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之交，青岛几个大学的学生冲击青岛市委，与保护市委的部分工人、农民发生冲突。我们家住的离青岛医学院、青岛海洋学院近，这里的学生是造反的主力。在医学院附近，我看过批斗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让他在汽车上站着，胸前挂着写着他名字的牌子。
我们学校里，由造反学生把所谓有问题的教职人员，称为牛鬼蛇神，既有学校领导，也有右派，每天押解他们劳动。还不时批斗他们。后背上给缝上白布，如“右派分子某某某”等。我亲见指导我们劳动的那位女右派老师，后背缝着白布，被押去干活。
学生们成立了两派组织，互相打斗，势不两立。在暑期中，我们还听说了乒乓球教练尹老师被学生批斗，逃跑过程中自杀的消息。
我个人挂名了“红旗”这一派组织。不是骨干，也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家里父母朝不保夕，也无心“革命”了。到了9月份，说是开学了，学校已乱成一片，相当一部分老师成了牛鬼蛇神，没有办法上课。我也记不清谁组织的，我们又下乡劳动去了。这次去的远，是坐火车去的。到本省的栖霞县。火车到桃村站，我们下了车。我已忘记去了多少人，除了我们班还有多少学生。只记得当地村里派了马车，从车站接我们到村里，住下，第二天开始劳动。正是秋收的时候，我们也整理过田地，帮助收过玉米。那一带都是山岭，地块很小，大部分是梯田。生产队的地在村子的南边，过一条小河到南面的山坡上干活。河水不深，有一道石桥供人和牲畜，以及小的车辆通行。那里的风景很美，河水清澈，头上是湛蓝的天空，绿色的山绵延到很远。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整天见到的是水泥和砖瓦的楼宇房屋，车水马龙，人声喧哗。有机会来到田野里，看到广阔的山岭田地，树木河流，感到很惬意。也因为几个月“文革”的疯狂，带给人恐惧和担忧，这里提供了少有的宁静，似乎远离了市廛。一起来的一位高年级的男学生，特别爱唱歌，他最爱唱的一首歌中几句歌词和曲调，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太阳那个出来呀红艳艳，
庄稼汉那个一心要胜过苍天，
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
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
这几句歌词和旋律，几十年里我一直记着，但一直不知道歌名，以及出自哪里。1968年我离开青岛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青岛的人和事，如中小学同学的名字，都忘记了，奇怪的是，这首歌却一直记着。直到20世纪末互联网兴起，通过网络查询，我才知道，这首歌是1958年放映的电影《金铃传》的插曲。我也在听到电影插曲的几十年后，第一次看了这部电影，听了完整的这首歌。不管这部电影的意义今天看来是怎样，但其中的插曲却是很好听。歌词也充满着浪漫的情调。
我们当时计划在这里劳动半个月左右，可来了没几天，大约是9月5日，一天晚上收工回到住处，带队老师找到我，对我说：“青岛那边来人带来消息，说你家里有事，让你马上回去。你明天早上就走吧。正好有另一个同学，水土不服，要回青岛。你们做伴。”我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但有种不祥的感觉。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所谓牛鬼蛇神、反革命“遣返”了，就是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强行驱离青岛，押送到农村去。但当时还想不到会降临到我们家头上。虽知道母亲挨整，但总感觉可能斗一阵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和那位同学离开村，走路到车站坐火车回青岛。我记得大约是中午时分的火车，在傍晚时候到青岛。我背着简单的行李，从大港火车站下车，走路回到大连路我们的院子。邻居有人看见我，眼神有些异样，我急忙往家里走，走到门口，隔壁的邻居大爷见到我说：“永生，你回来了？你们家走了。”我这才注意到大门上贴着一张约有一米长宽的大纸，毛笔黑字，标题是两个字“勒令！”这是那个时候，对所谓阶级敌人发告示时常用的写作格式。下面的几行大字，大意是说，革命群众勒令某某某（我母亲的名字），滚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某某（我父亲）立即办理退职手续，一同滚回农村云云。
