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在当时的农村，副业经营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这个生产队效益以及社员的收入怎么样。光靠农业，充其量满足温饱而已，要富裕，不可能。换句话说，副业好，社员的生活水平就高。所以从生产小队到大队，都想方设法拓展农业以外的生产和经营。这在“文革”期间也是允许的。作为小队长和大队（一般就是一个村）的负责人，也想方设法搞副业，因为他们自己和家庭也是与社员捆绑在一起的。
对于信息闭塞、社员文化水平低、不懂科技，又缺少经营人员的农村，创办副业，困难很大。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制约因素，是当时的大小队长和其他干部，都要选所谓“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的人担任，这样选择出来的干部，往往是智力平庸，没见过世面，缺少创新能力的人。而有本事的人，因为成分不好，不能担任干部。因这个原因，埋没了许多人才。出身不好，有灵活头脑和有一方面技术的人，只能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不能参与经营与决策。
我们这个小队，曾经聘请过一二位外村技术人员，帮助建立了一个做毛刷的小作坊，生产几种刷子。但做了一段，质量不过关，也没有销路，就不做了。
还有，我们队上有一家，婆媳俩在农村，儿子在东北当工人，经他介绍，队上派几个人到东北，做维修大帐篷和盖货物的大油布，也算是队上的一个副业。但做了很短时间，没有活了，也就回来了。我在家乡时期，其他小队也没有做成功副业的。毕竟一个小队只有30几户，100多口人，人才也少。
我们这个村却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着一个副业，那就是我们村两个大队共同建立和经营的砖瓦窑厂。它是我们两个大队重要的收入来源，每年给我们村10个小队分红。具体分多少，我不知道。生产队上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大部分钱来源于窖厂分钱。社员也很支持和仰仗着它，带给大家一部分收入以及用砖瓦的便利。
砖瓦窑厂建在村东南的一片地里，占地10多亩，有两座窑炉，有呈丁字形的生产车间，还有几间办公用房和伙房。说是砖瓦厂，其实主要是生产红瓦。砖瓦窑厂每年春秋两季生产。夏天天热潮湿多雨，瓦坯晾不干，没法生产。同样道理，冬天冷，瓦坯结冰，也不能生产。这样算下来，大约一年中能生产七八个月。
工人由各生产队派，队上记工分。平时各生产队还承担运输任务。一是运回烧窑用的煤，二是把生产出来的瓦送到德州火车站，发往客户。窑厂有三名管理人员，一正一副厂长，另一人我们叫“外跑”，按现在说，是业务员，负责对外联系销售与采买业务。外跑还兼着会计。对于厂长，人们并不喊他们的职务，仍是按照乡亲的辈分来称呼他们。
李姓副厂长负责生产，韩厂长管全面，包括与村里的干部及外面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等事务。这三位管理者合作得非常好，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在当时的村里，干部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甚至可以说总有很多矛盾，有时还很激烈。拿我们大队来说，从大的方面讲，村里有两大户，姓L的和姓S的，两姓长期以来不太和谐，有对立，影响到干部选举任命以及平时的工作安排等。
窑厂不存在干部之间互相拆台的情况。抓生产的一心扑在生产上，办事公平，在工人中威信好也有权威。抓全面的厂长不常在厂里，但他把大事处理得非常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为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很有威信。
