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重来的人生
引言
这18年，可算是风起云涌，演出了“不少好戏”。我从来不算命，但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就像过去老人说的叫劳碌命，而且我还远不那么简单。那些年月，我经常处在风云变幻中，我自己常用一句调侃的戏词：打不死的吴琼花她仍活在人间。巧中巧，最后我总是好运连连的过来了。
我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每一处都还算留下了些业绩足印；部队政治部对我“文革”中被“复员”的处理作出了正式纠正错误的决定，但也有让人意外的事，当我工作干得正上劲时，突然又无奈地提前五年办了离休。这也应了那句老话：性格决定命运。提前五年离休，这对自己是个重大的损失，但也不是绝对的坏事一一伟大的时代，无论既往还是未来，总会给我以足够多的创造的时空。
第一章 复员到船厂
当上了维修电工
1969年11月1日，我来到青岛红星船舶修理厂报到，当上了一名维修电工。
走进电工班，这里有好些人。一间有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占据中央的是一张粗糙的很厚实的木质工作台，那也该是学习开会的大桌子，房间上方吊着好大的两只电灯，是那种路灯式的大灯罩，灯亮得闪人眼的节能灯，白天也开着灯。桌面上有好些摇线机等电工工具，围着桌子四周放着木质长椅，椅子后面是架着老虎钳等的铁架工作台，另侧面两旁边是工具橱——墙上还挂着各种线板、工具。
有师傅领我到中央库领了新工作服两套，电工工具包和一套电工工具。回到班组房间里，有人指定我用的工具箱，从此我成为工厂的电工。来到工人班组中间，这里人多房间小，工作台工具箱，空间狭窄，在一个全新的工场里，我似乎放下了些什么，心里是平静的。
下地方，当工人，我的愿望是电工。这个目的达到了我高兴。
在部队机关里，业务中主项是营房工程，其中电工学读了些书，却没有机会接触实际。即使到下面师团基层，一般也只见了变电房、水泵站之类，今天终究当上了电工。看到了厂房，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龙门刨床，平面磨床，液压传动……·在我的脑子里天天接受着崭新的名词、概念和设备。它让我很忘情，简直有些感到兴奋。这里很多电工知识和设备我不懂。
为了学懂技术，我把图纸抱回家晚上继续研究。这让妻子十分不满：现在你都成了工人了，还是整天抱着书本翻腾着图纸，当正经事，我告诉你，我们家不要陈景润。孩子放学，晚上还要复习功课，你总得干点家务活吧！
我蛮有理由地回答：今天晚上弄懂了电工图纸，明天上班与师傅一起去修机床，要不然，明天上班，你一人抬着梯子去爬电线杆子修理外线去。我没力气，爬不了高压线，只好多下点功夫学习机床图纸。
红星船厂后来更名为北海船厂，由修船厂发展成了造船厂，小厂变成大厂，电工设备更是大更新，花样繁多，我的学习劲头就更大了。我整天与各种各样的电器设备打交道，有看不完的新鲜东西，学不完的知识。
尽管政治思想上有包袱，也很不习惯这里的环境，但我还是很满意当电工，深入学习电工技术，实现了早在机关时长时间以来的梦想。
班里的故事
到船厂报到上班没有几个月就过春节了，班长告诉我：“大年初一要加班”。说是干活，好像是应该的，我就满口答应了。
大年初一街上没人，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工厂加班，出门的时候还可以，走在路上就感觉不是个味，这大过年的还加班，但是师傅让加班，这是工作嘛。
可是，说加班，实际上只有五六个人，等到开始干活的时候都9点多了。干了没有多少一会儿，就通知休息弄饭吃，我就感觉到有点奇怪，今天这个活，并不是非要加班干才行，今天是大年初一，干了这么一会又要休息吃饭！
这顿饭也很特别，各位师傅都带了自己的好饭好菜，互相推让着，有的还拿出了酒。饭吃了好些时间，有人特别弄大木头把火炉烧得通红通红的。玩了一阵子，师傅说：“好，准备收工吧”。叫收工大家就收工，我就觉得奇怪，就这样加完班了。