离开青岛不过几天，再回家已经没有了。“对敌人就是要残酷无情，”这是当时红卫兵选择整人的原则，哪里还管家里的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后来我才知道，是厂里负责押送的红卫兵，来到家知道我不在家，派人到我学校 ，通知学校让转告我回来。
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住我同一个楼二楼的姓栾的妇女来了。她自“文革”兴起以后，被任命为我们院里的组长，代替了先前的邻居李大娘。因李大娘出身不好，不让她干了。这位栾姓妇女，当时小四十岁的样子。她丈夫也在邮电局工作，与我们院的好多人是同事。她家搬来的晚，跟其他人家关系不深。“文革”一起，她非常积极，整天往办事处和派出所跑，汇报我们院子里各家的情况。大概有人看到我回来了，告诉了她。
不过她也没对我凶，只是对我说：“你家走了。是你父母单位来的人办的。我把你送到厂里去吧。”于是，她带着我，我们走到辽宁路，坐上了5路电车，到铁中下来，她送我到了厂里。传达室打电话到保卫科，来人把我领到办公室里。栾就回去了。此人“文革”中一直上蹿下跳，想方设法整人。我们和邻居谢大爷一家都遣返后，她又总是想法整楼下李大爷一家。因为得罪人太多，时间长了，在我们院里不得人心，后来她丈夫想法调房子，搬到别处去了。80年代我回到青岛工作，与旧时的邻居见面，听到她早就去世了。也奇怪，“文革”中很多整人的人，后来都命不长久。
当天晚上，保卫科的一个人，让我在办公桌上睡了一夜，他在旁边坐着。那天我从早上走路，又乘火车，也很累了，竟睡了不错的一晚。中途醒了一次，看到那人仍不睡，我才明白，他是看守着我。
即将回去的农村，对于我已经很陌生。我离开家乡时才6岁，在城里生活了七八年，农村什么样也忘记了。再说，在老家农村时，母亲做教师，虽然我也跟着她在村里教学，但毕竟不是农民，也不太知道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辛苦。所以对于回农村，只是感觉“遣返”这个词和这件事是很侮辱人，对于到农村受苦，还不明白。因此，虽被驱赶离开青岛，有些生气，但却不厉害。经过了后来短短二三个多月的农村生活，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因此，到了1968年我们家第二次遣返，方感到更大的愤怒和不平。这是后话了。
第二天早上，厂里派一位姓宋的人，40岁左右，送我回农村老家。我们到了青岛火车站，人们习惯上称为老站，上了火车。一路上，宋师傅照看、实际上是看守我。他的责任很重，可以想象的到。要负责把一个14岁的孩子送到他父母身边，父母又是被强迫回农村的。大人孩子肯定有抵触情绪，因此宋十分小心，连我上厕所，他也跟着，不让我在厕所里锁门。
车到济南，我们换车。出了车站，到站前广场边的小饭店里吃了一点饭，应该是午饭吧。广场上人很多，不时有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押解着“敌人”走过，看样子也是送回农村的。这些挨整的人，穿着邋遢，神情委顿，胸前挂着各种名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等。革命运动对于敌人，在精神上斗争之外，还要施以肉体上的打击。因为当时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很大，城市里一般人生活虽然也苦，但总比农民强。把城市人发配到农村，精神上思想上的折磨，再加上生活上的不习惯，不少人经受不住，或被逼迫折磨而死，或自杀结束生命。
写到这里，提一下我岳母的姥爷，他是北京的资本家，“文革”中被遣返回农村改造，回家一看那个环境：亲人不敢靠近，吃水还要自己去井上担，他已经八十岁了，如何生活？想想无路，第二天就上吊死了。而我母亲，在“文革”，被送回农村到后来落实政策回到青岛，在这中间，原单位人都传说，某某某（指我母亲）已没有了。即死了的意思。想想，死了也是一个似乎当然的结局，是按照形势和环境，必然的事。而终于没有死，算是侥幸。