砖瓦厂的活很累。工作时间，从天刚亮开始，干一会活才吃早饭，中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的样子，下午干到几乎天黑。算下来，总有10个小时。但因为记分高，10分，是最高的工分。最重要的是，厂里管两顿饭。这在缺粮的农村，特别有吸引力。而且，这两顿饭，给的量大，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剩下，可以把窝头带回家吃。
早饭是三个窝头一碗黏粥。玉米面的窝头每个号称是二两干面做成。盛粥的大涮碗，直径应该是25—30厘米。中午一大碗菜汤，5个窝头。我在窑厂干活时，大约每天能剩下两个窝头，够晚上吃的了。
在窑厂里干活，还能吃上肉。在那个年代，那可真是做梦也想的事。我曾写一文，记录在窑厂干活时吃肉。
农村人一年吃三次肉：春节一次，端午节一次，八月十五中秋一次——有些经济情况不好的家，一次肉也吃不上。
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砖瓦窑厂干活时吃肉的情景。
离端午节还有半个月，也许是一个月之前，吃肉就成了我们主要的话题，有人千方百计地打探消息，买肉的计划如何，由谁去买，到哪去买，买多少等。得来的消息互相传递着，人们在谈吃肉的时候喜形于色，那种兴奋，我想大约吸大烟的人也就不过如此吧。
端午节那天，大家的关心更紧迫了。其余的人还必须照常干活，负责打探消息的人（这一或几个人干的活是可以忙一会儿就放下停几分钟的，所以可以担当此任）川流不息地往伙房跑。
消息不断地传过来：做饭的师傅已经把肉切好……下到锅里了……正在炖着……估计熟了，已经不添柴禾了……
这一天的上午，似乎时间过的格外慢，终于开饭的时候到了，每人分到不太满的一勺肉。我们盼了几个月，真正是梦寐以求的时刻啊。现在想来，依当时的情况，如果随便吃，那非撑死几个人不可。
还有一个好处，窑厂大部分的活是在室内，虽然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却可以避免在田地里干活的风吹日晒。此外，这里全是年轻人，一起干活，说说笑笑，气氛也好，这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地方。唯其如此，到这里干活不容易，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队上推荐跟窑上直接点名要相结合，尤其是窑厂指名要最重要。所以实际情况是，队里的年轻人想去的多，但窑厂毕竟用人有限，只有部分青年人实现愿望。
窑厂干活的大约有20人。除了一位操作柴油机的技术工人是个中年人，还有一位木匠算是个接近老年的。其他全是20几岁的年轻壮劳力。但也没有太大的，似乎没有超过35岁的吧。
我长到18岁，算是一个整劳力了。劳动一天，给记10分工分。前面一节写到我刚过了19岁，就出过河工。也算是经过了最艰苦的劳动锻炼。出过河工，回到生产队上干活以后，为了节省粮食，多挣工分，我想到窑上去干活。都知道这活累，但毕竟有以上说的吸引人的地方。
写到分粮食，我觉得，当时村里人几乎家家孩子多，可能除了不会避孕，缺少避孕工具以外，再就是人多也可分粮食多。所以当时人们说到生孩子，常说的一句话是：“就当养个小狗拉拉着”。这个“拉拉着”，我体会意思就是随便养着。活就活，死就死。活着就能分粮食。
我们小队上会计是一位残疾人，当时30多岁，他是右手右脚不利索，靠左手写字和打算盘。分粮食大部分是在场院里分，而分柴草大部分是在田地里。每次由会计根据人七劳三的原则算出各家应分的数量，其他人称秤。分柴草，就由他直接分。比如，玉米杆，就是队上派社员掰下玉米后，每家分一或二垄剩下的杆，由各家自己去刨下来当柴火用。人是按照当时的人口，劳这方面是按照去年一年结算时的工分比例来分配。
我家分到的粮食少，又不能像其他社员家那样节省。环境改变人，我们逐渐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最实在的东西，米罐里有多少粮，是眼睛可见的。如果存粮不多了，就发慌。我们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父亲求援。