这样的活连续干了三天。节后上班了，有人在小声问谁来加班了，我大声回答有我一个，一个师傅说：“哟，你还真行嘞。”这话听起来让人感觉不大对劲。后来我就问，这才知道，所谓节日加班，是班长搞的派性，因为节日加班是双工资。后来我才看出来和班长不大对劲的人一个也没来加班，原来班长把我当成是一个派的，加班是为了加班费，我夹在其中，这不成了个笑话。
在工作时间里天很冷，为生火炉大家都去找木头，我去捡了些树疙瘩、干枝条来，别人好像没看到，在用消防斧劈那些大块的红松方木，我把我捡来的木头往前推了推，他们把我捡的那些木头又撩一边上了。我说烧那些红松方木太可惜了，有的师傅看了一眼说，看你这个书呆子，红松方木火旺，好烧、还好劈，这是公家的东西，你管他的咧。早先来的一位大学生看了一眼，小声对我说：一年下来，每人一个大衣橱是不会有问题的，你没听人说么，现在是“一本正经干私活，大大方方做小偷”，边上有人对我哼笑了一声。
那时船厂在军管会的领导下也是整天有政治学习。电工班的学习组长不知为什么却是生产班长的对立面（春节加班这样的肥缺就没他的份），他本身几乎没有文化，让他抓阶级斗争很热心。当时，有位师傅可能是旧军队里的排长什么，事情已经早有了结论了，可这位组长时不时地要提溜他几句。每当政治学习，组长布置完学习中心思想什么的之后，绝大多数时间闷声不响，没有人说话。说闲话看闲书是不准的，大学生抓紧时间学外语，女工全力以赴打毛衣。整个班组除打班的以外，总有十几个人，就这么干坐着。我感觉空气都会干裂开来的。有上茅房的有去掏火炉的，时间真的太难熬啊。
读毛主席书仍是天天要坚持的。每天下班后，我自己还要带着徒弟在更衣室读两条语录才下班。当时徒工有五六个，小曲跟着我，小青年碰着这样的师傅，也只好跟着读。
在电工班里，工友们是欢迎我的，首先我每天可以为大家准备一些可口的咸菜。当年食堂吃大白菜，切剩余下的根块茎很大。我有腌咸菜的手艺，这种菜茎稍加咸菜盐拌口味极鲜，成为大伙可口的加菜，现拌大白菜根，酸脆可口是大家的抢手菜。
其次，我还会理发，当年在部队，学雷锋时我学会了理发，很不怎么样，但工具较齐全，反正也能凑合，省时间省金钱是受欢迎的事再次，我还主动承担了班组里的“储金会”的管理。前两项没有说的，管储金会，我要好的朋友说，这不是因为相信你，而是“因为你有钱，人们不怕，你丢失赔得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辛苦点，对大家存取用钱方便，我还是愿意干的。
我的学习和革新创造
维修电工班，原来的工人有六七位，大连航运学院毕业下放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也有六七位，如今我们这批复员军人也有六七个，二三十名电工，实行三班倒，这让我有很好的学习条件。
我向老工人学最基本的电工技术，向大学生学理论。有位大学生独立担当项目，我有请教问题，他总能以最经典的语言回答：“继电器是传递元件，接触器是执行元件。变压器相位错接了可能成为‘同名点’，那电压为零。”我很欣赏这样简练的回答。
在电器里当时最先进要算“可控硅”了。大学生对这类设备也很精通，他们给我讲，也让我买书来读，我笑笑，我连普通的电器都还差一大截咧，这个就先免了吧。
当电工我达到了学技术的目的。大机床一台机器有多台电机，整个电器箱就像一大站橱。我爱技术，几年下来，我能带班处理一般技术问题，从完全不懂到独立带班。
工余我还有所革新创造：
第一项是我做了个“线样板”：当时新手多，若来取电线，规格型号多难弄准，我制作了一块样式线板，有了它挂在墙上，对号取线，十分方便。
第二项是做了个“闸刀卡锁”：电工上杆子维修作业，为保证安全起见，规定必须两个人操作，一人上杆另一人在杆下看管闸门，就是为了防止有人误推上了开关，那将造成重大事故的。对此，我用厚绝缘板制作了一个闸刀卡锁，套在闸刀上将下面的开关锁住，不用人看也安全，上杆也可以一人维修。
第三项要算是个“小发明”了，叫电动机“缺相保护器”：那年月生产管理相对薄弱，因各种原因，经常有运行的小电机被烧坏了，维修电机重绕线包，从制作烤漆装配是很麻烦的，维修根本来不及，有些电机烧坏了就领新的。根据缺相后即改变了原来三相电路电压的原理，经过多次试验，我制作了“缺相保护器”，主要以灯光或音响为电机损坏前缺相（一相烧坏仅两相运行工作时）发出信号，人们及时停止运行，可以保证电机在烧坏之前发出警报。对此大学生李明珠带点取笑的意思说：“别看人家是当兵的，现在进入了创造阶段。”
