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0年前后，罗马走到了十字路口，当恺撒被刺杀在庞培的雕像脚下，安东尼死在克娄巴特拉的怀中，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救世主”时，在《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一卷中，杜兰特写道：
“屋大维对废止旧宪法迟疑不决。卡修斯代表他与梅塞纳斯（Maecenas）和阿格里帕等磋商甚久。他们认为一切政府均为寡头政治，所以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三种政体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并不成问题。他们所要解决的是在目前的空间与时间之下，究竟采用以军队为本的君主式寡头政治，还是世袭式的贵族寡头政治，还是以工商界财力为主的民主式寡头政治？屋大维把它们合而为一，称之为“元首政治”（principate），那就是融西塞罗的理论、庞培的作风、恺撒的政策为一体。
人民冷静地接受了他的决定。他们不再恋慕自由，只是疲乏地企望着安全与秩序。只要能保证他们有娱乐有饭吃，谁来治理都无所谓。他们已经发觉议会的腐败无能、充满暴力，不但不能统治整个帝国，恢复意大利生机，甚至连罗马都无法管理。因为版图的扩张，自由问题也日趋复杂。罗马已非城邦国家，帝国无情地驱策它模仿埃及、波斯与马其顿。自由崩溃之后所形成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混乱，必须由新的政府建立新的秩序予以安抚。所有地中海的动乱国家都仰望着屋大维，期待着贤明政治的出现。
恺撒的失败就是屋大维的成功之处，因为屋大维较为圆滑，较有耐性。他了解文字和礼仪的妙用，他步步谨慎；而且，屋大维有的是钱。恺撒则迫不及待地要改变生活，想在半年之间完成一世的改革。苏埃托尼乌斯说：‘当屋大维带来了埃及的宝藏时，罗马因财力雄厚，利率从12%降到4%，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大增值。’当屋大维表明产权不可侵犯、不再放逐人民及没收其财产时，金钱立即流通，投资踊跃，贸易开展，财富又开始积累，并有一部分落入劳工与奴隶之手。各界人士得知意大利仍受封赐，罗马仍为帝国首都，均不胜欣喜。东方复亦的威胁已可暂时解除。恺撒所梦想的平等联邦（commonwealth）已被恢复统治民族特权所暗中取代。”
这段描述，让我想到《圣经·撒母耳记》中的一幕：在古老的以色列，众百姓带着一种集体性的焦虑与渴望聚集在先知撒母耳面前，向那位曾带领他们、作为他们与上帝之间中保的老人要求：“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因为，他们环顾四周，看到拥有国王的赫人、亚摩利人那般“像列国一样”的威仪，自己也便渴望如此。撒母耳——这位清醒的智者，向他们揭示了王权的本质，他说：“管辖你们的王必用这样的方式：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驾车，赶马，在他的战车前奔跑。他要为自己立千夫长、五十夫长；耕种他的田地，收割他的庄稼；打造他的兵器和车上的器械。 他必叫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厨师与烤饼的，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产的，他必征收十分之一给他的官员和臣仆， 又必叫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青年和你们的驴为他做工。你们的羊群，他必征收十分之一，你们自己也必作他的仆人。 那日，你们必因自己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但那日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却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率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时光流转，场景切换至罗马。屋大维，那位内战的最终胜利者，站在权力的巅峰，却做出了一个极具政治表演天赋的姿态：他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将权力交还元老院与人民，恢复共和。这本应是自由派梦寐以求的时刻。然而，历史的吊诡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据杜兰特记载，民众的反应并非欢呼，而是恐慌。他们甚至包围元老院，拒绝这份被归还的自由，转而要求任命屋大维为“大独裁者”。他们亲手将刚刚被卸下的镣铐，更加牢固地戴回了自己的脚上。于是屋大维成了奥古斯都！
从迦南到罗马，相隔千年，两个民族却做出了近乎相同的选择：主动放弃自由的旷野，奔向“安全”的牢笼。
这绝非偶然的愚蠢，而是深植于人性与社会肌理之中的一种复杂冲动。对此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当个体从传统的中世纪纽带中解脱出来后，尽管获得了“免于束缚”的自由，却也同时陷入了孤独、无力和不安全之中。这种独立的“消极自由”过于沉重，许多人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会心甘情愿地，甚至狂热地，将自己的自由交付给某个强大的权威——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某种极权体制——以期重新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
以色列人面对的，是列国争霸的险恶“国际环境”，他们渴望一个集中的权威来“为我们争战”。罗马人经历的，是长达百年的革命、内战与社会失序，他们“疲乏地企望着安全与秩序”。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自由所带来的责任与风险，显得如此令人恐惧。于是，他们选择了“逃避自由”。
而这条逃避之路，最终将导向何方？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为我们描绘了那条看似由美好愿望铺就，实则通往深渊的路径。当一个社会集体性地将规划与控制的权力让渡给一个绝对权威，以期获得效率、公平或安全时，这个过程便已开启。最初，它可能只是经济上的集中，如同撒母耳警告的“取你们的田地、葡萄园”。继而，它必然需要政治上的独断，以贯彻其意志。最终，为了维系这套体系，它必须侵蚀一切个人领域，包括思想与信仰。那条起初看似通往“强大国家”或“美好秩序”的平坦大道，会不知不觉地滑向奴役的深渊。
屋大维的“元首制”，正是这条道路上一次精明的、成功的里程碑。他没有像恺撒那样赤裸裸地挑战共和的符号，而是聪明地保留了元老院、法律和选举的古老形式。他提供的，是一种“温和的专制”，一种“戴着共和面具的奴役”。他深知，人民在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之后，所需要的已不是参政议政的权利，而是“产权不可侵犯”的保证，是利率从12%降到4%的经济繁荣，是“有娱乐有饭吃”的平静生活。他用秩序与繁荣，为那条新铸的镣铐，铺上了柔软的绒布。
回望这两段历史，我们无法简单地指责以色列人的短视或罗马人的懦弱。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人类处境的沉重寓言：对安全的渴望，与对自由的向往，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 在风雨飘摇之际，后者常常会被前者压倒。
如今，当我们这个时代再次泛起对“强人”的呼唤，当集体的焦虑再次试图用自由来交换承诺的安全时，撒母耳的警告、罗马人的选择、弗洛姆的分析与哈耶克的预言，便如同一声声穿越时空的钟鸣，在我们耳边回荡。它提醒我们，任何将命运完全托付于单一权威的举动，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都可能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而真正的勇气，或许不在于臣服于一个强大的庇护者，而在于承担起自由的全部重负与风险，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旷野中，亲手建造属于自己的城邦。