母亲听我说想到窑上干活，也觉得反正在哪也是干活，到那里省一点家里的粮食也好，就去找了前面提到的窑厂的韩姓厂长，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和愿望。韩厂长同情我们的情况，就同意了。由他跟队上要我到窑厂干活。这样，我在砖瓦窑干了2年。这大约是在1972年、1973年，是我20岁和21岁的时候。我1975年秋季离开家乡村子，到县知青点继续下乡。在家乡时的后二年，主要是操作柴油机，到田里劳动少了一些。
烧制砖瓦，需要粘土，一般的沙土不行，要红胶泥土。这种土呈红色，很粘，也很硬，正是制砖瓦的好土。我们村的东南方面，恰巧有一大片地是这种土。窑厂就建在这里。
制作砖瓦首先要把土地表面上原先耕种的约有二尺左右厚的土移开，下面就是红色的粘土了。工人先放水把土湮湿，再用推车装运到车间里的搅拌机里，由机器带动叶片，和成像面团一样的泥团。我说的是制瓦，制砖是另一套程序。回头再说。
和泥半机械化。由一台8马力的柴油机带动搅拌机叶片和泥。和好的泥团由工人搬运到一个大的石头台子上，人工再摔打，让泥团中的水与泥充分混合。我们叫“揉熟”。然后分割成长方形的一块块比瓦稍大一点的泥条，生产时一块一块地摆到压瓦机里。
压瓦机是人力操作的一种机械，固定在一个半人高的木台子上。机器约有多半人高。上面是一个大圆盘，它的下方是螺旋形槽的轴，轴的下方连着压瓦的铁模具的上片。下片固定在一个横的轴上，分别从两个对立方向，由两个人推进和拉出。拉出时，由一名工人将泥的瓦坯放入模具下半的上面，工人将模具下片推进去，接着上面大圆盘转动，上片模具下行，压在下面的模具上，两面模具咬合，形成压力把泥坯压成瓦形。再升高上面的模具，工人把下模拉出来，把压好的瓦坯翻倒在木头做成的架子上，由另外的工人运走，送到专门放置瓦的大木架子上晾干。一个方向的模具推进时，另一个方向的模具推出。这样形成连续的压瓦作业。
前面说过的大转轮，也就是用来压泥成型的部件，是由人来转动的。由两个人站在两面，分别抓住转轮上突出的把手，两人一齐用力顺时针方向转动，使大转轮带动上片模具，压到模具下片上，压出成型的瓦坯。再将大转轮反向旋转回到原来的高度，这时下面的工人把压好的瓦坯拉出，另一面的正好推进来，就开始压下一个瓦。
整个压瓦机的操作由6个人配合完成。两人转轮盘，两人推拉模具，两人往模具上摆放泥坯。转轮盘，是最累的活。与摆放泥坯的工人轮换。转盘很重，要靠它的重力将泥压成瓦坯。对面站立的两个人要使出全身力量，身体倾斜着，拉开架子转动或反向转动轮子。这二人还要配合好，劲使到一块，才能使轮盘上下合适到位，也便于下面的操作手，拉出和推进模具下片。站在木架子上转轮盘，不一会就汗流浃背。这个活，我们叫“拧大轮子”。我在窑厂二年，都是干这个活。与我的伙伴合作的很好，干起活来，配合默契。说起来，干这个活，除了有体力，身体要灵活，并能掌握节奏，甚至可以说是韵律。有的特别笨的人，就干不了这活。我毕竟是在城市里长大，读了初中一年，有点各方面的知识。所以学起农活和其他技术也算是比较快。除了窑上的活，前面提到后来队上买了柴油机以后，派我来操作，我也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术。
（18）在砖瓦窑厂干活（下）
压制出来的瓦坯在架子上晾到可以搬动而不变形了（这个过程大约要两三天），就要把它取下来，再摆到院子里放在太阳底下晒，让它真正干，成为很结实的瓦坯。这道工序是我们每天到窑厂后的第一项工作。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到了窑厂就把瓦坯从木架子上一块一块地拿下来，用推车运到院子里，在地上排开。当然下雨就不能旺瓦坯。如果连续下几天雨，窑厂就停工。
窑厂在当时冒着被说成资本主义的风险，在管饭之外，对生产瓦坯实行计件，完成定额后的产出，给以奖励。须知当时的口号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搞物质刺激。从这方面看，那时的窑厂领导思想比较解放。一定的物质刺激才能保证较高的效率和符合质量的产品。那个年代，我们村窑厂通过生产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李姓厂长每天跟我们的工人的头，算是班长吧，一起记录干瓦坯的数量。超额部分到月底给我们发奖金。多的时候，每月每人可得五六元钱，少的时候有二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一笔收入了。当时生产队一天的工分也就值几分钱，好的队一毛钱。