那东西很实用，但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工人，并没有真正使用开去，那不是我的事了。
突然委以重任
谁也不会想到，我又走进了一所崭新的大学：主持了大型基建工程——我觉得，命运是如此可爱。
1976年4月，有人通知我，乔洪富叫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乔是船厂第一把手，厂长叫我这个维修电工开什么会？
会议在燕儿岛新厂区办公室召开，与会者除了我，还有三个人：厂长本人，建新厂的办公室周主任，另外一位是市建港指挥部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会一开始就是乔讲话，他开门见山：“新厂远离市区，中央批准（他就是这样说的，其实是交通部）建设3000名职工的住房。
决定由你主持这项工程的技术工作。”
提起住房，这在当年全社会也是个天大的问题。多少工人住的是棚户区，多少青年为房子几年结不了婚，当时有一句流行的笑话叫作“宁愿借你老婆，不能借你房子”。我就见过厂里大学毕业生家属来探亲，集体宿舍职工自愿将宿舍腾出来大家去车间临时解决问题，却被管理科把家属被褥从窗户扔出去的可怜场面。就我自己而言，盖了大半辈子房子，现在三代五口住的是20平米不见阳光的板条房。北海船厂要建设“3000职工住房”这在全青岛市都是个特大好消息。
这个小会规格那样高，竟然是专门为我安排召开的，领导还记得我在海军是搞工程建筑的，我当然很欣慰。这也是看得起我。可是，我想的挺多，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叫我来负责全盘技术。我脱口而出：“你们这里工程技术人员少说也有好几十位吧，那么多专业人员不用，怎么又要我这个半拉子来干……”
“这个不要讨论，是党委定了的，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助手，你认识的，原来海军医院的营房助理员老崔，别的你不要再说什么了。”厂长这样直截了当地回复了我：“今天这个会议定下来之后，明天就成立一个房建科。”
既然党委定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建港指挥部的高工，讲的是关于建筑标准和安全秤等问题。目前国家还穷，建港和船厂建设职工宿舍是件大事。他看看我，我们过去不认识，他说：“目前运动正深入开展，人心涣散，你面对的不但是民工队伍，参加施工还有一批船厂工人，指挥起来难度不小的。”
我在想，终究是同行，想得周到多了。
事情很突然，我脑子里想得挺多，管理3000职工住宅建设本身，就我的经历而言倒不能算是多大的事，我能坦然应对——可是目前正是“文革”时期，人们松散惯了，领着船厂工人搞基建，要管理难度挺大的。技术方面的问题，那位高工讲到要控制建筑标准，周主任还说“房屋图纸不用担心，是借用海军舰队的”。
我想说，在部队我只是负责管理工程的助理员，不是搞技术设计的工程师，但我没有说。在我的履历历程中，这样的突然“攀高”袭击式的事件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不是新鲜事了。干就干吧。
一夜变成了“香饽饽”
我这个昨天还在挨批判的人，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人们多笑脸相看。在与电工班工友告别时，班长翘起大拇指：“好样的，终究是干大的料，去吧，大家等你的房子哩！”老修说：“我们这些光棍就等你了，为房子什么事帮都能出来的。”回到家里，妻子也说：“干本行也好，终究我们自己至今还住在板条棚子里啊。”老崔是被乔厂长指定是我的助手，见面第一天却给我讲了他认为最主要的大事，他说：“告诉你，老马说了，叫你不要悲观，组织问题好解决。”