吃了点饭，我们又上火车开出济南。车开不久，咣当一声响，车猛地颠一下子，停住了。人们议论纷纷，传过来消息，是有人卧轨自杀。不一会儿，车继续开了。死的是什么人，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政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说，在“文革”期间有“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非正常死亡；135000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000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按这本书说是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
火车到德州，我们下了车。德州虽属山东省。但离我们老家，叫北二屯的属于河北省故城县的村子，不过10多公里。父亲在出站口接着我们。想是厂里事先发电报告诉他的吧。
父亲领着我与宋师傅到车站旁边一个小饭店里吃了个饭，宋师傅让父亲给他写了收条。我看到父亲写道：“今收到小孩某某”。我觉得很好笑，小孩子又不是一个物品，怎么能收到呢？后来年龄大了，明白，也只有这么写。也必须写。宋师傅要回去交差啊。
完成公事后，我们父子到附近的杂货店里买了几件生活用品，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回村里，见到了奶奶、母亲和姐姐弟弟们。几天之间，天翻地覆。我们家从青岛市民变成了农民。来到家，我才听家里人讲起他们被遣返，离开青岛回到农村的经过。
（5）农村初见
我回到农村老家以后，几天里陆续了解到家里人被遣返回农村的情况。
那天早上上班后，我母亲单位的人逼着父母亲，办理了全家的户口迁移，强迫父亲办理了退职手续。母亲属于敌人，自然退职也够不上。厂里人押解着他们俩回到大连路家中，执行“遣返”行动。
这些凶神恶煞般的红卫兵和所谓革命群众，让我母亲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院子里，逼着父亲收拾家里的东西，送往火车站，托运到德州，从那里转送回农村。
一片混乱中，家里的东西被草草收拾，有些零碎东西带不走就只好扔掉了。邻居们有围观的，大多是孩子，大人们知道这种恐怖的性质，有问题的家，人人自危，会想到自己是否会是下一个。隔壁的谢大爷避开厂里的人，悄悄地对我父亲说：“哎，你们走了，我也快了。”正是这样。我们家走后没几天，他家被赶回山东福山老家了。
据我姐姐讲，在火车上，押送的人还算开恩，让我母亲把胸前的大牌子摘了下来，放在一边，算是对家里人少一点伤害和难堪。一家人在数人的押送下，到德州下了火车。他们事先联系了德州国棉厂，因德州国棉厂是青岛国棉厂帮助建设起来的，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向德州这边借来一部卡车，装上我们的东西，送往农村。
他们带着我们一家六口人（奶奶、父母、姐姐、大弟弟和小弟弟），先驶往离德州约35公里的县城，找到县公安局，对人家说，有历史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原籍是你们县，现要遣送回村劳动改造云云。县公安局拒绝接收，理由是你们没有正式的手续和公文。青岛造反派开口一通革命大道理，我们县公安局的人不听他们讲，直接把他们赶了出来。
青岛来送我们的人，只好离开县城，直接把车开到我们村，软硬兼施地说服了村干部，让村里接收了我们一家。我们家尚有四间土坯房，这时被一户没有住房的乡亲借住在那里。是母女俩。有女婿在外面上班，不常回来。于是，这母女就急忙把西间屋腾出来，暂时让我们住下。七口人也实在住不下，所以这次在农村生活的两个多月里，我大部分时间是睡在生产队场院的窝棚里。
