学校，合并成一所学校，是有不少问题的，经过几次研究磋商，终于达到圆满合并的目的，撤销原华东大学的建制，合并成新的山东大学，而山大把合并之日定为山大新校庆日，以示区别于国民党时期的山东大学。”这么说，四九年后罗竹风领导下业已接管了的、不久又由华岗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山大，不就成了“国民党时期的山东大学”了吗？按理说余修和华大是“外来户”，原来就在青岛的山大是“坐地户”，但是，外来户不仅喧宾夺主，而且反客为主，硬把3月15日两校合并之日定为有将近一百年历史的山大校庆。这以后，照赵俪生教授的说法，“原山大党委的成员陆续调走了，赵纪彬调往河南，罗竹风调往上海，结果是华大的班子占领了阵地，而华岗又是多年搞白区工作经验丰富而对老区种种风俗习惯很不熟悉的人，所以实权就捏在副书记刘宿贤的手里。”赵俪生教授接着说了刘宿贤的历史：从渤海游击队开小差，在日本统治下当了两年保长又跑回部队去。可是他隐瞒了这段历史。“刘宿贤的行政职务只是总务处副处长，”赵俪生接着说，“行政职务任教务长的是余修。这两位联起手来，实际上就是两校合并以来山东大学的领导核心。”余修1952年上半年调回济南就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刘宿贤就更加飞扬跋扈，加上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事关系，使华岗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于1972年5月17日瘐死狱中。但是刘宿贤也并未得善终：他后来调到武汉大学，又在把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校长李达被迫害致死中做了手脚，在接受审查时畏罪自杀。
作为一个单纯的基层年轻干部，我当时认为上级的一切决定，包括院系调整，两校合并，都是正确的，哪会想到今天又来了院系的“分久必合”，当时山大、华大合并过程中又有那么多的“猫腻”呢？而作为一个亲历者，罗竹风对此是深有感触的。早在1949年初冬，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华岗在《山东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敌为友，了了分明》，对当年鲁迅和创造社的一场论争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那位曾是创造社成员的山东宣传负责同志很不以为然。罗竹风认为这可能是后来“爆炸”的第一个“引信”。1950年深秋，山东分局通知他去济南开会，会议由康生主持，讨论山大和华大合并问题，不久就成立了以彭康为首的“山大、华大迁并委员会”，山大参加的有童第周、陆侃如、刘椽、罗竹风；华大参加的有彭康、张勃川、余修、刘宿贤。华岗则置身事外，因为政务院、教育部把他请到北京去了。一天夜晚，彭康在青岛一幢别墅里主持了一次迁并委员会扩大会议，突然提出新山大的校长人选问题，罗竹风认为只有中央有权任命，但更多的人认为山东分局即可决定。罗竹风说：“从会上所显示出来的某种迹象加以判断，什么山大对合并不积极，华大从济南迁来的同学住的不好等等，我以为这些都是一种信号’，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中央政务院和教育部正式任命华岗为山大校长，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是不是‘爆炸’的第二个‘引信’呢？”罗竹风这样自问。1951年暑假，两校合并已经就绪，原来接管山大的那批干部都已调往外地或青岛市属单位，只剩下罗竹风自己。8月间，他接到山东分局转来华东分局调令准备启程。这时华岗恰恰去了上海，行前给他留下一封信，希望他暂时不要走，等他到华东局去办交涉，要求把他留在山大。但是罗竹风去意已决，因为他“已经预感到有些复杂的因素，在一定气温下是难免会发酵膨胀的。忽然联想到黄仲则的一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于是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他第一站先到济南，在和老友闲谈中得知，有人以为新山大校长胜券在握，却成了竹篮子打水，自然心有不甘，而且其中还有一件更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无法出口，因而他不禁为华岗担起心来：“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又缺乏钩心斗角的本领，怎样应付今后的事态发展呢？”这里，让我照录他的一段原文：“1953年冬天，为奔父丧我回家乡，路经青岛，曾在龙口路40号华岗家里坐了很久。夜深沉，两人相对，无限依恋。临别时，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你离开山大也好，这里的工作是艰难的，对知识分子粗暴是一大隐忧，难呀，难！这就算是他的简单概括吧，其中言语是充满辛酸的。这是我和华岗最后一次见面，不料竟成永诀了！”由此可见，两位战友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关于华岗的冤案，有向阳的《华岗传》和大量的有关文章可看，此处不再多说。1980年7月5日，他的平反昭雪大会在济南举行，罗竹风因夫人病危未能与会，除委托治丧委员会代献花圈并向华岗夫人及子女表示慰问外，还特别寄来了沉痛悲愤的悼词：
华岗同志虽死犹生。死而有知，“为敌为友，了了分明。”
几十年风云变幻，革谁的命，反谁的革命？罗织构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岂容捏造，是非自有公论。而今平反昭雪，还君本来面目；城狐社鼠，可以休矣。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著述等身，贻惠后世，华岗，华岗，永垂不朽！
这是多么感人的哀悼！多么亲密的友谊！多么光辉的人格！多么高尚的风范！我有幸亲眼看见过和亲身感受过两位先辈的合作及其结出的硕果，令人痛心的是没有臻于完全的成熟和更大的丰收。现在，华岗和罗竹风都已先后作古，今天和明天的“山大人”应当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珍惜他们的治校理念，在他们规划并起步的“路线图”上不断地开拓创新，继续前进。
（原载2003年6月10日《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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