科长说：“若拿全厂党员比，三分之一不如我们老朱。”
一下子人人都对我那么的好啊！王文伦是车间技工，因与我家属住院相识，现在是协助建设吊装预制板，人很热情，见我画图辛苦，到车间为我加工了一套铜质转轮，改装了丁字尺，十分精致可爱，也相当好用，让我这个初次趴图板的人爱不释手。他见我还是吸手卷烟的，还给我加工了一个手动卷烟机，十分灵便好用。队长小高上班不久，领着一位青年女工小迟送给我，说：“她刚来就业，我看人挺好的，就留下办公室给你跑跑腿吧。”只是不久，我的老伙计老李到我家推荐他的外孙，恰好就业在船厂，让我收他当助手，因为是个男孩，方便多了，这样我又换了小李做助手。小李肯学习，后来考上大学走了。还有一车间主任，听说我的儿子在上初中，建议我“带儿子来船厂玩玩”。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带儿子来，让车间主任带着参观了船坞，让孩子大开眼界。就是那次，一大早儿子走进我的办公室，只见一屋人，十几位都在等我，我一一交代了各工地的图纸或技术问题，后各自满意地走散。儿子觉得好新鲜，说了句：“爸爸，在这里你好威风啊！”我对孩子说，这里同时开三个楼座的工地，班组长和施工员们每天早上有个例会，我可以集中回答现场各类问题，有的是技术交底，有的是发给他们一些施工大样图；就为这些图纸，昨天晚上在家加的班，这件事如今写来有特别的滋味：那次我去医院挂专家号看专家，也是一屋子人，七嘴八舌地求着医生，那医生忙不过来回答询问，我突然感觉，当年我在工地也曾经这样忙碌过，为业务而被人拥挤着，幸福之感油然而生。人群中说好听的也有啊，电工班长老蔡最高级了，他在年终评先进会上说，老朱你是第一先进，“这里的每一块砖都有你的功劳”。还有有意思的是厂文具保管员，她姓董，后来她红着脸，带着她丈夫（车队技术员）一起来看房子，进门先向我道歉——原先我向她要一张描图纸，曾遭到她难为……
好几位认识的战友或者朋友，听说我要搞工程了，多来打招呼：“有事你说话”。后来的实践里，我欣然接受了各位好心的支援。
我的拼搏，我的大学
在人们眼里，我老朱变成了“香饽饽”，但我自己是清醒和理智的，知道真干起来自己负担大，技术也是困难重重的，真正全面承担技术工作，我有好些地方是要补课的。
自从那个小会以后，由我执笔，我和周主任编写了工程设计任务书。不久进了房建科，有人领着我上了三楼，指着“技术组”那块牌子说，这是你的办公室——见到那块牌子，脑子里突然有一种“旧景重显”的感觉——1952年，那是20多年前初进海军大院时，我感觉自己进了一所理想的大学之门。这次我的感觉又突然再次重现：这里是工地，而对我却是新的大学。不同的是当年我是被动拘谨甚至恐惧的，今天是胸有成竹。工程技术虽然好些还不懂，但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把握，今天是我再学习再战斗的机遇。战友和朋友都是我的老师，心里不知对谁在说：“我会让你们看到成就，完成3000职工住宅工程的。”
人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要调一下，叫作“做到了，学到了”。在海军18年，就是个社会大学生，毕业了吗？有朋友开玩笑说我是“长期以来小材大用”这虽不恰当，但我总还算是业务内行吧！
今天在船厂职工宿舍工程，我更是学到完成为止。图纸大部分是外面借来套用的，可每一份基础断面和各种大样图、现灌注混凝土梁板都要重新自行设计。我不向领导诉苦，不伸手要加人，就是拼时间拼体力，“现学现卖”，也还算得心应手吧。
四年时间里，在厂党委和指挥部众多领导的支持下。这是实情，我仅仅管现场的技术施工部分，更多的是全厂各个部门在支持——我完成了交给我的任务，还算没有辜负领导的委托，全厂员工的期盼，还能交待得过去的吧！在安全、质量、进度等诸多指标上，自我评价也是能交待得过去的。
最好的奖赏
1979年夏，在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建港工程质量检查处来我厂检查基建工程，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北海船厂的工程建设属于青岛市建港指挥部分部。建港指挥部有责任承担船厂建设的质量监督。这是对我几年工作全面的检验。