那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农忙期，我们这一家人一回到家，父母，姐姐和我就投入生产队的劳动中了。我个人感觉，村里的干部包括乡亲们对我们一家在城市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对全国正在搞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很了解和感兴趣。他们只是出于乡情，接纳了我们。在他们的心里，也许觉得，这家人的老家是这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既然回来，总要允许人家回到老家。那个时代，是集体制的生产队，添了人，就要分粮食。从这一点看出乡亲们的淳朴。大多数乡亲对我们家人抱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因为母亲的事情而歧视我们，在劳动和生活中还是尽量给予照顾。
我记得，我第一天参加的劳动，是去“杀高粱”（不知这个“杀”这样写，对不对）。就是用镰刀把熟了的高粱在离地面约一尺处割下来（留下的部分叫高粱茬子，分给社员，连根刨下来做柴禾烧）。不知谁借给我一把镰刀，我就跟着大家干活了。这天带领我们劳动的是一位假期里在家里劳动的学校老师，我喊他二哥，有时喊他任老师，他是县里正式的老师，早年师范学校毕业。也许母亲数年前在家乡教学时他们就认识。他自己是公职人员，妻子孩子都在村里，我们一个队，住的也很近。他教给我怎么干活，注意什么，也要求其他人帮助照顾我。
这位任老师是一位很好的人，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他的父亲是有学问的人，四九年以前做过教师，村里不少人是他的学生。他是国民党员，曾任过区长。在他任职的地方有很好的名声，离职时收到“万名伞”。但他无疑是国民政府的追随者，四九年前夕在共产党来到时，被抓住镇压了。任老师一家与我们家在村里劳动的多年时间里，一直关系很好，他的妻子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帮助。
这位任老师为人很好，从不参与整人，与人为善。上帝保佑好人。现在，他的儿女都有不错的发展，生活也不错。任老师夫妇高寿，夫人去世时过了80岁。我最后修改此文时值2025年9月，任老师几个月前去世，享年96岁。他一生热爱农业劳动，90岁时还能下地干活。他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我2015年回到村里时，曾去看望他。
农民生活是艰苦的，好在我们回来时正是秋收，刚收下粮食，虽没有细粮，但有玉米面可吃。没有饿肚子。但没有什么菜吃。吃水要到井里挑，没有电，用煤油灯。
父母都是从小离开农村，不会农活。母亲大多数时候，被安排与其他妇女一起在场里干活。父亲的年龄按说是壮劳力，但他从小离开家，没干过农活。生产队还算照顾，大多时间也安排他在场院里干活（他也住在场院里的窝棚里），跟着他人碾玉米等。因为，那时主要种玉米，人们吃的主要也是玉米面。说到这里，说一下，生产队上分给社员的粮食是玉米粒，需要自己去碾成面。村里没有电，有石碾子，但很费力，一个人推不动。人们要到有电粉碎机的外村去加工。用自行车驮着或用小推车推着去。最近的离我们村三里地，其他的更远。问题是，供电不正常，说不准什么时候有电和停电，有电的时候可以磨粮食，没电就只好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磨玉米，小米，夏收时小麦，都是很麻烦的。这种情况，一直到我离开农村（1975年秋天）也没有改变。
再说一下政治上。母亲是被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送回农村的，因此就被归入了“四类分子”行列。所谓在群众监督下改造，低人一等，借一句书名，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不时地让这些人做一些额外的劳动。体现出强制、强迫的特点，同时也是不断地给以羞辱，强化这些人身份的特别。比如，村里的大喇叭，晚饭后有村干部广播：“四类分子吃饭以后，拿着铣到水渠上看水！”所谓看水，就是到水渠边，看看是否有漏水的地方。