我用攒下的钱，进城的时候，买了几乎当时能买到的所有的鲁迅著作，是“文革”期间印行的单行本。约有20本吧。还买过其他书。还花十来块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七十年代，半导体收音机刚传到农村，为农村人的业余生活增加了兴趣。我用它来听听新闻，也收听文艺节目，可惜那时文艺节目主要是几个样板戏，听来听去就不爱听了。偶尔收到安徽台，某个时段教英语，我想跟着学。但一是农活紧张，到了节目时间往往有活需要干。还有就是，距离远，常常收不到，就放下了。
再说窑厂的生产。到了够装一个窑的瓦坯，就由各生产队派人来装窑，就是把瓦坯装到窑里去。窑是在平地上用砖垒成的，约有七八米高的样子。实际上就是个大火炉。由上面装入瓦坯。要一层层地装，各层之间要铺上一薄层煤，这是因为光靠从下面烧，浇不透。装到窑顶后，上面用砖和碎瓦沫盖住。然后从下面点火，烧窑。
烧窑是个技术活。听说一开始，村里从别的地方请技师来烧窑。时间长了，我们本村有了这方面的人才，就自己干了。我们队上前面提到的R老师的弟弟，我喊他三哥的，他是烧窑的把式。每年都在窑厂干这个活。烧窑很辛苦，因为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下，要黑白天连续烧，直到烧好。烧窑要掌握好温度与时间，现在这些过程都可以通过仪器仪表来测量和显示，但那个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一切全凭经验和现场的观察。
每一窑大概要烧5~7天，然后冷却数天，就出窑了。也是全人力，与装窑反过来，是从上面往下搬运出成品的瓦，这时已通过高温烧制，泥的瓦坯变成陶的瓦了。
这个活，说个土话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如果在夏天，进入窑内温度会有40度以上。最不好受的是，窑内实际形成了一个风洞，一搬动瓦，随之而起的煤灰就扑面而来，向人们的眼睛、口鼻灌来，无法逃避。若是现代，可有眼镜口罩，甚至专门的面罩防护，但那时什么也没有。任由煤灰进入眼鼻口，不一会，嘴里吐出来的唾沫就全是红色，口鼻、身上满是煤灰渣。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排成队，每人搬5~10片瓦，从窑上面走到平地上，排成瓦墙。再接下来，由我们，窑厂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每捆约10片用草绳捆在一起。然后运出去。据说大部分销往天津等地，用于建筑房屋。
制砖不需要在室内，是在室外，由工人把湮好的土和成泥，压制在砖模中，直接排在室外晾晒，干透后装入窑中烧制就可以。这个活，也很累。外加在外面强烈的日光下工作，是公认的累活。我没有干过制砖的活。我们窑厂主要是生产瓦，只生产很少一部分砖，供应村民盖房时用。我不知道原因，也许是生产砖利润低或少有销路吧。
我在窑厂干活的日子是累并快乐着的。除了可以节省下家里的粮食，精神上也比较愉快。在队上，队长对我们几个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四类分子的人，总是有一些偏见和歧视的。累活脏活全派给我们。遇到不满意，其他社员可表示反对，或表达不同意见。我们这些人，不敢反对或表达不满。俗称我们是有“黑点”的人。虽不像我们的长辈，那些四类分子一样，他们更不敢乱说乱动，但我们也只能忍受小队长及村里其他干部的歧视。
举例来说，前面说过我家里买了独轮车，从此以后，我几乎天天要推着它干活。队上每天派任务，几乎总是说：“你推着小车。”别人只扛着一支铁锹，轻松自在。我却要多此一项推车的任务。再比如，出外给生产队上推化肥、农药等，推着独轮车到故城、德州等地，最远到王同火车站，50华里，来回就是100里。像这种苦差事，大多是派给我们几个四类分子子弟，我们不敢说不去。
如果敢于顶撞干部，或拒绝派给的任务。最绝的一个惩罚，队长一句话就行。那就是停止你出工劳动。这就一下子剥夺了你生存的权利。不让你劳动，你轻松了，但没有了工分，你吃什么？