检查处来我处作工程质量检查。带队的是邓克辛处长，他个子不高，很机敏。科里只在前一天通知说明天要来做工程检查，让我准备一下。第二天来检查，别的都来不及了，当天晚上我只能大概地思考一下，只写了个汇报提纲。
邓处长来到工地，并不先听汇报，而是自行在工地转，与施工现场人员交谈。还查询施工员对图纸的熟悉情况；问民工领队对工程预算执行情况；走到在建的房屋的墙角侧面，他颠倒而视，看墙脚线的垂直平整度。到我办公室简单交谈后，要求给他几张竣工图纸看看，随便与在室内的人员做了些对话。他从单项工程设计，到施工设计图的合法性，诸多方面进行了审查，抽查各种施工大样图，也查看工程重要部位的混凝土试块留存和编号登记，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钢筋水泥进货单抽样检查，还特别索要了我个人的一些工程会议纪要，对重要施工部位的检查及记录等等，总之他很随意，却很认真。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我感觉有明显的“过分仔细”——按常规检查不至于这样详细的。很明显，有些内容是这位处长有意增加的。我们过去不认识，既然是上级检查机关派来的，我也不计较，都一一作了应答。
这位小个子处长，最后显出很好的情绪，但并没有作具体的结论，喜形于色地带队和我们告别走了。
回到建港指挥部后，他得意地讲着前几天在北海船厂东山工程检查的体会：“你看人家的工作，简直没有说的，如今的局面有这样的技术员（他把我叫作技术员）还真的不简单！”正说着，单位会计高英在旁边插嘴说：“他是不是个南方人？咳，你别听他的，那人，他生来是个铁嘴。”邓处长听了这话就想对辩，旁边有人说话了：“你说的是后勤部老朱吧，他是我们这位的‘对鼻子’！”在场的人猛然醒悟，弄得邓处长亦不知如何应对。原来如此啊！“什么也别说，他就是我那口子，南方蛮子！”大家的笑声淹没了高英后面的调侃话语。
“你们过去说的那个‘怪人’就是他啊！别的我不知道，讲如今，这样的工地管理资料齐全，工程质量相当的优质，那真的没得说的。要我说，在我们建港范围内也是少有的。”邓处长这时候想起了过去曾经有人讲起过，小高的男人脾气不好，有人说那是个“怪人”什么的，不想今天对上了号，还在那里评说和侃大山。
“前几天邓处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事后，我妻子少有的高兴，回来学舌给我听邓的赞扬话。她对我过去经常在夜里占用家里的“地盘”，表示了好大的谅解和同情：“你真的还行啊！”在我妻子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是特别受用的！她被生活所压，很少有正面表扬我的时候。过去部队里的事，“文革”的事，总有多少事都让她抬不起头来。这一次是特别的，因为这次偶然听到的群众议论，她在单位里感觉很有光彩。
从五年前乔厂长那个小会，我领命负责建筑工程，那位高工的指导，到今天邓处长的检验验收，北海船厂建厂的上级单位，建港指挥部对我几年来工作的肯定和赞扬，内心感到很充实。这次我有了家人的支持，感觉特别的舒坦。
离开船ㄏ
戏剧总是在高潮中结束的。
苦干了这么些年，工程最后由上级监察处领导给了较高的评价，那是让人心情舒畅的事。
沉默了十年，部队政治部终于送来了对我“文革”后错误处理的平反文件，还补发了十年军需服装，满满的一地板车，让家属好一顿忙碌处理；这让我在群众中影响不小。
工程干完了，正遇着厂技术评委会评审技术职称。感谢专家们给面子，我被率先评定为助理工程师，让我跻身技术队伍，很是称心如意。
人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但我破例了——船厂接收了部队的平反结论，恢复了我的行政待遇，然后我又去了火柴厂。先前青岛火柴厂耿书记有言在先，你老朱第一天平反，我第二天就去请求调用——组织科长几次三番跑，船厂同意放人。我去了新单位后，耿书记对我说：“你那几个问题我这里都解决。”