我仔细想一下，1966年我回到农村时，没有干电池的扩音器和喇叭。有事，干部站在房顶上用人嗓子喊，用一个铁皮的喇叭扩音。大约是70年代初，大队上有了上面说的电池带动的扩音器。再过几年，家家给装上了小喇叭。有事可通知到户了。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传到了农村，开会多了。群众大会也念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类。民兵几乎每晚开会学习，但这种青年人的会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质。我年龄不到不参加。但我姐姐参加了。她来自城市，又是初中毕业，在那时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她在民兵的活动中很受欢迎。经常会请唱歌或发言。也不过如此。毕竟我母亲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村里的一把手，是个青年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出身好，被任命为书记。生产方面他几乎一窍不通，开会时以他的职位，要讲话，但经常闹笑话。有一次，念文件或报纸，上面有“巴黎公社”如何，他现场发挥，加上一句：“听说这个公社离咱们这儿不远。”
我们也到集市上买东西。往西8华里有故城集，往东8里是四女寺集。都是走路去走路回。语录热传到乡下，到集上的供销社里买东西，要先背一段语录。这个事情，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说到过。后人会当笑话听，可确实是真实的。有些老年乡亲，一时背不出来，就不卖给东西。这个事情，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大家常常拿此事说笑。
就这样，我们回到家乡安顿下来，成了生产队的成员。也是我们这个小队的约30户人家中的一家。我们这个村叫二屯，又分为南北两个大队。每个大队分为五个小队。我们是北二屯的四小队。被从城市送到农村落户安家，我们只得接受，告别过去，盘算着像乡亲们一样，在此生活下去。在那样穷苦的生活环境与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中，一家大小如何生存？在那时，生存其实也简单，就是一个吃。能有吃的，就是生活。
（6）返回青岛
我们全家在村里安顿下不久，有一天，父亲把我单独叫到屋里，对我说：“我和你说说上学的事。你大弟弟，秋假完后，就在村里小学接着上，反正他小，也干不了活。你姐姐初中上完了，咱家目前这个情况，不能供她再上了。你才上了一年中学，不上了可惜。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还是供你再上二年，上完初中。”
父亲这一说，让我想起上学的事了。“文革”起来以后，虽说是还有学校，我们也几乎天天去，实际情况是没再上过课。回到村里，我就跟着干活，一切都是忙碌和新鲜，也就没想起上学的事。
我想父母也许考虑到我从小比较喜欢上学读书，一直成绩不错，中学又考在全市最好的学校。上到初一，如果不接着上，那就是半途而废，实在可惜。大人总是为孩子的将来前途考虑。
全县只在县城里有一所中学，要上学，就要吃住在学校，不但不能参加劳动，给家里挣工分，还要交学费，交粮食等，这也是一大笔费用。想来父母也是考虑再三，终于下了决心，用全家人的支持，要我再读二年，完成初中学业。
父亲让我到县城学校里问一下，看什么时候开学，怎样办理转学的手续等。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自行车，沿着河堤向西往县城去。我们的县城叫郑家口（简称郑口，来源于以前大运河上的槽运，这里曾是一个较大的码头），民间说是40里路，也就是20公里。当时的路不好走，全是土路。我为什么走河堤呢？因为打听了人，一是前几天下了雨，下面的路不好走；二是怕我走下面的路，穿村过镇，容易走错路。走河堤一条路，不会出岔。当然弯弯曲曲，估计要远不少。
一个14岁的孩子，坐在车座上，刚刚够着脚蹬，骑长途还有些吃力。用现在的眼光，家长怎么放心一个孩子独自骑车来回80多里路去办事？但特殊的年代，就会有特殊的事情。