我在农村劳动的数年中，虽尽力忍耐，但也偶有反抗村里干部，主要是小队长的时候。他们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含有你就是比别人低贱，你是“黑人”，就必须无条件地听话。叫你干累活脏活是应该，你也应该在劳动中改造等这样的意思在内。
阶级斗争的学说，也是深入到了农村干部的脑海中的，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接受。他们也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利，配合着当局整肃被称作“敌人”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
受到欺负的时候，母亲或他人总是劝我“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只能用这样的阿齐精神，安慰自己，选择妥协或说是投降。只有一次，忘记了为什么，顶撞了队长，他气得吹胡子瞪眼，连连喊：“我停止你出工！”我就只好回家休息了。事后，母亲不得不亲自去他家赔礼道歉，队长才收回成命。
公道说，我们村里，从大队到小队，我在家时经历的干部，绝大多数本性是善良的，总体上对我们家不错。有个别人在某个时期，在某件事上欺负我们一次或一时，都不算严重。这也是我们家能够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的原因之一。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与某些小队、大队干部之间曾发生过的矛盾与不愉快，被时间以及个人的成长冲淡殆尽。我写到这里，从内心表达对包括大队、小队上干部在内的乡亲们的感谢！感谢他们在我们家遭难的时候接纳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文革”这一段困难的时期。其中的几位干部，甚至是全力帮助我们的，在当时冒着一定的风险，更应该感谢他们。“文革”结束，我们家离开村子后，一直与部分乡亲保持联系。
当我步入晚年，更时常重温“文革”时在家乡时的生活，留在记忆里的那段虽然动荡但丰富的青年时代的生活和劳动场景，那些久已逝去的喜怒哀乐，经常出现在梦境，也常由现实生活中的某事引起回忆的联想。当年一起劳动的伙伴们，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随着时间的沉淀，更显得弥足珍贵。近年来，我几次回到家乡，与当年的乡亲和伙伴见面。我们仍然是像当年一样，感觉互相之间没有隔阂，情深意浓。
窑厂活特别累，但一群年轻人也总是能找机会苦中作乐。有一二次，晚上到德州看戏，虽然仍然是样板戏，但也很吸引人，毕竟人们是需要文艺来调剂生活的。我们在傍晚收工后，顾不上吃饭，骑着自行车，赶到德州市，找到戏院，买上票，一边匆匆吃上几口饭，进了剧场看戏。看完戏再骑车回来，来回大约要60华里，尤其是回来，人累，晚上看不清路，骑行很吃力。回到家就半夜了，第二天照样要早起干活。
窑厂全是年轻人，清一色男的，常常讲一些晕段子，窗外有女孩子经过，大家会一齐探头出去看，有时出些怪样怪声。碰到厉害的女孩，会招来一通骂。但我们也仅止于此，并不曾对女性有过头的言语，更没有冒犯的行动。
农村青年找媳妇难，由于生活苦，女孩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农村，不愿意嫁给村里的男孩子。因此，打光棍的男子多。为了找媳妇，当时的农村，还有两项特别的途径。一是到南方“领媳妇”。二是换亲。先说第一种，是到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偏僻农村。那里的人生活更困难、劳动更艰苦，女孩也很想离开，我们家乡的人就到那里去，找到愿意嫁的人家，出些钱，把女孩带回来结婚。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大概一开始规模小，当地政府没管，后来去的人多了，成了拐卖人口了，当地就抓人。