好事连连，总有朋友在关心另外一件大事，当时习惯上叫作“政治生命”的问题。到底怎么啦？卡壳了呢？不是听说支部大会早就通过了么？难道是“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寻根问底，领导上有一句当着我的面回答的话，说“你朱林根眼里有谁啊？”不过这话，有人会想起还是这位领导，说过的另外一句话，叫作“拿全厂党员三分之几来，不如我们老朱”。不是说这几年干得挺好的吗，那又怎么啦？
天知道。
其实我心里最明白。房子建完了，科长领着分房小组，全厂上下都为分房忙得不行了。听说有的工人为了房子竟然给某某下跪乞求。
人家那么忙，说句俏皮话，大观园里全都忙着宝玉大婚，哪里还顾得了林妹妹啊。
建了那么些房子，在技术上我也是有成绩的，对这个“成熟了的桃子”不能不摘——领导上挺有眼光的，某位指挥在交代我增加设计船厂子弟小学项目的时候（这是我最后的一个独立设计的单项），特别对我说：“老朱你太忙了，我给你个帮手跑跑腿。”这位说是来帮我跑腿的，其实并不具体分管什么。几个月后，这人被宣布提拔为房建科唯一的技术员——这是专门召开全科大会上宣布的大事——这件事让好些朋友对我发出疑问，说实话，当时我的脸面上也真有些挂不住，可那又能怎样呢？人家后来还当了队长了。这也是一段挺有意思的插曲吧！讲到最后，若要用严肃点的比喻，我想起老祖宗的话“日断其半，万世不绝”，我这样的人最不识时务，本来就是进不了“政治生命”的门槛里去的！从主观上讲，个性不适应总是要吃亏的。
干了四年多的活，我与几十位员工都能相处和睦，只与一位施工员顶过一次牛。他坚持要我改改图纸，说三面有落水管，一面没有不对称不好看——高工曾说过这个问题，当时他说，目前人心涣散，又是船厂工人参加施工，这不能与你在部队时相比。与此同时，管理问题难处必然多些的。有的工人在他们经手建设一段时间以后，以为“不过如此”，便自作主张的事时有发生。要求增加一条落水管，就属于这类问题，这不是美观不美观的问题，涉及乙方施工和工程量，经过计算没有必要增加，但他大为不满。对工程质量的严格要求，我是特别不会放松的。除此以外，还真没有说我脾气不好的。可笑的还是这一位科长，也曾经当面夸奖过我：“我们老朱，好于全厂三分之一的党员”的话。四年来，我辛勤劳动，业绩安全优质，全厂职工满意，上级质检部门全面肯定，整个施工中人际关系也相当和谐，怎么倒反而成了“眼睛里没有人”的主了？朋友告诉我，问题仍然出在我不识时务上！后期，全厂都在为分房而钻营忙碌，正应了当时有句风行的话叫作“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而你却只顾自己业务，还在那里搞什么竣工图纸资料，是摆错了位置。说你是“冷对抗”“眼里没有人”，你委屈吗？别人不这么看。要永远记住，这就是社会。
不久，我正式调走了。船厂，我为它拼搏过，我又一次上了难得的专业大学的地方，自我评价应该说“成绩斐然”。这里有我多少好师傅好朋友啊，是我多灾难又多收获的地方，是我永远思念的地方。
平反记
1980年1月的一天上午，一辆军用中吉普径直开到船厂办公的黄楼门前，车上下来一位海军军官，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是为我来的，我迎上去与他打招呼，“你好，组织科在二楼”，他应对着上了二楼。
一帮闲人照例在老崔的收发室里闲散聊天，见状围拢来问：“你们单位来人了？出了什么事了？”这位军官姓黄，他是受委派为我的事而来的。不久他下楼来，对我说办好了，说着还给我一只信封：“这是给你个人的。你就在近几天回处里去一趟，还要办些手续，你还能领取些军需被服什么的，金处长还要见你。”车开走了，我知道事办得很顺利，这是提前联系好的，船厂几经研究最后决定，同意接受对我的改办，今天是来交接文件办理手续的。
信封里装着的是部队后勤部党委对我结论的抄件，后勤部党委的政治结论是：“由于受林彪错误路线的干扰影响，朱林根同志被错误作复员处理，今特予更正，改办转业。并与地方部门联系后给予改办和安排。”我得到部队平反并由船厂同意接收。