也不知道骑行了多长时间，那时也没表。估计差不多了，眼前是一片市镇了，就跟人打听。证明是郑口了，就下了河堤，再打听中学。找到地方，几排青砖平房，与城市里的学校天壤之别。“文革”之风也同样吹到这里来了，房子的墙壁上贴满大字报，但经历了风雨，很多破损的。从一间屋里正走出一个男子，我看他应该是学校的老师。就把来意说了一下。那人说：“现在正在放秋假，等假期结束开了学你再来问吧。到时能不能开学也不知道，好多学生都去串连了。”
我只好打道回府，又骑40里回来了。到家跟父母说了情况，他们也没有办法。第二天，我就又干活去了。秋假结束以后，我也没再到县中学去问。因为那时我们家得到风声，可能重回青岛，也就顾不上办这事了。
本来离开青岛，我父母也就与原单位断了联系。可能也想不到，还会再回去上班。这事，是我一个亲戚引起的。他是我的表叔，即我父亲的表弟，在天津工作。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姑姑在老家，那个村离我们村10里路。我这位表叔在秋天的时候，来老家探望母亲，听说我家从青岛回来了，就特意到我们家来看看。
据他说，天津的形势变化很快。造反的红卫兵吃不开了，失去了声势和权利。这样的形势下，有的被送回农村的，已经回来上班了。
表叔来我家的时候，我父亲正被生产队上派往离我们家20多里路的地方，修水利工程。那时叫“挖河”。父亲在那里，在炊事班里给民工做饭。
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把表叔说的情况写在信中，打发我骑自行车找我父亲，当面说一下，让我父亲请假回来，回青岛找这事。我就一路打听着，找到了那个叫“代阳”的村，见到了父亲。父亲让我先回来，他要请假，当天回不来。
几天后，父亲回到家。准备出发到青岛了。其实在我表叔没来之前，我父母就将来的前途，也考虑很多了。父亲毕竟是出外见过世面的人。他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有足够的人生智慧。
那个时代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中耕种，按照家庭人口和劳动工分分配粮食。一般的比例是人七劳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从城市回到贫穷落后的农村，有老人在上，孩子都小，不是壮劳力。而我父母，虽正值壮年，但母亲一个妇女，不是干苦力的。父亲从小离家，根本就不会农活，也不懂农业方面的事。在那时的农村，家里有几个壮劳力，劳动一年，碰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仅能勉强吃饱饭，而且也是粗茶淡饭。我们这样的家，又无劳力，又不似农村人勤俭刻苦，可想而知，一家人的生活会成为大问题。无怪乎，我们到家不久，就有乡亲半开玩笑地说：“瞧他们现在，刚从城里回来，脸上还红红乎乎的，等过几个月，肚子里的那点油水没有了，就难看了。明年春天，你再瞧着吧。”下面的话没有说。看看农民的脸色，几乎人人面黄肌瘦。小孩子因为只吃稀粥和菜，一个个挺着大肚子。
父母当然知道这些。父亲想着一家人明年春天的生活。秋天分下来的粮食，往往只够吃几个月的，来年春天，到麦收之前的二三个月，家家缺粮。买粮食，钱从哪里来？靠生产队上分的粮食不够吃。农民有自留地，既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些经济类作物或瓜果，增加点收入。我们家后来的，没有自留地。有的人家靠纺线织布，有人靠养鸡养猪，卖点钱，缺粮时买粮食接济。再有就是，社员几乎人人是贼，队长不在的时候，偷队上的粮食，玉米棒子，豆子，红薯等，甚至柴草。这些我们都做不来。等待我们的是凶险的春天的饥荒。
作为一家之主，父亲想着，不能坐以待毙。他的打算是下关东，投奔我姑姑，即他的妹妹去。我这个姑姑，嫁在离我们二十华里一个村里。50年代也是看到农村里吃不饱，没有出路，就全家去了东北。幸运的是，他们去的地方是国营农场，在黑龙江宝清县，离中苏边境不远。人烟稀少，正在开发建设，需要人手，他们一家就落户在那里了。东北黑土地，粮食产量大，人均土地多。姑姑一家在那里，吃穿能得到满足。父亲的想法是如果能到那里，一家人起码能吃饱，不至于饿着。
他原来准备等秋收结束后，就到青岛，先去单位要来欠他的钱，拿着钱就奔东北，找我大姑。看能不能在东北落下户。如果能行，再回来接全家，一起去东北。