去领媳妇，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以我们村为例，有一年，有一个人，他自己有媳妇。此人比较精明，曾在大队上当过干部，他去了一趟南方，带回来两个女孩，云南某地的。一个介绍嫁到别的村，一个介绍给我们小队上比我大几岁、我们常一起干活的一个男孩。女孩来到这里就与这个男孩登记结婚了，也没办什么仪式。村里人都去他们家看过，女孩长得不错，说着方言，有一部分话能懂。来到我村后，她的婆婆寸步不离地看着她，怕她跑了。后来，有了孩子，一直在我们村与丈夫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现在也是老人了。南方来的女人，也有专门来骗钱的，结婚要一部分钱，然后找机会跑掉。领媳妇失败的不但人没领回，往往带去的钱被没收，甚至交不少罚款，才被放回来。我们村里一位青年，家里成分不好，找不到媳妇，某年也到南方领媳妇，但撞到枪口了，被当地抓住，据说受了相当的皮肉之苦，带去的钱也被收缴了。人是回来了。但是鸡飞蛋打。
再说换亲。男孩找不上媳妇，如果家里有一个姊妹，可用换亲的方式达到目的。两家互相把家里的女孩嫁给对方家的男孩。两家的男孩都找上了媳妇。这种婚姻的方式，基本上是以男孩娶上媳妇牺牲了女孩，来实现的。首先找不上媳妇的男方，往往是家里穷。其次这个男孩也可能智力不高、外表不佳，甚至有某种残疾。为了帮自己的兄长或弟弟娶媳妇，就需要家里的女孩牺牲，去嫁给看不上的男孩。这是很残忍的。大多数这种家里的女孩，在亲情的束缚与父兄的压力下，不得已答应下嫁，去承受一生没有爱情的生活。婚后，即使非常不幸福，也不敢离婚，因为如果你离婚，那夫家就会逼着自己家的女子也离婚，让想离婚的女子的兄弟又成了光棍汉。这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女孩，碰到的男子不错，虽然不是自由恋爱，但婚后生活中，建立起感情，生活幸福的。但总体上说，换亲这种婚姻方式是落后和残酷的。反映了经济的落后与女性地位的低下。现在随着城乡差别的缩小与女性地位提高，已经成为历史了。但它的消失，应该不过二三十年？八十年代，我在师范学校做教师时，我们教职工宿舍的一位邻居，两口子比我年龄还小些，妻子的妹妹在农村，常来姐姐家。姑娘高高的个子、挺文静漂亮的一个女孩。听说为他的哥哥换亲，将要出嫁了。我和妻子听了唏嘘不已。不知她的对象是个什么样的男子，她自己是否愿意嫁他，以及后来的命运如何。
（19）回青上访
1973年，在我们回到农村四五年之后，从东北长春来了两个搞外调的，来向母亲调查她当年在长春参加旧警察时的同事，名字当时母亲说过，但我忘记了。她是母亲那时的好友，四九年以后，交代各自的问题时，都将对方提供给组织，当作这段经历的证明人。
他们不远千里，找到青岛，得知母亲回到了农村，又来到老家，找到母亲。明白来意后，母亲特意着人把我也叫回来，一起与这二人谈话。大概母亲是想让我也了解有关情况，可以娘俩分析一下利弊等。因为当时母亲也不知道来人的目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母亲也怕说错了话，给自己和她的同伴带来麻烦。
来人道明目的，他们就是母亲同伴单位的，通过母亲了解母亲这位同伴的情况。其实就这么点事，母亲与她不过同事了几个月。很简单。事情不需要隐瞒。母亲证明她，也等于证明了自己，只是投考并被录取为警察，培训期间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等。母亲自己还没从事正式的工作就离开了，更没有参加针对对立政党的活动，也没有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等罪恶。他们要求母亲写了证明材料，按手印。我只在一边旁听。
通过交谈，母亲发现，来的二个人的立场和态度是同情母亲这位同伴的，也因此，他们对母亲的处境也委婉地表达了同情。也是他们，非常难得地暗示母亲，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尤其是听到我的情况，更表示这样处理我，即强制我随母亲遣返农村是不应该的。