我去营房处，见到金处长正在开会，他过来跟我打招呼，让我在他办公室坐下，说：“你先找会计办个手续，按规定军需服装要补发，而工资待遇与复员费兑销互不再找。先去领那些东西——不过你自己拿不走的，你想办法叫人弄个地板车来吧！”他说：“随后你过来咱们聊聊。”金祖诏是我浙江老乡，十多年来一直在一起，他的文化和人品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这些年人员变动，他已经是这里的第一把手，是处长了。
物是人非，有个青年军官见到我便问：“师傅，你找谁？”青年军官很快明白了我的身份，请我坐下，并送来茶水。此情此景，我脑子里闪过当年闫干事送右派科长来领救济款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环顾四周，不太宽敞的办公室里只有那张陈旧的斜式的大沙发还在，那是过去值班员经常休息的地方，它是一件四九年前的老沙发，半躺在角落里，是最熟悉的一个物件了。
这里是我工作了18年的地方，如今办公室搬家了，如今在这里工作的是一群年轻的后生。过了一会儿，一位青年拿着登记本过来让我签字，顺便指了指表格中那一项，问我是不是不填那一栏，我看过去，指的是“是否党员”。看，年轻人很有心计的啊！我签了字，然后青年领我去青城路军需库领取被服。十年的军需品，单衣棉装被褥军鞋，装了好大的一车。
随后我来到金处长那里，坐下来相互寒暄之后，一种老战友重逢的亲切滋味，有着特别的感觉。金突然以低沉的口气说道：“面对一个老同志，人都已经弄去当工人了，怎么还不放手，竟然可以背着人，自己写了那样的东西送给了地方上去！”我急问：“你讲的是？”
金并不间断他的讲话，继续说：“完全是无限上纲那一套么！这样的材料出自我们部队的党支部，那是有极坏的后果的。”金的一句话让我差些背过气去：原来当年的恶运出自那个人的手啊！我第一次弄明白了原委。
“那他是怎么写的？”我急切地问道。
“还能说什么呢？长期对党不满，在‘文革’中带领群众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对准海军首长，严重扰乱了军队机关秩序。那时正好是抓‘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么！就这些材料，足够按敌我矛盾来处理了。”金还在说，我的血往脸上涌，小人得道，那真是不整死我不甘心啊！
回想当年，那是1971年，十年前的事了。我进厂不久，军管会正领导着清理阶级队伍。我在电工班里正接受着莫明其妙的煎熬。先是抓了我平常的一句话不放，说我攻击革命样板戏，后来突然变了性质：胡振东与厂军代表从北京回来说，军管会正在组织对我的批斗准备，要在全厂批斗我。外面的风声骤然吃紧。我还蒙在鼓里，以为“文革”中的事都已经弄清楚了。
当时在机关工作的小田，来厂里对我打招呼说，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在市房管局支左的军代表耿世俭，找到厂里来约我来家里谈话，说“要有思想准备，你的问题可能是敌我矛盾的”。在市工商局的军代表王学英与我更加亲近，他两次找我聊天，直截了当地说：“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先按‘五一六分子’抓人，然后再处理。”他甚至说：“人出门在外，都难免会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就放心，你的家属我们会照顾的……”听了战友们的警告，我心里很迷茫，不知所为何来。来工厂后平时讲话不注意，也在车间里批过了，怎么又成了敌我矛盾了呢？
这时，船厂对一些重点人物的批判是很残酷激烈的。船体车间有一位青年知识分子，是以反革命议论，反复在全厂反复批斗，三车间有一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也是全厂批斗过不了关……我想，自己在部队的问题，怎么批判也是说得明白的，如今来到工厂，在完全陌生的条件下，却以敌我矛盾对待，我无法辩白，面对厂里种种会议的残酷批斗，我难以承受羞辱和痛苦。我陷入无边的恐惧之中。也是他们这些交谈让我感到惊天大祸难以逃脱，让我寻找绝处逢生之途。
“我不能遭受无端的苦难，我要寻找出路……出路在哪里啊？”