父亲随我母亲遣返回农村时，办的是退职。退职费是按每工作一年给一个月工资算的，他可领十几个月的工资。当时厂里给了他一半，也是好意。说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也花不了，也不安全。你等用钱的时候再来领。父亲的想法是，趁现在手里还有点钱，能跑到哪里活命，就跑到哪里。别等到将来，钱也花光了。想跑，连路费也拿不出来。
我表叔的到来，使我父亲出走的计划提前了。他去青岛的计划是，回去找单位，如果允许回青岛原单位工作，就回；如果不被允许，也不回村里，就直接从青岛去东北我大姑那。
父亲到青岛后，果然看到不过两个多月，形势有变。原先主使送我们回农村的人，大多不主事了。父亲提出和母亲回来恢复工作，也没有人不同意。但也没有人明确支持。总之，一切还是混乱。在此形势下，父亲决定破釜沉舟，就发电报给老家母亲，让全家人来青岛，只是少带东西。父亲的打算是，如果全家回到青岛，厂里不给他和母亲恢复工作，或者公安方面不给重新落户口，就直接到东北去。
其实那时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不过一家人用的被褥衣服和不多几样小型家具罢了。老家的人包括生产队干部和乡亲们，也不阻拦。本来我们来，乡亲们本意也说不上欢迎。
这回没汽车了。生产队派牛车送我们一家到德州火车站。一路上，看到成群结队串连的红卫兵，徒步沿着公路，向北京走。领袖在北京几次接见红卫兵，吸引了更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朝圣。进入秋天，北京发布通知，不准串连了。可是各地的学生，既然得到了这样好的免费旅游的机会，自然不会轻易停下来。
串连的学生，大多数是坐火车，但也有选择步行的。这些孩子们组成的队伍，大多10人左右一伙，由于离家日久，很多人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走的时间长了，又疲劳。已是军容不整，像是逃兵。
我们到了德州，托运行李，乘夜车，第二天一早回到了青岛。一下火车，又闻到青岛带有海的咸味的空气，很惬意。河北气候干燥，刚回去的时候很不习惯，总感觉鼻子里干得难受，我就经常吐点唾液到手上，再抹到鼻子上。使进入体内的空气有点水汽，感觉舒服一点。
原先的房子能不能回去住呢？当时赶我们走的人给封了门。父母亲一开始不敢贸然开锁住回去。父亲找厂里，厂里就给安排到厂对面的工人们习惯称为“老宿舍”的地方，临时住下。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那地方条件实在太差，一间房子住一户人家，不过六七个平方，外面是一个灶台，进屋就是一个大炕。据说这是当年日本人给工人盖的宿舍，四九年以后继续给工人住，仍是沿用旧制。即使这样的房子，一直到八十年代我调回青岛工作，还是热门抢手，一般厂里的工人，连这样一间房子也很难分到。
我们原先住的房子，虽然一家七口挤在两小间房里，也相当挤，但还有两家共用的厨房和厕所。而老宿舍这地方，厕所和水是公用的，条件更差。
第二天，父亲回到大连路我们原先住的房子看了一下，只是封着门，没有别人住。于是父亲当机立断，向厂里借了一辆地排车，装上我们的家具及行李，父亲在前面拉着，我在后面推着，我们爷儿俩一路拉回到大连路，一家人又重回原先的房子住下了。
就这样，父母回到单位，继续上班。我也回到学校。学校仍然在闹革命。有些同学知道我家被遣返，问起这事，我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搪塞过去。但在那时，家里被遣返回农村，在同学们眼里，是很丢人的事。在人面前，说到这些，能感受到他人歧视的目光。同班的同学，原先常一起玩的，多数从此疏远我，不再跟我一起玩了。来年春天，班上有同学组织了一次去烟台的徒步串连，也没有人邀我一起去。虽然其中有几位是我以前一起玩的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这些，使我初步体会到世态炎凉。（待续）
作者在家乡村里7年多时间里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相
地窨子。图片来自网络。与我们挖河时住过的相似
独轮车。当年我几乎天天用的生产生活工具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