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米德是美国政治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早年以《超越权利：公民的社会义务》一书闻名，该作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福利改革，强调福利不应仅是“权利”，而应伴随工作与责任义务。他的研究深受新保守主义影响，聚焦贫困、政治文化与社会政策。2019年又出版《自由的负担：文化差异与美国力量》，《政治崩溃》延续了这一脉络，将目光转向当下政治乱象。
米德在书中直言：“最近，我们的领导人对彼此越来越敌对。” 他认为，美国政治的“崩溃”不是偶然，而是文化变迁的产物：从20世纪中叶的共识政治，到如今的部落主义对立。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国会辩论的粗鲁化，还反映在选民对精英的不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瓦解。米德通过历史案例和实证数据，论证政治失败源于道德基础的侵蚀，而这正是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核心遗产。
米德将美国政治的失败归结为三种相互交织的文化危机：道德个人主义的衰退、福利依赖的泛化以及身份政治的兴起。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计划虽旨在缓解贫困，却无意中强化了“受害者叙事”，削弱了传统的自力更生精神。这导致政治话语从“机会与责任”转向“权利与补偿”，最终酿成今日的极化。
书中一个关键章节分析了“文化转向”，米德认为，美国曾以清教徒遗产为基础，建立起强调个人自律与社区规范的社会结构。但全球化、移民浪潮和后现代相对主义侵蚀了这一基础，导致政治家们更倾向于短期民粹，而非长远治理。 例如，他引用数据：自1980年代以来，国会通过的法案中，党派分歧率从30%飙升至90%以上，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共识的崩塌。
米德的分析并非悲观主义。他主张，通过重振“道德个人主义”，美国政治可重获活力。这里的“道德个人主义”并非利己主义，而是源于基督教伦理的平衡：个人自由需以责任为前提，社会福利需以互惠为条件。这种观点在书中反复出现，呼应其早期著作对福利改革的呼吁。
《政治崩溃》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将政治危机置于美国基督教文明的宏大叙事中。米德认为，美国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其宪政框架（虽重要），而在于其文化土壤——一种植根于新教（尤其是清教）传统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的独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个人责任与神圣义务的融合：不同于欧洲的世俗福利国家，美国基督教文明视个人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故强调自力更生与道德自律。米德在书中写道：“美国的全球力量与声望并非源于个人权利与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而是源于我们的文化个人主义，它要求自立与道德纪律。” 清教徒移民将《圣经》中的“工作即侍奉”理念注入建国精神，使美国社会形成“机会平等、结果自负”的文化规范。这与拉美或中东的集体主义和东亚的专制主义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导致政治依赖与腐败循环。
2. 社区互助而非国家干预：基督教文明强调“爱邻如己”，这在美国体现为志愿主义与慈善网络的繁荣。米德指出，19世纪的美国，教会与互助会承担了大部分社会福利职能，避免了欧洲式的国家膨化。今日政治崩溃，正是因为政府取代了这些社区角色，导致公民疏离感加剧。相比之下，美国的基督教遗产赋予了“公民社会”独特活力：据统计，美国慈善捐赠占GDP的2%，远高于世俗化严重的西欧国家。
3. 道德共识超越多元主义：尽管美国是多元社会，但其基督教根基提供了“公共道德”的锚点。这使得美国能在移民浪潮中维持凝聚力：新移民往往通过基督教教会融入主流，而非封闭社区。书中提及，早期意大利与爱尔兰移民的成功，正是借助天主教会的道德框架实现的。米德批评身份政治将文化多元转化为部落对抗，忽略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如宽恕与和解。
这种独特性并非完美无缺。米德承认，基督教文明也曾滋生奴隶制与本土主义，但其自我纠错机制（源于《圣经》的平等观）使美国屡次革新。相比其他文明，美国的“例外论”源于此：它不是种族或地域优越，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召唤。
《政治崩溃》不仅是诊断，更是米德为当今的美国开出的处方。米德呼吁政治领袖回归基督教文明的精髓：通过教育与政策，重建道德个人主义。这本书出版于2025年，正值美国大选余波未了，时机敏感而深刻。它提醒我们，美国的伟大不在于权力，而是文化，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文明光芒。
在全球化时代，重温美国基督教文明的独特性，或许是破解政治困境的钥匙。正如米德所言，这种文明“要求我们每个人成为更好的人，从而构建更好社会”。对于关切中美关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崩溃》提供了一个镜鉴：理解美国文化的深层肌理，方能洞察其政治韧性与复杂性。
原载葛陂小记
202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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