各种批斗大会不时在进行，对我重点帮助的积极分子经常找我谈话，他们在准备炮弹，我感觉大会斗争日期日近。我整天惶惶不安。
在翻砂车间，灰蒙蒙的车间里，到处都是模具和砂堆，人们忙碌着在制作砂型，那边鲜红的钢水正在浇灌注着大型船体模具。这里的电源近来经常出事，陈旧的电极接触不良，时有断电的故障，影响正常的起吊。师傅说要更换电极组合，不过暂时没有货，时修时用着。
那天我值班，又来修理行吊的电极。我上得高悬的吊车司机屋上，看到外面大铁轨道的边缘，悬着就像大鞋底板那样大小的三块电极，因为磨损，那第二块电极板总是有些向外翘起的，造成三相供电不匀，这就使行车运行不正常。我站在轨道边，用扳手紧了紧那电极板的压线，电压就正常运行了。
只是此处高悬空间，离地至少有十米以上，若碰上电源，那强大的三相高压电，就会跌下去，那将是必然丧命的。我是胆小的，在那里操作，提心吊胆得很的。
那天晚上，我情绪恶劣地睡眠不稳，前天维修行吊电极的场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苦恼着自身的险境，找不到摆脱可能来到的大批判的厄运。
突然间，我灵光一闪，我想起了这台吊车的场景——若我以此……我忽然感觉找到了一个绝好的解脱办法：如果失手从吊车上跌下去身亡，既能保全自身，可以按工伤论处，还能保全家庭，这有多么周全啊。作为维修电工独特的优势，也不可能有人怀疑这是故意为之。
我甚至有些高兴，从床上坐起来，面对熟睡的妻子，心里在叨念：“对不起了，我们夫妻只能到此为止了……”我决心走上自杀的绝路，似乎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用制造工伤事故的损招来结束自己的厄运，是我懦弱性格的恶劣表现。这一极端的行为，险些让我走上不归路。
就在我寻找机会实施自己设想的过程中，形势似乎又发生了变化，整天找我谈话要材料的那几位不大找我了，还通知我去变电房值班，事情就有点像台风来临那样，突然风向有些转移，以后再也没有找我的了……回想起来事情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我的疑惑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的。
老金还在继续说：“（我主事之后）我们知道此事后，立即去人要求撤回材料。可厂军管会拒绝撤回：你说你代表组织，材料送来时，他们也说他代表党组织送来的材料，叫我们如何对待啊！幸亏想起了多病的聂率章老人，他转业在船厂任副厂长。我们找到他，给他讲了你的情况，他很激动，直接找到军管会主任，说明他对朱林根的看法。聂率章批评说：总以为自己就是党的化身，以阴暗的心理，不顾别人死活！小朱再怎么有毛病，但他正直肯干，好学，敢于承担责任，艰苦奋斗，工作一直是好样的，这几年他的工作不断在加重嘛，代理建筑科长几年了，怎么能说这样的人对党不满呢？直到矛盾深化，他也并没有真正伤害人，心里有气是难免的，凭什么造摩，拿人往死里整啊！”
金处长说，看来“聂老帅”对你还是有好印象的，船厂后来让你承担建设，恐怕也是他的建议吧！我认为也许是的，好在我完成得上下都还满意，总算还没有给这位老人丢脸。
老金所说的聂厂长，在部队是处长，我们关系不错，他离开部队时还对我说过要注意群众关系，不要太要强。可这么些年过了，我仍然还是老样子，他也批评我一根筋杠到黑，吃亏是自己。
我在聆听，沉浸在自己的心境里——当年那最后一个谜团——奇怪的小会，今天终于解开了。整整十年，同在处长办公室，场景相似，但性质截然相反——谁最终失败了，一目了然。
十年生死两茫茫——今天金交代了过去的故事，让我心潮难平。
话说得太多了，外面人都早已下班。金处长送我出来，走出办公室，院子里已没大有人，只有我妻子还坐在那一大车军装被服前耐心等待。
我被平反了！由于当时复员的人很多（包括编余的年老体弱的），光船厂就有好几百人，我只是其中之一，加上我是“文革”中带头“造反”的人，因此我的平反反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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