这二位来人，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所以他们走后，母亲就与我商量，我们就按他们的说法，回青岛上访。看有无解决的希望。第一步，母亲让我去，因为考虑到我的事情很单纯。几年前他们把我强制随母亲送回乡没有道理。就是要下乡，我也应该随学校安排，跟学校走，那样的话，还是“知识青年”，下乡还是光荣的事，而不是这样成了四类分子子女。要求厂里落实政策，解决我的问题。
此时正是夏季，大约是七八月份。麦收已过，秋收未到。请假也好请。这样，我就给队上请了假，在离开青岛差不多5年后，独自一人回青岛上访了。这次回青岛是“文革”期间，我唯一的一次回青岛。再回青岛的时候，是换了人间的1980年6月，我帮助母亲与小弟弟重回青岛安家。
1972年我回青岛上访，待了大约四五天，分别到了父母的单位青岛国棉某厂、纺织局和我的母校青岛二中。申诉我的情况，希望能把我转成知识青年。但接待的人，只是记下我的要求，没有答复可不可以解决、什么时间解决。我无奈只好返回农村。
街景依旧，但我的身份已成为一个农民了。虽然无论是到哪里去，是乘车还是步行，都十分熟悉，但内心里却凄凉地感到，我已是被青岛赶出去的一个弃儿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但已不属于我了。几年听不到这第二故乡的乡音，感到十分的亲切，唤醒了好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但无力改变目前的处境。
我首先到了国棉×厂，传达室打电话让保卫科的人来领我进去，到了办公室内，还是1966年第一次遭遣返时住过一夜的屋子。但接待我的人，不是当年的人了。他们听了我的要求，态度还是不错，对我说：“现在没有政策解决你的问题。”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来回答我。对母亲的事情，他们不置可否。既不说送我母亲回农村对，也不说不对。几乎相当于搪塞和拖延。在青岛期间，我到厂里去过两次，结果都一样。
我又到了纺织局。纺织局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处理上访事宜。门口有好几个人在等待。轮到我进去，接待我的人问了情况，回答几乎和厂里一样。没有政策，你的事情不能解决。不过可以记下你的要求，以后如有政策，会解决。我也就只好离开了。
出门后，站在走廊上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我们说起话来，他也是来上访的。他随母亲遣返到山东潍坊农村，姓安。他来过多次，也是一样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没有头绪。无可奈何。我们互留了地址，回去以后，常通信，一直都回到青岛。
我也到了母校二中，传达室让我到教导处。这里的老师也无奈，说：“送你回老家，是你母亲单位办的，你只有去找他们。”说起来也是这个理。是啊，并不是学校送我回去的，他们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这次回青岛，家已没有了，原先住的房子被他人占了。吃住在哪里？和上访遇到不同的人一样，在解决这些生活问题时，我也一样体会到人情冷暖。但总体来说，我家的亲戚、旧日的邻居都同情我，接待我，帮助我，令我感动。这些事，至少说明“文革”把人强行押送到农村这种政策和行为，很多人并不赞成，因此才会对此遭遇的人给以同情和帮助。再者，无论上面怎样宣传阶级斗争，但民众还是坚持基本善良的本性，尽量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帮助。
我要在此记下和感谢的是邻居李大爷一家。当时李大娘已去世了。见到我以后，李大爷主动对我说，可以到他家吃饭，住在他家。此时李大爷家两个大的女儿结婚离开家了。三女儿下乡到潍坊。家里只有小女儿和小儿子。在青岛几天，我除了在我舅舅家住过一个晚上，剩下的三四天都是住在李大爷家。李大爷和家人对我很热情。他家的四女儿比我小二三岁的妹妹，还默默地把我放在他家的换下来的衣服给洗了，叠好交给我。李大爷问起我上访的情况，当我说要到纺织局的时候，他告诉我地点与交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避嫌，主动留我吃住，让我在情绪低落时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我们这个小楼，楼下是两套房子，中间有上楼的木楼梯隔开。这两套房子，李大爷一家住着一套，我们家和谢大爷家合住一套。那时的邻里关系非常好，前面我说过了。直到“文革”，都还是称呼王先生张太太的。邻居们彼此也很宽容和包容，有困难互相帮助。
比如我家吧。原先父亲与姐姐二人在青岛住着这么一间房子，尚可以。后来，母亲带着我们，还有奶奶也来了，住房就很挤了。不得已，把原先用来做厨房的一小间改成了住房，奶奶住，我后来也跟奶奶挤在那么一张不大的床上。
到哪做饭呢。谢大娘家就同意我们用他家的水管来接水。父亲又利用楼梯间在里面垒了一个锅灶，我们家就在那儿做饭。但楼梯间里还有两个小储藏室，分别由李家和谢家使用，我们在此做饭，影响人家用储藏室。但他们两家都没有因此而阻拦我们占用楼梯间。此事在今天恐怕不可能。
这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是听父母说的。楼梯间需要接上电灯，晚上照明用。父亲接通电线后，灯泡不亮，到处找不出原因。过了几天，李大娘来我家偷偷告诉父亲，说他家李大爷说起这事，私下里跟李大娘说：“我知道怎么回事……”父亲照李大娘偷传来消息，才接通了电灯。李大爷是山东济南人，四九年以前在济南有房产，那应该是家境不错的吧。他本人山东大学毕业，然后进入青岛市邮电局，最后在市局做到人事科长的职位。他比我父母大10岁的样子。做邮电局人事科长应该是四九年前后。
1958年我随母亲到青岛的时候，李大爷就不工作了，休病假。每天不过是早上上山上走走，白天在家看看书，又在他窗外的空地上，种一点花草消磨时光。他由于身份的关系，能讲很多青岛的故事，如四九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在青岛的活动等。但关于他早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了解不多。我年龄大了以后，常有一个猜测，人事科长怎么能让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当呢？他应该是知趣，自己要求退下来，以图保全吧。
李大娘是山东日照人，娘家据说是当地大地主。政局变动时，她随家庭逃到青岛。她当时正年轻，而这时李大爷的太太因病去世了，留下4个女儿。李大娘嫁过来，我们老家叫“填房”。这4个女儿都没有成人，大概当时最小的也就几岁。李大娘待这几个女儿如同己出。如果不说，外人丝毫看不出她并不是亲娘。她与李大爷结婚后生下一个男孩，与我大弟弟同岁，小我4岁。李大娘这个后娘当的，受到我们院里一致的好评。都说后娘不好当，可人家就当好了。几个女儿把她当亲娘。能做到这点，主要是她人善良，待这些孩子如自己所生，把她们抚养大，生活上与自己的儿子一样，平等对待，该管教也管教。所以有此结果。家中团结，气氛和睦。可以说是父爱母慈。子女也很有教养。姐妹几个长大后，都顺利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小儿子最有出息，“文革”后考入青岛医学院，读完博士，到上海一所知名医院工作，成了皮肤病专家。
患难见真情。愿李大爷李大娘的灵魂在天上安息。
最后还要再补充一件近年来关于他们家的事。我们当年住的楼，政府前几年征用，每户按照面积给予现金或住房。而此时，李大爷的房子里只有上面提到的四女儿的丈夫在此居住。李大爷的四女儿已经过世了。
拆迁，可以获得一大笔钱或得到二套房子。多少人家为了争拆迁款，一家人争得闹上法庭，打得不可开交，财产分完，亲情也就没了。而李大爷家，女婿把要拆迁的消息告诉其他几位。在上海工作的男孩，首先表示放弃，不要分这笔钱或房子，接着其他姐姐也都表态不要。这件事，在我们院各家中传为美谈。而女婿说：“他们说不要，我也不能独自留下这钱啊。”你看，别人是争，他们家是让。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能相信能有这样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